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1月开始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系列丛书，该丛书有计划的采访了一些当事人，通过他们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采访者将其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这其中的《徐利治访谈录》于2009年1月首版发行。
徐利治，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20年9月23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1]、钟开莱[2]。1945年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华罗庚助教，1946至1949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到长春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历任教授、教务长，1981年担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92年离休。
我最早听说徐利治先生是在1998年，在我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听徐先生的学生、著名密码学家肖国镇[3]教授讲起徐利治先生的一些轶事，不过时隔久远，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次在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看到《徐利治访谈录》，当然要秉烛夜读，从徐先生的口述里了解到不少科学名人“典故”。
一、西南联大
徐利治在1940年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考，考了409分，在当时，考385分就可以上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临时联办），但是老乡建议说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出路较好，因此去了唐山工程学院，但徐先生在那仅呆了一个月就感觉不喜欢工程专业，还是想学数学，于是直接找到校长茅以升先生要求转校，茅先生让秘书写了推荐信，徐利治在当年9月底转入西南联大，先去了航空系，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的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在徐先生的转系申请上签了字，这才转到数学系。
徐先生在昆明学习期间，同一个宿舍的后来成名的有邹承鲁[4]和朱光亚[5]，有意思的是徐先生的政治上偏向中共，他本人也在1945年加入了中共在昆明秘密成立的青年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而邹承鲁是“三青团”团员，但是他们却处的很好，相安无事。50年代初徐利治去剑桥留学时，当时也在剑桥的邹承鲁夫妇还经常请他吃饭。
在西南联大期间，徐利治参加了华罗庚组织的小型数学讨论班，定期讨论数学问题，在讨论班里，徐先生年龄最小，但因为徐先生喜欢做研究，在1945年毕业之前，就已经在国际数学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因此，在毕业前，华罗庚、许宝騄都想把徐利治留校担任助教兼科研助手，但这时出了点小意外，原因是徐利治在校期间参加过学生运动，而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6]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都称他是国民党的党棍”（引自《徐利治访谈录》，以下带引号的同），他不主张留左派学生留校，无奈之下，华罗庚、许宝騄建议徐利治直接去拜访吴有训，徐利治去了之后，吴先生很客气，劝徐不要再参加学运，徐利治只好先答应下来，就此留校问题得以解决。
二、清华园
1946年5月，清华、北大、南开回到各自原校址办学，徐利治于9月份和妻子到了清华园。同年10月，经洪季凯（洪德铭）[7]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吴征镒[8]、何东昌[9]一个党小组。党给徐利治的任务是利用自己清华教师的身份，联络清华的著名学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徐利治主要联络了叶企孙[10]，周培源[11]，段学复[12]。
在与叶企孙先生的接触中，叶先生说道，他和梅贻琦校长多次请杨武之先生回到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未果，（据杨武之给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里说是因为他换了伤寒一直不愈）请陈省身先生来做系主任又被婉拒，叶先生对他们二人很不满意，无奈只好把位置暂时留给了在美国的华罗庚，叶先生还说，之所以他和梅贻琦一再争取请杨先生回清华，除了清华数学系师资力量短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请杨先生的儿子杨振宁也到清华任教。
徐利治在与段学复联络前已经告诉他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因此，当国民党警察进入清华捉拿一个叫张家树的党员时，徐直接把张家树送到段先生家里去躲藏，段先生虽有点害怕，但还是将这个人隐藏在自己家的杂物间过了一两夜。
周培源先生曾经骑自行车把徐利治的论文校样送给徐，当时徐先生还只是个助教，党小组长何东昌指示徐利治抓住这个机会和周先生接触，看看他的政治倾向。徐先生于是主动到周培源家里拜访，“周先生对我很热情，谈话也很主动，他讲的时间比我的要多”，周先生对徐利治说，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经表露出来了，他对那些原来很反动、看到共产党要得势就又倾向于共产党的人是瞧不起的，“他说他就瞧不起冯友兰[13]先生，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冯先生走蒋介石路线，是捧蒋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优势后，他又讲共产党的好话了”，徐先生认为周先生“很坦率，很敢讲”，“这么坦率，这么敢讲，做一个学者当然可以，如果真正搞政治恐怕是不行的”。
徐利治经许宝騄、陈省身推荐于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徐利治在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留学通知之后，随即向党小组组长何东昌汇报，何又向北平军管会的负责人刘仁[14]汇报（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刘仁的意见是“应该让他去，但他不能暴漏身份”，还让何东昌转告徐利治，“一方面可以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做留学生的统战工作”。
其实在西南联大做助教时，徐利治就有出国的机会，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决定派华罗庚、曾昭抡[15]、吴大猷[16]各自遴选数学、化学、物理方面的两名优秀学生赴美学习，华罗庚想带徐利治和孙本旺[17]去，结果材料报到重庆，徐被刷下来了，因为“当局已经掌握了我参加学运的情报，说我跟共产党走，不能出国”，“华先生还埋怨我说，你不参加这些学运就好了么”。
1951年，徐利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秋天，由于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三、在吉林大学的遭遇
1952年高校大规模调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改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高教部为了加强其师资力量，决定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自愿报名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亲自点了王湘浩[18]和徐利治等人去支援东北人大，王和徐去后分别担任数学系正、副主任。
由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师资力量较弱，因此在1954年有选择的留下了该校数学系第一届毕业生（这里面有名气的如伍卓群[19]），同时加紧引进师资，徐先生得知中科院数学所的孙以丰[20]因为亲属在台湾，数学所在“关肇直[21]的领导下，给他开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什么来”，他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因此和王湘浩商量将孙以丰挖过来，但数学所提出要东北人大给他们一些优秀毕业生作为交换，当时徐先生正好带了一批学生做毕业论文，在征得其中的董韫美[22]本人同意后，把董韫美推荐到了数学所。
徐利治在亲手创立东北人民大学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期间，却赶上了反右运动，他本人和物理系主任余瑞璜[23]、历史系主任丁则良[24]被打成东北人大的“反党集团”，随后坐上了反右运动末班车，在1957年年底被追加成右派。
徐利治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总结就是“说话不大小心，把人事关系想的相当简单，经常有什么想法就直率的说出来，老同学和老朋友常称我‘徐天真’”。
徐利治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春天全国大鸣大放之际，徐先生作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参加了长春市委召开的党内外人士帮党整风座谈鸣放会，会上“不少人积极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徐先生可能也很激动，“也耐不住发了言，说东北人民大学的党委确实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后者有排外性和排内性”，后来风向一变，当年7月18日的《吉林日报》第一版直接刊文批判徐利治，说“徐利治的发言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党员、更不是党委委员的立场上推动党的运动，而是和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的向党进攻，徐说过，‘共产党500年后总要消灭的，但数学将与地球长存’” 。
徐利治事后肯定是很后悔，他认为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最大天真和失误”。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徐利治也很清楚，这就是在1954年东北人民大学出现的“万言书” 。
所谓“万言书”，就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分部的几个负责人对东北人大领导有意见，综合了几万字的材料来向上级反映当时的领导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左，譬如对教师尊重不够，把行政部门的地位放在学系、教研室之上；总务人员对教师态度不好，工作效率差，作风极不民主；有些干部的使用与提升，不是以科研成就和教学经验为主，而是强调所谓的政治态度和资历；有的党员对群众不是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而是采取“监视”和“整”的态度”，“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都没有具体领导；没有把教学改革当做中心任务，更谈不上配合其他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等等。
“万言书”中大部分材料来自民盟东北人大分部主任委员余瑞璜、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以及唐敖庆[25]，由东北人大党委指派加入民盟、对该民盟分部作统战工作的徐利治整理改编，1954年夏季，徐利治先拿给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看，何认为问题严重，建议直接送到教育部党组。徐照办了，教育部检查组随即来到东北人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万言书”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检查组离校后，原校长吕振羽[26]被免职，匡亚明[27]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就任后，徐利治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长，余瑞璜被任命为副校长、科研部长兼物理系主任，丁则良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系主任。
徐先生当时可能觉得痛快，但他也许不曾想到，你作为一个党员，党派你进入民盟做组织委员，是为了统战，你非但没把他们安抚住，反而让他们拉到一个统一战线去了。1957年6月，他老人家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民盟中央揪出了“章罗”联盟，东北人大这边也不含糊，搞出个“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来，8月12日的《吉林日报》不但批判徐利治是“余瑞璜、丁则良等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还称我们是‘一只手伸进党内，一只手伸进盟里’，”，“企图篡夺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权蓄谋已久，企图把东北人民大学拉向倒退，把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
不过匡亚明对徐利治很不错，在校党委开会讨论定徐先生右派的两次会议上，一直不松口。但到了57年底，原定右派比例为3%，“有人提出追加2%，我就被追加成右派了。如果那时匡校长再继续保护我的话，他自身也难保了”。
经过这次运动，徐先生算是看明白了，他“始知真理有着‘非标准’的相对性，始知单纯的正义感要吃亏”，“2004年，我去上海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钱伟长先生对我说：党要人服从。钱先生的话是有些道理的。”
当了右派，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徐先生和王仁宏[28]写了篇论文，《中国科学》已经由专家审稿并通过，需要吉林大学党总支写份推荐书，可党总支就是不同意。后来和王仁宏写了另一篇论文，在前苏联的《科学院院报》上倒是发表了，“但是王仁宏因为和我合作，影响了评职称和涨工资。” 1961年，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转来美国数学会的信，邀请徐利治担任美国《数学评论》的特约评论员，徐请示匡亚明，获得默许。1963年，匡亚明调到南京大学当校长，就又不行了，“新任党委书记陈静波[29]动员王湘浩劝我给美国数学会去函，声明不做评论员，说是‘中美关系不好，我为美国数学会做评论员，影响不好’”，徐先生哪敢不从啊。
凡此种种，徐先生心里很不痛快，文革后，摘了帽，平了反，坚决要求调离吉林大学，最终在1981年自己61岁之际来到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亲手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期刊，开创了“计算组合数学”的研究。1992年退休。
四、几段名人轶事
1、钟开莱的个性
钟开莱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当年在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中为理科第一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老考第一名，自称有‘傲上性格’。而且钟开莱脾气也不好，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尚是数学系研究生的钟开莱还和经济系的萧蘧[30]教授因看病排队在校医院大吵一架”。“钟开莱原本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吴有训先生开设了光学课，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听课，而钟开莱老是缺席。他说吴有训先生讲课喜欢照本宣科，他自己在课下看看就可以了。而吴先生很在乎学生听不听课，所以他对钟开莱经常缺课很不满，并且想开除钟开莱，后经周培源先生说清才作罢。之后，钟开莱就转到了数学系”。
钟开莱在数学系先是跟着华罗庚做研究生，主要攻读数论，同时还做他自己喜欢的概率论方面的研究，“华先生就批评他说，你搞那些没什么意思。钟开莱听后很不高兴，立即反问华先生，你搞的那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对老师是大为不恭的。这样两人就闹翻了，钟开莱就不做华先生的研究生了”。“钟开莱和许宝騄都是杭州人，许先生对他的才华很赞赏，收留了钟开莱。所以钟开莱对许先生很感激”。
2、徐利治谈华罗庚、陈省身先生
徐利治说起华先生很客观，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对于华先生的个性，他说，“ 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不过，华先生讲话时经常会表露出一点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西南联大的这种表现，得不到老先生们的好感。他当时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没有跟他来往的，所以华先生是相对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华先生还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滞留了一段时间，犹豫不决的。经过思想斗争后回来了，但是很快又闹起了情绪，徐利治认为，“闹情绪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说留给他数学系主任的职务。但华先生回来后，段学复先生没有把系主任让给他，而是继续干下去。这点使他不愉快。至于段先生没有把系主任位子让给华先生，主要是他背后受到了周培源先生和钱伟长的支持。我跟钱伟长先生也很熟。前几年，我到上海去，他跟我讲，当时背后捣蛋，不愿意让华罗庚做系主任的，一个是清华的元老周培源先生，一个就是钱伟长。华先生后来也知道。周培源当时在清华是很有发言权的。钱伟长是少壮派，又是进步教授。解放初期，共产党对他很器重，他后来做清华的教务长。这两个人反对。他们的意思是，华回国来坐享其成，国内解放战争艰难时期都没回来，现在等到一解放，回来就要做系主任，到清华来捞一把。钱伟长对段先生讲，你不要让。你系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让给他。周培源先生大概对华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对我说过，他回来时国内对他的欢迎不太隆重，当时只有他的女儿华顺和他西南联大时的助教闵嗣鹤[31]先生去车站迎接他，并没有政府的官员迎接他。他没有想到他回国时的场面会这么冷清。他大概对此有些失望。因为华先生这个人很看重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时候，筹备处主任是苏步青先生。通常筹备处主任，后来是要当所长的。这样，他觉得也当不上数学所所长了。段先生跟我讲过，华先生跟他关系很深，但华先生回国后，段也感到很失望，因为华先生回来以后什么都要。清华数学系主任也要做，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也要做。说他欲望太大了一点，就是胃口太大”。
对于华罗庚先生的政治抱负，徐先生表达的非常直白，“ 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四十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他愿意做头头。如果在政治上给他职位、权位，他是愿意做的。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陈省身先生也是入世派。许宝騄先生是位观世派”。“华先生这个人，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放弃数学，他也是可能的。他对从政或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之外，这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在这点上，许宝騄先生是很不相同的。他淡泊名气，凡是权位、官职一概都不放在心上”。
陈省身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回来，徐利治也分析了原因，“我听苏步青先生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二十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先生回来。陈先生表示婉谢，而且说他当时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我认为，陈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是偏右的。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是三青团的头头陈雪屏[32]的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更不会回来了。我前面提到，陈先生同华先生一样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当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的。但所长的位子只有一个，华先生已经坐了，陈先生回来后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陈先生也不会跟华先生竞争这个所长的职位。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来后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徐先生在数学上有不少建树，而且涉猎广泛，由于我不懂专业，因此这里就不胡乱点评了。
徐先生在做口述回忆的时候已经84岁，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处事认真，非常坦诚，对自己的师长充满感激，但不去刻意掩饰自己了解的情况，不时谈一些“秘闻”，其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剪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33]。
注释：
[1] 许宝騄，男，1910年出生于北京，数学家。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曾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1947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他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0年于北京逝世。
[2] 钟开莱，男，1917年生于上海，华裔数学家。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2009年去世。
[3] 肖国镇，男，1934年9月生，吉林四平人，密码专家。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 邹承鲁，男，1923年生于青岛，生物化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婿。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中科院生物化学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在北京去世。
[5] 朱光亚，男，1924年生于湖北宜昌，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当年回国。长期从事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在北京逝世。
[6] 吴有训，男，1897年生于江西高安县。物理学家。1920年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7] 洪季凯，男，1991年生，湖南省临澧人。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负伤被俘，次年逃脱。1944年考取西南联大。1945年2月在“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此后一直从事学运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团委副书记，湖南财经学院副书记、院长，1986年离休。
[8] 吴征镒，男，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9] 何东昌，男，1923年生，浙江诸暨人。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
[10] 叶企孙，男，1898年生，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惨遭迫害。1977年在北京含冤逝世。
[11] 周培源，男，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任职。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逝世。
[12] 段学复，男，1914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194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5年去世。
[13] 冯友兰，男，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供职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言论为人所诟病。1990年逝世于北京。
[14] 刘仁，男，1909年生，四川酉阳人。原名段永鹬。1924年到北京，受其舅父赵世炎的影响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73年被迫害致死。
[15] 曾昭抡，男，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反右运动中的著名右派。后去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含冤去世。
[16] 吴大猷，男，1907年生于广州。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一直在欧美多个大学讲学。197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83年至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00年3月病逝于台北。
[17] 孙本旺，男，数学家。江苏高邮人。193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6年获纽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18] 王湘浩，男，1915年出生于河北安平。数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职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在大连逝世。
[19] 伍卓群，男，1930年生，湖南湘潭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后任吉林大学校长。
[20] 孙以丰，男，拓扑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科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1]关肇直，男，1919生于天津。数学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休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47年入党。建国后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反右运动后担任数学所副所长。1980年开始担任中科院系统科学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82年去世。
[22] 董韫美，男，1936年生于昆明。计算机软件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23] 余瑞璜，男，1906年生于江西宜黄。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建国前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7年去世。
[24] 丁则良，男，1915年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武之教授之子杨振宁的古文老师。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年仅42岁。
[25] 唐敖庆，男，1915年生于江苏宜兴。化学家，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后于1952年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曾任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8年在北京去世。
[26] 吕振羽，男，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历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后参加北伐军。30年代在中国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史。1936年入党。1939年到重庆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从事统战工作。1942年赴延安，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1980年在京去世。
[27] 匡亚明，男，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教育家。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白区的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1937年被营救出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复出，再次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96年在南京去世。
[28] 王仁宏，男，1937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调到大连理工大学，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9] 陈静波，男，1923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导主任、党委副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教育局局长，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地质矿产部教育司司长。1983年10月至1985年12月担任北师大党委书记。1998年在北京逝世。
[30] 萧蘧，男，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去世。
[31] 闵嗣鹤，男，1913年生于北京。数学家。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受聘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后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5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7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3年在北京逝世。
[32] 陈雪屏，男，1901年生于江苏宜兴。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主修心理学。1926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去台湾后，先后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99年去世。
[33] 郭金海 袁向东 《徐利治访谈录》后记
Monday, July 15, 2013
Friday, July 5, 2013
老钱：美国往事——现代立法的起源：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公约
“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ency Adams），１８０２年
【缘起】去年七月四日，发了一篇《独立宣言的诞生》。今年不能再写独立宣言了。其实在美国独立之前，每个殖民地就有其不同的自治原则了。这首先要承认英国政府的明智；还要有一批具有独立和开拓精神的殖民者；最后一点是殖民者在北美的处境，恶劣的自然环境，印第安人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北美人民的独立精神，其象征就是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今天，在美国独立二百三十七年之际，让我们看看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是怎么回事吧。
【正文】提起美国历史，就得从就“五月花”号（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说起。“五月花”号是一艘往来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普通商船。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载着一百零二名乘客和不到三十名船员，从英国的普利茅斯（Ｐｌｙｍｏｕｔｈ）港出发，驶向大西洋对岸的美洲。“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流了六十六天，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北美。漫长的航行中，一名乘客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海上诞生。到达北美时，船上还是一百零二名乘客。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殖民地，普利茅斯。就是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
“五月花”号的一百零二名乘客中，有三十五人是清教徒（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其他人是英国伦敦公司招募的殖民者（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他们是到新大陆寻找机会的。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原指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莱德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在日记中，认为此行是“舍弃了舒适的城市”，去“山顶上”建立“天堂的国家和精神的平安”的朝圣之军旅。这批清教徒是当时英国教会中的分裂派。
讲“五月花”号在北美殖民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新教改革对英国的影响。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德国天主教士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发表了不满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Ｔｈｅ ９５ Ｔｈｅｓｅｓ）。该文风靡欧洲。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和抗议引起的新教改革由此开端。
一五二五年，英王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ＶＩＩＩ），爱上了妻子凯瑟琳的侍女安•鲍琳（Ａｎｎｅ Ｂｏｌｅｙｎ），要和凯瑟琳离婚。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凯瑟琳只生了女儿玛丽，亨利担心身后没有男性继承人。亨利向罗马教皇提出离婚请求。教皇没答应，亨利坚持离婚。于是，亨利敦促议会讨论新教改革问题。一五三三年，议会立法，让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教会（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领袖，并于一五三四年脱离罗马教廷。亨利如愿以偿，但是，安也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这段改变历史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一五四七年，亨利去世，他与第三任妻子珍妮•西默（Ｊａｎｅ Ｓｅｙｍｏｕｒ）的儿子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 ＶＩ）即位。九岁的爱德华是新教徒，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爱德华在位六年，不到十六岁就死了。一五五三年，亨利的长女玛丽一世（ＭａｒｙＩ）即位。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上台后马上宣布英国为天主教国家，全面颠覆了爱德华的改革。近三百多名新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因此成了血腥玛丽。一五五八年，玛丽去世，亨利的次女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即位。伊丽莎白在位四十五年（一五五八年——一六零三年），是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伊丽莎白信仰新教，但她心中，国家占据首位。因为两任国王的宗教改革，让英国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伊丽莎白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协调各教派，并实行包容政策。她先废除了玛丽的天主教立法，但没有完全恢复爱德华的新教政策。她把新教的基本信念融入到了教会的实践。在伊丽莎白的领导下，英国新教走上了一条中间路线。同时，英国新教中也产生了一个以净化教会为目标的纯净派（Ｐｕｒｉｔａｎｓ）。该教派认为，当时的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仍有联系，并没有奉行《圣经》的教义。他们主张教会改革，使其更纯洁，最终完全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成为真正的新教。一五七零年后，纯净派分成两支。主流要进行循序渐进的教会改革。另一支则比较激进，认为要马上改革，他们认为多年来的教会改革收效甚微，而他们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分歧已不可调和。他们要和英国国教分离，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分裂派（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随“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是为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
纯净派和分裂派同宗同源，都希望英国能得到上帝的保佑，都效忠英王。纯净派理性地看待宗教，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分裂派强调个人的作用，不惜分裂来追求个人信仰。伊丽莎白后的英王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Ｉ）比女王强硬了许多。他禁止分裂派成立教会，囚禁了一批分裂派牧师与信徒。英王同时也是教会领袖，对英国国教的不忠就是对国王的不忠，因此，分裂派受到了来自国王的迫害，在教会内部，他们也受到了纯净派的反对。于是，分裂派只能逃离英国。一六零七年，分裂派领袖约翰•史密斯（Ｊｏｈｎ Ｓｍｉｔｈ）、约翰•罗宾逊（Ｊｏｈ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威廉•布鲁斯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和威廉•布莱德福率领分裂派教众开始迁徙。
分裂派的首选目标是荷兰。詹姆斯一世开始不许他们离开英国。一六零九年，他们获得许可，来到荷兰的莱顿市（Ｌｅｉｄｅｎ）。几年后，荷兰政府与英国结盟；教众们发现自己的后代渐渐失去了对英国身份的认同，而成了荷兰人；同时莱顿城也渐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教众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分裂派的领袖们只好寻找新的栖息地。一六零七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分裂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于是，他们决定去北美。他们派代表和英国政府谈判，要在弗吉尼亚以北殖民。伦敦公司（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也愿意资助他们，以换取在北美的利益。谈判并不顺利，直到一六一九年底，分裂派才获得在弗吉尼亚以北的殖民许可。
由于对北美的情况不熟，他们决定由年轻力壮的家庭参加第一次远航。威廉•布鲁斯特和威廉•布莱德福两家就在其中。约翰•罗宾逊留在莱顿。他们租了两条船，“五月花”号，和“佳速”（Ｓｐｅｅｄｗｅｌｌ）号。他们与“佳速”签了一年合同，想让“佳速”留在北美。“五月花”号完成了这次航行后两年，就被拆了。后人猜测它是当时常见的商船，一百英尺长，二十六英尺宽。“佳速”号因船员故意让它漏水，没有成行。
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向北美。这些分裂派教众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多年来离乡背井历尽艰辛。这一刻，他们怀着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又一次背井离乡。“五月花”号精神和“清教徒”的故事从此成了美国文化的主流。美国人民对自由的热爱和冒险精神，源于“五月花”号精神。
最初，“五月花”号的航行顺利，走了一多半后，遇到风暴，船上的横杆被吹断。一个船员被掀入大海，他抓住了船上的绳子，才幸免于难。很多人想返回英国，后来他们修好了船，继续前行。风暴改变了航向。原本他们与英国政府约定，在哈德逊河（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口上岸。但大风把船吹到了马萨诸塞。六十六天的漫长航行中，一名乘客和一名船员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船上诞生。
一六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五月花”号见到了北美大陆。乘客们知道，他们到达的不是预定的目的地，他们与英王的契约不再有约束力了。面对陌生的北美大陆和毫无准备的绝对自由，一些殖民者建议随心所欲地安排在北美的生活。但清教徒领袖们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那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会带来所有人的不自由，殖民也会因此失败。为了顺利殖民，船上的四十一位成年男子，讨论产生了一份文件，《“五月花”号公约》（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实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这份只有不到二百个英文字的文件，是北美第一份成文的社会契约，是为北美未来政治体制的基石。公约首先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英王的忠诚；其次，为了这一目标，大家达成契约（Ｃｏｖｅｎａｎｔ），结为一个社会团体（Ｃｉｖｉｌ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ｏｔｉｃ），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及管理制度；公约的第三层意思是，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执行上述契约。
公约是在没有人指导、没有人强制下形成的社会契约，并由此产生了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用签约人的自律来保证签约人的自由，成为后来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榜样。后来，公约精神被写进美国宪法，融入了美国人民的血液。这种自由与自治的结合的社会契约，是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象征。
公约隐含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理念，人民通过公意决定集体行为，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强加的。公约以理性否定了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被统治者认可的现状。公约是后来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它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的理念成为后来殖民地效仿的模式，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约在树立美国精神的同时，也标明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在人类史上，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件。此后，人际关系除了征服和奴役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契约的合作。公约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的等理念涵盖了美国的立国原则。这些签约人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他们的文字契约能带来充满希望的生活。契约是新文明的开端，对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人来说，契约是约束、制衡和保护，契约让人类脱离了弱肉强食的世界。清教徒们没有去征服和统治非清教徒，没有将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通过磋商谈判，达成了一份公约，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只有理性才能达成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设计，权术和阴谋是人类的堕落。只有契约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否则就无法达成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公约的意义不仅在于契约本身，还在于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而带来的政治文明。签署了公约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谨守公约，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没有任何人和团体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
“五月花”号乘客上岸后，把该地区命名为普利茅斯殖民地，并基于公约组成了自治委员会。约翰•卡沃（Ｊｏｈｎ Ｃａｒｖｅｒ）当选为第一任总督。他们发现一个空无一人的印第安人村庄，里面有玉米和干草垛。清教徒们还没来得及盖好房子，冬天就来了。短短的三个月中，二十七名男子、十三名妇女、和十个孩子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船员中有一半丧生。北美的新生活在痛苦中翻开了第一页，自由向人们索取了昂贵的代价。整个冬天，他们白天盖房子，晚上回船休息。直到一六二一年三月，房子才盖好。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三个幸存者离船上岸。一六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五月花”号返回英国。不久，约翰•卡沃去世，威廉•布莱德福当选为殖民地总督。
这批勇敢的清教徒们捱过了第一个冬天，但仍面临巨大的考验，最致命的是饥俄。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给养很快就消耗殆尽了，往后怎样生存下去呢？就在这群人濒临绝境的时候，他们的救星出现了。
一天，殖民地来了一个印第安人。他用英语对他们说：“欢迎你们，英国人。”清教徒们被他的英语惊呆了。印第安人接着说：“我是萨莫塞（Ｓａｍｏｓｅｔ），从英国渔民和商人那儿学会了英语。过几天我带部落的人来见你们，我愿做你们的朋友。”萨莫塞说到做到，带来了六十多个印第安人，包括部落首领马萨索（Ｍａｓｓａｓｏｉｔ）和英文很棒的斯冠图（Ｓｑｕａｎｔｏ）。总督约翰•卡沃以国王的礼节迎接马萨索。并用所剩无几的美酒款待他们。他们签了和平协定，互不侵犯。会后，斯冠图留在了殖民地。他少年时被卖到欧洲为奴，十年后逃回故土。为奴的十年中，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斯冠图教清教徒们种玉米、捕鱼、打猎、制做皮毛制品。清教徒们称他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最意想不到的礼物”。
一六二一年九月，在斯冠图的指导和他们的辛勤劳作下，清教徒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他们邀请了马萨索和他的部落成员来一起庆祝，并表达感激之情。这就是感恩节（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的由来。清教徒们准备了超级奢侈的宴会，九十个印第安人和五十三个清教徒载歌载舞地欢庆了三天。
一六二一年的感恩节
马萨诸塞的气候寒冷，土地也不肥沃。但上帝待清教徒们不薄：当地的印第安人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里虽然不适合耕种，但森林密布，河流众多，动物繁盛；出产的皮毛，深受欧洲人喜爱，殖民地的木材和皮毛生意一年内就有了起色。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捕鱼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勤劳互助的清教徒们很快站住了脚。总督布莱德福强有力的领导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五九零年，布莱德福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在生活中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技巧和领导才能，还很擅长处理纠纷。他十二岁时成为分裂派信徒，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布莱德福担任殖民地总督三十一年之久，他的回忆录《普利茅斯定居地》（Ｏｆ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是清教徒历史和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五月花”号公约》也是他起草的。
一六二五年，詹姆斯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的幼子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即位。查理一世不允许任何异议的存在，并倾向于天主教。这时连纯净派都要考虑离开英国了。很多纯净派教徒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剑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或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有些还是杰出的学者。家境比较富裕，他们的领袖约翰•温特若普（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就是律师，富豪。纯净派的领袖在剑桥开会决定移民北美。他们与查理一世谈判，要求国王的允许和授权。查理一世慷慨地把公司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授予了纯净派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公司（Ｃｏｍｐａｂ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Ｂａｙ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殖民者们根据宪章组成自治政府。宪章使他们合法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还让他们能合法地与英国进行贸易。这是殖民地的生存基础。很多英属北美殖民地都是根据公司宪章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些宪章演变成了各州宪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美国宪法》。
人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美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非常幸运地让政治学家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论。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是国家起源自然说的先驱。持这一派理论的人认为人是天然的社会存在，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并因彼此互动形成了社群。国家则是正式的人类社群组织。这一派人坚信，国家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还是个体达到道德完善的媒介。
最古老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神权说。它的依据是：有些人是上帝的选民。在中世纪，该理论被神学家们用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对于人类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权力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类获得拯救。国家的功能在于协助铺设通往天堂的道路，提供和平与秩序。而教会则负责发展出真正的精神教义，引导人们通往神圣的道路。
欧洲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国家起源理论是君权神授论。这一学说是世俗君主为对抗神权说而提出来的。法国思想家让•波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提出的国家起源理论和主权理论，是该理论哲学基础。该理论主张上帝明确地选定了国王，并授予他绝对主权，不受臣民节制的权力。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极大，拒绝服从国王的人被视为异端和叛逆。
与现代国家最为相符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该理论的理念可追溯到数千年前。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以人民主权概念为基础，即主张人民是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社会契约论称，当全能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协议创建一个国家并赋予国家的统治者某些权力时，契约即成。该理论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人民，任何没有人民认可的国家权力、法律、规章、和制度都不具备合法性。该理论不认为国家来自人类的自然冲动，也不认为国家是由上帝授权而成的。该理论认为国家是由社会中的人群以深思熟虑和理性的行为所创造的。
美国历史的源头和美国的立国精神发端于这份由四十一位“五月花”号乘客签署的公约。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份由一个全体社会成员签署的社会契约，美国这个现代最强大的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见证了一个由社会契约组成的国家的成长。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就是一个被证实了其有效性的国家起源理论。
Friday, May 3, 2013
方励之：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遗作）
1970’s中期，无所事事的年代，凡是暑期我在北京，每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全家会一起去颐和园治镜阁避暑。
治镜阁是颐和园里的一个废墟岛。位于西湖中心，园形，直径约一百公尺。岛周边的水很清，也深，是昆明湖最好的游泳水域。治镜阁小岛对所有游客是开放的。但治镜高阁早就倒塌了。只留下断壁残垣。对游客无吸引力。加之小岛孤立在湖中央，无陆路可达，西湖也无游船。以致岛上无游客。只有在冬季，湖面结冰，才可以从冰面走上小岛。
然而，治镜阁小岛最诱人的季节是夏天。不在夏季上岛，不能领略到它独有的风情。
在夏季，治镜阁是留给西湖里的游泳爱好者的专用地。我们就是这种爱好者。
每天下午二时半左右动身，从北大蔚秀园出发，骑车到颐和园，但不买门票入园，而是沿颐和园东墙，向南走。在昆明湖与运河接口附近，颐和园围墙有豁口，可以自由出入，包括自行车。豁口可能是颐和园职工“制造”的，为的是上下班方便。颐和园当局也听之任之，从不封闭豁口。入豁口后，沿西堤北上直达玉带桥，那就是西湖了。这条路线不用存车和买门票，在园内也以车代步，快捷得多。
除了李淑娴和我，以及两个儿子以外，时常还有邻居和同学的孩子加入我们的“治镜阁夏憩团”。从玉带桥附近下水，游到治镜阁大约是二百公尺。沿治镜阁小岛游一圈三百多公尺。所以，夏憩团员的起码条件是能游或能漂二百公尺以上。这一点很重要，西湖里无救生员，一切要有预案，有时我们带一个很小的救生圈。
小岛的三百多公尺的圆周，长满树木，树枝横在水面，有如诺曼底防线上的障碍物。泳者很难登岸。小岛原来有四个小船码头，东南西北各一。但南西北三个码头都被破坏了，不再能用。只有东侧的码头还在，岸边铺有条石，长约丈许，数级台阶，直达水面之下。这是泳者的登岸处。
治镜阁的遭遇很像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先是火灾，随后，周边的居民偷盗火灾之后残留的砖瓦木石，只剩下没有市值的一圈土围墙。雷峰塔的土墙于1924年轰然倒塌，成了一堆废墟。如今重修了。
治镜阁的土墙还没有完全倒，但没有重修的必要。
治镜阁是乾隆皇帝造的，其目的是“承袭了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中的‘一水三山’模式，即在阔大的园林水面中设置了三座岛屿，以象征东海中漂浮的三座‘仙山’，体现了皇家园林对‘人间仙境’境界的追求。”
都到了18世纪了，居然还是承袭秦汉时期的模式，追求的还是东海漂浮的“人间仙境”。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的眼界和见识，大体还停留在天园地方的边界之内。
原来以为治镜阁是制镜阁。十八世纪，制镜业确有很大发展。无论望远镜，显微镜，还是特殊功能的镜，都有愈来愈多的用途。大者如航海，军事，星象；小者如阅读用放大镜等等。乾隆皇帝应当知道这些信息，因为，洋教士送给他的礼品中包括各式各样的镜。据记载，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镜”。在故宫里，仍然存有这些西洋镜。但是，乾隆皇帝的治镜阁还是治镜（统治臣民之鉴），不是制镜。
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居然没能从大量西洋镜中看到外部世界发展的“镜像”，也算是自闭得可以了。
乾隆皇帝挂帅，纪晓岚主持汇编的“四库全书”，号称为“人类文明的空前巨制” 的“百科全书”，里面也少有镜的制作和应用。“人类文明的空前…”云云，吹牛了。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主编的“百科全书”，成册于1772年，至少比“四库全书”早十年。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一代启蒙学者的“百科全书”中，收有的大量十八世纪发展的科学和工藝的内容，“四库全书”大都没有。“四库全书”比“百科全书”多的内容是“君子之道” ，“御世之术”等。
倒塌的治镜阁，是弘历大帝“盛世”的绝佳写照。“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這青苔碧瓦堆 ……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孔尚任）。
废墟小岛，正可废物利用，为我等消夏祛暑。
很少人到西湖来游泳。我们“夏憩团” 往往独占该岛。偶尔会有其他的泳客，不多，两三个而已。一般游客不来这里游泳，顾虑之一是怕留在玉带桥岸边衣物丢了。这里的泳者都是有备而来，不怕丢东西。其实，这一带相当安全，西湖的西岸，是北京市府顶级要员的别墅，有暗哨保镖。泳者也不要游近西岸，否则，就有持枪者从树丛后跳出来大喊，“不要靠近！”
治镜阁岛的面积太小了，加之四面环水，距西湖四周堤岸，都在200公尺以上，小岛不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物圈。没有动物能在岛上繁衍扎根，好像老鼠都没有，也就没有蛇。只偶有飞鸟。 所以是个安全岛。
200公尺宽的水面，是很有效的隔声带。陆地会反射声波，而在水面传播的声波，相当部分会进入水中，被吸收。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湖那边排云殿上下熙熙攘攘的游客，但听不到游客的噪声。岛上总是静静的，只有你和你的同伴的游水声。颇有隔世之感。
有时我们会在小岛上一直逗留到净园时刻，尽情享受隔世的静谧，尽情享受荒岛上的悠闲。这里没有亭台楼阁，人造的东西，包括乾隆题字的石碑，都已泯灭了。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绿荫之下的空气，被收敛的阳光，野树下的废垒尘埃，从不修饰，也无须修饰。西边的太阳正在玉泉山之上，懒懒地向北向下移动，像是围着小岛绕行。似乎一切都以小岛为心，慢悠悠地旋转。在治镜阁野岛上冥想得久了，自然会有歌德的感悟：
我，神性的影像，宇宙的中心
自以为与真理的镜台已经逼近
迎向天光云影，一片澄清，
早已经远远超脱了凡尘。
不假，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隔世沉思冥想七天七夜，终于顿悟，超脱了凡尘。一个下午，我突然有个小“顿悟”，如果谁能在治镜阁隔世荒岛上沉思冥想七天七夜，说不定也会像佛祖一样“顿悟”，发现新的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或更有可能，是中了邪了。
为了免于中邪。还是游泳吧，水会荡涤掉沉思的邪祟，让你重归凡尘 ……
落日的光辉愈来愈长了，六点正，净园。
回程走昆明湖北岸，出颐和园正门。夏憩团一行，骑着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回到北大凡尘之地，已是黄昏，天已经不热了。
明天再去，如果不下雨的话。
2012，5. Tucson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5877
李淑娴：颐和园一文——方励之最后一篇散文
励之突然离世，叫我猝不及防，他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除了一声咳嗽。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不断自责没有能救活他。这难道是宿命？他一生中，只有尽力向别人提供帮助，不愿麻烦别人。难道在命危时连我也不叫一声或提前告诉我？是他的自信还是我的粗心？
我寻寻觅觅，找寻他留下的点点滴滴，在办公室，在他理好准备上课的书包里，…………。没有，没有，他所有留下的是继续前行。在他随身带的电脑中，有两篇业已写就、安排待发的散文，在文尾写好日期。
1， 亚利桑那一百年，2012年4月，Tucson。
2， 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2012，5。
按他的习惯，做事总是提前，这些散文每次都是交 CND 首发。显然，第一篇他已作了审阅，准备在2012年4月发出，但没等到他要发的时间他却倏然离去。因为2012年正值亚利桑那一百年，我按他的遗愿，在2012年将文发给 CND 。
如今五月又来了，每年此时，他忙着操持游泳池。当年我们看上这座朴素的房子，原因之一是它带有一个大小合适的家庭休闲游泳池。一池碧水，凭添小院情趣，下午他从大学回来，是 Tucson 炙人的太阳偏西，气温合适下水的时候。去年三月，他已开始料理游泳池。我建议他病后把这事包给别人吧。但他认为，这点小事，能自己做就自己动手。
他不是运动型的男子，却自小就是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开敞的自然中游。大学期间的外出，在大连的海边游过；毕业的间隙，借了教授的15块钱，在北戴河游过。后来，在亚德里亚海滨游过，在法、意边境的地中海游过……我想，大自然的碧水山色，和他心底的广阔、浪漫、温情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断追究的苍穹和大海的气息更近。
他故乡的西子湖，北京的颐和园，是他的所爱。我从南方来到北大，碰巧和他分在一个小组。我记得，第一次活动，就是他带领全组游颐和园，还对各座建筑说出些道道。我们婚后第二天，和他的父母全家，到颐和园一游。后来，我们这个小家，不管在顺时还是在逆时，只要在北京，颐和园总是要去的。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出国，也参观过一些外国的宫殿、园林和花园，不禁想起颐和园。使我们感触极深的是：“中国的皇帝是最会享受的皇帝”。法国极富盛名的“枫丹白露”，除了有些人物雕像，其佈局的几何图形远不及颐和园的山水浑然天成。难怪中国的皇帝特别强调“大、一、统”，否则，哪有诺大的资源供其摆谱？
励之的这篇颐和园一文，是他在大病后恢复中写成。文中没有一点病态，漾溢着满篇嬉戏，夹着对“大皇帝”的讥讽。然而，对跨自行车翻墙而过，泳后骑车呼啸而回的满满童心，则激赏有嘉。在字里行间，难忘的是故土的山水，当然还有故乡的亲人。我特意为励之最后的散文选了一张那时候在这一汪清水边的照片。励之泳后穿上衣服准备回家了，他笑得如此开心，是因为他和深爱的家人、朋友又难得的相聚，还是笑“免费”又来了一次“大皇帝”的禁地？
此文之后几个月，他就离我而去。
记住他那含着天真、开朗、自得的笑，似乎还听得见他朗朗的笑声。
2013年 5月2日 午夜
Thursday, April 4, 2013
熊卫民、张志会：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院士访谈录
《科学文化评论》编者按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1937年的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延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人数超过5000。几年过去，国共两党在大陆的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上半叶约有2000人归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1980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哪些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受访人郑哲敏是著名的力学家，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1956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和《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4年）。
在这次访谈中，郑先生回忆了他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受访人：郑哲敏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整理人：熊卫民、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6日
访问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341室
一 初到美国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195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了回国，有的选择了留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1]。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2]是交大（上海交通大学）1946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5个月，刚于11月8号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1948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几条船之一——Meigs（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25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3]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天气好，四季如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有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到CIT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4]。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5]。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1945年去美国，1948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6]，他在鲍林[7]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8]——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9]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系，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10]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霈霖[11]。他与钱学森同代，与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12]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13]和沈善炯[14]。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二 梅贻琦和陈福田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年——就在罗霈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15]。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霈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的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华北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
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为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华北范围内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京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了美国，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起飞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无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16]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到夏威夷去了。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座小巧的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三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解放后就明确地动员大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而收到过从英国寄出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年出国，他1949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中国科协[17]。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18]。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作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霈霖一屋。罗霈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霈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19]，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20]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为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21]。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霈霖。丁儆[22]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
四 选择
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
1948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23]。你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歌谣[24]，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说到1945年）才解除[25]。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MIT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学位了，美国哪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黑人绝对不能坐中间——那种好位置只留给白人——进门时，黑人只能旁门进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26]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后来租的房子离黑人区很近——过几条街就是黑人区。这种事情使人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讯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我们看到一个照片——杜勒斯到前线去视察，我们就对美国人说：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有照片为证。所以，有时候在学校跟同学吃饭时，也会争论起来。虽然同学并不坏，常和我在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想回大陆。不过后来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一旦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况就变化了。所以说，那些没回国的不一定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五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霈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了。1951年缓了一年，1952年他们就找我事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事的？愿闻其详。
郑：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的，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CIT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27]，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1952年7月份，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1952年6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CIT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与钱学森可能有关，1950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S. Weinbaum），在CIT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1953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1949年）、氢弹（1953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也给没收了，使得我没法出去工作。1952～1954年，我就在学校呆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您当时的收入状况如何？
郑：我有社会保险号，学校有助教工资给我，另外，我再打点零工，总的说来，收入是比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时差不多。
熊：您为什么不去做博士后呢？
郑：做博士后也得有身份啊，还要有工作的资格证明。拿冯元桢来说，他做博士后之前，曾去过墨西哥一趟，以满足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博士毕业后要有离境经历才能做博士后。他去了就回，大概在那也就呆了一天，但呆一天也算出去过了。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文学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而了解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年，我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即党对知识分子“洗脑”之类的东西也听说一点。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28]在“三反”运动中自杀的消息，我也有所耳闻。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
六 绕道欧洲归国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而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800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1952年2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29]。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年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那么急？
郑：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30]，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8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8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七 钱学森、朱兆祥和罗时钧
熊：然后您到北京来工作？
郑：是的。我从上海到北京，等待分配。我申请的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月后被批了下来。与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谈话后，我被安排到由钱伟长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当时，该室在清华南门一两层楼的房子里，成立才3年，人很少。我当时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大家一般叫我“郑工”。后来我哥哥到清华大学来教书，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久我就遭遇了“肃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时，研究室内搞统计的王寿仁突然遭到点名批判，后来他夫人也被揪了出来。
熊：您本人受到冲击了没有？
郑：我一点事情也没有。我当时对运动很陌生，搞不清楚，不说话。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我捅了篓子，动员朱兆祥去看望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结果，蒋南翔告状，朱兆祥遭殃。因为这件事情，朱被打成反党分子。尽管当时科学院党组织很信任朱兆祥，可蒋南翔一定要追究，周恩来对科学院也有批评，科学院党组实在扛不住，只好同意批判朱兆祥。在很多年后，朱兆祥终于获得平反，张劲夫对他深深鞠躬——他知道，这是科学院党组的责任。
熊：“反右派”运动时，你们已经搬离清华大学了吧？
郑：是的。我在清华呆了一年多，除在力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在清华带了一门二年级的课程。然后，数学所搬到中关村来了，力学研究室于1956年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由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熊：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31]。
郑：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
熊：您还没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呢？
郑：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1949年暑期从MIT回到CIT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我是在CIT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baby sitter（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己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1949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缎。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CIT的环境。
熊：时间已经不早，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罗时钧先生。
郑：回国之初，我和罗时钧没有联系。当时他和庄逢甘在军队里，我根本不敢联系他们。为躲嫌疑，我避得远远的。他在“文革”之前的遭遇我不了解。“文革”过后，他到北京来找我，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被批斗得很厉害，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还说，他想离开西北工业大学，去上海钱伟长那里。但后来他并没有去上海工业大学，而是选择去美国。2008年我到美国时，曾去看过他。他住在以前的一个学生——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机械与宇航工程系教授刘锋——的家里，身体硬朗，情绪不错，还在发表文章，并通过互联网指导西工大的研究生。他当年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国，可最后又选择了去美国定居。至于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没有直接问过他。
致谢 王作跃教授阅读了访谈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1] 罗时钧（1923- ），空气动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9月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年8月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学森。1950年夏天提前完成博士论文归国，历经艰辛于1950年11月底方才到达。1952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工作，1970年随该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1978-1983年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2]庄逢甘（1925-2010），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第一、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3] 应该是指旧金山的扶轮社。
[4] 冯元桢（1919- ）美籍华裔生物力学家。1941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1943年在该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9）、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2）、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5] 柏实义（1913-1996），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到已迁重庆沙坪坝的母校中央大学任航空工程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再次赴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直至退休。
[6] 唐有祺（1920- ），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做博士后，1951年7-8月转道欧洲历经艰辛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7] 鲍林（L.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1954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地面核试验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 肖健（1920-1984），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9] 安德森（C. D. Anderson，1905-1991），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 吴耀祖（1924- ），美籍华裔流体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1年起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2年）。
[11]罗沛霖（1913-2011）, 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指示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夏天提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1952年被授予电工、物理、数学专业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担任重要领导职位。
[12] 李正武（1916- ），原名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W. 福勒、M . 德尔布吕克等人，1951 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10月与钱学森同船回国，先后在江苏医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13] 鲍文奎（1916-1995），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9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194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到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任食粮组副主任，1956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
[14] 沈善炯（1917- ），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47年底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的是1951学年的博士学位）。1950年8月底与鲍文奎等同船回国，在日本与赵忠尧、罗时钧一道遭美军无理羁押，经营救，11月终于返国。1951年后，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
[16]陈福田（1897-1956），外国语言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23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出生地夏威夷。
[17] 据统计，1945-1949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多达5000人。而1950年初，留美科协极盛时只有会员800人。也即，多数中国留学人员没有参加留美科协。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88-111页。
[18] 详情可参阅《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的第四章.
[19] 易家训（1918-1997），流体力学家，1941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1945年赴美依阿华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南锡大学等校任教和指导研究，1956年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先后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0）。据冯元桢1997.悼念流体力学家易家训.《力学进展》. (4): 433-435.
[20] 喻传鉴（1888-1966），教育家。1908-1910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堂，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召，回南开服务。先任英语教员，从1920年起任教务主任，1930年赴美深造入，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代理校长、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等职。
[21] 1950年初，华罗庚携全家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后，他发表了一封致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开信，称“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热情洋溢地号召海外学子“归去来兮”，为新的中国服务。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22] 丁儆（1924-），爆炸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1950年9月中断学业回到北京。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等职。
[23] 参见岳南2010.《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北京: 中华书局. 页86-140.
[24] 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一段。歌分三节，全词如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25] 1943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全部废除以往通过的一切排华法令。从此，在美国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但仍然带有一个配额制度，即每年只给予105个名额，其中75%分配给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移民，25%分配给世界其他各国的华族移民。直到196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移民与国际法案附录”，才废除种族限额。据刘汉标198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54-62.
[26] 指1950年钱学森因试图归国而遭逮捕、拘押、审讯，并被报道为间谍之事。详情可参见张纯如2011.《蚕丝——钱学森传》. 鲁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页169-194.
[27] 喻娴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的数学硕士。据王作跃对冯元桢、喻娴士夫妇的访谈。
[28] 高崇熙（1901-1952），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1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1950年，他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华试剂研究所。在“三反”运动中，为抗议无理的猜疑和批判，他于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自杀，以死明志。
[29] 钱伟长是郑哲敏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1947年郑毕业留校后，任钱伟长的助教。
[30] 郑哲敏从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1989年任该所所长。
[31] 新华社.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人民日报》. 1957-07-17.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第八卷第6期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1937年的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延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人数超过5000。几年过去，国共两党在大陆的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上半叶约有2000人归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1980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哪些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受访人郑哲敏是著名的力学家，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1956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和《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4年）。
在这次访谈中，郑先生回忆了他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受访人：郑哲敏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整理人：熊卫民、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6日
访问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341室
一 初到美国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195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了回国，有的选择了留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1]。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2]是交大（上海交通大学）1946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5个月，刚于11月8号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1948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几条船之一——Meigs（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25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3]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天气好，四季如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有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到CIT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4]。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5]。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1945年去美国，1948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6]，他在鲍林[7]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8]——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9]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系，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10]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霈霖[11]。他与钱学森同代，与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12]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13]和沈善炯[14]。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二 梅贻琦和陈福田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年——就在罗霈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15]。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霈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的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华北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
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为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华北范围内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京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了美国，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起飞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无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16]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到夏威夷去了。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座小巧的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三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解放后就明确地动员大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而收到过从英国寄出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年出国，他1949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中国科协[17]。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18]。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作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霈霖一屋。罗霈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霈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19]，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20]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为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21]。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霈霖。丁儆[22]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
四 选择
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
1948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23]。你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歌谣[24]，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说到1945年）才解除[25]。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MIT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学位了，美国哪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黑人绝对不能坐中间——那种好位置只留给白人——进门时，黑人只能旁门进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26]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后来租的房子离黑人区很近——过几条街就是黑人区。这种事情使人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讯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我们看到一个照片——杜勒斯到前线去视察，我们就对美国人说：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有照片为证。所以，有时候在学校跟同学吃饭时，也会争论起来。虽然同学并不坏，常和我在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想回大陆。不过后来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一旦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况就变化了。所以说，那些没回国的不一定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五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霈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了。1951年缓了一年，1952年他们就找我事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事的？愿闻其详。
郑：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的，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CIT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27]，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1952年7月份，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1952年6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CIT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与钱学森可能有关，1950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S. Weinbaum），在CIT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1953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1949年）、氢弹（1953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也给没收了，使得我没法出去工作。1952～1954年，我就在学校呆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您当时的收入状况如何？
郑：我有社会保险号，学校有助教工资给我，另外，我再打点零工，总的说来，收入是比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时差不多。
熊：您为什么不去做博士后呢？
郑：做博士后也得有身份啊，还要有工作的资格证明。拿冯元桢来说，他做博士后之前，曾去过墨西哥一趟，以满足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博士毕业后要有离境经历才能做博士后。他去了就回，大概在那也就呆了一天，但呆一天也算出去过了。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文学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而了解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年，我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即党对知识分子“洗脑”之类的东西也听说一点。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28]在“三反”运动中自杀的消息，我也有所耳闻。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
六 绕道欧洲归国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而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800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1952年2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29]。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年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那么急？
郑：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30]，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8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8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七 钱学森、朱兆祥和罗时钧
熊：然后您到北京来工作？
郑：是的。我从上海到北京，等待分配。我申请的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月后被批了下来。与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谈话后，我被安排到由钱伟长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当时，该室在清华南门一两层楼的房子里，成立才3年，人很少。我当时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大家一般叫我“郑工”。后来我哥哥到清华大学来教书，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久我就遭遇了“肃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时，研究室内搞统计的王寿仁突然遭到点名批判，后来他夫人也被揪了出来。
熊：您本人受到冲击了没有？
郑：我一点事情也没有。我当时对运动很陌生，搞不清楚，不说话。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我捅了篓子，动员朱兆祥去看望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结果，蒋南翔告状，朱兆祥遭殃。因为这件事情，朱被打成反党分子。尽管当时科学院党组织很信任朱兆祥，可蒋南翔一定要追究，周恩来对科学院也有批评，科学院党组实在扛不住，只好同意批判朱兆祥。在很多年后，朱兆祥终于获得平反，张劲夫对他深深鞠躬——他知道，这是科学院党组的责任。
熊：“反右派”运动时，你们已经搬离清华大学了吧？
郑：是的。我在清华呆了一年多，除在力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在清华带了一门二年级的课程。然后，数学所搬到中关村来了，力学研究室于1956年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由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熊：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31]。
郑：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
熊：您还没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呢？
郑：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1949年暑期从MIT回到CIT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我是在CIT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baby sitter（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己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1949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缎。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CIT的环境。
熊：时间已经不早，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罗时钧先生。
郑：回国之初，我和罗时钧没有联系。当时他和庄逢甘在军队里，我根本不敢联系他们。为躲嫌疑，我避得远远的。他在“文革”之前的遭遇我不了解。“文革”过后，他到北京来找我，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被批斗得很厉害，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还说，他想离开西北工业大学，去上海钱伟长那里。但后来他并没有去上海工业大学，而是选择去美国。2008年我到美国时，曾去看过他。他住在以前的一个学生——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机械与宇航工程系教授刘锋——的家里，身体硬朗，情绪不错，还在发表文章，并通过互联网指导西工大的研究生。他当年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国，可最后又选择了去美国定居。至于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没有直接问过他。
致谢 王作跃教授阅读了访谈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1] 罗时钧（1923- ），空气动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9月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年8月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学森。1950年夏天提前完成博士论文归国，历经艰辛于1950年11月底方才到达。1952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工作，1970年随该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1978-1983年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2]庄逢甘（1925-2010），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第一、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3] 应该是指旧金山的扶轮社。
[4] 冯元桢（1919- ）美籍华裔生物力学家。1941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1943年在该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9）、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2）、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5] 柏实义（1913-1996），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到已迁重庆沙坪坝的母校中央大学任航空工程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再次赴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直至退休。
[6] 唐有祺（1920- ），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做博士后，1951年7-8月转道欧洲历经艰辛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7] 鲍林（L.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1954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地面核试验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 肖健（1920-1984），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9] 安德森（C. D. Anderson，1905-1991），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 吴耀祖（1924- ），美籍华裔流体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1年起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2年）。
[11]罗沛霖（1913-2011）, 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指示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夏天提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1952年被授予电工、物理、数学专业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担任重要领导职位。
[12] 李正武（1916- ），原名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W. 福勒、M . 德尔布吕克等人，1951 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10月与钱学森同船回国，先后在江苏医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13] 鲍文奎（1916-1995），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9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194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到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任食粮组副主任，1956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
[14] 沈善炯（1917- ），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47年底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的是1951学年的博士学位）。1950年8月底与鲍文奎等同船回国，在日本与赵忠尧、罗时钧一道遭美军无理羁押，经营救，11月终于返国。1951年后，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
[16]陈福田（1897-1956），外国语言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23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出生地夏威夷。
[17] 据统计，1945-1949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多达5000人。而1950年初，留美科协极盛时只有会员800人。也即，多数中国留学人员没有参加留美科协。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88-111页。
[18] 详情可参阅《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的第四章.
[19] 易家训（1918-1997），流体力学家，1941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1945年赴美依阿华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南锡大学等校任教和指导研究，1956年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先后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0）。据冯元桢1997.悼念流体力学家易家训.《力学进展》. (4): 433-435.
[20] 喻传鉴（1888-1966），教育家。1908-1910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堂，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召，回南开服务。先任英语教员，从1920年起任教务主任，1930年赴美深造入，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代理校长、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等职。
[21] 1950年初，华罗庚携全家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后，他发表了一封致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开信，称“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热情洋溢地号召海外学子“归去来兮”，为新的中国服务。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22] 丁儆（1924-），爆炸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1950年9月中断学业回到北京。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等职。
[23] 参见岳南2010.《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北京: 中华书局. 页86-140.
[24] 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一段。歌分三节，全词如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25] 1943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全部废除以往通过的一切排华法令。从此，在美国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但仍然带有一个配额制度，即每年只给予105个名额，其中75%分配给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移民，25%分配给世界其他各国的华族移民。直到196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移民与国际法案附录”，才废除种族限额。据刘汉标198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54-62.
[26] 指1950年钱学森因试图归国而遭逮捕、拘押、审讯，并被报道为间谍之事。详情可参见张纯如2011.《蚕丝——钱学森传》. 鲁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页169-194.
[27] 喻娴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的数学硕士。据王作跃对冯元桢、喻娴士夫妇的访谈。
[28] 高崇熙（1901-1952），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1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1950年，他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华试剂研究所。在“三反”运动中，为抗议无理的猜疑和批判，他于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自杀，以死明志。
[29] 钱伟长是郑哲敏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1947年郑毕业留校后，任钱伟长的助教。
[30] 郑哲敏从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1989年任该所所长。
[31] 新华社.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人民日报》. 1957-07-17.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第八卷第6期
Monday, January 28, 2013
老钱：美国往事——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Ｗ•Ｒ•赫斯特”
一九八零年代，我第一次听说赫斯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Ｈｅａｒｓｔ），当时我在物理系读本科。除了物理系的课程外，我在外语系听英语专业的英语课。因为，上那门课的老师是我一位好友的男朋友。当时的外语系和其他系比起来有很多新东西。最让我心动的是那些原版录像带，那时候，我看了一批原版经典电影录像：《公民凯恩》（Ｃｉｔｉｚｅｎ Ｋａｎｅ）、《卡桑布兰卡》（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飘》（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ｄ）、和一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Ｓｉｒ Ａｌｆｒｅｄ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的电影。每部电影结束后，还有一位评论员介绍电影的背景、演员、导演，然后对电影进行一番评论。当时，最喜欢的是《卡桑布兰卡》，影片中女主角英格丽•褒曼（Ｉｎｇｒｉｄ Ｂｅｒｇｍａｎ）和男主角海姆瑞•保加（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Ｂｏｇａｒｔ）的表演及那惊险浪漫的爱情故事，美国式的爱国主义，让年轻的我陶醉其中。通过关系我拷贝了大多数录像，在家没事就看看那些经典影片。过了些年，我渐渐懂得了其实《公民凯恩》才是最好的。那个评论员说：《公民凯恩》的主人公的原型是当年最有名的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他曾拥有过几十家的报纸、杂志、并制作过上百部电影；他曾取代了现代报纸的创始人普利策的报业大王的地位；他是黄色新闻的创始人；他曾利用他的媒体发起了一场战争——美西战争；他曾扼杀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公民凯恩》；他为自己建造了美国最有名的私人庄园——赫氏城堡（Ｈｅａｒｓｔ Ｃａｓｔｌｅ）。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旧金山市（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祖父约翰•赫斯特（Ｊｏｈｎ Ｈｅａｒｓｔ）来自苏格兰。父亲乔治•赫斯特（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ａｒｓｔ）是一名成功的西部拓荒者，拥有好几个金、银、铜矿，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母亲菲比•赫斯特（Ｐｈｏｅｂｅ Ｈｅａｒｓｔ）是一名教师。威廉是独子。乔治发财后，买下了《旧金山考察家报》（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并把它办成了旧金山的民主党机关报。威廉家境富裕，养成了他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和追求冒险、刺激的个性。威廉从小就对报纸有浓厚兴趣。但父亲不让他从事新闻业，他对威廉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威廉从新罕布什尔（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州的圣保罗学校（Ｓｔ Ｐａｕｌ＇ｓ Ｓｃｈｏｏｌ）毕业后，于一八八五年，进入哈佛学院，是Ｄｅｌｔａ Ｋａｐｐａ Ｅｐｓｉｌｏｎ 俱乐部会员。
一九零三年，赫斯特与二十岁的纽约姑娘蜜莉珊•佛罗尼卡•威尔逊（Ｍｉｌｌｉｃｅｎｔ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Ｗｉｌｌｓｏｎ）结婚，并生有五个儿子。一九二零年代，赫斯特在仕途受阻以后，纳当红女星、已婚的玛莲恩•戴维斯（Ｍａｒｉｏｎ Ｄａｖｉｓ）为情妇并公开在加利福尼亚同居。一九二零年代中期，蜜莉珊与赫斯特分居，但婚姻关系一直维持至赫斯特去世。
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赫斯特（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Ｈｅａｒｓｔ），一九七四因为加入激进组织，结伙抢劫银行，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入狱两年后获释。具讽刺意味的是，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许多报刊都用当年赫斯特所采取的煽情性报道，对案件大肆渲染。
赫斯特在哈佛以挥霍无度的西部暴发户闻名，他沉湎于跳舞、音乐和啤酒。他曾担任哈佛的幽默杂志《讽刺文》（Ｌａｍｐｏｏｎ）的经理，干的很出色。大二时，赫斯特在庆祝格罗弗•克里夫兰（Ｇｒｏｖｅ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当选总统时，因大放烟火被哈佛勒令休学。复学后，赫斯特用名教授威廉•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和乔赛亚•罗伊斯（Ｊｏｓｉａｈ Ｒｏｙｃｅ）的画像装饰便壶，学校当局忍无可忍，把赫斯特逐出了校门。
在哈佛时，赫斯特就潜心钻研过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ｅｒ）主办的《波士顿环球报》（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和普利策（Ｊｏｓｅｐｈ Ｐｕｌｉｔｚｅｒ）的《纽约世界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ｏｒｌｄ）。他还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当过假期见习记者。离开哈佛时，赫斯特年仅二十二岁。他对此毫不在意，此时他办报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决心拥有自己的报纸。离开哈佛后，赫斯特来到纽约，花了一年时间学习研究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赫斯特看来，学习普利策不是为了追随他，而是要在日后取而代之。他把普利策当作假想敌，认为只有战胜普利策，才能取得美国报业之王的地位。
一八八七年，赫斯特的父亲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同年，二十四岁的赫斯特接手《旧金山考察家报》。他找来了名报人萨姆•Ｓ•钱柏林（Ｓａｍ 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任主编，聘名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Ａｍｂｒｏｓｅ Ｂｉｅｒｃｅ）开辟“闲聊”专栏（Ｐｒａｔｔｌｅ）。出高价让爱德华•汉密尔顿（Ｅｄｗａｒｄ 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和著名社论撰稿人阿瑟•麦克尤恩（Ａｒｔｈｕｒ ＭｃＥｗａｎ）等明星记者为他效力。名作家马克•吐温（Ｍａｒｋ Ｔｗａｉｎ）和杰克•伦敦（Ｊａ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也被赫斯特请来为报纸写稿。开业第一天，赫斯特向员工宣布要让世界“发惊、发愕、发呆”。当时《旧金山考察家报》正陷困境，赫斯特用从《纽约世界报》学来的煽情手法很快使其成了旧金山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赫斯特在报纸排版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他用对称的标题，醒目的字体，创造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为各大报纸竞相模仿的版面。赫斯特大胆的改革和众多能人的加盟，很快就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了。第一年销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万多份。一八九三年，报纸销量达到七万二千份。比《旧金山纪事报》（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还多。原本亏损的报纸在几年中，已成了年均获利五十万美元的报纸了。
一八九五年，老赫斯特去世。赫斯特说服母亲，带上了卖掉了阿纳康达（Ａｎａｃｏｎｄａ）铜矿的七百五十万美元，加上办《旧金山考察家报》获得的利润，前往纽约，向普利策挑战。同年秋天，赫斯特从史蒂文•克莱恩（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ｒａｎｅ）手中，花了十八万美元，买下了由普利策哥哥在一八八二年创办的《纽约晨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并将其改名为《纽约日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赫斯特的第一步是将《纽约日报》定价为每份一美分。低价报纸招来了大批读者，《纽约日报》的销量很快达到了十五万份。精明的赫斯特提高了广告费，从而补偿了发行费的亏损。虽然，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比《纽约日报》价钱高一倍，但仍能卖到二十万份，《纽约世界晚报》的销量更是高达三十四万份，但普利策已经感到了这位来自加州的年轻人的威胁了。
为了与普利策《纽约世界报》一争高下，赫斯特把矛头对准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他利用《旧金山考察家报》在《纽约世界报》大厦中租用的办公室，私下用高价收买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员工。一八九六年一月的一天，《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全体采编人员辞职，加盟《纽约日报》。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干将，周末版编辑默利尔•高德（Ｍｏｒｒｉｌｌ Ｇｏｄｄａｒｄ）。此人擅长制造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报道，是彩色连环画的创始人。高德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 Ｏｕｔｃａｕｌｔ），为《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创作《霍根小巷》连环漫画。主人公是一位穿着黄色肥大衣裤的穷孩子。该形象深入人心，被称为“黄色儿童”（Ｙｅｌｌｏｗ Ｋｉｄ），吸引了很多读者。因为高德，《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一年内突破了四十五万份大关。这份周刊的盈利竟和《纽约世界报》日报版相差无几。
高德把漫画家和“黄色儿童”带到《纽约日报》，对普利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除了向普利策的编辑部发动突然袭击外，赫斯特还请来了《考察家报》的钱柏林、麦克尤恩、达文波特（Ｈｏｍｅｒ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安妮•劳里（Ａｎｎｅ Ｌｏｒｙｓ），作家斯蒂芬•克兰（Ｓｔｅｐｈａｎ Ｃｒａｎｅ）等也都成了赫斯特的雇员。
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普利策对赫斯特的做法愤怒至极。他用同样的高薪让高德等人回来，但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用更高的薪水把他们聘了回去。赫斯特的这一举动几乎使《纽约世界报》完全瘫痪。普利策只好把达纳（Ｐａｕｌ Ｄａｎａ）的《太阳报》（Ｔｈｅ Ｓｕｎ）主编阿瑟•布里斯本（Ａｒｔｈｕｒ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挖过来，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布里斯本是办报高手，很快聘到了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乔治•Ｂ•卢克斯（Ｇｅｏｒｇｅ Ｂ Ｌｕｋｓ）来画“黄色儿童”漫画系列。纽约两大报之争，被后人称为“黄色新闻”之争。同时煽情、低俗的新闻也被称作“黄色新闻”。很快《纽约世界报》就重振雄风，超过了《纽约日报》。赫斯特并不气馁，他以高薪游说布里斯本，提出由布里斯本来主编新创的晚报，晚报每增加一千份销量，就给他加薪一美元。布里斯本终于离开了《纽约世界报》，后来，他的周薪竟高达上千美元。而当年报界的最高周薪只有二百美元。
为了打击赫斯特，普利策将《纽约世界报》降价到《纽约日报》的每份一美分，同时提高广告费来补偿发行收入。但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的发行量丝毫未受影响，而《纽约世界报》的销量仅增加了不到九万份。由于广告费的提高，广告商们联合起来抵制《纽约世界报》，迫使它降低广告费用。这使《纽约世界报》在增加了发行量后，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反倒让人们觉得普利策害怕赫斯特的挑战。
对于这两位民主党人来说，普利策的政治立场对自己很不利。他一方面赞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Ｂｒｙａｎ）的许多观点，同时反对布莱恩金银双本位的货币政策。赫斯特本人是个银矿矿主，他坚决反对金本位。赫斯特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获得了大部分东部民主党人的支持。
《纽约日报》采用了大量的黄色新闻，销售量直线上升。看看它的新闻标题，就知道什么叫“黄色新闻”了：关于远古化石的标题是“真正的美国巨兽和猛龙”；关于新药的报道标题是“新奇的施药法：将药瓶靠近病人，即奏奇效”。这些华众取宠的标题是两份报纸黄色新闻的典型。为了竞争，两家报纸争相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以名人丑闻、凶杀案、及明星私生活为主。
赫斯特曾不惜重金派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采访当红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的性感速写。一八九六年，纽约警察发现了一具裹着油布的无头无四肢男尸；后来在附近发现油布包裹的其它肢体。赫斯特动用了三十名记者去报道此案，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找到了买出油布的商店；跟踪调查，发现了凶杀案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则充满暴力和情杀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轰动了全国。
为增加销量，赫斯特对任何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事件，善于把无关紧要的小事渲染成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的真实性，在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轰动效应，增加销量。他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除害运动打动读者。一方面，他还真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犯罪。《纽约日报》千方百计地对法院施加影响，曾让一家煤气公司拿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予以猛烈抨击。这一切，只是他的办报策略，和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提高形象有利，任何手段他都采用。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遭受了数次打击后，普利策开始减少办报成本，减少版面，取消书评等等。这些措施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纽约报界密切注视这两位巨人的搏斗，很多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但结果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没失败，经过一番努力，他站住了脚，并且，仍保持着报界领袖的地位。纽约这两大报的大战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赫斯特来到纽约后的第一年即将结束时，他为《纽约日报》配备了巨大的彩色印刷机，增设了彩色连环组画《美国幽默家》（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ｕｍｏｒｉｓｔ），后又改为十六版的彩色增刊《星期日美国人杂志》（Ｓｕｎｄａ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ｇｚｉｎｅ）。后来由布里斯班主编的这个刊物成了有名的《美国人周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ｅｅｋｌｙ）。一八九六年底，《纽约日报》的销售量达到了４３７，０００份，周末版为３８万份。一年后，周末版达六十万份，赶上了《世界报》。一八九六年大选后的第二天，这两份报纸的销售量达到了空前的１５０万份。此时的赫斯特终于意识到了普利策早年就懂的事情：政治事件、国际危机、战争是比“黄色新闻”更好卖的新闻。
在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痛苦最少的是美西战争（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ｒ）。战争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牺牲了很少的士兵，打败了西班牙。一九三零年代，马库斯•Ｍ•威尔克森（Ｍａｒｃｕｓ Ｍ Ｗｉｌｋｅｎｓｏｎ）和约瑟夫•Ｅ•怀森（Ｊｏｓｅｏｈ Ｅ Ｗｉｓｏｎ）的研究报告证明《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芝加哥论坛报》（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ｒｉｂｕｎｅ）、《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对“缅因号” （ＵＳＳ Ｍａｉｎｅ ＡＣＲ－１）军舰沉没的危机采取的报道方式，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战争心态，促使了战争的爆发。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结束，开始走向世界。一八九九年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Ｊｏｈｎ Ｍｉｌｔｏｎ Ｈａｙ）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一九零五年，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主持了日俄和约的谈判，该和约结束了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一九零五年，德国的对外扩张引起了摩洛哥危机，罗斯福总统通过解决这次危机，使美国参与了欧洲事务。
美国人对自己的领土扩张非常自豪，他们还渴望扩大国际贸易。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感到他们应该在全球提倡和平和正义。一八九零年代，古巴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了美国人民和政府的广泛支持。
从一八九五年三月古巴起义到一八九八年四月西班牙与美国开战，纽约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古巴发生的事件。一八九六年，古巴的西班牙总督巴莱里亚诺•维勒（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ｏ Ｗｅｙｌｅｒ）将军成了新闻人物。当时，美国的报纸主要报道了古巴的饥荒和瘟疫，但报道十分夸张，三年中古巴有十一万人死亡，但是报纸对古巴的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四十万，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人数。美国记者称维勒为“屠夫”。
当时美国各大报纸对新闻的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美联社、《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率先派记者进驻古巴，美国的各大报纸都派了最好的记者去古巴。赫斯特为了争取第一，从《纽约世界报》挖来了明星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Ｊａｍｅｓ Ｃｒｅｅｌｍａｎ），并把理查德•哈丁•戴维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Ｄａｖｉｓ）和画家弗里德里克•雷明顿（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Ｒｅｍｉｎｇｔｏｎ）派到古巴和克里尔曼一起工作。据克里尔曼后来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候，雷明顿从古巴给赫斯特拍去了电报，说古巴不会有战争，他要回国。于是，赫斯特发了一封有名的回电：“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在古巴，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Ｗ•Ｒ•赫斯特”。这份电报是赫斯特制造新闻的证据，但它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在所有美国报纸中，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在煽动民众的战争情绪上是最卖力的。后人甚至说美西战争是“赫斯特的战争”。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在寻找一切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事件。一八九七年，赫斯特终于有了机会。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首领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十六岁的女儿伊凡海丽娜•西施尼洛丝（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维勒将军同意了她的请求，将该首领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栋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西施尼洛丝利用这一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美艳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险些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一八九七年八月，消息传到了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那里。赫斯特决定用该件事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采访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的强暴。赫斯特决定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八月十七日，《纽约日报》用第一版全面刊登了西施尼洛丝的消息及照片，其标题为：“天仙般的美女受到了野兽的奸污，是可忍孰不可忍！”赫斯特把关于这一消息的报道连续发表了一个月，越写越玄。美国读者纷纷去信，表示愿意用生命去抢救此弱女。赫斯特在得知西班牙人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时，派得力记者卡尔•德克（Ｋａｒｌ Ｄｅｅｋｅｒ）指挥他挑选的三十几名勇悍青年组成的一支敢死队，前往古巴劫狱，力求把她救到美国。
三十多人的敢死队秘密混入了哈瓦那，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从监狱后墙爬入监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顺利地把西施尼洛丝小姐劫走，并将她女扮男装连夜送上了船，开往纽约。赫斯特特地为此召开了一个万人欢迎大会，欢迎这位脱了险的美女。《纽约日报》用特大标题写道：“一家美国报纸用一个简单的冲击就完成了最高明的外交家数个月都难以完成的丰功伟绩。”
在欢迎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迫于民众的压力，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纽约日报》竟以三百七十五篇专栏的篇幅报道她的详细情况。当《纽约世界报》发表了对该事件的报道稍有置疑时，《纽约日报》随即指责普利策不爱国。
西施尼洛丝在纽约抛头露面了一番后，又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旅行演讲。她用西班牙语演说，为此要配备一名译员。但有一句话她学会了用英语说：“美国必须向西班牙宣战。”台下的听众也随声附和，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叫战场面。
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事件。美国货船奥利维特（Ｏｌｉｖｅｔ）号，因有走私军火嫌疑，在哈瓦那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搜查。《纽约日报》驻哈瓦那记者戴维斯就此大做文章，写了一篇长篇报道，登在《纽约日报》的头版。其标题为：“我们的国旗还能保护我们的女同胞吗？”文章中还有一幅图片，上面画着三个长满胡子的西班牙大兵，粗手粗脚地在搜查一位身材窈窕的少女。
此报道一出，立时轰动了全美国。特别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家庭妇女。《纽约日报》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的妇女签名。签名的妇女中，有前总统格兰特（ＵＳ Ｇｒａｎｔ）夫人、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Ｆｉｎｉｓ Ｄａｖｉｓ）夫人、国务卿谢尔曼（Ｊｏｈｎ Ｓｈｅｒｍａｎ）夫人。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Ｍａｒ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和罗马教皇抗议西班牙军队的兽行。《纽约日报》用十二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签名范围扩大到了英国，共有二十万人签了名。
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纽约日报》发表了一封西班牙驻美国大使杜伊•德•洛姆（Ｄｕｐｕｙ ｄｅ Ｌｏｍｅ）给他私人朋友《马德里论坛报》主编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位“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并要求他的朋友设法组织一个商务代表团来美，拉拢美国议员，抵制主战派议员。尽管，当时西奥多•罗斯福也批评麦金莱总统软弱。但是，西班牙大使说这样的话，极大地激怒了美国人和麦金莱总统。于是，美国对西班牙的的看法更加恶劣了。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因爆炸沉没，二百六十六位美国士兵丧生。“缅因号”沉没的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当时美国几乎所有大报都极力宣染，西班牙对该事件负有间接责任。《纽约日报》悬赏五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并能把罪犯抓获的人。三天后，《纽约日报》的通栏标题称：“举国的战争热潮”。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伦纳德•伍德上校（ＵＳ Ａｒｍｙ Ｃｏｌｏｎｅｌ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Ｗｏｏｄ）和西奥多•罗斯福组成了志愿军“义勇骑兵团”（Ｆｉｒｓｔ Ｕ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Ｃａｖａｌ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ｎｔ）。国会决定拨出五千万美元作为战争费用。国务卿谢尔曼不止一次地根据《纽约日报》的新闻报道发表声明。三月中，佛蒙特（Ｖｅｒｍｏｎｔ）州共和党参议员普罗科特（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ｃｔｏｒ）根据他在古巴的见闻在国会发表演讲，证实了前三年关于古巴大批平民死于非命的报道，这一演讲增加了麦金莱总统宣战的压力。《纽约世界报》最初主张要小心地处理“缅因号”军舰事件。但是，在四月十日，普利策发表了一篇署名社论，要求发动一场迅猛的速决战。美国国内很多人持同样观点。于是，国会在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
达纳的《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纽约日报》一起主张干预古巴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在宣扬战争。只有始终反对黄色新闻的戈德金（Ｅｄｗｉｎ Ｌ Ｇｏｄｋｉｎ）的《纽约晚邮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一家对赫斯特和普利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一家黄色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狱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黄色报馆更适宜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啐骂的人。”在新闻界疯狂地宣扬战争的同时，古金德用理性的声音指出，《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歪曲事实，捏造故事，扇动民众，挑起战争。《纽约世界报》的疯狂持续了四个月。四个月后，美西战争已经开打。如古金德所说，《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
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坚决地投入了战争报道。有五百多名记者、画家、摄影师来到了美军集结的佛罗里达（Ｆｌｏｒｉｄａ）州、古巴和波多黎各前线。由报界组成的小船队同海军一起出海，记者们跟着乔治•杜威（Ｇｅｏｒｇｅ Ｄｅｗｅｙ）将军的舰队航行到了马尼拉（Ｍａｎｉｌａ），跟着温菲尔德•施莱将军（Ｗｉｎｆｅｉｌｄ Ｓｃｈｌｅｙ）航行到了哈瓦那。他们报道了古巴的每一场大小战斗，他们亲自参加作战。一次冲锋中，《纽约日报》一位记者被打断了一条腿。为《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撰写报道的戴维斯领导了一次冲锋，受到了义勇骑兵团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嘉奖。领导《纽约日报》参加战斗的是赫斯特本人。他指挥一支由二十多记者、画家、摄影师，及一个电影摄制组组成的记者队伍。战斗中负伤的克里尔曼回忆说“赫尔曼头戴系有缎带的草帽，腰挎左轮手枪，从挂了彩的克里尔曼手中接过稿子，跃上马背，向《纽约日报》的报船奔驰而去。”
一天，赫斯特和他的记者在海上偶然目击了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还发现了二十名西班牙海军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送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纽约日报》记者的壮举轰动了全美国。
当时，美国记者都是通过船只和电报把消息发回报社编辑部的。来自古巴的消息必须送到基韦斯特（Ｋｅｙ Ｗｅｓｔ），从那里传往纽约。一些大报每天传送几千字的消息，花销巨大。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独家新闻。亲眼目睹杜威将军在马尼拉湾取胜的三名记者之一——爱德华•Ｗ•哈登（Ｅｄｗａｒｄ Ｗ．Ｈａｒｄｅｎ）以九点九美元一字的“特急”电报费最早发出了他的报道。这是《纽约世界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哈登的电报是早上到达纽约的，《纽约世界报》已经来不及发在它的号外上了。而向《纽约世界报》购买新闻的《芝加哥论坛报》因为时差的关系还有时间调整版面发稿，于是，《芝加哥论坛报》用了整整一版发表了这则戏剧性的战争事件。赫斯特在美西战争期间的四个月中，花费了五十万美元，一天的号外多达四十次。到了世纪之交，普利策已不再参与煽情主义的新闻竞赛。而赫斯特则继续利用这类新闻。一九零零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报纸都跟上了黄色新闻的潮流。一直到一九一零年代，煽情主义浪潮才平息。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纽约日报》有错——我不愿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只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的操作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战争结束后，它的销量开始下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一九零零年的大选中，霍默•达文波特的漫画把麦金莱描写成马克•汉纳（Ｍａｒｋ Ｈａｎｎａ）的走狗。这些漫画在大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零一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ｏｅｂｅｌ）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九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报道间接地导致了总统的遇害。其它报纸见此情景，一起大做文章，掀起了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臭名昭著，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只得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从此不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这件事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令他终生不得安宁。
美西战争结束后。赫斯特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一八九八年初，赫斯特以社论的形式宣布了他的政治纲领：要求公用事业实行公有制，“消灭罪恶的托拉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通过普选而不是由各州立法机关来选举联邦参议员，并要求全国、州、和地方改善公立学校制度。不久，赫斯特强烈要求把象征着新的工业时代的煤矿、铁路、和电报线路收归国有。他还竭力鼓吹建立工会。
《纽约日报》支持宾夕法尼亚（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州的无烟煤矿的工人罢工。一八九七年九月，一名政府治安人员在拉蒂姆附近向罢工队伍开枪，打死了二十人，打伤了数十人。该治安人员及他的六十六名下属被控犯有谋杀罪，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受审。矿井中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因东欧移民的涌入而越来越糟。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眼里，这些移民对他们的工资和文化水平构成了威胁。赫斯特认为，如果不给这些工人以正义，社会就是黑白颠倒。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刊登了二十三篇报道、八篇社论、和九幅漫画，称政府治安官及其下属是唯煤老板是从的帮凶。当由非移民组成的陪审团认定被告无罪时，赫斯特劝告工人们不要把改革的诉求诉诸于暴力。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二年的无烟煤罢工中，赫斯特的报纸全力抨击矿主，支持工人。
这时候的赫斯特很想担任公职，以推广他的政治信仰。一九零三年到一九零七年，纽约市的一个民主党选区，选他担任了两届联邦众议员。赫斯特自己的目标是进入白宫。一九零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二百四十名代表投了他的票，虽然没当成当年的总统候选人，赫斯特还是非常得意。一年后，赫斯特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资格竞选纽约市市长，因为坦慕尼协会（Ｔａｍｍａｎｙ Ｈａｌｌ）操纵选票，他以三千五百张票之差落选。
一九零六年，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作为他进入白宫的跳板。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但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中，西奥多•罗斯福的亲信伊莱•修卢特（Ｅｌｉ Ｈｕｒｏｏｔ）在对公众讲演时提起了麦金莱总统被刺事件，《纽约世界报》和纽约的其他报纸转而反对赫斯特，坦慕尼协会也攻击他。赫斯特因此落选。赫斯特作为政治明星的地位开始衰落。
赫斯特在政治斗争中对工人、小商人和普通百姓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对“邪恶的托拉斯”和不正派的政客发动猛烈的攻击，不满现状的人对他颇为欣赏。赫斯特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赢得了劳联的支持。赫斯特的报纸以通俗的内容吸引了读者，他重视煽情的罪恶故事、人情味特稿、图片和漫画，并注意版面的可读性。他的报纸招揽了大量的读者。尽管赫斯特的报纸对读者很有吸引力，但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对他在新闻和政治方面的动机普遍持怀疑态度。
二十世纪的头几年中，赫斯特除了《旧金山考察家报》、《纽约美国人报》、《纽约新闻晚报》外，还创办了八家报纸，形成了自己的报业集团。一九零零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美国人报》（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一九零二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考察家报》（Ｃｈｉｃａｇ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一九零四年，赫斯特在波士顿创办了《波士顿美国人报》（Ｂｏｓｔ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一九一二年，赫斯特买下了亚特兰大的《佐治亚人报》（Ｇｅｏｒｇｉａｎ）；一九一三年，赫斯特买下了《旧金山呼声报》。一九零三年，赫斯特打入了洛山叽，创办了《洛山叽考察家报》（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赫斯特来洛山叽办报时，当地的工会正在与反劳工的《洛山叽时报》（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展开激烈斗争。赫斯特在游行队伍中驱车坐在两名劳工领袖中间前行，与《洛山叽时报》展开了正面较量。
《洛山叽考察家报》的采编人员极为可观：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艾拉•惠勒•威尔考克斯（Ｅｌｌ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Ｗｉｌｃｏｘ）夫人；代表美国家庭和妇女写作的约翰•Ａ•洛根（Ｊｏｈｎ Ａ Ｌｏｇａｎ）夫人等等。报纸还有漫画家奥珀（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ｕｒｒ Ｏｐｐｅｒ）、鲍尔斯（Ｐｏｗｅｒｓ）、达文波特和豪沃斯（Ｈｏｗａｒｔｈ）的加盟。连环画有“滑稽儿童”（Ｆｕｎｎｙ Ｋｉｄ）和“恰尔德哈罗德”。编辑们称“在所有报纸中，没有一种能与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杂志媲美”。不到一个月，《洛山叽考察家报》就声称有３２，５００名读者，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报。
赫斯特一手创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出版和媒体帝国，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拥有两座矿山，数不清的地产，二十六家报纸，十三家全国性刊物，八家广播电台和许多其它新闻媒体事业。此外，他还监制了众多新闻和将近一百部影片。当时赫斯特每天能赚五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万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卷入战争，美国则迟迟没有参战。当时，美国朝野意见极不统一，有主张支持英法的，有主张支持德国的，还有主张中立的。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是少数，赫斯特是其中之一。美国报纸中，除了《晚邮报》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之外，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一九一七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连忙改调，但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五”，股市的暴跌，使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就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一九二九年，已亏损一百万美元，手下的报社也只剩下了十七家。为了还债，赫斯特不得不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久。一九三七年，七十四岁生日时，赫斯特的债务仍未还清。一九四七年，八十四岁时，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全回到了他的名下。尽管年事已高，赫斯特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一九四八年，赫斯特做了一生中最后一笔大生意，买下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该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赫斯特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赫斯特病逝。他留下了十八家报社、九种杂志、八个电台和一家国际通讯社。
《公民凯恩》首映式
赫斯特身后为还我们留下了一些趣事。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电影神童奥尔森•威尔斯（Ｏｒｓｏｎ Ｗｅｌｌｅｓ）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公民凯恩》上映。威尔斯一直活跃在舞台和电台上，这是第一次拍电影。凯恩的原型就是赫斯特。
《公民凯恩》问世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它是以赫斯特为蓝本的，为了避免法律纠纷，威尔斯一直矢口否认，举出某某富翁为情人盖歌剧院的事例，表示片中人物乃混合而成。赫斯特跟凯恩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赫斯特跟妻子并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因为他妻子笃信天主教，不愿意离婚。赫斯特的情人马莲恩•戴维斯是一为颇有喜剧天赋的电影明星，赫斯特为她投资办电影公司，专门为她拍片，不计成本，但对她的事业帮了倒忙。影片的许多细节确有其事，都在赫斯特身上发生过，如他曾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他旗下的专栏作家，当时他们的独裁者嘴脸尚未充分暴露，后来赫斯特甚至觉得他能控制这两人。影片中还有一句体现他办报原则的关键台词：他派记者去古巴报道战争，记者来电报说当地没有战争，他指示记者：“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威尔斯与赫斯特素不相识，但编剧之一曼基维兹（Ｈｅｒｍａｎ Ｊ．Ｍａｎｋｉｅｗｉｃｚ）是戴维斯的座上宾。影片是秘密拍摄的，公映前在好莱坞内部放映后，两位掌控电影界舆论的媒体人立刻告知赫斯特，他遭到恶意诽谤。于是，占美国媒体半壁江山的赫斯特报业拒绝刊登该片广告，全面封杀《公民凯恩》，甚至威胁将封杀雷电华公司（ＲＫＯ Ｒａｄｉｏ Ｐｉｃｔｕｒｅ）的其他影片。赫斯特本人亲自到米高梅创始人梅耶（Ｌｏｕｉｓ Ｂ．Ｍａｙｅｒ）那里，要他“看着办”。身为行业领袖，梅耶无奈，只好请所有好莱坞电影公司分摊凑钱，集资八十万（该片的制作费）买下《公民凯恩》的所有拷贝，然后销毁。这样的话，雷电华没有损失，好莱坞又不得罪媒体大鳄。威尔斯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只有一个挽救方法，就是拼命在小范围里放映影片，把口碑传出去。果然，部分同行的高度评价使得雷电华顶住了压力，不然这部作品将永远保存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赫斯特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打官司，主要是对赢得官司没有把握。因为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尤其有利于文艺创作，告状者要是证据不充分，输了反而为对方作了免费广告。电影史学家一直在考证，赫斯特究竟有没有看过《公民凯恩》，但始终没有定论。据说，影片在旧金山首映时，威尔斯住在费尔蒙酒店（Ｆａｉｒｍｏｎｔ Ｈｏｔｅｌ），在电梯里邂逅赫斯特。威尔斯思忖片刻，恭请赫斯特作为嘉宾参加首映式，赫斯特始终没理会他。当赫斯特走出电梯时，威尔斯大吼一声：“要是换了凯恩的话，他会来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也是精彩绝伦的台词。
赫氏城堡
赫斯特还为自己建造了美国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庄园——赫氏城堡。赫氏城堡也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私人住宅。
赫斯特和所有成功人士一样想修建一座梦中豪宅。一九一九年他开始构思修建一座举世无双的私人城堡。赫氏城堡建在距洛杉矶二百英里的圣西蒙（Ｓａｎ Ｓｉｍｅｏｎ）。这里从太平洋边开始到桑塔露西亚山（Ｓａｎｔａ Ｌｕｃｉ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四万英亩的土地都是赫氏的私产。那广袤的草场，绵延的山丘，举目可望的海景，在赫斯特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赫氏城堡由朱莉亚•摩根（Ｊｕｌｉａ Ｍｏｒｇａｎ）设计，她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建筑设计的女性之一。精通艺术的赫斯特在施工时给了摩根很多建议，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将几千件古董收藏填进房间而又不显突兀，好像那些古董几百年来一直在那里一样。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尽管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完工，赫斯特一家就正式搬进了城堡。随后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好莱坞明星、政客、将军们纷纷被邀请到赫氏城堡做客。
赫氏城堡的豪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其中的艺术珍品更是无价之宝。赫斯特一生酷爱收藏艺术品，家具、挂毯、绘画、雕塑、壁炉、天花板、楼梯，甚至整个房间都是他的收藏对象。他的收藏大多布置在城堡的房间内供人欣赏和使用，丝毫没有将藏品作为投资以期升值等功利思想。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整个城堡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和典雅的风韵。
赫氏堡的主楼共有一百一十五个房间，计有卧室四十二间，起居室十九间，浴室四十七间，二个图书室，一个厨房，一个弹子房，一个电影厅，一个聚会厅，一间大餐厅。此外还有三栋独立的客房，整个山庄共有房间一百六十五间。
城堡主入口处的室外游泳池叫海王池。所蓄的一千三百吨水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池边散落着几尊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雕像，全是艺术珍品。室内游泳池叫罗马池，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泳池。墙壁、池底、岸边、跳台等用了一千五百万块在威尼斯制造的玻璃马赛克拼贴表面。金色的玻璃马赛克表面贴的是一层真金。单是生产这些马赛克就花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游泳池的修建历时三年。
城堡中的大图书室是为客人们所建。里面收藏的手稿、绝版书、善本书世所罕见。书柜顶和书桌上放置的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八世纪的希腊陶罐，书桌和扶手椅是核桃木的古董。曾经来做客的邱吉尔声称自己可以足不出户在该图书室待上好几个月。
整座城堡只有一个餐厅，餐厅的布置是赫斯特的骄傲。进入餐厅你会以为自己到了天主教堂。餐厅墙上挂的是十六世纪法国佛兰德壁毯，椅子是十四世纪西班牙唱诗班的长椅，天花板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的木制天花板，上面雕刻的圣徒像比真人还大。房间尽头的大壁炉可以容下三四个人而丝毫不用弯腰低头，也不拥挤。壁炉上挂的一排旗帜是十六世纪意大利锡耶那城，举行宗教赛马活动时胜利者的旗帜。桌上银制的餐具和烛台是十七到十九世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精品。赫斯特热爱动物，赫氏堡所在的牧场上有一个动物园，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动物园。赫斯特热爱自然，修建赫氏堡时，有许多橡树挡住了路，赫斯特宁肯花几千美元将树移走，也不愿意将它们坎掉。
修建赫氏城堡花费达一千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国王的身家。如果加上所有古董和艺术品的价值，没人能说清赫氏城堡到底值多少钱。赫斯特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将城堡捐赠给了加州政府，使整个产业得以向公众开放，让世人共同领略山庄迷人的魅力。赫氏城堡以其无价的艺术珍宝和主人的慷慨排在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四位。
现在，借着赫斯特的故事，来看看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印刷文字。一经大量出版发行成为可能，出版物就开始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在美国，早在独立之前，以报纸和小册子形式出现的出版物就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报纸和杂志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二十年代，出现了商业电台，电子媒体──无线电广播加入了进来。三十年代的富兰克林•Ｄ•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Ｄ．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总统是第一个发现广播的潜力，并彻底加以利用的美国政治家。他对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Ｆｉｒｅｓｉｄｅ Ｃｈａｔｓ），号召人民重整旗鼓，支援他的政策，与大萧条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经济危机作斗争。美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他们的总统激励他们的自信的声音。
当今的美国社会里，新闻媒体被公认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列的“第四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是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力量而存在的。因其受到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是牵制政府的一个重要力量。首先，它们与资讯打交道，资讯本身意味着公众的兴趣所在；揭露政府的失败、腐败和其他错误行为是其首当其冲的任务；当一切正常时，媒体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一旦事情有变，新闻界就会马上行动；美国的新闻媒体同政府基本上是处于敌对关系；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体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想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其次，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作用；新闻报导和评论的倾向性、对新闻的解读、对政府政策的解读，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第三，抛开意识形态问题，新闻媒体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极为强大的力量；它们极少受行政权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在决定什么是公众讨论的话题，这项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但美国政府、白宫和国会，都十分关注媒体动向，并常常根据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确立自己政策立场。第四，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官员会进行监督，以确保相关法规和政策的严格执行；同时对政府官员的腐化、决策错误和渎职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新闻报导对竞选活动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候选人几乎不可能通过竞选取得重要职位；这也是少数党常常抱怨的。
但是，新闻媒体本身是一个大企业，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为了获取吸引眼球的新闻，新闻媒体变的傲慢、自我正义感、愤世嫉俗、不负责任。他们纠缠于政治，侵犯隐私，用耸人听闻甚至编造的手法处理新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新闻媒体是靠卖新闻养活自己的；商业化会给新闻监督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新闻媒体都是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因为公司的股份制，它们面临着盈利的压力；这些压力使媒体在报导新闻时，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于是，能增加商业利益的黄色新闻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新闻报导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商业化使新闻媒体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对政府实行监督作用的时候，就会丧失其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其次，新闻媒体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相对低一些；于是，很多从业人员不顾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准确性、时效性原则；肆意编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机构，新闻媒体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比国会及其它政府机构高多少。它们像政府一样不受公众的欢迎。
尽管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维护民主制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服务。它也受到正当的批评，由于它权力很大，人们为新闻媒体不受有效控制而担忧。但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对它的制约。它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它分担着实现该制度目标的任务并分享其荣耀。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约束它，如果有的话，它就无法履行向公众传播资讯的职责。新闻媒体并不完美，但它在美国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令人讨厌，但为了把新闻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以避免出现黄色新闻。但是从建国到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为社会服务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做得都好，尤其是比那些把新闻媒体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的专制国家好得多。
Wednesday, January 23, 2013
李龙云：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于是之于２０日下午在京因病逝世，享年８６岁。】
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过的那份痛苦。
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正直、自律、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一举动更凸显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在那些当口没有冷落作家，而是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操守的……
2000年3月22日，于是之，李曼宜金婚合影
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19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拘束，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1980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风波迭起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1980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这样的小朋友。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1950年代的于是之、李曼宜
于是之表演代表作
●1953年《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1954年《雷雨》中饰演周萍
●1956年《日出》中饰演李石清
●1957年《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1958年《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1959年《青春之歌》中扮演余永泽
●1978年《丹心谱》中饰演丁文中
●1988年《太平湖》中扮演老舍上世纪50年代初的程疯子，如今已“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998年9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很快，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尽管如此，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欣喜地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9号早晨我来到他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非常像他1950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嘴里不停的说话。但仍是那种一句都听不懂的呜噜。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此前，1994、1995年于是之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之书法
在《茶馆》里饰演王利发
在《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为官八年却“不懂耐烦”
北京人艺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官场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他的气质更像个诗人。
1985年夏，于是之被获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的“故居”——北京人艺四楼401。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
胡耀邦讲完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么多，是有什么打算吗？”
停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没太认真：“依我看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那官儿比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然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再开玩笑：“是之老师，这事这么大，还是您自个儿拿主意吧！别回头我出错了主意，您再跟我找后账。”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真到文化部？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2002年摄于紫竹院1927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在舞台与银幕上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想像曹禺一样让“灵魂飘出窗口”
从1985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用于是之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19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回忆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l，我不只一次听于是之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他那种情绪是真实的。
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用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于是之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爆发；或者如他想像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大西北的观众仍记得他，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地欣喜
1995年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她反复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不跟你开玩笑，他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有一回他去签字售书，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本书走到他跟前：“爷爷！您给我签个字！”
于是之问：“姑娘，多大啦？
女孩回答：“六岁了！”
于是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还有一回是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而于是之则觉得，西北之行写字机会一定很多，特别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里边摘录的大都是唐宋诗人的一些边塞诗。从这里你能感觉到于是之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说：“明天早晨奔壶口，中午赶到铜川耀州窑‘打尖’，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在西北，一天到晚接触的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跑的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索性干脆坐在了门前的小凳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相咱们来了，是相您来了。”
在大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
思维已经出现障碍，对作家刘厚明和朋友王炼仍记忆犹新
西北之行，于是之的身体已露出种种不好的端倪。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在大客车里，张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的？”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15天，尽管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成就，主要讲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四人帮”猖獗时期，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和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偶尔，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提到他们时他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
“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他也曾向我倾诉过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1995年中国评选的四位所谓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是困难，但超脱点看，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一些年轻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痛苦自然比别人多……”说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眼珠子盯着我：“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后来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
即兴模仿毛泽东的讲话为他重返舞台燃起了希望之火
西北之行距于是之的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一段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语流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充满激情，标准的湖南方言。车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于是之自己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不要小看这段即兴表演，它是于是之重返舞台的希望之火。
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的，他摹仿过周扬讲话。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
有一天午饭之后，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我很纳闷。于是之手指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友之官称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他的确应该是王爷。金先生脾气好，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先生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他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儿，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吗，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不久他回来了，兴冲冲地说：“我可能真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重返舞台希望的破灭
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
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会场三面是观众，中间一个表演区。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此前，大多数人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于是之。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于是之站在了他们面前，人们的掌声非常热烈。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往下念，但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试念，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的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边说：“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像老了十岁，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全完了……”不管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这句话，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因版面有限，本文作了删节）
来源: 南方周末2009-12-24
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过的那份痛苦。
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正直、自律、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一举动更凸显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在那些当口没有冷落作家，而是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操守的……
2000年3月22日，于是之，李曼宜金婚合影
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19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拘束，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1980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风波迭起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1980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这样的小朋友。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1950年代的于是之、李曼宜
于是之表演代表作
●1953年《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1954年《雷雨》中饰演周萍
●1956年《日出》中饰演李石清
●1957年《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1958年《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1959年《青春之歌》中扮演余永泽
●1978年《丹心谱》中饰演丁文中
●1988年《太平湖》中扮演老舍上世纪50年代初的程疯子，如今已“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998年9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很快，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尽管如此，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欣喜地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9号早晨我来到他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非常像他1950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嘴里不停的说话。但仍是那种一句都听不懂的呜噜。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此前，1994、1995年于是之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之书法
在《茶馆》里饰演王利发
在《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为官八年却“不懂耐烦”
北京人艺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官场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他的气质更像个诗人。
1985年夏，于是之被获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的“故居”——北京人艺四楼401。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
胡耀邦讲完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么多，是有什么打算吗？”
停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没太认真：“依我看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那官儿比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然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再开玩笑：“是之老师，这事这么大，还是您自个儿拿主意吧！别回头我出错了主意，您再跟我找后账。”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真到文化部？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2002年摄于紫竹院1927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在舞台与银幕上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想像曹禺一样让“灵魂飘出窗口”
从1985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用于是之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19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回忆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l，我不只一次听于是之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他那种情绪是真实的。
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用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于是之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爆发；或者如他想像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大西北的观众仍记得他，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地欣喜
1995年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她反复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不跟你开玩笑，他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有一回他去签字售书，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本书走到他跟前：“爷爷！您给我签个字！”
于是之问：“姑娘，多大啦？
女孩回答：“六岁了！”
于是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还有一回是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而于是之则觉得，西北之行写字机会一定很多，特别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里边摘录的大都是唐宋诗人的一些边塞诗。从这里你能感觉到于是之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说：“明天早晨奔壶口，中午赶到铜川耀州窑‘打尖’，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在西北，一天到晚接触的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跑的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索性干脆坐在了门前的小凳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相咱们来了，是相您来了。”
在大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
思维已经出现障碍，对作家刘厚明和朋友王炼仍记忆犹新
西北之行，于是之的身体已露出种种不好的端倪。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在大客车里，张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的？”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15天，尽管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成就，主要讲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四人帮”猖獗时期，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和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偶尔，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提到他们时他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
“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他也曾向我倾诉过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1995年中国评选的四位所谓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是困难，但超脱点看，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一些年轻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痛苦自然比别人多……”说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眼珠子盯着我：“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后来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
即兴模仿毛泽东的讲话为他重返舞台燃起了希望之火
西北之行距于是之的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一段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语流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充满激情，标准的湖南方言。车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于是之自己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不要小看这段即兴表演，它是于是之重返舞台的希望之火。
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的，他摹仿过周扬讲话。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
有一天午饭之后，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我很纳闷。于是之手指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友之官称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他的确应该是王爷。金先生脾气好，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先生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他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儿，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吗，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不久他回来了，兴冲冲地说：“我可能真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重返舞台希望的破灭
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
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会场三面是观众，中间一个表演区。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此前，大多数人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于是之。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于是之站在了他们面前，人们的掌声非常热烈。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往下念，但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试念，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的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边说：“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像老了十岁，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全完了……”不管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这句话，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因版面有限，本文作了删节）
来源: 南方周末2009-12-24
Thursday, December 20, 2012
老钱：完全公平的代议制是不存在的——一个由选举悖论得出的结论
“选民关注的事情越广泛，或者选举进行得越频繁，那么市场和效率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并且，在处理公共事务中，投票产生的政府、政府组织的投票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灰色地带”，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布坎南（James M. Buchnan），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接受的，因此有很多先天不足。于是，上大学后就读了很多杂书，文史哲都涉猎了一些，谈不上深刻，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了解到了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认知的进步。也懂得了人类自身的很多局限性，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人的局限性无处不在。人类自身运用其理性发展出的最理性、最精确的科学——数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数学基础的三次危机，就是人类认知和理性的局限。数学就在突破这些局限中向前发展。其中最有趣的是第三次的数学危机，现在看来就是逻辑系统的自洽问题，最后由哥德尔（Ｋｕｒｔ Ｇｏｄｅｌ）做出了结论：任何数学的公理系统都不能排除逻辑悖论。在数学这么精确的科学中，都存在逻辑悖论，那在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的运作中是否也存在逻辑悖论？回答是肯定的，逻辑悖论存在于各种政治系统中。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选举中就存在着逻辑悖论。选举本身是一个数学问题，不管你信不信，一旦选举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中进行，如何进行合理的选举并保证其能正常运作的程序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数学方法在合理地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得极端一点，寻求合理的制度、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个纯数学问题。
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选举。选举本身很简单，然而也不是仅仅是让选民们举手、画圈那么简单。成功的民主政治是一部精致的决策机器。因其精致，就容易发生故障，因而需要精心维护；因其像机器，就要求操作该机器的人能熟练地把握其操作的程序、规则。即使在只须进行合计票数的加减法的简单场合，要是没有理性而成熟的选民及法院来把关，就很容易诱发社会分裂和宪法危机。
在这里介绍一下，历史上四个有名的选举悖论。第一个选举悖论，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孔多塞（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ｎｔ），在一七八五年给出的。这一悖论可以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有三个选民，张三、李四和王五，他们要从三个候选人Ｘ，Ｙ，Ｚ中选一个。当三人对候选人喜好的选择排序是
于是，选举结果就是Ｘ，Ｙ，Ｚ的三人循环。也就是说，每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排序，但得不出一个社会整体的排序。就是说要把所有的个人的偏好转变为一种确定的社会选择，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对选举做出严格的数学分析之前，人们对多数人准则的本质，其实并不清楚。一旦选举是连续不断的，很多情况下，多数人的偏好是循环的。这个悖论说明，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是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结果的。
第二个选举悖论是波达投票（Ｂｏｒｄａ Ｃｏｕｎｔ）悖论。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统计学家波达（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Ｂｏｒｄａ）的投票法是用数值表示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如１最好，２次之，依此类推。把全体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的顺序数加起来，得出的总数值即该候选人的波达数。通过比较候选人的波达数（波达数小对应优先度高），得出社会对全部候选人的偏好序列。在上面的例子中，３名候选人的波达数都是６，因此社会对他们的偏好一样的。波达投票法避免了孔多塞投票悖论。但也产生了新的悖论。假设在上面的例子中，候选人Ｚ由于某种原因退出竞选，选举只在Ｘ与Ｙ之间进行。而人们对Ｘ和Ｙ保持各自的偏好序列不变，则有下面的结果：
根据波达数，则Ｘ优于Ｙ，这与候选人Ｚ没有退出时Ａ和Ｃ没有差别的结果不同。可见，波达投票法的最终结果与候选人的数目有关。这就是波达投票悖论。这一悖论告诉我们，改变候选人数目，选举结果就会改变，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手段来操纵选举。
第三个选举悖论又称阿拉巴马悖论（Ａｌａｂａｍ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该悖论来自美国宪法的比例代表制。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与本州人口成比例。这条看上去简单、合理的规定其实很容易产生逻辑悖论。今天的美国现有五十个州，各州的人口数量之间不可能是整数倍，在一定规模的众议院内，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应该是该州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乘上联邦众议员总数。该数字在很多情况下是分数，但各州产生的联邦众议员数必须是整数，于是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分配方案，来产生联邦众议员。
建国初期的美国政治家亚力山大•汉密尔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托马斯•杰佛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及后来的丹尼尔•韦伯斯特（Ｄａｎｎｉｅ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等，都提出过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汉密尔顿的方案最简单，被一七九二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但后来被华盛顿否决。一八五二年，美国国会又采用了汉密尔顿方案。
汉密尔顿的方案就是，开始时每州的众议员人数，与理想的众议员人数的整数部分相等，分数不计。一个州的理想代表数为３.６２它就有３个众议员。然后，计算众议员总数，若总数没达到众院要求的议员人数，就按那些舍弃了的分数大小排序，再分配剩下的议员数。直到分配完所有的众议院议员席位。
根据汉密尔顿的按比例分配方案，可以虚构如下例子：在一个拥有５个州的国家中，要成立一个有２６个席位的众议院。下表是各州的人口和根据汉密尔顿的方案每州所能获得的众议员人数。
汉密尔顿方案符合一个公平原则：它给每个州能够就近上下浮动的理想的代表数。换句话说，如果Ｄ州的理想代表数为３.３１9。他的方法会分给Ｄ州３个或４个代表，但不会是２个或５个代表。符合这个准则的方案能满足定额，并且是人们期望的一种公平的按比例分配方案的最低定额。
可是，汉密尔顿的方法违背另一个公平原则。在上述５个州的例子里，在众议院的规模由２６个席位增加到２７个的时候：在２７席位的众议院，Ａ、Ｂ、Ｃ、Ｄ和Ｅ各州分别获得9、8、6、3和1个代表数。不可思议的是，总人口和Ｄ州人口都没有变，众议院议员人数增加了，但Ｄ州的议员数反而减少了，Ｄ州处于双重的不利境地。
该悖论是在一八八零年，联邦众议员总数增加的情况下，但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配额反而减少，而得名的。该悖论在一九零七年的俄克拉荷马州又发生了一次。尽管这一悖论出人意料，但它来自实践，不是纯逻辑的产物。看似公平的最简单的比例代表制，在实践中都会产生逻辑悖论，看来社会公平还真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
第四个选举悖论是“扩大委员会悖论”与“离任委员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荷兰数学家斯大林（Ｍｉｋｅ Ｓｔａｒｉｎｇ），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论文“委员会选举的两个悖论”，给出了两个有关选举委员会的悖论：１２个选民（编号１到１２），要从9位候选人（Ａ至Ｉ）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在只有两个空缺时，每位选民投票给对他（她）来说排在最前面的两位候选人。当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时，投票总数将有如下结果：
Ａ、Ｂ得四票，Ｈ、Ｉ得三票，其余每人两票，Ａ和Ｂ当选。然而，如果空缺有三个，于是每个选民必须投三票。结果被选上的将是Ｃ，Ｄ和Ｅ，因为他们每人都得五票，其余每个候选人都只得四票或三票。类似的计算导致这样的结论：如果有四个空缺，那么既没有二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也没有三人委员会中的成员能够当选；事实上，当选者将是Ｆ、Ｇ、Ｈ、Ｉ。因此，该悖论被称为“扩大委员会悖论”：一个候选人可以被选进一个由Ｎ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当这个委员会由Ｎ＋１个成员组成时他却未必能当选。事实上，Ｎ人委员会与Ｎ＋１人委员会的成员毫不相关。
当委员会的一个已当选委员在两次相继的选举期间退出了，则会发生另一个现象。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已当选的委员退出时，并不举行选举，而是指定在上次选举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入选。这看上去很合理，但是它也能产生悖论。假设有１２位选民，他们要从５位候选人中逃出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
如果每位选民必须投两票，投票结果是Ａ（12票）和Ｂ（5票）当选，Ｃ（3票）以及Ｄ和Ｅ（2票）落选。几天后Ａ退出委员会，所有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不变，一轮新的投票结果则是Ｄ和Ｅ当选，两人各得８票。但是，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落选者以代替离任委员Ａ的办法，将导致Ｃ当选。于是委员会则由Ｂ和Ｃ组成，而不是Ｄ和Ｅ。这一结论就是“离任委员悖论”：当一名当选委员退出委员会时（此时，他不再是候选人）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当选的程序，会产生一个委员会，它与让选民有机会再次投票而将产生的委员会毫不相关。
综上所述，投票机制在候选人达到“三”时，就很容易出现悖论。有人用蒙特卡罗来计算投票悖论产生的概率，他们的结论是，投票人数量或候选人越多，产生悖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投票者为3人，候选人也为3人的情况下，产生悖论的概率约为５.７％，当投票人增加至１５人，候选人增加至１１人时，产生悖论的概率就会到５０％。也就是说，两次投票中就会有一次悖论现象出现。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数学方法对合理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关系重大。一种选举方案存在问题，就会有新的方案替代它。新的方案会暂时消除悖论。但新方法又会带来新问题，新问题又需要解决。于是更新的方案，更加公正合理的方案又出现了，更新的方案也可能存在问题。很多优秀的数学家、政治家一直在探索着人类心目中的“完美制度”。到底哪一种制度才是合理的，公平的呢？
一九八二年，问题有了真正的转机。这一年，迈克尔•巴林斯基（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ｌｉｎｓｋｉ）和佩顿•扬（Ｐｅｙｔｏｎ Ｙｏｕｎｇ）两人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证明了，“不产生悖论”、“不违反公平分配原则”等五条合理的选举公理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逻辑上完美的选举制并不存在。这一里程碑式的结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公正的理解，人们对于“完美制度”的探索有了一个了结。
这一结论，对一些人来说多少有些悲观。实际上，尽管绝对公正的民主选举在理论上是逻辑不自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相对来说足够公正的制度来替代。作为一种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价值观，完全的公平公正仍然是人类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自由、真理、至善，是人类价值观的产物，尽管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却是人类从童年就开始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理想。
——布坎南（James M. Buchnan），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接受的，因此有很多先天不足。于是，上大学后就读了很多杂书，文史哲都涉猎了一些，谈不上深刻，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了解到了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认知的进步。也懂得了人类自身的很多局限性，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人的局限性无处不在。人类自身运用其理性发展出的最理性、最精确的科学——数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数学基础的三次危机，就是人类认知和理性的局限。数学就在突破这些局限中向前发展。其中最有趣的是第三次的数学危机，现在看来就是逻辑系统的自洽问题，最后由哥德尔（Ｋｕｒｔ Ｇｏｄｅｌ）做出了结论：任何数学的公理系统都不能排除逻辑悖论。在数学这么精确的科学中，都存在逻辑悖论，那在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的运作中是否也存在逻辑悖论？回答是肯定的，逻辑悖论存在于各种政治系统中。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选举中就存在着逻辑悖论。选举本身是一个数学问题，不管你信不信，一旦选举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中进行，如何进行合理的选举并保证其能正常运作的程序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数学方法在合理地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得极端一点，寻求合理的制度、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个纯数学问题。
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选举。选举本身很简单，然而也不是仅仅是让选民们举手、画圈那么简单。成功的民主政治是一部精致的决策机器。因其精致，就容易发生故障，因而需要精心维护；因其像机器，就要求操作该机器的人能熟练地把握其操作的程序、规则。即使在只须进行合计票数的加减法的简单场合，要是没有理性而成熟的选民及法院来把关，就很容易诱发社会分裂和宪法危机。
在这里介绍一下，历史上四个有名的选举悖论。第一个选举悖论，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孔多塞（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ｎｔ），在一七八五年给出的。这一悖论可以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有三个选民，张三、李四和王五，他们要从三个候选人Ｘ，Ｙ，Ｚ中选一个。当三人对候选人喜好的选择排序是
于是，选举结果就是Ｘ，Ｙ，Ｚ的三人循环。也就是说，每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排序，但得不出一个社会整体的排序。就是说要把所有的个人的偏好转变为一种确定的社会选择，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对选举做出严格的数学分析之前，人们对多数人准则的本质，其实并不清楚。一旦选举是连续不断的，很多情况下，多数人的偏好是循环的。这个悖论说明，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是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结果的。
第二个选举悖论是波达投票（Ｂｏｒｄａ Ｃｏｕｎｔ）悖论。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统计学家波达（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Ｂｏｒｄａ）的投票法是用数值表示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如１最好，２次之，依此类推。把全体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的顺序数加起来，得出的总数值即该候选人的波达数。通过比较候选人的波达数（波达数小对应优先度高），得出社会对全部候选人的偏好序列。在上面的例子中，３名候选人的波达数都是６，因此社会对他们的偏好一样的。波达投票法避免了孔多塞投票悖论。但也产生了新的悖论。假设在上面的例子中，候选人Ｚ由于某种原因退出竞选，选举只在Ｘ与Ｙ之间进行。而人们对Ｘ和Ｙ保持各自的偏好序列不变，则有下面的结果：
根据波达数，则Ｘ优于Ｙ，这与候选人Ｚ没有退出时Ａ和Ｃ没有差别的结果不同。可见，波达投票法的最终结果与候选人的数目有关。这就是波达投票悖论。这一悖论告诉我们，改变候选人数目，选举结果就会改变，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手段来操纵选举。
第三个选举悖论又称阿拉巴马悖论（Ａｌａｂａｍ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该悖论来自美国宪法的比例代表制。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与本州人口成比例。这条看上去简单、合理的规定其实很容易产生逻辑悖论。今天的美国现有五十个州，各州的人口数量之间不可能是整数倍，在一定规模的众议院内，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应该是该州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乘上联邦众议员总数。该数字在很多情况下是分数，但各州产生的联邦众议员数必须是整数，于是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分配方案，来产生联邦众议员。
建国初期的美国政治家亚力山大•汉密尔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托马斯•杰佛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及后来的丹尼尔•韦伯斯特（Ｄａｎｎｉｅ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等，都提出过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汉密尔顿的方案最简单，被一七九二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但后来被华盛顿否决。一八五二年，美国国会又采用了汉密尔顿方案。
汉密尔顿的方案就是，开始时每州的众议员人数，与理想的众议员人数的整数部分相等，分数不计。一个州的理想代表数为３.６２它就有３个众议员。然后，计算众议员总数，若总数没达到众院要求的议员人数，就按那些舍弃了的分数大小排序，再分配剩下的议员数。直到分配完所有的众议院议员席位。
根据汉密尔顿的按比例分配方案，可以虚构如下例子：在一个拥有５个州的国家中，要成立一个有２６个席位的众议院。下表是各州的人口和根据汉密尔顿的方案每州所能获得的众议员人数。
汉密尔顿方案符合一个公平原则：它给每个州能够就近上下浮动的理想的代表数。换句话说，如果Ｄ州的理想代表数为３.３１9。他的方法会分给Ｄ州３个或４个代表，但不会是２个或５个代表。符合这个准则的方案能满足定额，并且是人们期望的一种公平的按比例分配方案的最低定额。
可是，汉密尔顿的方法违背另一个公平原则。在上述５个州的例子里，在众议院的规模由２６个席位增加到２７个的时候：在２７席位的众议院，Ａ、Ｂ、Ｃ、Ｄ和Ｅ各州分别获得9、8、6、3和1个代表数。不可思议的是，总人口和Ｄ州人口都没有变，众议院议员人数增加了，但Ｄ州的议员数反而减少了，Ｄ州处于双重的不利境地。
该悖论是在一八八零年，联邦众议员总数增加的情况下，但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配额反而减少，而得名的。该悖论在一九零七年的俄克拉荷马州又发生了一次。尽管这一悖论出人意料，但它来自实践，不是纯逻辑的产物。看似公平的最简单的比例代表制，在实践中都会产生逻辑悖论，看来社会公平还真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
第四个选举悖论是“扩大委员会悖论”与“离任委员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荷兰数学家斯大林（Ｍｉｋｅ Ｓｔａｒｉｎｇ），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论文“委员会选举的两个悖论”，给出了两个有关选举委员会的悖论：１２个选民（编号１到１２），要从9位候选人（Ａ至Ｉ）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在只有两个空缺时，每位选民投票给对他（她）来说排在最前面的两位候选人。当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时，投票总数将有如下结果：
Ａ、Ｂ得四票，Ｈ、Ｉ得三票，其余每人两票，Ａ和Ｂ当选。然而，如果空缺有三个，于是每个选民必须投三票。结果被选上的将是Ｃ，Ｄ和Ｅ，因为他们每人都得五票，其余每个候选人都只得四票或三票。类似的计算导致这样的结论：如果有四个空缺，那么既没有二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也没有三人委员会中的成员能够当选；事实上，当选者将是Ｆ、Ｇ、Ｈ、Ｉ。因此，该悖论被称为“扩大委员会悖论”：一个候选人可以被选进一个由Ｎ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当这个委员会由Ｎ＋１个成员组成时他却未必能当选。事实上，Ｎ人委员会与Ｎ＋１人委员会的成员毫不相关。
当委员会的一个已当选委员在两次相继的选举期间退出了，则会发生另一个现象。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已当选的委员退出时，并不举行选举，而是指定在上次选举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入选。这看上去很合理，但是它也能产生悖论。假设有１２位选民，他们要从５位候选人中逃出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
如果每位选民必须投两票，投票结果是Ａ（12票）和Ｂ（5票）当选，Ｃ（3票）以及Ｄ和Ｅ（2票）落选。几天后Ａ退出委员会，所有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不变，一轮新的投票结果则是Ｄ和Ｅ当选，两人各得８票。但是，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落选者以代替离任委员Ａ的办法，将导致Ｃ当选。于是委员会则由Ｂ和Ｃ组成，而不是Ｄ和Ｅ。这一结论就是“离任委员悖论”：当一名当选委员退出委员会时（此时，他不再是候选人）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当选的程序，会产生一个委员会，它与让选民有机会再次投票而将产生的委员会毫不相关。
综上所述，投票机制在候选人达到“三”时，就很容易出现悖论。有人用蒙特卡罗来计算投票悖论产生的概率，他们的结论是，投票人数量或候选人越多，产生悖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投票者为3人，候选人也为3人的情况下，产生悖论的概率约为５.７％，当投票人增加至１５人，候选人增加至１１人时，产生悖论的概率就会到５０％。也就是说，两次投票中就会有一次悖论现象出现。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数学方法对合理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关系重大。一种选举方案存在问题，就会有新的方案替代它。新的方案会暂时消除悖论。但新方法又会带来新问题，新问题又需要解决。于是更新的方案，更加公正合理的方案又出现了，更新的方案也可能存在问题。很多优秀的数学家、政治家一直在探索着人类心目中的“完美制度”。到底哪一种制度才是合理的，公平的呢？
一九八二年，问题有了真正的转机。这一年，迈克尔•巴林斯基（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ｌｉｎｓｋｉ）和佩顿•扬（Ｐｅｙｔｏｎ Ｙｏｕｎｇ）两人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证明了，“不产生悖论”、“不违反公平分配原则”等五条合理的选举公理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逻辑上完美的选举制并不存在。这一里程碑式的结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公正的理解，人们对于“完美制度”的探索有了一个了结。
这一结论，对一些人来说多少有些悲观。实际上，尽管绝对公正的民主选举在理论上是逻辑不自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相对来说足够公正的制度来替代。作为一种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价值观，完全的公平公正仍然是人类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自由、真理、至善，是人类价值观的产物，尽管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却是人类从童年就开始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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