作者:
李遥
1936年10月27日，《马德里之声》刊登报道，说两个多月前的8月15日在巴达霍斯（Badajoz）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文中写道：“亚桂（Juan Yague）中校占领了巴达霍斯……把没发一枪一弹的战俘当做左派集中在斗牛场。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盛大节日，……看台上坐满了上层骑士、慈爱的贵妇人、靓丽的小姐们、圣路易的少爷们、长枪党和革新党的追随者们、庄重的教士们、身穿长袍目光谦卑的神父和修女们。在这样华美的场面，架起了机枪。号角响了，牛入场的门开了，在八月的炎炎烈日下，人群涌入沙场，他们是巴达霍斯的自由主义者，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成员。他们中间有青年，有儿童，有男女老少。他们惊恐地哭喊怒骂，……当他们看见机枪，知道他们将被杀害，他们想退回，但是门关了，身后是枪柄和刺刀，他们只有等死。亚桂在看台上，旁边是他的副手卡斯特宏……只见亚桂举起一只手，掏出白手帕，机枪响了。”（转引自毕欧-莫阿《内战的传说》）
关于“机枪扫射屠杀”的人数，左派的说法从1500，4000，8000，一直到9000。
【西班牙巴达霍斯斗牛场】
这就是西班牙共产左派沸沸扬扬了70多年的“巴达霍斯大屠杀”。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无数谎言中，这大概是最耸人听闻的了。
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三位作者分别是弗朗西斯科-比罗-奥尔蒂斯（Francisco Pilo Ortiz）、莫塞斯-多明戈斯（Moisés Domínguez）和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Fernando de la Iglesia）。他们用了四年时光，翻阅了半个世界的档案，所查阅的资料遍及瑞典、俄罗斯、美国、哥伦比亚、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葡萄牙、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并非职业史学家或记者、作家，但是他们的认真严肃、保持中立和忠于史实的精神，是许多带着派性和个人偏见“按需取材”的学者所没有的。这本著述援引史料的记载，做了认真的核实和对照，对报道的虚构和不实之处层层解析，用事实做出令人信服的纠正，成为迄今为止信息最全面立场也更为公正的考察。
巴达霍斯－－西班牙内战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巴达霍斯是西班牙西南部比邻葡萄牙的城市，它和另一个城市卡塞雷斯（Caceres）同为埃斯特雷马都拉省的省城。攻占巴达霍斯是1936年7月18日军人政变起事后确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当时没有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认为只要迅速控制局势、尽快占领首都马德里，就能制止把西班牙引向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左派革命。为此佛朗哥利用德国援助的飞机，建立空中桥，往返直布罗陀海峡，把在非洲的军队运送到本土南端，继而向北进军，与此同时北部的莫拉将军率部南下，双方预期在巴达霍斯会合，然后向马德里挺进。由于卡塞雷斯已经响应起义，故只要拿下巴达霍斯，全省就置于起义军队控制之下，那样可打破人民阵线政府军的防线，使北方和南方的军队在8月会合成为可能，并使人民阵线政府陷于孤立。这就是巴达霍斯对政变军方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读到这里，不难意识到，这里谈的是战争，所以必须分清战死和屠杀。
胡安-亚桂（Juan Yagüe）中校的军队共有三千兵员，三十门大炮（有说外加约500长枪党人）。军中有750名摩洛哥士兵，勇猛强悍，亚桂的贴身卫士也是摩洛哥人。配合他的还有阿森西奥（Asensio）、特亚（Tella）和卡斯特宏（Castejón）三名中校，他们的任务是尽最快速度开到马德里，为此必须把巴达霍斯建成稳固的根据地。*
【胡安-亚桂将军和省长迪亚斯-德-里亚尼奥（Díaz de Lia?o）在1939年】
人民阵线方面在巴达霍斯的主要是民兵，他们既无训练亦无经验，最致命的是士气低下，如当年的一位女民兵所描述的那样，有老小妻儿的都不愿意送死，逃逸频繁，纵有六千民兵，却毫无战斗力，结果损失惨重。而起义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进展十分迅速，途经许多村镇一路顺利拿下，仅少数城池有民兵抵抗，但每一次都以速战决胜。这样，从8月5日到8月14日，在阿森西奥、特亚和卡斯特宏三支队伍的配合下，亚桂率部12天行军250公里，一路消灭了所有试图抵抗的人民阵线军队，征服十多个城镇，到达巴达霍斯。
8月14日，亚桂率部进入巴达霍斯的时候，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在这个由“忠实于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所领导的城市里竟然看不到一面共和国的旗帜，到处飘扬的都是革命红旗，曾是天主教会驻地、已被人民阵线占据的埃皮斯克帕尔宫大门上竟也挂着红旗。所以亚桂中校在8月15日入城庆典上的讲话中带头高呼“共和国万岁！”此举含义颇深，表明军人政变的初衷不是反对共和国，更谈不到“背叛”，政变是针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作家巴拉甘-兰查洛（A. M.Barragán-Lancharro）在网刊上公布了1936年8月15日的《ABC》报和国家《官方通报》，上面赫然记载着亚桂及其部下在入城典礼的讲话中带头高呼“西班牙万岁！共和国万岁！军队万岁！”的消息和字句。这位作家并且撰文称：“政变军人最初的口号里就有‘共和国万岁’，而且直到8月中旬使用的都是共和国的三色旗。巴达霍斯的事实证明，攻占巴达霍斯的军政当局都是忠实于共和国的，但这一事实被某些史学家（这里显然是指左派史学家－－作者）遗忘了。”
人民阵线派的态度与此相反。1936年7月21日的《官方通报》上，刊载了议会长纳尔西索-瓦斯克斯（Narciso Vázquez）的演讲，他的结束语是“人民阵线的共和国万岁”，而不是“宪政共和国万岁”。这是左派的一贯立场，给共和国加上了派性，把共和国据为己有，把所有不是人民阵线的国民都排除在共和国之外，当作对立面。这完全是左派斯大林主义专制的自然流露。还应该指出的是，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确凿无误地表明，斯大林的追随者，工社党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共和国，他们并不稀罕共和国，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共和国的合法性做跳板，发动革命转而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不妨再举一例证实：在一本回忆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书里，坦承无政府组织全国劳动联盟和工社党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集会高喊：“打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反佛朗哥派把西班牙的问题归咎于1936年7月18日的政变，从不敢正视政变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军人政变罪大恶极，于是左派各党追随斯大林实行红色恐怖的罪行都因此而成为合法，甚至一笔勾销，好像7.18前西班牙人民都很幸福美满。事实上却完全相反。据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巴达霍斯省长的官员称：那里庄园里的猪得到的照料都比人要好。1934年议会保守派领袖希尔-罗布雷斯执政时计划投资十亿比塞塔进行农业改革，但是受权力斗争所阻，未得执行。
据《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的作者之一、弗朗西斯科-比罗-奥尔蒂斯（Francisco Pilo Ortiz）称：1936年8月初，“国民军一路斩杀一路救助了一个月来被民兵酷刑折磨虐待毒打的人们，这类救援在有的地方来得太迟了，民兵已经逃跑，在逃跑之前把一些人活活烧死。”
双方战事的结果：人民阵线有6000民兵，阵亡750人，伤、俘和失踪共3500人。国民军3500兵员，阵亡44人，伤141人（据维基百科）。
现场目击者－－马里奥-内维斯的报道
马里奥-内维斯（Mario Neves）是关于巴达霍斯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证人，内维斯当时年仅24岁，刚从法律系毕业，在葡萄牙日报任记者。
他和另几位葡萄牙记者从8月11日就在西葡边境的卡亚等待准许入境采访，但是共和派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因为那些日子整个城市变成了地狱，居民不敢出门上街，人民阵线的民兵纷纷逃亡，在逃跑之前烧杀抢掠，他们显然不愿意外界知晓这些恶行。几位记者在边境目睹飞机轰炸，听到隆隆炮响，但是不能前往。当国民军拿下巴达霍斯后，内维斯等几位记者立即得到国民军当局批准入境采访。
【1936年8月15日的巴达霍斯斗牛场。－－马里奥-内维斯摄】
8月14日，内维斯人在葡萄牙的埃尔瓦斯（Elvas）听说巴达霍斯斗牛场发生大屠杀，入境第二天，即8月15日立即前往斗牛场。内维斯报道说：“我们立即赶到斗牛场，看到那里停着人民阵线的军车，大部分都已毁坏。边上有一辆战车，注册牌上写着‘人民阵线’。这个地方被轰炸过几次，沙地上还有几具尸体。这里那里还有一些没有爆炸的炸弹。这样就很危险，也很难做更细致的勘察。”
第二天，消息仍然盛传，于是他再次到斗牛场：“我们去了那里，目的是核实传闻。费了些周折，我们终于获准进入斗牛场。那里有几十个俘虏等待发配，但是这个场地和昨天我们看到的没有区别，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传言没有根据。那些被毁的机动车也依旧是昨天的那些，昨天令我们震撼的那几具尸体还在那里，尚未撤走。”
这段文字和他于1936年8月15日拍摄的斗牛场的照片都刊登在1936年8月17日葡萄牙的《消息日报》上。也就是说，15和16日两天，内维斯和另一些记者两次亲临斗牛场，看到的是同样的场景，没有什么节日，而且显然，在一触即爆的炸弹围绕下用机枪扫射进行大规模的枪决看来是难以做到的。
从8月15日，他开始给里斯本日报发消息，他对事件做了第一手报道：街上、民兵队部和墓地都有成堆的尸体，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还实地查看了圣-胡安公墓，因抵抗国民军而战死的民兵的尸体都被运到那里：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多，不及一一下葬，出于防疫考虑，决定火化。
内维斯写道：“从10小时前，火就一直燃烧……在一块40平米的面积里，躺着300具烧焦的尸体……边上是30具着平民装的尸体，对面是23具国民军士兵的尸体，他们被机关枪的猛烈火力杀死……墓地的门口，一辆卡车卸下从别处收来的四具尸体。”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内维斯所描述的恐怖场景都是他亲眼所见，他甚至注意到穿军服还是便服，是共和军还是民兵，并分别计数。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1500具尸体，更没有说过4000。
内维斯在其著述《巴达霍斯的屠杀》（1986）中，客观记叙了在巴达霍斯发生的战役，提到双方都有伤亡，记录了国民军进城伊始毫不犹豫地打死几乎所有的反抗者，也指出头两三天内国民军对战俘也毫无怜悯，不仅枪毙俘虏，一些逃跑被抓回的也被枪毙。（这种情况几天后才得到纠正）。
内维斯的一次关键采访是会见了亚桂中校，其中的两句话对了解巴达霍斯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内维斯问：“那枪毙的情况呢？有人说是2000。”
据内维斯报道的原文的说法：亚桂中校惊讶地看着他，回答：不会那么多吧。比罗分析道：“这说明，内维斯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中校知道有枪决的情况，但是也知道没有两千这么多。当时缴获的步枪有3000支，还有几挺机枪和几门大炮。”
【巴达霍斯墓地的民兵尸体。摄影R.布鲁托】
8月18日，法国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Rene Brut）偷偷拍下墓地场景，据他估计约有300具尸体。而据人民阵线政府的省长、奉命守城的伊德丰索-普格登格拉斯-彭瑟-德-列昂（Ildefonso Puigdengolas Ponce de León）上校的回忆录记载，在抵抗国民军的守城战中死去275人。这个数字与摄影师雷内-布鲁特估计的300人基本相符。此外，据民政统计，至1936年底，死亡人数是 500到1500。
《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的另一个作者、莫塞斯-多明戈斯援引了见证人卡斯特尔维尔侯爵（Castellvell）的讲述，他是这样说的：“假如一个阿斯图里亚斯（1934年十月革命发源地－－作者）的工人刀剐一个神父那很正常，要是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亚桂将军拿下巴达霍斯，登上卡车讲话，说，在斗牛场里的不是右派。他登上卡车说，在斗牛场里的是我们的人，在斗牛场外面的是冲着我们的人来的，所以摩洛哥兵手持尖刀冲出斗牛场，结果是一场肉搏……”。
此外还可以参考国民军8月14日给佛朗哥和莫拉将军的电报。电文称：“今日十三点半进入巴达霍斯，在强大堡垒工事反抗下打退敌人，至敌方伤亡及被俘众多，俘虏中有指挥守城的中校以及指挥官。……在梅里达市，特亚中校指挥的部队令敌方部队纷纷逃生，伤亡和被俘众多。……敌机在梅里达被机关枪击落……”
电报中所称“众多”被左派变成数字，从2000到4000直到8000。
由此可以说明，所谓8月15日在巴达霍斯斗牛场举行盛大节日的说法是虚构的，而在那里枪决了2000、4000，甚至8000红党分子的说法都是任意夸张。
1982年，内维斯重返旧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片中，他仍然坚持1936年的说法。但是主持人却援引谣传的说法，甚至说在斗牛场的枪决持续了一个月，然而，事实上那时候亚桂将军早已不在巴达霍斯了，他的任务是火速进军马德里。
如毕欧-莫阿所言：“由于长期以来播种煽动的仇恨，许多人宁愿相信那些谣传。把它们当作支持自己派性观点的论据。”幸亏内维斯拍下的斗牛场的照片保留至今，幸亏留有法国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的影像记录，根据数位研究人员的考证，巴达霍斯事件的死亡人数不超过500。
谣言的始作俑者－－雅克-贝德特
据比罗-奥尔蒂斯（Pilo Ortiz）和莫塞斯-多明戈斯（Moises Dominguez）考证：谣言始于法国《时代》记者雅克-贝德特（Jacques Berthet）。他是内战初期被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活动家威利-姆森伯格（Willi Münzenberg）发展的，其任务是专门替人民阵线做宣传。
当时在巴达霍斯的外国记者有比利时的，法国的和葡萄牙的，这几个记者称“在圣-胡安广场看到80具尸体”，而雅克-贝德特称看到300，其他记者估计巴达霍斯事件在巷战中战死的和被枪决的，总共不超过500人，而贝德特说“1500”。
贝德特写于7月27日的报道中说：“和许多外国报道相反的是，巴达霍斯的局势完全平和，自从革命以来一直忠实于政府，只是在两三处偏僻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和大批搜捕嫌疑犯。”事实是，人民阵线民兵劫持关押了数十名右派并把他们杀害，这不能简化为“两三处地方的流血事件”，到8月8日，被人民阵线定为反革命而杀害的已经达到300多人；所谓被逮捕的嫌犯，其中不仅有君主派人士和少数长枪党人，还有数千共和派人士。这就再次表明左派是斯大林革命派，而不是共和派，前面已经援引了他们的目标是“打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当时，民兵的行动肆无忌惮，驾车兜圈到处搜捕右派并投入监狱，而贝德特却在报道中说：“生活继续无变化。我们只是看到，众多的共产党民兵穿着工作装手持步枪背着子弹在街上巡逻，行使警察的职能。”
人民阵线残酷折磨长枪党人，不断威胁他们如果不喊共产主义万岁就要杀死他们。但是，他们任凭毒打折磨，死时都高喊“西班牙万岁！”（据A-M-巴拉甘-拉查洛）。
一个名叫费力西亚诺-桑切斯-巴力加（Feliciano Sánchez-Barriga）的长枪党人被害，贝德特在报道中只一笔带过。真实情节是，“ 他在母亲家里洗了澡，出来时碰上了几个民兵，这几个民兵认出了他便跟踪他。他试图摆脱，想走进一家商店躲避没有成功，他继续走，……民兵用猎枪朝他射击，他受了致命伤，被送进医院，第二天（7月23日）不治而亡。而杀人犯当众炫耀，说那里流了法西斯的血。”（ 据1996年访谈阿古斯丁-卡兰德-桑切斯-巴利加?Agustín Carande Sánchez-Barriga?）。
贝德特臆造假新闻称：“59名西班牙难民被葡萄牙当局交给亚桂中校的军队枪毙”。然而实际上这些人在西班牙境内，并不在葡萄牙避难。为此葡萄牙当局于1936年8月20日把贝德特驱逐出境。
从共产主义活动家那里领命的贝德特，与当地人民阵线的高官保持关联，所以他的报道不实不是出于偶然或者无知，而是蓄意。
仅凭听说而作的报道－－杰伊-艾伦
谣传的另一个制造者和传播者，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他于事发9天之后来到巴达霍斯，第二天便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恐怖之城巴达霍斯屠杀4000人》（《Matanza de 4000 personas en Badajoz, Ciudad de los horrores》），同时，文章注明发布时间地点是“艾尔瓦斯，葡萄牙，8月25日”。
他写道：“从8月14日巴达霍斯陷落已经9天了。起义军已经离开那里。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9天已是很长时间，巴达霍斯已经是历史了。但是……我还是去了。”这说明，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消息来源都仅仅是“听说”。但是，由于他的标题和内容都如此耸人听闻，很适合左派的口味和需要，他们更愿意援引他的版本，结果身为目击者的内维斯的报道却被有意忽略了。杰伊-艾伦的版本带上了明确无误的政治立场：“数千共和国民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因为保卫共和国和反击将军和地主而被杀害。”他的报道中充满了“人们说”，例如“…… 凌晨4点他们被带进斗牛场，那里机枪等着他们。人们说，第一晚，血流……那里杀了1800男女。”这一说法和前面目击者内维斯亲眼看到的完全不同，但是，轮到读者，站在派性立场上人们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倾向来选择信息。
他还说：“数百名逃亡到葡萄牙的人被退回去送死，从那时起，每天枪决50-100人。摩洛哥士兵和军团兵抢掠他们。最悲惨的是，葡萄牙的国际警察违反国际法，把逃走的共和国民兵退回去，然后被起义军枪决。”从前面贝德特的被驱逐，已经表明这纯属造谣。
杰伊-艾伦的报道中也有几行字承认左派的红色恐怖：“我知道，在另一边，也发生了许多恐怖事件。在围攻战中，每天枪毙六七个右派。……阿尔门德拉列霍斯村（Almendralejos）的右派们被钉上十字架，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认识的人们看到了烧焦的尸体。我知道，他们死了很多，几百，几千，死在复仇者手里。”假如这样的左派记者都能够承认己方的罪行，足见实际情况该是多么可怖。
巴达霍斯面积有147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有四万出头。假如按照左派传言的屠杀数字，等于全城的成年男子几乎都被灭绝了，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根据比罗的考查，民兵中的大部分都得以逃生。
杰伊-艾伦的文章是在葡萄牙的埃尔瓦斯（Elvas）写的，是从同逃到那里的人的谈话中听来的。例如他说到：教堂的塔顶一角“被炮弹毁坏”，守城的民兵“被烟熏死和被枪击而死”。据三位作者的考证，这些都是臆造的，因为教堂根本没有遭到过炮击或轰炸，这些情节发生在另一个城市，阿尔门德拉列霍，而不是巴达霍斯。此外他说8月23日那天还看见熊熊火光，还把数字夸大到4000，说280名国民军士兵只有22个幸存，实际上该支队阵亡24人，先遣队佩雷斯-卡瓦耶罗指挥的第16连战死人数最多，为11人。他所说的有1800男女被杀，是从法国记者雅克-贝德特发表在《时代》的报道里抄来的。他本人的报道8月25日传到芝加哥，但是8月30日才见报。这表明，假如是事故性的失实完全有时间修定，没有这样做显然是有意的，他和贝德特一样也是人民阵线的宣传员。他们的这些说法和马里奥-内维斯亲眼所见完全不同，马里奥两次在斗牛场现场，第二次有雅克-贝德特陪同，然而贝德特并没有修正他的夸张说法，假如没有内维斯的图片为证，谣言恐怕会是“任人信口开河”了。
关于杰伊-艾伦是否到过巴达霍斯，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本没有到过巴达霍斯，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巴达霍斯，但是只是听说，什么也没看见”。例如何塞-马里奥-阿尔梅洛（Jose Mario Armero）在他的《内战期间的外国记者》（1976）里称：杰伊-艾伦写的报道都是根据听说的，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说。总之，研究考察的结果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无论杰伊-艾伦是否到过巴达霍斯，他的报道都是谎言和伪造。
杰伊-艾伦是一个十分热心的共和派，据他的儿子迈克回忆说：“西班牙共和国战败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我的父母不可接近，好像魂不附体，沉浸在痛苦压抑中。我觉得，我父亲得抑郁症是从那天开始的。”由此，杰伊-艾伦的个人感情和政治主张严重影响了其报道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就不足为怪了。
其他记者的说法
据莫塞斯-多明戈斯考证，当时进入巴达霍斯的记者，电影摄影师和图片摄影师有20多人。据一个名为拉法埃尔-富恩特斯（Rafael Fuentes）的人的说法，他所确认的有五名外国记者，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葡萄牙《里斯本日报》的马里奥-内维斯（Mario Neves），法国新闻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René Brut），法国《时代》的雅克-贝德特（Jacques Berthet），《芝加哥论坛》的杰伊-艾伦（Jay Allen）。另外还有：哈瓦斯通讯社的马塞尔-丹尼（Marcel Dany），美国《先驱论坛》的约翰-T-怀特克（John T. Whitaker），以及一个没有确认姓名的美联社记者。
人民阵线左派反复引用和宣传的，是美国记者约翰-怀特克（John T. Whitaker）说，亚桂将军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当然杀死了他们。您以为怎么？我会带着4000红党俘虏一面行军前进去打红党？或者把他们留在巴达霍斯让这个城市再度沦陷在红党手中？”但是，在1936年的报纸上找不到这次采访，它出现在约翰-怀特克1943年出版的《我们不能逃避历史》（P.113）一书中，并且由H-R-苏斯沃斯（Southworth）在其1963年出版的《佛朗哥的战争的传说》（P.123）中引用了这段话。由于没有史料做证据，一些人认为是臆造，另一些人，即人民阵线派宁愿相信是事实。西班牙一个叫埃斯皮诺萨的派性“史学家”把死亡人数说成7000，据史学家毕欧-莫阿考证，那是把在战场上战死的和在其他年份死去的人加在了一起，他这样做显然是蓄意的。
关于巴达霍斯事件，西班牙共和派政治家和记者作家胡利安-苏佳萨戈伊迪亚（Julian Zugazagoitia 1899-1940）有这样的评说：“假如把责任归咎于亚桂将军（当时是中校）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我了解亚桂的政治立场，我很怀疑他是这样的屠杀的责任者。我觉得它可能是国民卫队的几个负责人干的，他们败给了共和派，共和派饶了他们的性命，而他们却积蓄了魔鬼般的仇恨，我不认为亚桂有责任，他应该帮助我们搞清，是谁屠杀了那些年复一年为我们的面包提供小麦的人们。”
莫塞斯-多明戈斯在查阅史料时发现了一条线索，两个澳大利亚人。
他们是学生，贝西尔-吉和比尔-希皮尔特，都只有20岁出头，1936年6月27日他们获准在西班牙境内停留3个月。他们来到美酒鲜花的世界西班牙，考察葡萄酒的酿制工业。但是他们听到的是马德里的枪击，闻听了君主派领袖议员卡尔沃-索特洛被谋杀的事件。
【贝西尔-吉（Basil Gee左）和比尔-希皮尔特( Bill Seppelt)在马德里市中心 (摄于1936年7月12日) 】
他们的旅行屡经风险：在马德里咖啡馆吃饭时汽车被撬行李被偷光，后来干脆连车都被偷掉，找回来的时候轮胎全被扎破。一日，给比尔擦皮鞋的人收到一个小包，四周人群见状立即散开，令比尔意识到那小包是炸弹，他一把夺过来扔出去好远，晚一秒钟就会在他手里开炸。他讲述：“在托莱多，民兵用枪口对着我们，我们的车不得不常常载伤员，民兵还强迫我们把车开到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好在没有对我们开枪。”所以，他们决定从葡萄牙边境离开西班牙。7月18日，他们到达巴达霍斯，立即被国民卫队截留，车被查抄没收。在边境，国民卫队扣留了他们300英镑，还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但是，他们必须申请葡萄牙签证，否则不能过境。于是不得不再返回巴达霍斯，在葡萄牙领事馆每个人付了42.05比塞塔，获得签证。之后，葡萄牙当局又要弄清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三方之间遇到多重麻烦。
到达葡萄牙的奥波尔多，希皮尔特对《快报》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在旅行中看到莫拉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瓜达拉马山顶，打败了共产主义民兵，这些民兵在半山腰，弹尽粮绝，……军队追他们的车，弄清之后放了他们，使他们得以来到边境。马德里政府没收了每家的收音机，使人们就无法听到消息。”
8月11日，贝西尔-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31日父母收到。信中说：“政府军（指人民阵线政府）的野蛮令人难以置信，数千人遭毒打酷刑，火烧活人，活埋活人，破坏难以替代的古迹，例如托莱多和巴塞罗那的教堂，这只能让人们反对马克思……”
8月15日，为了收回被没收的别克车，他们越过边境到巴达霍斯住了三天。他们描述了如下见闻：“我们到达的时候还在清洗，城市被攻陷之后的屠杀令人恐怖。男男女女被关在斗牛场，尽管申诉自己的无辜，但是没有人听。……军团兵和摩洛哥兵把男人的衬衫扯破，看是否有枪托的印记，假如怀疑，立即枪决，没有审判。就这样，两千多人，其中300妇女，被送给死神。……我们看到几个男人冷血开枪射击。野蛮的摩洛哥兵看上去对屠杀很感兴趣。他们载着抢来的表、首饰珠宝，享受着自由活动。……共产党活埋人，把人们反过来钉在十字架上。”
根据笔者所参阅的资料，他们的描述，从现象上说应该大致属实，例如比罗所考证的不遵守俘虏政策的现象开战几天后才得到纠正，但是具体数字看来和前面的杰伊-艾伦一样，也是听来的，因为他们都不在现场。
只是，还有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事实，例如人民阵线的共和国卫士们在逃跑之前席卷市政公款七万比塞塔，盗窃税务局的税款和邮局保险柜里的钱，把教堂、修道院的金银宝物顺手牵来，以及勒索席卷商家及市民的私人财物等等。8月14日亚桂进城后，反倒是这个被共产左派称为“法西斯”的军队发布了失窃物品通告，有些人还收复了部分财物，但是从未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和国卫士们”归还过分文。
【巴达霍斯斗牛场一角】
结语
战争是残酷的，是血淋淋的，是要死人的。由于在巴达霍斯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先发制人，所以上级的命令是决绝的：必须继续前进而身后不得留一个敌人。巴达霍斯是政变军人夺取的第一个省府，这一事件给人民阵线政府造成的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成为其宣传机器的主攻对象，极力夸大事实并掺入虚构，以便达到恐吓人民，挑拨仇恨，制造对立的目的，从而笼络人心，寻求支持。
比罗在书中强调了一点，即一些左派只在乎渲染和夸大巴达霍斯事件，目的在于把事件描绘的越是残酷，左派就越是可怜的受害者，而右派就越是残忍的法西斯。他们完全忘记了那些被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毒害的士兵，这些士兵被乌托邦所迷惑，为一个虚妄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献身，他们满腔热血，拿枪战斗，为保卫巴达霍斯抵抗国民军而战死，而他们的指挥官见势不妙纷纷逃走，把他们丢弃给敌方，然后被他们的“同志”所遗忘，被那些“史学家”忽略不计，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有一点想来是无疑的：即假如战胜的一方不是国民派而是人民阵线，那么人民阵线的反攻倒算远比国民派要恐怖得多。早在军人政变之前，五年的共和国实践已经告诉了人民什么是斯大林共产左派的红色恐怖。
作家A.D.马丁-鲁维奥在为《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所作的评介中说：“ 这种造谣惑众式的宣传，像假币一样，从历史学家传到历史学家，既没有提供文字记载资料也没有文件证据支持。这一伪造的用途是在当前挑起仇恨。”这是巴达霍斯事件沸沸扬扬七十多年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一谣言在当时能够得以盛传有一个重要背景，即人民阵线于巴达霍斯事件同时在马德里几所监狱血腥屠杀囚犯在国际造成恶劣影响，于是试图渲染巴达霍斯事件以转移注意力和削弱影响，“它是工社党头目因达列西奥-普列多带头发起的，然后被人民阵线的宣传渲染夸大的”。监狱大屠杀的事件另文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