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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 2013

方励之: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遗作)


1970’s中期,无所事事的年代,凡是暑期我在北京,每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全家会一起去颐和园治镜阁避暑。

治镜阁是颐和园里的一个废墟岛。位于西湖中心,园形,直径约一百公尺。岛周边的水很清,也深,是昆明湖最好的游泳水域。治镜阁小岛对所有游客是开放的。但治镜高阁早就倒塌了。只留下断壁残垣。对游客无吸引力。加之小岛孤立在湖中央,无陆路可达,西湖也无游船。以致岛上无游客。只有在冬季,湖面结冰,才可以从冰面走上小岛。

然而,治镜阁小岛最诱人的季节是夏天。不在夏季上岛,不能领略到它独有的风情。

在夏季,治镜阁是留给西湖里的游泳爱好者的专用地。我们就是这种爱好者。

每天下午二时半左右动身,从北大蔚秀园出发,骑车到颐和园,但不买门票入园,而是沿颐和园东墙,向南走。在昆明湖与运河接口附近,颐和园围墙有豁口,可以自由出入,包括自行车。豁口可能是颐和园职工“制造”的,为的是上下班方便。颐和园当局也听之任之,从不封闭豁口。入豁口后,沿西堤北上直达玉带桥,那就是西湖了。这条路线不用存车和买门票,在园内也以车代步,快捷得多。

除了李淑娴和我,以及两个儿子以外,时常还有邻居和同学的孩子加入我们的“治镜阁夏憩团”。从玉带桥附近下水,游到治镜阁大约是二百公尺。沿治镜阁小岛游一圈三百多公尺。所以,夏憩团员的起码条件是能游或能漂二百公尺以上。这一点很重要,西湖里无救生员,一切要有预案,有时我们带一个很小的救生圈。



小岛的三百多公尺的圆周,长满树木,树枝横在水面,有如诺曼底防线上的障碍物。泳者很难登岸。小岛原来有四个小船码头,东南西北各一。但南西北三个码头都被破坏了,不再能用。只有东侧的码头还在,岸边铺有条石,长约丈许,数级台阶,直达水面之下。这是泳者的登岸处。

治镜阁的遭遇很像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先是火灾,随后,周边的居民偷盗火灾之后残留的砖瓦木石,只剩下没有市值的一圈土围墙。雷峰塔的土墙于1924年轰然倒塌,成了一堆废墟。如今重修了。

治镜阁的土墙还没有完全倒,但没有重修的必要。

治镜阁是乾隆皇帝造的,其目的是“承袭了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中的‘一水三山’模式,即在阔大的园林水面中设置了三座岛屿,以象征东海中漂浮的三座‘仙山’,体现了皇家园林对‘人间仙境’境界的追求。”

都到了18世纪了,居然还是承袭秦汉时期的模式,追求的还是东海漂浮的“人间仙境”。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的眼界和见识,大体还停留在天园地方的边界之内。

原来以为治镜阁是制镜阁。十八世纪,制镜业确有很大发展。无论望远镜,显微镜,还是特殊功能的镜,都有愈来愈多的用途。大者如航海,军事,星象;小者如阅读用放大镜等等。乾隆皇帝应当知道这些信息,因为,洋教士送给他的礼品中包括各式各样的镜。据记载,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镜”。在故宫里,仍然存有这些西洋镜。但是,乾隆皇帝的治镜阁还是治镜(统治臣民之鉴),不是制镜。

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居然没能从大量西洋镜中看到外部世界发展的“镜像”,也算是自闭得可以了。

乾隆皇帝挂帅,纪晓岚主持汇编的“四库全书”,号称为“人类文明的空前巨制” 的“百科全书”,里面也少有镜的制作和应用。“人类文明的空前…”云云,吹牛了。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主编的“百科全书”,成册于1772年,至少比“四库全书”早十年。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一代启蒙学者的“百科全书”中,收有的大量十八世纪发展的科学和工藝的内容,“四库全书”大都没有。“四库全书”比“百科全书”多的内容是“君子之道” ,“御世之术”等。

倒塌的治镜阁,是弘历大帝“盛世”的绝佳写照。“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這青苔碧瓦堆 ……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孔尚任)。

废墟小岛,正可废物利用,为我等消夏祛暑。

很少人到西湖来游泳。我们“夏憩团” 往往独占该岛。偶尔会有其他的泳客,不多,两三个而已。一般游客不来这里游泳,顾虑之一是怕留在玉带桥岸边衣物丢了。这里的泳者都是有备而来,不怕丢东西。其实,这一带相当安全,西湖的西岸,是北京市府顶级要员的别墅,有暗哨保镖。泳者也不要游近西岸,否则,就有持枪者从树丛后跳出来大喊,“不要靠近!”

治镜阁岛的面积太小了,加之四面环水,距西湖四周堤岸,都在200公尺以上,小岛不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物圈。没有动物能在岛上繁衍扎根,好像老鼠都没有,也就没有蛇。只偶有飞鸟。 所以是个安全岛。

200公尺宽的水面,是很有效的隔声带。陆地会反射声波,而在水面传播的声波,相当部分会进入水中,被吸收。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湖那边排云殿上下熙熙攘攘的游客,但听不到游客的噪声。岛上总是静静的,只有你和你的同伴的游水声。颇有隔世之感。

有时我们会在小岛上一直逗留到净园时刻,尽情享受隔世的静谧,尽情享受荒岛上的悠闲。这里没有亭台楼阁,人造的东西,包括乾隆题字的石碑,都已泯灭了。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绿荫之下的空气,被收敛的阳光,野树下的废垒尘埃,从不修饰,也无须修饰。西边的太阳正在玉泉山之上,懒懒地向北向下移动,像是围着小岛绕行。似乎一切都以小岛为心,慢悠悠地旋转。在治镜阁野岛上冥想得久了,自然会有歌德的感悟:

我,神性的影像,宇宙的中心
自以为与真理的镜台已经逼近
迎向天光云影,一片澄清,
早已经远远超脱了凡尘。

不假,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隔世沉思冥想七天七夜,终于顿悟,超脱了凡尘。一个下午,我突然有个小“顿悟”,如果谁能在治镜阁隔世荒岛上沉思冥想七天七夜,说不定也会像佛祖一样“顿悟”,发现新的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或更有可能,是中了邪了。

为了免于中邪。还是游泳吧,水会荡涤掉沉思的邪祟,让你重归凡尘 ……

落日的光辉愈来愈长了,六点正,净园。

回程走昆明湖北岸,出颐和园正门。夏憩团一行,骑着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回到北大凡尘之地,已是黄昏,天已经不热了。



明天再去,如果不下雨的话。
2012,5. Tucson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5877

李淑娴:颐和园一文——方励之最后一篇散文

励之突然离世,叫我猝不及防,他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除了一声咳嗽。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不断自责没有能救活他。这难道是宿命?他一生中,只有尽力向别人提供帮助,不愿麻烦别人。难道在命危时连我也不叫一声或提前告诉我?是他的自信还是我的粗心?

我寻寻觅觅,找寻他留下的点点滴滴,在办公室,在他理好准备上课的书包里,…………。没有,没有,他所有留下的是继续前行。在他随身带的电脑中,有两篇业已写就、安排待发的散文,在文尾写好日期。
1, 亚利桑那一百年,2012年4月,Tucson。
2, 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2012,5。

按他的习惯,做事总是提前,这些散文每次都是交 CND 首发。显然,第一篇他已作了审阅,准备在2012年4月发出,但没等到他要发的时间他却倏然离去。因为2012年正值亚利桑那一百年,我按他的遗愿,在2012年将文发给 CND 。

如今五月又来了,每年此时,他忙着操持游泳池。当年我们看上这座朴素的房子,原因之一是它带有一个大小合适的家庭休闲游泳池。一池碧水,凭添小院情趣,下午他从大学回来,是 Tucson 炙人的太阳偏西,气温合适下水的时候。去年三月,他已开始料理游泳池。我建议他病后把这事包给别人吧。但他认为,这点小事,能自己做就自己动手。

他不是运动型的男子,却自小就是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开敞的自然中游。大学期间的外出,在大连的海边游过;毕业的间隙,借了教授的15块钱,在北戴河游过。后来,在亚德里亚海滨游过,在法、意边境的地中海游过……我想,大自然的碧水山色,和他心底的广阔、浪漫、温情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断追究的苍穹和大海的气息更近。

他故乡的西子湖,北京的颐和园,是他的所爱。我从南方来到北大,碰巧和他分在一个小组。我记得,第一次活动,就是他带领全组游颐和园,还对各座建筑说出些道道。我们婚后第二天,和他的父母全家,到颐和园一游。后来,我们这个小家,不管在顺时还是在逆时,只要在北京,颐和园总是要去的。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出国,也参观过一些外国的宫殿、园林和花园,不禁想起颐和园。使我们感触极深的是:“中国的皇帝是最会享受的皇帝”。法国极富盛名的“枫丹白露”,除了有些人物雕像,其佈局的几何图形远不及颐和园的山水浑然天成。难怪中国的皇帝特别强调“大、一、统”,否则,哪有诺大的资源供其摆谱?

励之的这篇颐和园一文,是他在大病后恢复中写成。文中没有一点病态,漾溢着满篇嬉戏,夹着对“大皇帝”的讥讽。然而,对跨自行车翻墙而过,泳后骑车呼啸而回的满满童心,则激赏有嘉。在字里行间,难忘的是故土的山水,当然还有故乡的亲人。我特意为励之最后的散文选了一张那时候在这一汪清水边的照片。励之泳后穿上衣服准备回家了,他笑得如此开心,是因为他和深爱的家人、朋友又难得的相聚,还是笑“免费”又来了一次“大皇帝”的禁地?

此文之后几个月,他就离我而去。

记住他那含着天真、开朗、自得的笑,似乎还听得见他朗朗的笑声。

2013年 5月2日 午夜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方励之:怀念严济慈先生(遗作)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从左至右:钱临照,严济慈,方励之)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李淑娴:十二年后才打开的祭文 —— 相会在天际 


这是一篇励之十二年前写的文字,是为遥祭他终生感念的严济慈先生。

励之对物理、尤其对追寻事物本源的理论物理的热爱,是从高中时就养成的。北大毕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在意由于反右问题,被逐出保密的核物理研究室;也不在意从科研机构调去科大教书;他不忍割舍的是,与物理永远告别。1965年,由于调动事,见到严济慈先生,由此而结下36年的似师生、胜师生;不常见、又常关怀的两代物理人之间的纯净、向上的关系。无奈我们去国之后,再难见面,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严先生,励之总会注意老人的神态。

严先生的第五个儿子严武光,是我们的北大同班同学,2000年特意到Tucson我们家。除了叙同学友情,我们带他参观Tucson特有风情,也谈了很多严先生往事。严先生农家出身,十几岁就写成一本解题的小册子《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稿费得以上高等学府。继之,有机会出国深造,以超人的速度得以在法国站稳脚跟。

严先生始终保持纯朴、助人的作风。有一次,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春节,励之和我去拜年,看见严先生在房顶上,和修房工人边讲话、边比划。这简直吓我一跳,可是严先生却不动声色,一会儿扶着梯子下来了。看来,严先生上房,绝不是仅有一次的事。 又有一次,在严先生家,我看见挂着一副徐悲鸿的画,我问了才知道,徐未成名时、在法国困难中得到严先生的帮助,那是后来他的亲手赠品。

严先生去世了,励之有憾于不能送上一束鲜花,不能到先生面前送别。恰好,严武光来,除了会老友,希望励之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说:“我不知道在爸爸纪念册上,现在能不能允许刊载,但我会好好保留,等到能公开发表的时候。”

如今,励之也去了,我想是打开这篇祭文的时候了。他对严老的终生感谢,感谢严先生成就他一辈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毕生的智慧与精力交给物理,交给研究自然最本源的事。他在严先生面前,始终是晚辈、是学生。见到严先生,他一定会说:“严先生,请看我的成绩单!”严先生会笑着说:“还不错,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图1:2000年,严武光(右)、方励之在Sabino Canyon的“傻瓜喽”前


图2:2000年,严武光(左)、方励之在我们的家门口

2012年9月10日,Tucson

Monday, April 9, 2012

杜欣欣:方励之先生印象

今天清晨,我还没起来,我先生推门进来说:“欣欣,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方老师去世了。”“不会是造谣吧?”这消息太难以置信了!我们等到西部时间早晨八点才打电话去询问。电话是方克接的,他说:“昨天早晨(4月6日)我爸上班前查电邮。我妈再看到他时,他还坐在椅子上,但呼吸和脉搏都已停止了,当时我妈离开他只有10-20分钟。”方克难过得说一句话要停好一会儿。我们震惊,难过,只说“请李老师节哀,保重,需要我们做什么,请来电邮”。唉,语言是多么乏味无力啊。

去年11月间,方老师因心脏问题住院,后因用药引起肝肾衰竭,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得知消息后,我们与方克联系,并做了最坏的准备。然而奇迹出现!方老师不仅出院,而且恢复得很快。此前他战胜过亚利桑那山谷热,我真庆幸他凭着“70多年不进医院的好身体”又闯过了一关。方老师又开始教课做研究,还在华夏文摘上发表文章。记得我最早读到的是《重返卡普里》,从此一直跟读他的文章。他本来还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好文章!他写出的回忆录一定是既有历史价值又好看!

1995年,我曾在方先生家居住一夜,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方老师家是一座典型的西班牙式平房,黄墙红瓦,房前长着亚利桑那州的典型植物–巨大的仙人掌。方老师家的客厅东西不多,却布置得十分雅致。我记得还有一座肯尼迪的雕像,那是他获得的自由奖。一面墙上的镜框里是当年通缉令的复印件,李淑贤老师和方励之老师并排的照片和通缉文字。当晚,他和李老师请我们到附近的意大利餐馆晚餐。我们一起看电视时,其中的一宗新闻里出现了北京警察。方老师边看电视边和我女儿开玩笑:“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家胡同口的片儿警。”我女儿当时八岁,刚从大陆过来。

2007年夏天和2008年夏天,我在意大利和台湾又见到方老师。2008年见面时正是他的小儿子方哲遇难之后。在中研院的院子里,我先碰到李老师。我向她表示哀悼,并希望她节哀。我能感觉李老师还未走出丧子之痛,但她告诉我自从儿子去世,方老师到任何地方都会带着她。我们原计划去年冬天驱车图桑看望方老师,但因顾虑他身体欠佳而取消。我总以为还会有再见的机会,却未想到台湾太鲁阁的留影竟是最后一次。

7年前,刘宾雁先生去世了。刘先生与方老师都是1987年被开除党籍,再流亡海外。我与刘先生也有些故交,为他重病有家归不得,至死未能踏上故土非常难过。

http://du-xinxin.hxwk.org/2011/12/21/%e5%b7%b2%e7%bb%8f%e4%ba%94%e5%b9%b4%e4%ba%86%ef%bc%88%e6%97%a7%e6%96%87%ef%bc%89/

我一直以为比刘先生年轻很多的方老师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踏上故土。他走得太早了!
方老师有男中音的洪亮嗓音,还会唱意大利歌剧。我听一位老友说,当年她住在方老师家,半夜听到方老师唱歌,次日才知道他说梦话就是唱意大利歌剧。
方老师,愿你一直放声歌唱,我们都在听。

又及:

今天下午,鲍伯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太震惊了。”,随即他就告诉我们方老师去世的细节。4月6日清晨,方老师与意大利物理学家鲁菲尼在SKYPE上通话。他们都是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的组织委员,今天的通话是为第十三届会议的组织工作。说到一半,鲁菲尼就听不到方老师的声音了。后来卢菲尼收到方克的电邮才知道方老师去世了。鲁菲尼将消息转给巴黎的朵纳多,不幸的消息从巴黎由转回美国的鲍伯。(鲍伯和朵纳多都参与组织会议)。

通过电文,我们知道鲁菲尼先生是最后一个看到方先生的人(“up to last moment I saw him on skype and we were working on MG13 ”by鲁菲尼 )。方先生的生命最后一刻是在他热爱的工作中(“He was working till the last minute, with a letter from you and some research papers on his hand…”by 方克)。 我们还知道为了纪念方励之先生,鲁菲尼先生准备筹办一所以方先生命名的研究所。


方老师2008年在台湾演讲


方老师2008年在台湾演讲结束时的漫画

在推上看到这个:
RT @daofeichang: 四月何残忍,死地剩丁香。春雨催根芽,相思由兹长。欣欣此生意,一念恸衷肠。犹怀去岁冬,雪地白茫茫。苟且抱余温,生死两相忘。【意译艾略特《荒原》诗意悼方励之先生】

Saturday, April 7, 2012

亲莅亚利桑那山谷热 —— 供想来南亚利桑那者参考

 方励之

去年(2010),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第一次全盘西化”)纪念我的母亲,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忘了也要感谢上帝,麻烦了,今年我就被投进了医院。
山谷热
六月开始,我得了Arizona valley fever (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只在美国西南流行。以Tucson为最。全美唯一的山谷热研究中心就设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医学院。
有人死活不愿来Tucson,就是惧怕山谷热。到Tucson 的旅游者,也可能给被山谷热感染,回家以后发病。
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此菌原住在美西南深层地下。在牛仔时代,人只在地表活动,人与该菌和平共处数百年,相安无事。工业化开始了,人不断向地下深挖,侵犯了该菌的居住安宁。该菌从深层地下涌出复仇,攻击地面的动物,包括人类,这就是山谷热。
在Tucson 工作的人,大多被山谷热感染过。一般情况只像一次感冒。我来Tucson 二十年,一直未被山谷热感染。自以为,在中国的50多年的“锻炼”,造就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铁布衫”。义和团精神还是被山谷热菌击败。
我得了最典型的山谷热(大夫语),即出现所有山谷热的症状:左肺被该菌占领一半。有时发冷,在Tucson的炎热天气下,仍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热,高温到102F(39C),再加持续低烧99(37.2)—100(37.8)。严重咳嗽。难于进食,呕吐。体重骤降,有时一天能降两磅,一个多月里,我的体重总共下降28磅(减肥有效)。血压降低,高压会降到80 mmHg,低压40 mmHg。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大者直径5厘米,小者半厘米,人皮形如鬼皮也。
菌类不怕所有抗生素。对山谷热无特效药。
医药公司无兴趣发展治山谷热的特效药,因为每年患者约有5万,市场太小了,相比其它药,如糖尿病的销路会上千万。山谷热特效药无利可图。山谷热是地方病,联邦当局也不重视。州当局无钱。新药发展可能要投资上千万美元。州当局只给了20万,杯水车薪。
所以,文献上说,至今最好的治疗方法仍就是最古老的方法——卧床休息。外加吃一种效力一般的抗菌药。不过,山谷热的预后,一般良好,除非有并发症,或转成其他病。
白发老太的“重锤”疗法
没有特效药,但有特效疗法。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一过,我就被送进了St.Joseph医院。当时的情况是,四肢的所有关节失去功能,不但不能走,不能站,在床上翻身也不行。体会到,这大概就是collapse。医院早就预备了尿垫,身体失去了平移和转动等自由度,只剩放水自由。
7月6日晚班,值班护士是一位白发老太,身材矮小,略有驼背,年龄一定在60岁以上。但动作敏捷,做事一步到位。这是大夫见了都要礼让三分的老护士长。
9:00 pm, 温度102(39)。 白发老太来我床前,要我吞下三片药,并说两个小时后,她会再来。我睡了。果然,两个小时之后,11:00pm 差10分,醒了。发现全身都泡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出过如此多的汗水。枕头,几层的床单,被子,一律湿透。正要喊人。白发老太带一年轻人准时到达。不由分说,要把我拖出病床。看见老太,本能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穿内裤”,白发老太迅速回答,“没有穿内裤最好。”
年轻人和白发老太极迅速地更换了全部床单被子和枕头。并帮我擦拭掉我身上的汗。我的手被吊瓶输液占用,不能自拭。
这时,奇迹发生了:四肢的所有关节的功能大大恢复,可以站立,可以慢慢行走,也可以在床上翻身。从此,再没有使用过床上放水自由。
一记重锤,四肢功能就在两小时内初步恢复。这是老护士的经验。此时体温97(36.2)。
第二天,第三天的晚班,仍是白发老太值班,没有再用重锤。而是轻锤,或轻轻锤,巩固效果。虽然离治好山谷热还很远,但白发老太使我的运动机能大大改善。功德无量。
意大利的洋单方
二战时,亚利桑那州是意大利战俘营。战后,根据战俘自由选择原则,意大利战俘大都不选择回国,就地变成了美国公民。所以,亚利桑那州有很大的意大利社区。每年6月4日意大利国庆日,在凤凰城等地都有庆祝活动。很多意大利人来往于亚利桑那。回国后,有的人发了山谷热。意大利友人告我,他们有治此病的单方,很简单:吹海风,吃鲜菠萝。
Tucson有菠萝,但无海风。
最近十年,李淑娴和我每年夏天去意大利,吹亚得利亚海风,吃意大利面条(美国绝对没有)。ICRAnet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总部设在Pescara,我是其中成员,所以每个暑期都去。本来今年我们也要去,但机票订在了7月3日。准备7月4日到Pescara,7月5日吃意大利面条。可惜,7月5日我已被送进了医院。ICRAnet的头儿得知后说,你为什麽不早来一个月?吃鲜菠萝,吹海风,早就好了。
明年一定早一点儿去。
治山谷热的中药
Tucson 有一家中药店,生意相当不错。还有两位座店大夫,一位是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另一位是白人,也在中国学习多年(应当包括中医)。他们都有在美国行医的执照。这些大夫都通西医。李淑娴和我,都曾去问诊过。他们看病,除了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及看舌苔以外,一定要看西医的各种化验报告,以及所用西药,然后再开中药。所以,他们应被称为西医化了的中医。依靠西医诊断,开一点中药,作为辅助。
既然西医没有治山谷热的特效药。中药就应运而生。Tucson 的中药店,已出售专治山谷热的中药成药。我还没有用过这种成药。
中国还没有亚利桑那山谷热病例(我猜),山谷热中药成药在中国不会有市场。来亚利桑那旅游和访问的中国人正在迅速增加(如留学生的父母,旅游者等等)。如意大利一样,亚利桑那山谷热迟早会传到中国。山谷热成药迟早会在中国有市场。

Tucson 医院中的Social Service
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夫,护士,技士,以及兰领粗工。我住过的Tucson 的医院和疗养院(nursing house),还有一种Social Service 工作者。 他们的任务之一,似是代表医疗保险一方的利益。他们手里常拿着一本厚厚的observation ,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观察哪个病人已经痊愈了,或基本痊愈了,就催医院和他本人及时出院,以减少保险业的开销(St.Joseph 医院,病人每天费用的起价大约是US$ 5,000)。
用60年代的语言说,Social Service 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监视“是否有“泡病号”的人。60年代困难时期,“泡病号”的“好处”是每天伙食里多几克的肉,和几毫克的食油。实在想不出来,在美国“泡病号”有什麽“好处”。
因朋友们不断问我的状况,故写此简报:我大体已经走过了亚利桑那热山谷的谷底(能写简报,即是证明),离热山谷的出口应当不会太远了。欲来南亚利桑那工作和旅游的人,也应有到热山谷一游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2011.8.24 Tucson

圣心寺和“暴民恐惧”

方励之


我多次到过巴黎,但只去过圣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寺中没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艺术,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怎麽用一员女将当看门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不合适吧。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你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压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为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对1871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有“正”“邪”两种极端。上大学时,我们被教导说,1871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型。在圣心寺,公社被称为是一群恶棍和无赖们的“歇斯底里狂热”。
这很像五十年代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两极评价。19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一百年,纪念活动上的评价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长我两辈人的口中听到的是,“长毛”是无恶不做的强盗,土匪。太平天国之后,在杭嘉湖一带,吓唬小孩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别闹了,长毛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军开始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纪国家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 尽管被杀戮的3 – 5万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圣心寺所要镇的邪,却是专指公社社员。公社被圣心寺认定为极端组织煽动起来的暴民狂热,最终导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为防类似事件再发,第三共和的国民议会通过禁止极端组织活动的议案。极端组织主要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国民议会再次重申,圣心寺是为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消孽。这也是圣心寺如今的说法。
所以,圣心寺,是对“暴民政治”的恐惧

在西方,“暴民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亚氏著有“论物理”,共八卷。现在已经没有人引用了。因为其中的论断,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亚氏著有“论政治”,也是八卷。还没有完全被遗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由优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节的引文,大多出自亚氏“论政治”,不再一一标明)。以此为标准,亚氏考察了古希腊城邦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都会腐败,变质。
尽管如此,亚氏认为,三种“腐败政体中,(共和政体)并不算太坏”。共和政体基于宪法和议会,所以,它能与下述“自由,平等”观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机会”。只在共和政体中,(原则上)有可能实现“人人均有治理……的机会”。亚氏说“没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给出身高贵者,而不给精于笛艺的吹笛者。前者不见得会善加利用”。当然,这里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世事是动态的,亚氏进一步说“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坏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统治”;贵族政体走向反面,乃是“寡头政治”。共和政体的反面,则是 demagogy —— 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统治。
穷人的人数众多,但见识少,缺乏教养,拙于价值判断。如果选举权扩及到穷人,政权可能会由容易被煽动的人主导,难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头政治”一样,都是“暴”。“暴君”和“寡头”政体中,“暴君”和“寡头”是施“暴”的源头。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会失去理性的主导,走入混乱,失序,冲突,打斗,流血。这就是亚氏的“demagogy恐惧”。
后世许多人重复阐述过亚氏的“暴民忧虑”:宪法和议会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不堕落为demagogy,普选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欧,从康德,罗素…..到丘吉尔等有影响的人士,对民主都有不少负面之词。“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较低级的政体”,“民主体制造就公众政治的伪善”,“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容易会变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锐的评论也许属于尼采,他说,选举制,议会制,就是“使牲口变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选举制,被马克思美誉为高度民主社会的雏形。圣心寺则说,那不是民主社会,而是demagogy,社会中邪了。


Demagogy一字至今没有中译名,虽然它不是个新字。想搜寻中文世界里有关demagogy的文章,无从下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类文章?不对,回想一下就发现,demagogy的论断,不但似曾相识,而且还在课堂里正正经经地学过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联共(布)党史”也是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苏联还派来一些“联共党史”专家,教授,帮助中国教师(大都来自是历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讲授“联共党史”,教材是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出版的“教程”一书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有卖,两根奶油冰棍的钱就可以买一本。我前后买过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试也不难,答题切忌创造性。要学会背书。关键语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满分。所以,至今还记得“教程”中的有关语句。
“联共党史”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的进步和改革主要依靠“农民公社”。
“联共党史”批判说,“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本节引文大多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再一一标明)。
这就是说,正宗马克思主义,即“联共党史”断言,农民是劳苦大众中最落后而又无前途的一类。哪能依靠这些人闹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课下盛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被苏联来的“联共党史”专家们举例为民粹主义,毛的“依靠农民”路线被认定同俄国民粹派路线一样。在联共(布)专家的口里,毛是民粹派。中国教师当然不会在课堂上说。至于,在实际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农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联共(布) 专家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总之,在答“联共党史”考试题时,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语言去答“联共党史”的考题。
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也是个X 话。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亦即,工人阶级自身也是属于“盲”者,不可能有自觉的先进意识,社会民主主义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进去。
总之,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加起来最多走到工联主义,农会主义,不会自动产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层意思:工农大众人数虽众多,但他们的知识贫乏,眼光短浅,不足为惧。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威胁。
这一层意思同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农民的估计倒是一样。俾斯麦认为,民主普选制对他的统治并无大碍。农民在大事上向来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层意思是:穷人大众容易失去理性(或本来就没有理性),易于被煽动而走入“邪”门。一旦如此,则会成为极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的名言是“财产权即盗窃”,它对穷苦大众极具煽动力。一旦穷苦大众认真实行蒲鲁东的名言,剥夺盗窃者的盗窃财物,私有产权社会能不歇斯底里吗?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马克思的结论之一是,巴黎公社当局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及时地没收(剥夺)银行,以致大小有产者的许多私有财产,都及时转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执行蒲鲁东的名言,还不够迅速和彻底。
“联共党史”认同这种观点,它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取消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农大众中去。“煽动”即是一种“灌输”。用“从外面灌输进去”一语形容共产主义力行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农大众是可以被灌输的,是应当被灌输的,也是必须被灌输的。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共产党的宣传部,即为灌输部。
列宁说得更直截了当(忘了出处),他说,俄国革命只要有一百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如果一百个职业革命家能到工农大众里去灌输,宣传,鼓动,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国翻过来。
“联共党史”第六,七章描写的十月革命,大体就是按列宁的路线进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宁和他的“一百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可能公开地灌输,宣传和鼓动。以致列宁在国外逗留了17年。根据KGB 公开的档案,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期间都有不错的财源支持,可以寓居于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里岛等地 [2] 。1917年俄历2月,俄国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逊位,代议制(杜马)的临时政府掌权。列宁于4月就回到国内。在民主体制下,“一百个”职业革命家们可以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到工厂去宣传,灌输和煽动了。结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获得工人大众认同。最终,苏维埃挤垮了杜马,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翻过来了。攻打冬宫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关键。按“联共党史”,俄历10月25日入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攻打冬宫开始,到10:45pm就宣告胜利了,大体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灌输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们对农民的灌输并不成功(俾斯麦猜对了)。所以,内战爆发时,多数农民支持白军(主力是士官生)。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哪怕他们是农民(最落后的一类),民主政体在俄国再度消失。
把“联共党史”放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革命历史背景里重新一看,就发现,五十多年前 “被灌输”和 “自灌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一些章节正是在描写demagogy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


当政者,大都不喜欢扩大民主,更惧怕扩大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demagogy。这一点都不奇怪。
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demagogy的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尽管对民主制一直有忧虑和批判,尽管民主政体有负面的历史经验,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停滞或萎缩,而仍是在发展和扩大。
1880年,法国当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极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也被释放。
随后,西欧各国的选举权人数不断增加。选举权的普及程度是对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动态的定量度量。
英国:1883年,20岁以上男子选民人数从8% 增加到29%。
比利时:1894年,成年男性选民人数从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选民人数从16.6% 增加到34.8%。
法国,十九世纪末,选民人数也已占成年人口的30-40%。
芬兰:1905年,选民普及到76%。并赋予妇女投票权。
奥地利:1907年,实行普选。
意大利:1913年,实行普选。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还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各国的男性公民大体都有了选举权。成年的“男性牲口”都变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欧洲,无论战败国或战胜国,大都以民主制(宪法,普选制,议会)重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数万人死于非命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欧民主政体有如此的发展。如何解释?
民主体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惧”了吗?
[1] 本文中的一些数据取自Eric Hobsbawn 的“资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Monday, February 27, 2012

方励之:天线的故事——一条绳子的启蒙

直到高一第一学期(1949年秋季),我的课余兴趣还停留在玩儿无线电上。我当时是北京四中的业余无线电小组的“头儿”。小组中有能人。北京的小报上报导过我们小组的活动,特别提到我们去清华大学求教专家,增长我们的无线电知识。恰恰是这个报导,和清华大学之行,使我从“玩儿无线电”上金盆洗手了。

对高中生来说,能看懂收音机的线路图,也能分辨出各个部分的功能:高放,外差变频,中放,检波,功放,电源整流等等,还能粗略说出为什麽有这些功能。根据这些浅近的理解,就可以换零件,改装,重组,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高中生的玩儿法。它同初中生的玩儿法——按图装配听个响儿——已大不相同。

对于我和一些小组成员,最不明白的是天线。天线的功能当然是接受电磁波信号(收音机),或产生电磁波信号(发射机)。但是,天线为什麽能接受和发射? 通俗无线电书籍上就语焉不详了。语焉不详还不要紧,就怕误导。

有的书籍,在天线之上画上几条曲线。其形状就像小人书里武侠们身后的螺旋状曲线,表示武侠们翻几个筋斗, 驾着云就来了,或走了。用武侠的来去比喻电磁波的来去,当然是100% 误导。

有的书较认真,多说了几句:天线杆上有电荷,也有电流,可以产生电场和磁场,电磁波就是由电场和磁场构成的。这有道理。

好,那我们也来认真一下。杆状天线上的电流是沿杆方向的,所以磁力线应是围绕天线杆的圆环,即磁力线垂直于天线杆,这在许多书上都有。又,天线上如有电荷,应是沿天线杆方向分布的,它们的电力线应是是垂直于天线杆,沿径向方向的,这在许多书上也有。这样,天线杆外的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很好,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就是处处相互垂直的。书上又说,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垂直于电场及磁场。这样,天线外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应是平行于天线杆的。亦即,沿杆向上,或沿杆向下。

这个推论只基于四个垂直关系:磁场与天线杆垂直;电场与天线杆垂直;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电磁波传播方向与电场磁场二者垂直。这在很多普及读物上都有,不需要任何中学以上的知识。

如果电磁波真是沿天线杆方向发射,杆状天线就应指向接受者所在的方向。

这个结论显然不对。四中西边的官园里,就有高大的杆状天线,指向天空。难道它的目的是发射给天上的接受者?当时(1949年),还没有人上太空,连飞机都很少。

我业余无线电小组的成员决定去清华大学电机系去请教。当时,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声望,在北京的中学生里,绝对是排名第一的,超过物理系。许多同学的大学目标是清华电机系。

无线电小组中,五六个有自行车的成员,找了一个好天,结伴直奔清华园。当时的北京城外(即如今二环以外)极少公共汽车,也没有像样的柏油路面。北京城里的学生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少有清华和燕京的学生参加,就因为进城交通不便。

电机系并不重视我们访问。也难怪,几个中学生嘛,懂什麽?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教师,也许只是个研究生。接待者的专长大概是电路。他总是用电路来解释电磁波,一直不提电场磁场。好像电磁波与电场磁场无关。他说,天线是个开放电路,所以能把电磁波发射出去。这种解释,甚至说不清“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是否有错,错在那里。有点糊弄人,似是而非。不算100% 误导,就算99.9% 吧。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到了高一第二学期,无线电的玩儿兴顿然消失,我最终退出了无线电小组。

高二开始有物理课,讲课教师是四中的镇校之宝——张子谔老师。张老师的课,生动,有趣。说到雷电的时候,张老师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学屈原。正在公演的郭沫若的话剧“屈原”里,有名的“雷电颂”一场,是屈原在雷电交加时指天发誓:“电啊!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很多同学喜欢用歇斯底里腔调朗诵。教室里一片“劈呀” “劈呀”。

幸好,屈原最终没有被劈到。张老师说那是因为屈原命大。命不够大的人,千万别在打雷时指天发誓,少跟雷电逗着玩儿。

雷击问题,很像天线问题。天线收到电磁波信号,就如同电磁波信号“劈”到了 天线。雷电交加时,收音机嘎嘎乱响,那就是闪电发射的电磁波在“劈” 天线。

那末,发射机呢?似乎应当反过来,是天线主动在“劈”。“劈”谁?谁被“劈”?如果屈原拿着一台无线电发射机指天发誓,在雷雨交加时,发射机天线是不是会多“劈”出点电磁波?我没敢去问。张老师是长辈,威望太高,有点令人望而生畏。

高二代数课老师是王景鹤,年轻,随和,风趣,不修边幅,安徽人,口音不重,和学生混得很熟。得知王老师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的,我就到他的单身宿舍问他天线如何发射,也谈到高一时的清华之行。王老师听后哈哈大笑:“你们是跑错了衙门,这种问题,你们应当去找物理系。”他还说,清华物理系的教授,很多是从西南联大回来的,他认识。

王景鹤老师告诉我:“你说的‘垂直-垂直-垂直-垂直’关系都对,天线周围是有你说的那种电磁场,不过,那种电磁场不是电磁波。电磁波里的电场是由振荡的磁场产生的,而磁场又是由振荡的电场产生的。‘垂直-垂直-垂直-垂直’电磁场是所谓的静场,或近场。不存在沿着天线杆向上或向下发射的电磁波。”这一段话,简单否定了“官园天线”的目标是太空人。

王老师又说:“杆状天线周围的电场不仅有你说的垂直于天线杆的电场,而且有平行于天线杆的电场。”第一次听到!

“如果电荷有加速度,电信号的传播速度有限(不是无限),就会产生平行于天线杆的电场。” ——为——什——麽?

王老师拿出一张纸,画上一条直线:“如果这是一条绳子,你握住一端,另一端拴在树干上,拉紧,绳子是直的,同你竖直的身体垂直。绳子相当于静场。

“如果你的手突然上提,或上下晃一晃,绳子上会有一段打弯。”王老师画了一个弯。

“打弯的的一段绳子,并不同你的身体垂直,它有平行于你身体的分量。打弯的一段不是静止的,它会从你的手的一端,一直跑到树干。绳子拉得愈紧,‘打弯’跑得愈快。”这不难懂,找一条长绳,再找一棵树,就容易验证。

“如果绳子很长,打弯的一段一直在向外传播,同你彻底脱离关系。这就是‘发射’

“再,如果绳子被拉得无限紧,绳子永远是直的,不会打弯,因为这种绳子上的信号传播速度是无限大。实际上,绳子不可能被拉得无限紧。拉得太紧,绳子早就断了。但是,物理就是要思考极端情况,才容易弄明白。”

“物理就是要思考极端情况,才容易弄明白。”有道理。

绳子相当于电力线,“手突然上提”或“上下晃一晃”(振荡一下)相当于天线中电荷的加速运动。如果电信号沿电力线传播速度有限(绳子不是被无限拉紧),就一定有一段电力线“打弯”,不再同你的身体垂直,而有平行分量,它向外传播。这就是“有加速度的电荷会发射电磁波”的原因。

“所以,发射电磁波是由于天线中(或闪电中)的加速运动电荷‘劈’到了天线周围的静场或近场,产生了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

后来知道,以绳子“打弯”(或称kink)说明电磁波的产生和传播,是汤姆孙(J.J.Thomson,英)首创的。他注意到电力线的一些性质类似于被拉紧(不是无限紧)的绳子。加速运动电荷会使电荷本身的静场(近场)的电力线打弯,产生了电磁波 [1]。电荷周围的静电场,永远跟着电荷走。所以,只要电荷有加速运动,就会“劈”到电场,发射电磁波。



插几段有关电磁波的历史。

1865年,麦克斯韦(J. Maxwell,苏格兰)建立了电磁学的基本方程后,预言有电磁波存在。

直到二十年后,1886年,才有赫兹(H. Hertz,德)证实电磁波的存在。赫兹证明,人造的放电(实验室里的的闪电),能发射电磁波。据传,当时有人问赫兹,你这个发明有什麽用?他说,没什麽用,除了在表演时,会令在场仕女们惊奇和尖叫。

又过了十年,马可尼(G. Marconi,意)开始建造天线,愈造愈大,逐步证实,电磁波信号可以传递数十,数百,上千公里。他创建了第一个商用无线电报公司。这是电磁波实用之始,其势头至今未减。

天线一词(Antenna,意为昆虫的触角)可能就是马可尼等首用的。

尽管如此,直到那时,为什麽放电(或闪电,或天线)能发射电磁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马可尼设计天线,还是用经验公式,如马可尼律:电磁波的有效传播距离正比于杆状天线高度的平方。

1898 - 1900年,A. Lienard(法)和E. Wiechart (德)前后独立地得到了完整的运动电荷的电磁场解。 Lienard - Wiechart (L-W) 公式严格分清了与加速度无关的近场(“垂直”场),和加速度产生的辐射场(电磁波)。

L-W 公式为电荷电流发射电磁波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可尼律等不过是它的推论。 L - W 公式的计算过程很繁复,不易普及(不过,早在60年代,费曼在他称之为“普及水平”的物理中,已开始用L - W公式解释电磁波了 [2])。

1903年,汤姆孙在耶鲁大学作演讲时,用电力线的打弯说明加速电荷如何发射电磁波。“打弯”图像不但能正确地区分近场和辐射场,也能证明近场不参与能量传输,而辐射场携带能量。J.J. Thomson的“打弯”图像甚至还可以部分地得到L - W公式 [3]。所以,“打弯”解释虽然简洁易懂,但不失严谨有效 [3]。这远远不是“开放LC电路产生电磁波”的说法所能比的。

以下一项,也容易查实:1949年,在清华园里误导我们的“开放电路”说,迄今仍流传于一些中文的百科网站,甚至高中教材上。



后来,王景鹤老师还借给我一些通俗的量子论读物,其中介绍原子是如何产生辐射的,即如何发光,发X-射线等等,原子没有天线,也没有LC 回路,但与天线发射电磁波有相通的道理,都是由于电荷的加速运动。

上大学后,我还回四中看望过王景鹤老师。他同我在北大的第一位物理老师——黄昆教授——在西南联大是同学,他们讲起物理来,有一种类似的“味道”。

西南联大之后,黄先生远赴英伦留学,1950年回国。王老师则过海去台北教中学,1949年回大陆。

肃反运动后,再去四中,就没有见到王老师了。因台湾一段历史,王老师被当局怀疑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离开了四中。数年之后,又听说,王老师已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教数学了。

不过,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他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风趣,潇洒和智睿……

从四中出来的人不少,回忆文章也很多,但很少提到王景鹤老师。我曾受惠于王景鹤老师,特别忘不掉他的一条绳子的启蒙。故草此文以记之。

[1] J.J.Thomson, Electricity and matt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4).
[2] R. Feymann, Lectures on Physics (CIT,1963).
[3] J. Tessman,1967,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35, 523; H. Padmanabhan, ibid, 2009, 77, 151.
2012, Tucson

Thursday, January 5, 2012

方励之:普适性一例——伽利略相對性原理

普适性,普世性,普识性,等等“普”族词汇近年变得相当普及,普通。至于什么是普适性?什么是普世性?有没有区别?似乎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解。但,至少在实证科学和宗教信仰两个领域中,它们的意义还是清楚的。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让你们带
  着几支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支大碗,其中有几
  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
  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
  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
  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也不
  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
  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
  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
  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
  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
  你也将和以前一样,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Monday, October 31, 2011

方励之:“诽谤邓小平”案始末

说明:前不久,有一本876页厚的书出版,书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邓小平及中国之变换),作者Ezra Vogel (傅高义)。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邓小平的政治传记。书里没有披露人所不知的邓氏的秘闻或故事。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让我写了一篇书评 “The Real Deng”。在写书评时,回忆起一个老故事——“诽谤邓小平案”,顺记如下。

在搜寻引擎上输入“邓小平,方励之,诽谤”几个字,就会读到一则1988年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一,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一直有紧密监视。每次在国内大学作学术演讲,坐在前排的,就有监视人员。任何当过多年教师的人,很容易识别,哪些听众是学生或同行,哪些是外来客。后者因是外行,心中另有所思,表情始终是呆呆的。

在国外,也可能辨别中国派出的特殊任务者。早在1981年夏,我在巴基斯坦Nathiagali国家暑期物理学校(现称暑期物理学院)讲几次天体物理。来了一位光明日报记者,其作风不太像职业记者。北京的许多人知道,光明日报的外派记者中,掺有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Nathiagali是吸引情报人员的地方,因为它是巴基斯坦核设施所在地。本拉登被美军突袭击毙的地点 Abbottabad, 距Nathiagali 约20英里。有一次在休息时间,我冷不防突袭光明日报记者:“你是总参二部的吧?”。该人竟一时愣住,不自觉地点了头。我临走时,该“记者”还托我给他家带回去一点外国货。总参二部有一个家属区在颐和园北,距北大不远。

1988年8月8 - 29日,李淑娴和我去澳大利亚,先在Perth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我讲的题目是宇宙中的非拓扑孤子[1],随后我们又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等地访问。除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图1)。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作了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


图1,1988年 8月15日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等漫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一语,即源于此漫谈中。

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果然线人无处不在,工作效率也高,大概是在留学人员中发展的)。邓小平说,方励之在国外的言论,“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是对他的诽谤。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方励之。

我当时想,这可能是谣言。第一,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大都开有国外银行账号,有存款。这是很正常的事,哪里谈得上诽谤?第二,如果邓小平要整肃我,根本不必诉诸法律。他是最高领导人,办法多得很。何必在法庭上费时费力。

8月29日,我们飞新加坡,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WSPC)谈出版事宜,同WSPC的老板潘国驹教授喝了一次功夫茶,没有非业务活动。在新加坡,没有“诽谤”案的消息。有记者透露,新加坡当局告诉他们,方励之在新加坡期间,不得报导方的消息,只有等方离境后才可见报。果然,在我们离新加坡去香港的飞机上,才看到新加坡报纸的报导。在香港,我还恭维了几句新加坡,说“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众男女记者听后,哄然大笑 ,不以为然。不难理解,那时候香港尚未回归,香港记者还没有体尝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滋味。

9月1日到香港,主要活动是应“黄林秀蓮訪問學人基金會”邀请,在中文大学讲学訪問一个月,但我们只停留了一周,9月8日就离境了。在一个欢迎会上,我曾说,物理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等)常常是从错误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正确的结果(动力学方程),而政治家们常常是从正确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到错误的结果。又令一些人不高兴。

在香港,我们多次被记者围住(图2)。没有记者提到“诽谤案”,可见,消息还没有传到香港。“诽谤案”真的是谣言?香港新华社“记者”的行为证明,不是谣言。9月8日晚,在香港碼頭等喷射船去澳门。在开船前数分钟,突然有两个自称香港新华社“记者”要求采访。手里拿着录音机。劈头就问:你在澳洲是不是讲过“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帐号,有存款”?我答:“有啊”。采访立即结束,转身就走,也没有说一声谢谢。显然不是“记者”采访,而是取证。


图2,1988年9月1日,李和我在香港被记者围住。谈到,相对于中国而言,“新加坡还是有民主的”。香港的非新华社记者们还不知道“诽谤案”。

访问澳门的目的之一,是想去看看四百多年前,给中国带来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澳门的遗迹,很遗憾,荡然无存。有的澳门人甚至不知道利玛窦或耶稣会士是何年代来澳门的。

9月中旬,回到北京,不少朋友很惊奇;“你们还敢回来!”“我们都以为这一次你们不会回来了。”显然,“诽谤案”的小道消息,在北京,已经传开。有的朋友不解,“你们何必回来引颈就戮?”当时,从出国访问转而滞留国外的学者已不少。仅科大原物理教研室的同事中就有3位滞留不归。我们之所以按时返国,是相信在“诽谤案”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举证。现在想来,不免后怕,充足理由律还不能普适到北京的法庭。

法学界朋友于浩成先生来我家简报“诽谤”案的现状(不是小道消息):邓小平已在找律师咨询诽谤案。党内高层已传达,要对我的诽谤言论予以法律解决。

9月25日,夏伟(Orville Schell)和刘白方夫妇,以及林培瑞(Perry Link),邀请李和我去史家胡同章含之家吃晚饭。我们不认识章,不知为何要请我们去吃饭。我对史家胡同倒很熟悉,因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那一带住。那一带是北京的大宅门的密度最高的地段,红的,黑的,新的,旧的,破败的,都有,章家的大宅门是红的,不算很新,但还可以。门面的大小新旧,标志等级地位。按我同学的说法,他知道“每个大宅门里住着什麽蛐蛐儿(蟋蟀)”。蛐蛐儿在北京可是金贵物,也分三六九等级。

吃的什麽蛐蛐儿饭,忘了。请我们去的原因,是章含之向我们证实,诽谤案要正式检控了,已通知外交部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准备应对外国记者的提问。

外交部知道的事,国外媒体也就知道了,这就到了本文一开始引用的新闻“9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以诽谤罪检控方励之。” 随后,全国发行的“参考消息”,也登出文章,点名说方的言论已属诽谤云云。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非常兴奋。方励之和邓小平要对簿公堂了。这是中国没见过的事件。“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的言论在中国要被起诉,而且是由“中央军委主席下令”。

10月初,一度盛传,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向我发出传票。一时相当紧张。法学界朋友立即帮我延聘律师,组织律师团。有人来信提供法庭辩护论据,也有人准备认真收集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的证据。一般情况下,银行账户和存款,是隐私,银行是不让外人调查的。但如涉及重大事件或案件,账户和存款不是完全不可以调查的,甚至可以冻结。加之,方的言论是在国外,可否调查要引用所在国法律,不全依赖于中国当局的意愿,问题变得复杂。

美国马利兰大学国际法教授丘宏达(他的哥哥丘宏义,是我同行,在美国宇航局[NASA] 工作,认识多年)当时曾对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作过分析:

 “中共对诽谤罪的规则列在刑法一百四十五条上,条文是:「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包括大字报或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力。」前款犯罪,告诉乃论,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者除外。

“由方励之的状况判断,中共当局可能会以公诉方式,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将他起诉。一旦被正式提起公诉,按过去案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会被判刑。至于会不会公开审判,中共规定比较弹性。在诽谤罪审判上如果认为对当事人名誉有严重伤害时,可以不公开审判。但是方励之案中,不能适用这种规定。中共会不会引用对国家名誉有重大损害的理由,而不公开审判,就不知道了。

  “方励之是在国外发言,即使罪名成立,本刑在三年以下,按中共刑法规定公民在国外犯罪,本刑在三年以上才追诉。所以中共当局势必援引另外一条规定:「公民的犯罪行为或结果,其中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就可以算在域内犯罪。

“这个案子若继续发展下去,在中共是首次创例,一定有特别用意和效果,值得注意。”[2]

然而,等了一个月,传票始终没有到。

11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来我家家访。正式告知,诽谤案撤诉了,警报解除,但没有解释原因。

后来得知的内情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告诉邓小平,方的言论够不成诽谤罪,因为方的言论没有点名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而只说“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不能用作诽谤言论。谤言罪是“告诉乃论”,即必须有明确的原告人(自然人,而非法人)。如果原告是“一些领导人及其子女”,这原告“一些”将如何出庭?政治局常委以上?政治局委员以上?当时,邓小平不是常委,也不是委员。

为什麼邓小平对“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国外存款”一语大动肝火,而且要用起诉方式整肃?对比1976年春的另一个故事。那时,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准备点名“批邓”,邓小平听后淡然一笑:“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1988年,“国外存款”传闻沸沸扬扬(北大小字报不是唯一的),并没有点名,怎麽就烫到活人了?

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麼只辦方励之的海外談話?”(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1] L. Z. Fang, Non-topological solitons and structure formation in the universe,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on General Relativity, eds. D. G. Blair and M. J. Buckingham, World Scientific (1989).

[2] 联合报,1988年10 月4 日,03版,国内要闻。

2011, 10 , Tucson

Monday, April 25, 2011

方励之:台湾乙未“第一共和”和先外祖逸事考


图1:台湾民主国国旗。



 图2:“忆台杂记”1924年重印本的封面(左)及版权页(中)。题书名者,吴郁生(1854-1940,苏州人,清代进士)为史氏之师辈。康有为亦出吴氏门下。右为台湾国立图书馆藏“忆台杂记”手抄本首页。



图3:一百多年前的台南周边地图。熱蘭遮城堡(Fort de Zelandia)是荷兰人建,现已损毁。赤崁为郑成功延平王朝首府,现为一级古迹。二鲲鯓有沈葆桢建“億載金城”炮台,亦为一级古迹。现在臺江几近消失。赤崁与二鲲鯓之间只剩有很窄的水面。

图4.2004年12月25日,李淑娴和我凭吊于安平港二鲲鯓“億載金城”古炮台。


·方励之·

今年,2011,家有双百祭。先父,一百岁,按中式(虚)岁计法。先母,也一百岁,按洋式(周)岁计法。方氏家族值班族长于一年前就开始陈情备案,设法要我也能身列盛典,礼行先祖灵前,并一会杭州徽州一带宗亲故旧。心知肚明,族长一案不可能不被“留中不下”。是故,及时写就此考,以供家祭,祖祭,亦为文中述及的死于非命者祭。

             1895年6月4日前后的台湾

1894年(甲午),清日战争,清败。

1895 年(乙未)4月17日,清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台湾民众不服,巡抚唐景嵩等官员亦上书要求废约 。

5月8日,清廷不睬台湾民意和官愿,正式批准马关条约。

5月10日,日本海军大将桦山资纪被任命为日本国首任台湾总督,开始着手接收台湾。

5月15日,巡抚唐景嵩与地方士绅发布“台民布告”,要求“肯认台湾自立”,“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1]

5月23日,唐景嵩与台湾士绅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独立建国。国名“台湾民主国” 。洋名“Republic of Taiwan”,故亦可称“台湾共和国” ,台湾“第一共和”等。白额虎国旗如图1。年号“永清”。发行公债及邮票。地方士绅公推唐景嵩为台湾民主国首任总统,台北板桥富商林维源为国会议长。



5月31日,日军在台北县登陆。

6月2日,清廷代表李经芳(李鸿章之子)与日本代表桦木交换公文,完成台湾交割手续。

6月3日, 基隆被日军攻陷,台湾民主国兵败,溃散。

6月4日,总统唐景嵩逃离台北,从淡水港(时称沪尾)乘德国商轮Arthur号,遁走厦门(唐氏终老于桂林)。

台湾“第一共和”,历时13天,亡。

第二共和,或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于1895年6月26日成立,总统为刘永福,同年10月21日亡。

第一共和的6月4日前后,有一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正在台湾。亲历了第一台湾民主国的兴亡。为免遭兵燹荼毒,他也于6月18日从台南安平港登船,逃返大陆老家。不到一年,1896年4月,他的回忆录——两卷集“忆台杂记”出版(图2)。卷首自序中说到写书动机:

余“……以成童弱冠之年……足迹所至不下万里”。“仆虽幸免予荼毒,安归故里。而忆其风土人情,文章政事,时觉怦然有动……”[2]

此“怦然有动”者——史久龙——是我外祖父。两卷集“忆台杂记”,如今仍不时被研究台湾“风土人情,文章政事”者引用 [3]。


                外祖父身世考

外公歿于1951年。去世前,他前后居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这些住所,都曾是我暑期从北京“N下江南”的度假地。因外公外婆无后(以男丁论),待我们异姓孙辈,亲如史姓。外婆,名朱梧卿,晚年用的一枚私章,还是我为她刻的。但是,外公从来不谈“足迹所至不下万里”的见闻,更不说“幸免于荼毒”时的惊险故事。

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外祖父的眼珠是碧色的。“三国演义”中就有孙权碧眼一说。可能早在汉代,吴越一带已有碧眼基因。外祖父应是吴越一支“正宗”之后。

外公的身世,后经文献考据,才渐渐“大白”。

史久龙,浙江余姚人,字莲荪,别号姚江藕中人。晚清民初仕人。

余姚在杭州,绍兴,宁波一线。盛产刀笔吏(起草官事报告,诉讼文件的写手),常被聘为幕僚。史氏在成童之年(15岁左右)就随先大夫宦游于大江南北。弱冠之年(20岁),被“调”往台湾。1892年11月18日抵台,1895年6月18日离台,在台共两年又七个月。服务于支应局。该局直属巡抚,负责财务,税收,筹款等事务。相当于美国行政当局中的财政部,国税局和商务部。支应局办公室就在今台南赤崁楼(图3)大院中。



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1885-1891),是李鸿章部下。第三任巡抚邵友濂(1891-1894)是李鸿章亲家。邵为浙江余姚人。所以,1890年代,日据之前,台湾省及各县政府中的幕僚或办事人员,有很多安徽及浙江人。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于该时任台东县知州(县长) [4]。

史氏返大陆后,力图仕进。清末,科举渐废,但仕进仍须经策论等考试。外婆当年允嫁的条件,就是史氏必须通过考试。史氏于1900年代初考试成功,成婚,并获任四川南部县知县。从外婆到母亲,再到我,都能吃辣,就是外祖为宦四川在家族生活中的留下的印迹。

清廷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史氏亦曾参与。2007 - 2009年间,“法学研究”等期刊上的文章 [5,6,7],还提及史氏在新政时期的作为: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当新政开办之际,时任南部知县的史久龙提出一套精简书吏、裁撤差役及明定讼费的改革方案,经督宪批准得以实行。其中,关于讼费一项规定:讼费由理曲者出。”[5]

民国后,史氏一度在江西任知县。民国当局中有浙江绍兴余姚一“帮”,首领之一是邵力子。史氏与邵氏有私谊。听族人讲:母亲婚前专司外公信使,常去邵府遞信传话。

抗战开始,史氏成为寓公,赋闲于宁沪杭一线。

            “忆台杂记”的失传及发现

“台湾民主国”历史虽短,但在亲历者的家族中的影响,却至为巨大。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其父为“东亚第一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8],可见崇仰之情。无独有偶,陈寅恪的舅父俞明震曾在台湾民主国任内務大臣,陈对其舅父的所作所为也倍加称颂[9]。

我受到的影响似正相反。父母应当知道外公在台湾的经历。父亲一度住在史家念书。“忆台杂记”一书在1924年在上海重印过。当时父母均已上中学。但是,数十年间,父母对外祖父在台历史和“忆台杂记”一书,始终闭口不传下一代。可能因为,四十年代以降,“独立” “自主”“台湾建国”等等词汇,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均属敏感类,它们被父母保护性地过滤了。1948年末,国共内战正烈,父亲就曾下铁令:不许参加任何政党。可惜,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保密,不能告诉父亲。母亲不言党政,但说的却是普适原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受益至今。外婆更不言社稷,只偶尔听她说到“女诫”。如,女子切不可以叠字为名。叠字名,乃娼界盛行,用作妓牌,诸如李师师,苏小小,陈圆圆……外婆的话多是陈言,并不在意,很快忘掉。直到1966年,一名以鞭师为“业”的叠名女子于天安门顶被改名(不够叠名资格?),才又想起外婆的话。

1991年,我首次去台湾,也是首次见到三姨母。1948年之后,她一直寡居于台北。已故三姨父曾在国军军法部门任职,二战后参加过盟军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三姨母同样不言国是,未告外公在台轶事,也未提及“忆台杂记” 。

后果是,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曾经在台工作,也不知道“忆台杂记”一书。失传了。

直到前不久,遇到十余载未曾谋面的七姨母之女(我母亲是她的四姨母),她知道我们的外公著有“忆台杂记”一书。原因是,史氏家谱一度藏于七姨母家。她还告之,外公的遗物藏于镇江六姨母处,其中有“忆台杂记”原本。六姨父是个海归西医。在60年代之前,海归家庭确是储藏“四旧”遗物的相对“合适”的地方。

我的母亲和诸姨母们都已过世。母亲及七姨母,三姨母,现均葬于杭州,在同一墓园里。史氏家谱已毁于文化大革命。幸好,镇江的部分遗物还在。

最近,一查古旧书目网站,赫然见有“忆台杂记”1924年重印本(图2)。立即托大陆友人复制一册。

再搜索,发现台湾国立图书馆也藏有此书,而且是手抄本(图2)。它是台湾大学教授方豪(1910-1980,杭州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于1965年在台北书摊发现,经校订抄写后付印。方豪称该书“在台似无第二本”,并称该书所记“适在甲午前后,故为台湾近代史重要文献”[10]。大喜,又请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同行,借出该书,制成e-BOOK。

一睹一百一十五年前先外祖青年时代的文字,诚快事也。

“忆台杂记”大体是日志式的见闻报告。史氏当时是支应局的低级职员,且年轻,跑外任务极多。经常有如下语句“…休息二日,东行二十里,逾同安岭,又二十里至南投宿焉,次日复行二十里…”台湾当时与洋人(荷兰,法国等)有生意,使用公制,此处“里”为公里。可见“忆台杂记”作者跑腿儿之勤,日行80华里,次日再行。足迹遍及台湾各个角落,北至台北,基隆;南到打狗(高雄),恒春。加之,史氏为好事之人。故有很多事件目睹亲历。

“忆台杂记”中也有不少即时感愤。对“民主国”的唐景嵩(总统),丘逢甲(义勇统领)等一干高官,无一不有微词。书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另类”纪录。试摘几段有关“民主国”的见闻如下(下节引文皆取自“忆台杂记”重印本,圆括号中为注)。

              外公笔下的“民主国”

台湾战事起于澎湖。“忆台杂记”的纪录是:“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忽闻雷声殷殷,自西南来…系敌人攻澎湖…接(台)北电云:敌船中伤小却,是日轰轰之声不息,入夜尤甚,至四鼓方绝。群尚喜,谓敌船被我炮台击走也。二十九日接北电,始悉昨日敌人在前虚攻,而绕道登岸,直至炮台之后,军士见前后受敌,群相哗溃……”可见,台北官方发布的第一个电文——“敌船中伤小却”,实属中了日人“虚攻”之计。“群尚喜”,是被忽悠的结果。

开始招兵。“…时防台中者…甚觉空虚,当事者复下令,能募一营者,无论何人,即为营官。于是广人,湘人,淮人,浙人,闽人纷纷领饷招募乌合之众,布满台北。嗟呼,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果如是乎?……” 可见,台湾当年已有足够多的来自大陆东南各省的移民,充当营官及兵勇,或“领饷”的“乌合之众”。

台湾立民主国:“二十八日(1895年5月22日),予在府,府尊示以北电云,士绅公举唐薇卿中丞(即唐景嵩)为总统,刘军门(刘永福)为大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改台湾省曰台湾民主国。定于五月初三(1895年5月26日)恭上总统印。照万国公法为自立之国,以与日本抗衡……”

“署门立黄旗二,大书民主国字样。”当时,黄色为皇权专用。同时代的汉城李氏王朝的宫殿屋顶,一律蓝绿色,不得用黄琉璃瓦。所以,署门黄旗的独立主权含义明显。

“唐薇卿中丞接总统印后,遍出告诫,皆激励民心之言,读之颇觉义高入云。”

史氏并未抄录“ 激励民心义高入云”的告诫,而记录的实况是:“北垣官商民迁移纷纷,各衙署亦几空如洗……窥官场之意,皆持走字诀耳……”

日军登陆战:“…日人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由基隆金包里登岸。初九日〔6月1日〕湘军接仗小胜。广军继进而败。后队见败即哗,群相溃逃。唐帅(景嵩)惟时在基隆督阵,见是不可为。于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夜(1895年6月4日夜)遂纵火焚抚署,微服而逃。各官皆只身遁走。时日人之登岸者,不过二,三百人耳。”

“忆台杂记”纪载,当时“湘淮土广诸军,全台总计业逾百营”。一营清军,即使不算有名无实的空额兵,应实有二,三百人。“湘淮土广”,是指湘军,淮军,台湾土著军,及两广军。也就是说,一营清军兵勇,平均而言,不敌两三个日军。

原因之一是,“…林观察前月遣员至台(中)彰(化)一带招勇数营,行至新竹,乎令散军,盖已知割地之信也。于是所散之勇,沿途作匪,以至如火燎原。”还未接敌打仗,军队已经就地解散,兵勇立即转业成了匪勇。

“…次日(6月5日)广勇淮勇溃散至(台)北,杀人焚屋之事,无处无之。库款尚余二十余万,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处蹂躏不堪……”

“外侮内訌,官奔民走…仓皇离乱……”

为躲避兵灾匪祸,“忆台杂记”作者辗转南行,于1895年6月15日到达台南安平港洋行区,见“…各洋行内皆有洋兵数十名驻守。海口复泊英法兵轮数支,保护彼国官商。”洋行区类似于澳门香港等租界地。安定平和,可以休息。

休息三日,作者即于6月18日“午刻乘驳船出口登轮,风浪平和,…戌刻鼓轮以去,予向安平三揖而作别矣。时乙未五月二十六日也。”

至此,我大体明白了,为什麽外公从来不谈“幸免于荼毒”时的惊险经历。他没有亲见过日军,实无“身所经历”抗日故事可言。相反,“身所经历”的皆是湘淮土广军匪混编的荼毒。

结语云:“台湾之民,未受敌人之荼毒,而先膺乱勇之锋刃也”。嗟呼!

               古今多少兴亡恨

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被胡适誉为“东亚第一民主国”。就大清版图而言,不可谓不是“第一共和”。“建国宣言”中写有“官吏皆由民选”[11]。并用“公民”一词替代了“百姓”,不可谓不是民主意识。然而,认真接受胡适论断的人并不多。因为,“台湾民主国”还没有制宪,没有议会,也来不及举行公民选举,只有士绅的“公推”“公举”。

  台湾民主国的独立,也还不算认真的独立。它的国号“永清”,其意应是“永为大清”。它的独立,是针对日本而言的:“台民惟有自主”才能“抵抗倭奴侵略”。

   台湾民主国也未跻身于主权国家。它发行过债券,邮票。它也曾照会台北的各国领事馆,呈送“建国宣言”为外交,希望“照万国公法为自立之国”。但是,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

   或成或败,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或是或非,都已百年冷却,凝固,沉淀为历史了。陈寅恪叹曰:“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断梦中”[12]。后来者,只有怅然凭吊了 。

  1931年,“台湾民主国”建国事件近四十年,胡适赋诗感怀: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最新的续曲是,2008年,台湾出品一部客家电影“1895”,主题是当年抵抗倭奴的历史。不幸,海峡西岸的“最高真理部”将“1895”一片定级为CCP-X——大陆不宜。 1895这一年份,居然至今仍令一些当权者惧。呜呼。胡适若地下有知,当会再赋“滔滔乙未祭,回首又伤神”了。





2004年12月25日,圣(耶)诞,台师大物理系友人邀李淑娴和我游台南,瞻仰赤崁楼和安平港二鲲鯓“億載金城”古炮台(图4)。当时尚不知先外祖在台湾的非常时刻,在该处留有非常足迹。否则,当三拜祭之,亦当为仓皇离乱年代死于非命者,酒祭三巡。

一个瞬态的,半真半幻的民主和独立,早已是孤魂一缕,若隐若显。

外公的墓地,也早已是——青草不再生长。

参考文献
[1] 连雅堂,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
[2] 史久龙,忆台杂记,自序,1924年,重印版
[3] 陈维君,清代笔记中的台湾故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06。
[4] 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 其中述及他曾多次去台南支应局,取款提银等。
[5] 赵娓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中国法学,2007,第6期,92页。
[6] 里赞,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
2008,第5期。

[7] 里赞,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第5期,195页。
[8] 胡适,四十自述, 1932
[9] 曹曦,殷开,饱濡铅泪记桑田,安徽史学,2006, 第3期,115页。
[10] 方豪,台湾史论文选集,1999, 台湾捷幼出版。
[11] 杨碧川,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1997,265页
[12] 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扶餘國,公元前二世纪时建于中国东北,公元5世纪时亡。

农历辛卯(2011),正月。 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