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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 2013

方励之: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遗作)


1970’s中期,无所事事的年代,凡是暑期我在北京,每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全家会一起去颐和园治镜阁避暑。

治镜阁是颐和园里的一个废墟岛。位于西湖中心,园形,直径约一百公尺。岛周边的水很清,也深,是昆明湖最好的游泳水域。治镜阁小岛对所有游客是开放的。但治镜高阁早就倒塌了。只留下断壁残垣。对游客无吸引力。加之小岛孤立在湖中央,无陆路可达,西湖也无游船。以致岛上无游客。只有在冬季,湖面结冰,才可以从冰面走上小岛。

然而,治镜阁小岛最诱人的季节是夏天。不在夏季上岛,不能领略到它独有的风情。

在夏季,治镜阁是留给西湖里的游泳爱好者的专用地。我们就是这种爱好者。

每天下午二时半左右动身,从北大蔚秀园出发,骑车到颐和园,但不买门票入园,而是沿颐和园东墙,向南走。在昆明湖与运河接口附近,颐和园围墙有豁口,可以自由出入,包括自行车。豁口可能是颐和园职工“制造”的,为的是上下班方便。颐和园当局也听之任之,从不封闭豁口。入豁口后,沿西堤北上直达玉带桥,那就是西湖了。这条路线不用存车和买门票,在园内也以车代步,快捷得多。

除了李淑娴和我,以及两个儿子以外,时常还有邻居和同学的孩子加入我们的“治镜阁夏憩团”。从玉带桥附近下水,游到治镜阁大约是二百公尺。沿治镜阁小岛游一圈三百多公尺。所以,夏憩团员的起码条件是能游或能漂二百公尺以上。这一点很重要,西湖里无救生员,一切要有预案,有时我们带一个很小的救生圈。



小岛的三百多公尺的圆周,长满树木,树枝横在水面,有如诺曼底防线上的障碍物。泳者很难登岸。小岛原来有四个小船码头,东南西北各一。但南西北三个码头都被破坏了,不再能用。只有东侧的码头还在,岸边铺有条石,长约丈许,数级台阶,直达水面之下。这是泳者的登岸处。

治镜阁的遭遇很像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先是火灾,随后,周边的居民偷盗火灾之后残留的砖瓦木石,只剩下没有市值的一圈土围墙。雷峰塔的土墙于1924年轰然倒塌,成了一堆废墟。如今重修了。

治镜阁的土墙还没有完全倒,但没有重修的必要。

治镜阁是乾隆皇帝造的,其目的是“承袭了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中的‘一水三山’模式,即在阔大的园林水面中设置了三座岛屿,以象征东海中漂浮的三座‘仙山’,体现了皇家园林对‘人间仙境’境界的追求。”

都到了18世纪了,居然还是承袭秦汉时期的模式,追求的还是东海漂浮的“人间仙境”。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的眼界和见识,大体还停留在天园地方的边界之内。

原来以为治镜阁是制镜阁。十八世纪,制镜业确有很大发展。无论望远镜,显微镜,还是特殊功能的镜,都有愈来愈多的用途。大者如航海,军事,星象;小者如阅读用放大镜等等。乾隆皇帝应当知道这些信息,因为,洋教士送给他的礼品中包括各式各样的镜。据记载,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镜”。在故宫里,仍然存有这些西洋镜。但是,乾隆皇帝的治镜阁还是治镜(统治臣民之鉴),不是制镜。

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居然没能从大量西洋镜中看到外部世界发展的“镜像”,也算是自闭得可以了。

乾隆皇帝挂帅,纪晓岚主持汇编的“四库全书”,号称为“人类文明的空前巨制” 的“百科全书”,里面也少有镜的制作和应用。“人类文明的空前…”云云,吹牛了。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主编的“百科全书”,成册于1772年,至少比“四库全书”早十年。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一代启蒙学者的“百科全书”中,收有的大量十八世纪发展的科学和工藝的内容,“四库全书”大都没有。“四库全书”比“百科全书”多的内容是“君子之道” ,“御世之术”等。

倒塌的治镜阁,是弘历大帝“盛世”的绝佳写照。“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這青苔碧瓦堆 ……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孔尚任)。

废墟小岛,正可废物利用,为我等消夏祛暑。

很少人到西湖来游泳。我们“夏憩团” 往往独占该岛。偶尔会有其他的泳客,不多,两三个而已。一般游客不来这里游泳,顾虑之一是怕留在玉带桥岸边衣物丢了。这里的泳者都是有备而来,不怕丢东西。其实,这一带相当安全,西湖的西岸,是北京市府顶级要员的别墅,有暗哨保镖。泳者也不要游近西岸,否则,就有持枪者从树丛后跳出来大喊,“不要靠近!”

治镜阁岛的面积太小了,加之四面环水,距西湖四周堤岸,都在200公尺以上,小岛不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物圈。没有动物能在岛上繁衍扎根,好像老鼠都没有,也就没有蛇。只偶有飞鸟。 所以是个安全岛。

200公尺宽的水面,是很有效的隔声带。陆地会反射声波,而在水面传播的声波,相当部分会进入水中,被吸收。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湖那边排云殿上下熙熙攘攘的游客,但听不到游客的噪声。岛上总是静静的,只有你和你的同伴的游水声。颇有隔世之感。

有时我们会在小岛上一直逗留到净园时刻,尽情享受隔世的静谧,尽情享受荒岛上的悠闲。这里没有亭台楼阁,人造的东西,包括乾隆题字的石碑,都已泯灭了。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绿荫之下的空气,被收敛的阳光,野树下的废垒尘埃,从不修饰,也无须修饰。西边的太阳正在玉泉山之上,懒懒地向北向下移动,像是围着小岛绕行。似乎一切都以小岛为心,慢悠悠地旋转。在治镜阁野岛上冥想得久了,自然会有歌德的感悟:

我,神性的影像,宇宙的中心
自以为与真理的镜台已经逼近
迎向天光云影,一片澄清,
早已经远远超脱了凡尘。

不假,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隔世沉思冥想七天七夜,终于顿悟,超脱了凡尘。一个下午,我突然有个小“顿悟”,如果谁能在治镜阁隔世荒岛上沉思冥想七天七夜,说不定也会像佛祖一样“顿悟”,发现新的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或更有可能,是中了邪了。

为了免于中邪。还是游泳吧,水会荡涤掉沉思的邪祟,让你重归凡尘 ……

落日的光辉愈来愈长了,六点正,净园。

回程走昆明湖北岸,出颐和园正门。夏憩团一行,骑着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回到北大凡尘之地,已是黄昏,天已经不热了。



明天再去,如果不下雨的话。
2012,5. Tucson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5877

李淑娴:颐和园一文——方励之最后一篇散文

励之突然离世,叫我猝不及防,他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除了一声咳嗽。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不断自责没有能救活他。这难道是宿命?他一生中,只有尽力向别人提供帮助,不愿麻烦别人。难道在命危时连我也不叫一声或提前告诉我?是他的自信还是我的粗心?

我寻寻觅觅,找寻他留下的点点滴滴,在办公室,在他理好准备上课的书包里,…………。没有,没有,他所有留下的是继续前行。在他随身带的电脑中,有两篇业已写就、安排待发的散文,在文尾写好日期。
1, 亚利桑那一百年,2012年4月,Tucson。
2, 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2012,5。

按他的习惯,做事总是提前,这些散文每次都是交 CND 首发。显然,第一篇他已作了审阅,准备在2012年4月发出,但没等到他要发的时间他却倏然离去。因为2012年正值亚利桑那一百年,我按他的遗愿,在2012年将文发给 CND 。

如今五月又来了,每年此时,他忙着操持游泳池。当年我们看上这座朴素的房子,原因之一是它带有一个大小合适的家庭休闲游泳池。一池碧水,凭添小院情趣,下午他从大学回来,是 Tucson 炙人的太阳偏西,气温合适下水的时候。去年三月,他已开始料理游泳池。我建议他病后把这事包给别人吧。但他认为,这点小事,能自己做就自己动手。

他不是运动型的男子,却自小就是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开敞的自然中游。大学期间的外出,在大连的海边游过;毕业的间隙,借了教授的15块钱,在北戴河游过。后来,在亚德里亚海滨游过,在法、意边境的地中海游过……我想,大自然的碧水山色,和他心底的广阔、浪漫、温情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断追究的苍穹和大海的气息更近。

他故乡的西子湖,北京的颐和园,是他的所爱。我从南方来到北大,碰巧和他分在一个小组。我记得,第一次活动,就是他带领全组游颐和园,还对各座建筑说出些道道。我们婚后第二天,和他的父母全家,到颐和园一游。后来,我们这个小家,不管在顺时还是在逆时,只要在北京,颐和园总是要去的。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出国,也参观过一些外国的宫殿、园林和花园,不禁想起颐和园。使我们感触极深的是:“中国的皇帝是最会享受的皇帝”。法国极富盛名的“枫丹白露”,除了有些人物雕像,其佈局的几何图形远不及颐和园的山水浑然天成。难怪中国的皇帝特别强调“大、一、统”,否则,哪有诺大的资源供其摆谱?

励之的这篇颐和园一文,是他在大病后恢复中写成。文中没有一点病态,漾溢着满篇嬉戏,夹着对“大皇帝”的讥讽。然而,对跨自行车翻墙而过,泳后骑车呼啸而回的满满童心,则激赏有嘉。在字里行间,难忘的是故土的山水,当然还有故乡的亲人。我特意为励之最后的散文选了一张那时候在这一汪清水边的照片。励之泳后穿上衣服准备回家了,他笑得如此开心,是因为他和深爱的家人、朋友又难得的相聚,还是笑“免费”又来了一次“大皇帝”的禁地?

此文之后几个月,他就离我而去。

记住他那含着天真、开朗、自得的笑,似乎还听得见他朗朗的笑声。

2013年 5月2日 午夜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方励之:怀念严济慈先生(遗作)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从左至右:钱临照,严济慈,方励之)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李淑娴:十二年后才打开的祭文 —— 相会在天际 


这是一篇励之十二年前写的文字,是为遥祭他终生感念的严济慈先生。

励之对物理、尤其对追寻事物本源的理论物理的热爱,是从高中时就养成的。北大毕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在意由于反右问题,被逐出保密的核物理研究室;也不在意从科研机构调去科大教书;他不忍割舍的是,与物理永远告别。1965年,由于调动事,见到严济慈先生,由此而结下36年的似师生、胜师生;不常见、又常关怀的两代物理人之间的纯净、向上的关系。无奈我们去国之后,再难见面,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严先生,励之总会注意老人的神态。

严先生的第五个儿子严武光,是我们的北大同班同学,2000年特意到Tucson我们家。除了叙同学友情,我们带他参观Tucson特有风情,也谈了很多严先生往事。严先生农家出身,十几岁就写成一本解题的小册子《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稿费得以上高等学府。继之,有机会出国深造,以超人的速度得以在法国站稳脚跟。

严先生始终保持纯朴、助人的作风。有一次,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春节,励之和我去拜年,看见严先生在房顶上,和修房工人边讲话、边比划。这简直吓我一跳,可是严先生却不动声色,一会儿扶着梯子下来了。看来,严先生上房,绝不是仅有一次的事。 又有一次,在严先生家,我看见挂着一副徐悲鸿的画,我问了才知道,徐未成名时、在法国困难中得到严先生的帮助,那是后来他的亲手赠品。

严先生去世了,励之有憾于不能送上一束鲜花,不能到先生面前送别。恰好,严武光来,除了会老友,希望励之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说:“我不知道在爸爸纪念册上,现在能不能允许刊载,但我会好好保留,等到能公开发表的时候。”

如今,励之也去了,我想是打开这篇祭文的时候了。他对严老的终生感谢,感谢严先生成就他一辈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毕生的智慧与精力交给物理,交给研究自然最本源的事。他在严先生面前,始终是晚辈、是学生。见到严先生,他一定会说:“严先生,请看我的成绩单!”严先生会笑着说:“还不错,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图1:2000年,严武光(右)、方励之在Sabino Canyon的“傻瓜喽”前


图2:2000年,严武光(左)、方励之在我们的家门口

2012年9月10日,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