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8, 2013

老钱:美国往事——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W•R•赫斯特”


一九八零年代,我第一次听说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当时我在物理系读本科。除了物理系的课程外,我在外语系听英语专业的英语课。因为,上那门课的老师是我一位好友的男朋友。当时的外语系和其他系比起来有很多新东西。最让我心动的是那些原版录像带,那时候,我看了一批原版经典电影录像:《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卡桑布兰卡》(Casablanca)、《飘》(Gone with Wind)、和一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Sir 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每部电影结束后,还有一位评论员介绍电影的背景、演员、导演,然后对电影进行一番评论。当时,最喜欢的是《卡桑布兰卡》,影片中女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和男主角海姆瑞•保加(Humphrey Bogart)的表演及那惊险浪漫的爱情故事,美国式的爱国主义,让年轻的我陶醉其中。通过关系我拷贝了大多数录像,在家没事就看看那些经典影片。过了些年,我渐渐懂得了其实《公民凯恩》才是最好的。那个评论员说:《公民凯恩》的主人公的原型是当年最有名的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他曾拥有过几十家的报纸、杂志、并制作过上百部电影;他曾取代了现代报纸的创始人普利策的报业大王的地位;他是黄色新闻的创始人;他曾利用他的媒体发起了一场战争——美西战争;他曾扼杀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公民凯恩》;他为自己建造了美国最有名的私人庄园——赫氏城堡(Hearst Castle)。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旧金山市(San Francisco)。祖父约翰•赫斯特(John Hearst)来自苏格兰。父亲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是一名成功的西部拓荒者,拥有好几个金、银、铜矿,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母亲菲比•赫斯特(Phoebe Hearst)是一名教师。威廉是独子。乔治发财后,买下了《旧金山考察家报》(The Examiner),并把它办成了旧金山的民主党机关报。威廉家境富裕,养成了他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和追求冒险、刺激的个性。威廉从小就对报纸有浓厚兴趣。但父亲不让他从事新闻业,他对威廉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威廉从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毕业后,于一八八五年,进入哈佛学院,是Delta Kappa Epsilon 俱乐部会员。

一九零三年,赫斯特与二十岁的纽约姑娘蜜莉珊•佛罗尼卡•威尔逊(Millicent Veronica Willson)结婚,并生有五个儿子。一九二零年代,赫斯特在仕途受阻以后,纳当红女星、已婚的玛莲恩•戴维斯(Marion Davis)为情妇并公开在加利福尼亚同居。一九二零年代中期,蜜莉珊与赫斯特分居,但婚姻关系一直维持至赫斯特去世。

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赫斯特(Patricia Hearst),一九七四因为加入激进组织,结伙抢劫银行,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入狱两年后获释。具讽刺意味的是,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许多报刊都用当年赫斯特所采取的煽情性报道,对案件大肆渲染。

赫斯特在哈佛以挥霍无度的西部暴发户闻名,他沉湎于跳舞、音乐和啤酒。他曾担任哈佛的幽默杂志《讽刺文》(Lampoon)的经理,干的很出色。大二时,赫斯特在庆祝格罗弗•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当选总统时,因大放烟火被哈佛勒令休学。复学后,赫斯特用名教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的画像装饰便壶,学校当局忍无可忍,把赫斯特逐出了校门。

在哈佛时,赫斯特就潜心钻研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er)主办的《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和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他还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当过假期见习记者。离开哈佛时,赫斯特年仅二十二岁。他对此毫不在意,此时他办报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决心拥有自己的报纸。离开哈佛后,赫斯特来到纽约,花了一年时间学习研究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赫斯特看来,学习普利策不是为了追随他,而是要在日后取而代之。他把普利策当作假想敌,认为只有战胜普利策,才能取得美国报业之王的地位。

一八八七年,赫斯特的父亲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同年,二十四岁的赫斯特接手《旧金山考察家报》。他找来了名报人萨姆•S•钱柏林(Sam S.Chamberlain)任主编,聘名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开辟“闲聊”专栏(Prattle)。出高价让爱德华•汉密尔顿(Edward H.Hamilton)和著名社论撰稿人阿瑟•麦克尤恩(Arthur McEwan)等明星记者为他效力。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被赫斯特请来为报纸写稿。开业第一天,赫斯特向员工宣布要让世界“发惊、发愕、发呆”。当时《旧金山考察家报》正陷困境,赫斯特用从《纽约世界报》学来的煽情手法很快使其成了旧金山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赫斯特在报纸排版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他用对称的标题,醒目的字体,创造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为各大报纸竞相模仿的版面。赫斯特大胆的改革和众多能人的加盟,很快就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了。第一年销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万多份。一八九三年,报纸销量达到七万二千份。比《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还多。原本亏损的报纸在几年中,已成了年均获利五十万美元的报纸了。

一八九五年,老赫斯特去世。赫斯特说服母亲,带上了卖掉了阿纳康达(Anaconda)铜矿的七百五十万美元,加上办《旧金山考察家报》获得的利润,前往纽约,向普利策挑战。同年秋天,赫斯特从史蒂文•克莱恩(Stephen Crane)手中,花了十八万美元,买下了由普利策哥哥在一八八二年创办的《纽约晨报》(New York Morning Journal),并将其改名为《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

赫斯特的第一步是将《纽约日报》定价为每份一美分。低价报纸招来了大批读者,《纽约日报》的销量很快达到了十五万份。精明的赫斯特提高了广告费,从而补偿了发行费的亏损。虽然,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比《纽约日报》价钱高一倍,但仍能卖到二十万份,《纽约世界晚报》的销量更是高达三十四万份,但普利策已经感到了这位来自加州的年轻人的威胁了。

为了与普利策《纽约世界报》一争高下,赫斯特把矛头对准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他利用《旧金山考察家报》在《纽约世界报》大厦中租用的办公室,私下用高价收买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员工。一八九六年一月的一天,《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全体采编人员辞职,加盟《纽约日报》。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干将,周末版编辑默利尔•高德(Morrill Goddard)。此人擅长制造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报道,是彩色连环画的创始人。高德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Richard F Outcault),为《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创作《霍根小巷》连环漫画。主人公是一位穿着黄色肥大衣裤的穷孩子。该形象深入人心,被称为“黄色儿童”(Yellow Kid),吸引了很多读者。因为高德,《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一年内突破了四十五万份大关。这份周刊的盈利竟和《纽约世界报》日报版相差无几。

高德把漫画家和“黄色儿童”带到《纽约日报》,对普利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除了向普利策的编辑部发动突然袭击外,赫斯特还请来了《考察家报》的钱柏林、麦克尤恩、达文波特(Homer Davenport)、安妮•劳里(Anne Lorys),作家斯蒂芬•克兰(Stephan Crane)等也都成了赫斯特的雇员。

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普利策对赫斯特的做法愤怒至极。他用同样的高薪让高德等人回来,但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用更高的薪水把他们聘了回去。赫斯特的这一举动几乎使《纽约世界报》完全瘫痪。普利策只好把达纳(Paul Dana)的《太阳报》(The Sun)主编阿瑟•布里斯本(Arthur Brisbane)挖过来,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布里斯本是办报高手,很快聘到了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乔治•B•卢克斯(George B Luks)来画“黄色儿童”漫画系列。纽约两大报之争,被后人称为“黄色新闻”之争。同时煽情、低俗的新闻也被称作“黄色新闻”。很快《纽约世界报》就重振雄风,超过了《纽约日报》。赫斯特并不气馁,他以高薪游说布里斯本,提出由布里斯本来主编新创的晚报,晚报每增加一千份销量,就给他加薪一美元。布里斯本终于离开了《纽约世界报》,后来,他的周薪竟高达上千美元。而当年报界的最高周薪只有二百美元。

为了打击赫斯特,普利策将《纽约世界报》降价到《纽约日报》的每份一美分,同时提高广告费来补偿发行收入。但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的发行量丝毫未受影响,而《纽约世界报》的销量仅增加了不到九万份。由于广告费的提高,广告商们联合起来抵制《纽约世界报》,迫使它降低广告费用。这使《纽约世界报》在增加了发行量后,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反倒让人们觉得普利策害怕赫斯特的挑战。

对于这两位民主党人来说,普利策的政治立场对自己很不利。他一方面赞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许多观点,同时反对布莱恩金银双本位的货币政策。赫斯特本人是个银矿矿主,他坚决反对金本位。赫斯特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获得了大部分东部民主党人的支持。

《纽约日报》采用了大量的黄色新闻,销售量直线上升。看看它的新闻标题,就知道什么叫“黄色新闻”了:关于远古化石的标题是“真正的美国巨兽和猛龙”;关于新药的报道标题是“新奇的施药法:将药瓶靠近病人,即奏奇效”。这些华众取宠的标题是两份报纸黄色新闻的典型。为了竞争,两家报纸争相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以名人丑闻、凶杀案、及明星私生活为主。

赫斯特曾不惜重金派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采访当红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的性感速写。一八九六年,纽约警察发现了一具裹着油布的无头无四肢男尸;后来在附近发现油布包裹的其它肢体。赫斯特动用了三十名记者去报道此案,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找到了买出油布的商店;跟踪调查,发现了凶杀案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则充满暴力和情杀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轰动了全国。

为增加销量,赫斯特对任何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事件,善于把无关紧要的小事渲染成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的真实性,在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轰动效应,增加销量。他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除害运动打动读者。一方面,他还真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犯罪。《纽约日报》千方百计地对法院施加影响,曾让一家煤气公司拿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予以猛烈抨击。这一切,只是他的办报策略,和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提高形象有利,任何手段他都采用。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遭受了数次打击后,普利策开始减少办报成本,减少版面,取消书评等等。这些措施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纽约报界密切注视这两位巨人的搏斗,很多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但结果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没失败,经过一番努力,他站住了脚,并且,仍保持着报界领袖的地位。纽约这两大报的大战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赫斯特来到纽约后的第一年即将结束时,他为《纽约日报》配备了巨大的彩色印刷机,增设了彩色连环组画《美国幽默家》(American Humorist),后又改为十六版的彩色增刊《星期日美国人杂志》(Sunday American Magzine)。后来由布里斯班主编的这个刊物成了有名的《美国人周刊》》(American Weekly)。一八九六年底,《纽约日报》的销售量达到了437,000份,周末版为38万份。一年后,周末版达六十万份,赶上了《世界报》。一八九六年大选后的第二天,这两份报纸的销售量达到了空前的150万份。此时的赫斯特终于意识到了普利策早年就懂的事情:政治事件、国际危机、战争是比“黄色新闻”更好卖的新闻。

在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痛苦最少的是美西战争(Spanish American War)。战争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牺牲了很少的士兵,打败了西班牙。一九三零年代,马库斯•M•威尔克森(Marcus M Wilkenson)和约瑟夫•E•怀森(Joseoh E Wison)的研究报告证明《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对“缅因号” (USS Maine ACR-1)军舰沉没的危机采取的报道方式,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战争心态,促使了战争的爆发。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结束,开始走向世界。一八九九年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John Milton Hay)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一九零五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主持了日俄和约的谈判,该和约结束了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一九零五年,德国的对外扩张引起了摩洛哥危机,罗斯福总统通过解决这次危机,使美国参与了欧洲事务。

美国人对自己的领土扩张非常自豪,他们还渴望扩大国际贸易。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感到他们应该在全球提倡和平和正义。一八九零年代,古巴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了美国人民和政府的广泛支持。

从一八九五年三月古巴起义到一八九八年四月西班牙与美国开战,纽约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古巴发生的事件。一八九六年,古巴的西班牙总督巴莱里亚诺•维勒(Valeriano Weyler)将军成了新闻人物。当时,美国的报纸主要报道了古巴的饥荒和瘟疫,但报道十分夸张,三年中古巴有十一万人死亡,但是报纸对古巴的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四十万,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人数。美国记者称维勒为“屠夫”。

当时美国各大报纸对新闻的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美联社、《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率先派记者进驻古巴,美国的各大报纸都派了最好的记者去古巴。赫斯特为了争取第一,从《纽约世界报》挖来了明星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并把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和画家弗里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派到古巴和克里尔曼一起工作。据克里尔曼后来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候,雷明顿从古巴给赫斯特拍去了电报,说古巴不会有战争,他要回国。于是,赫斯特发了一封有名的回电:“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在古巴,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W•R•赫斯特”。这份电报是赫斯特制造新闻的证据,但它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在所有美国报纸中,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在煽动民众的战争情绪上是最卖力的。后人甚至说美西战争是“赫斯特的战争”。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在寻找一切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事件。一八九七年,赫斯特终于有了机会。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首领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十六岁的女儿伊凡海丽娜•西施尼洛丝(Evangelina Cisneros)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维勒将军同意了她的请求,将该首领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栋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西施尼洛丝利用这一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美艳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险些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一八九七年八月,消息传到了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那里。赫斯特决定用该件事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采访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的强暴。赫斯特决定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八月十七日,《纽约日报》用第一版全面刊登了西施尼洛丝的消息及照片,其标题为:“天仙般的美女受到了野兽的奸污,是可忍孰不可忍!”赫斯特把关于这一消息的报道连续发表了一个月,越写越玄。美国读者纷纷去信,表示愿意用生命去抢救此弱女。赫斯特在得知西班牙人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时,派得力记者卡尔•德克(Karl Deeker)指挥他挑选的三十几名勇悍青年组成的一支敢死队,前往古巴劫狱,力求把她救到美国。

三十多人的敢死队秘密混入了哈瓦那,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从监狱后墙爬入监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顺利地把西施尼洛丝小姐劫走,并将她女扮男装连夜送上了船,开往纽约。赫斯特特地为此召开了一个万人欢迎大会,欢迎这位脱了险的美女。《纽约日报》用特大标题写道:“一家美国报纸用一个简单的冲击就完成了最高明的外交家数个月都难以完成的丰功伟绩。”

在欢迎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迫于民众的压力,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纽约日报》竟以三百七十五篇专栏的篇幅报道她的详细情况。当《纽约世界报》发表了对该事件的报道稍有置疑时,《纽约日报》随即指责普利策不爱国。

西施尼洛丝在纽约抛头露面了一番后,又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旅行演讲。她用西班牙语演说,为此要配备一名译员。但有一句话她学会了用英语说:“美国必须向西班牙宣战。”台下的听众也随声附和,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叫战场面。

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事件。美国货船奥利维特(Olivet)号,因有走私军火嫌疑,在哈瓦那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搜查。《纽约日报》驻哈瓦那记者戴维斯就此大做文章,写了一篇长篇报道,登在《纽约日报》的头版。其标题为:“我们的国旗还能保护我们的女同胞吗?”文章中还有一幅图片,上面画着三个长满胡子的西班牙大兵,粗手粗脚地在搜查一位身材窈窕的少女。

此报道一出,立时轰动了全美国。特别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家庭妇女。《纽约日报》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的妇女签名。签名的妇女中,有前总统格兰特(US Grant)夫人、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Finis Davis)夫人、国务卿谢尔曼(John Sherman)夫人。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和罗马教皇抗议西班牙军队的兽行。《纽约日报》用十二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签名范围扩大到了英国,共有二十万人签了名。

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纽约日报》发表了一封西班牙驻美国大使杜伊•德•洛姆(Dupuy de Lome)给他私人朋友《马德里论坛报》主编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位“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并要求他的朋友设法组织一个商务代表团来美,拉拢美国议员,抵制主战派议员。尽管,当时西奥多•罗斯福也批评麦金莱总统软弱。但是,西班牙大使说这样的话,极大地激怒了美国人和麦金莱总统。于是,美国对西班牙的的看法更加恶劣了。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因爆炸沉没,二百六十六位美国士兵丧生。“缅因号”沉没的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当时美国几乎所有大报都极力宣染,西班牙对该事件负有间接责任。《纽约日报》悬赏五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并能把罪犯抓获的人。三天后,《纽约日报》的通栏标题称:“举国的战争热潮”。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伦纳德•伍德上校(US Army Colonel Leonard Wood)和西奥多•罗斯福组成了志愿军“义勇骑兵团”(First US Volunteer Cavalry Regiment)。国会决定拨出五千万美元作为战争费用。国务卿谢尔曼不止一次地根据《纽约日报》的新闻报道发表声明。三月中,佛蒙特(Vermont)州共和党参议员普罗科特(Redfield Proctor)根据他在古巴的见闻在国会发表演讲,证实了前三年关于古巴大批平民死于非命的报道,这一演讲增加了麦金莱总统宣战的压力。《纽约世界报》最初主张要小心地处理“缅因号”军舰事件。但是,在四月十日,普利策发表了一篇署名社论,要求发动一场迅猛的速决战。美国国内很多人持同样观点。于是,国会在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

达纳的《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纽约日报》一起主张干预古巴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在宣扬战争。只有始终反对黄色新闻的戈德金(Edwin L Godkin)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一家对赫斯特和普利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一家黄色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狱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黄色报馆更适宜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啐骂的人。”在新闻界疯狂地宣扬战争的同时,古金德用理性的声音指出,《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歪曲事实,捏造故事,扇动民众,挑起战争。《纽约世界报》的疯狂持续了四个月。四个月后,美西战争已经开打。如古金德所说,《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

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坚决地投入了战争报道。有五百多名记者、画家、摄影师来到了美军集结的佛罗里达(Florida)州、古巴和波多黎各前线。由报界组成的小船队同海军一起出海,记者们跟着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将军的舰队航行到了马尼拉(Manila),跟着温菲尔德•施莱将军(Winfeild Schley)航行到了哈瓦那。他们报道了古巴的每一场大小战斗,他们亲自参加作战。一次冲锋中,《纽约日报》一位记者被打断了一条腿。为《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撰写报道的戴维斯领导了一次冲锋,受到了义勇骑兵团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嘉奖。领导《纽约日报》参加战斗的是赫斯特本人。他指挥一支由二十多记者、画家、摄影师,及一个电影摄制组组成的记者队伍。战斗中负伤的克里尔曼回忆说“赫尔曼头戴系有缎带的草帽,腰挎左轮手枪,从挂了彩的克里尔曼手中接过稿子,跃上马背,向《纽约日报》的报船奔驰而去。”

一天,赫斯特和他的记者在海上偶然目击了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还发现了二十名西班牙海军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送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纽约日报》记者的壮举轰动了全美国。

当时,美国记者都是通过船只和电报把消息发回报社编辑部的。来自古巴的消息必须送到基韦斯特(Key West),从那里传往纽约。一些大报每天传送几千字的消息,花销巨大。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独家新闻。亲眼目睹杜威将军在马尼拉湾取胜的三名记者之一——爱德华•W•哈登(Edward W.Harden)以九点九美元一字的“特急”电报费最早发出了他的报道。这是《纽约世界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哈登的电报是早上到达纽约的,《纽约世界报》已经来不及发在它的号外上了。而向《纽约世界报》购买新闻的《芝加哥论坛报》因为时差的关系还有时间调整版面发稿,于是,《芝加哥论坛报》用了整整一版发表了这则戏剧性的战争事件。赫斯特在美西战争期间的四个月中,花费了五十万美元,一天的号外多达四十次。到了世纪之交,普利策已不再参与煽情主义的新闻竞赛。而赫斯特则继续利用这类新闻。一九零零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报纸都跟上了黄色新闻的潮流。一直到一九一零年代,煽情主义浪潮才平息。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纽约日报》有错——我不愿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只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的操作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战争结束后,它的销量开始下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一九零零年的大选中,霍默•达文波特的漫画把麦金莱描写成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走狗。这些漫画在大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零一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William Goebel)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九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报道间接地导致了总统的遇害。其它报纸见此情景,一起大做文章,掀起了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臭名昭著,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只得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American),从此不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这件事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令他终生不得安宁。

美西战争结束后。赫斯特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一八九八年初,赫斯特以社论的形式宣布了他的政治纲领:要求公用事业实行公有制,“消灭罪恶的托拉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通过普选而不是由各州立法机关来选举联邦参议员,并要求全国、州、和地方改善公立学校制度。不久,赫斯特强烈要求把象征着新的工业时代的煤矿、铁路、和电报线路收归国有。他还竭力鼓吹建立工会。

《纽约日报》支持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州的无烟煤矿的工人罢工。一八九七年九月,一名政府治安人员在拉蒂姆附近向罢工队伍开枪,打死了二十人,打伤了数十人。该治安人员及他的六十六名下属被控犯有谋杀罪,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受审。矿井中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因东欧移民的涌入而越来越糟。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眼里,这些移民对他们的工资和文化水平构成了威胁。赫斯特认为,如果不给这些工人以正义,社会就是黑白颠倒。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刊登了二十三篇报道、八篇社论、和九幅漫画,称政府治安官及其下属是唯煤老板是从的帮凶。当由非移民组成的陪审团认定被告无罪时,赫斯特劝告工人们不要把改革的诉求诉诸于暴力。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二年的无烟煤罢工中,赫斯特的报纸全力抨击矿主,支持工人。

这时候的赫斯特很想担任公职,以推广他的政治信仰。一九零三年到一九零七年,纽约市的一个民主党选区,选他担任了两届联邦众议员。赫斯特自己的目标是进入白宫。一九零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二百四十名代表投了他的票,虽然没当成当年的总统候选人,赫斯特还是非常得意。一年后,赫斯特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资格竞选纽约市市长,因为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操纵选票,他以三千五百张票之差落选。

一九零六年,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作为他进入白宫的跳板。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但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中,西奥多•罗斯福的亲信伊莱•修卢特(Eli Huroot)在对公众讲演时提起了麦金莱总统被刺事件,《纽约世界报》和纽约的其他报纸转而反对赫斯特,坦慕尼协会也攻击他。赫斯特因此落选。赫斯特作为政治明星的地位开始衰落。

赫斯特在政治斗争中对工人、小商人和普通百姓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对“邪恶的托拉斯”和不正派的政客发动猛烈的攻击,不满现状的人对他颇为欣赏。赫斯特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赢得了劳联的支持。赫斯特的报纸以通俗的内容吸引了读者,他重视煽情的罪恶故事、人情味特稿、图片和漫画,并注意版面的可读性。他的报纸招揽了大量的读者。尽管赫斯特的报纸对读者很有吸引力,但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对他在新闻和政治方面的动机普遍持怀疑态度。

二十世纪的头几年中,赫斯特除了《旧金山考察家报》、《纽约美国人报》、《纽约新闻晚报》外,还创办了八家报纸,形成了自己的报业集团。一九零零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 American);一九零二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考察家报》(Chicago Examiner);一九零四年,赫斯特在波士顿创办了《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一九一二年,赫斯特买下了亚特兰大的《佐治亚人报》(Georgian);一九一三年,赫斯特买下了《旧金山呼声报》。一九零三年,赫斯特打入了洛山叽,创办了《洛山叽考察家报》(Los Angeles Examiner)。赫斯特来洛山叽办报时,当地的工会正在与反劳工的《洛山叽时报》(Los Angeles Times)展开激烈斗争。赫斯特在游行队伍中驱车坐在两名劳工领袖中间前行,与《洛山叽时报》展开了正面较量。

《洛山叽考察家报》的采编人员极为可观: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艾拉•惠勒•威尔考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夫人;代表美国家庭和妇女写作的约翰•A•洛根(John A Logan)夫人等等。报纸还有漫画家奥珀(Frederick Burr Opper)、鲍尔斯(Powers)、达文波特和豪沃斯(Howarth)的加盟。连环画有“滑稽儿童”(Funny Kid)和“恰尔德哈罗德”。编辑们称“在所有报纸中,没有一种能与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杂志媲美”。不到一个月,《洛山叽考察家报》就声称有32,500名读者,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报。

赫斯特一手创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出版和媒体帝国,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拥有两座矿山,数不清的地产,二十六家报纸,十三家全国性刊物,八家广播电台和许多其它新闻媒体事业。此外,他还监制了众多新闻和将近一百部影片。当时赫斯特每天能赚五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万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卷入战争,美国则迟迟没有参战。当时,美国朝野意见极不统一,有主张支持英法的,有主张支持德国的,还有主张中立的。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是少数,赫斯特是其中之一。美国报纸中,除了《晚邮报》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之外,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一九一七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连忙改调,但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五”,股市的暴跌,使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就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一九二九年,已亏损一百万美元,手下的报社也只剩下了十七家。为了还债,赫斯特不得不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久。一九三七年,七十四岁生日时,赫斯特的债务仍未还清。一九四七年,八十四岁时,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全回到了他的名下。尽管年事已高,赫斯特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一九四八年,赫斯特做了一生中最后一笔大生意,买下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该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赫斯特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赫斯特病逝。他留下了十八家报社、九种杂志、八个电台和一家国际通讯社。


《公民凯恩》首映式

赫斯特身后为还我们留下了一些趣事。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电影神童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公民凯恩》上映。威尔斯一直活跃在舞台和电台上,这是第一次拍电影。凯恩的原型就是赫斯特。

《公民凯恩》问世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它是以赫斯特为蓝本的,为了避免法律纠纷,威尔斯一直矢口否认,举出某某富翁为情人盖歌剧院的事例,表示片中人物乃混合而成。赫斯特跟凯恩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赫斯特跟妻子并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因为他妻子笃信天主教,不愿意离婚。赫斯特的情人马莲恩•戴维斯是一为颇有喜剧天赋的电影明星,赫斯特为她投资办电影公司,专门为她拍片,不计成本,但对她的事业帮了倒忙。影片的许多细节确有其事,都在赫斯特身上发生过,如他曾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他旗下的专栏作家,当时他们的独裁者嘴脸尚未充分暴露,后来赫斯特甚至觉得他能控制这两人。影片中还有一句体现他办报原则的关键台词:他派记者去古巴报道战争,记者来电报说当地没有战争,他指示记者:“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威尔斯与赫斯特素不相识,但编剧之一曼基维兹(Herman J.Mankiewicz)是戴维斯的座上宾。影片是秘密拍摄的,公映前在好莱坞内部放映后,两位掌控电影界舆论的媒体人立刻告知赫斯特,他遭到恶意诽谤。于是,占美国媒体半壁江山的赫斯特报业拒绝刊登该片广告,全面封杀《公民凯恩》,甚至威胁将封杀雷电华公司(RKO Radio Picture)的其他影片。赫斯特本人亲自到米高梅创始人梅耶(Louis B.Mayer)那里,要他“看着办”。身为行业领袖,梅耶无奈,只好请所有好莱坞电影公司分摊凑钱,集资八十万(该片的制作费)买下《公民凯恩》的所有拷贝,然后销毁。这样的话,雷电华没有损失,好莱坞又不得罪媒体大鳄。威尔斯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只有一个挽救方法,就是拼命在小范围里放映影片,把口碑传出去。果然,部分同行的高度评价使得雷电华顶住了压力,不然这部作品将永远保存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赫斯特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打官司,主要是对赢得官司没有把握。因为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尤其有利于文艺创作,告状者要是证据不充分,输了反而为对方作了免费广告。电影史学家一直在考证,赫斯特究竟有没有看过《公民凯恩》,但始终没有定论。据说,影片在旧金山首映时,威尔斯住在费尔蒙酒店(Fairmont Hotel),在电梯里邂逅赫斯特。威尔斯思忖片刻,恭请赫斯特作为嘉宾参加首映式,赫斯特始终没理会他。当赫斯特走出电梯时,威尔斯大吼一声:“要是换了凯恩的话,他会来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也是精彩绝伦的台词。


赫氏城堡

赫斯特还为自己建造了美国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庄园——赫氏城堡。赫氏城堡也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私人住宅。

赫斯特和所有成功人士一样想修建一座梦中豪宅。一九一九年他开始构思修建一座举世无双的私人城堡。赫氏城堡建在距洛杉矶二百英里的圣西蒙(San Simeon)。这里从太平洋边开始到桑塔露西亚山(Santa Lucia Mountain),四万英亩的土地都是赫氏的私产。那广袤的草场,绵延的山丘,举目可望的海景,在赫斯特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赫氏城堡由朱莉亚•摩根(Julia Morgan)设计,她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建筑设计的女性之一。精通艺术的赫斯特在施工时给了摩根很多建议,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将几千件古董收藏填进房间而又不显突兀,好像那些古董几百年来一直在那里一样。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尽管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完工,赫斯特一家就正式搬进了城堡。随后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好莱坞明星、政客、将军们纷纷被邀请到赫氏城堡做客。

赫氏城堡的豪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其中的艺术珍品更是无价之宝。赫斯特一生酷爱收藏艺术品,家具、挂毯、绘画、雕塑、壁炉、天花板、楼梯,甚至整个房间都是他的收藏对象。他的收藏大多布置在城堡的房间内供人欣赏和使用,丝毫没有将藏品作为投资以期升值等功利思想。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整个城堡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和典雅的风韵。

赫氏堡的主楼共有一百一十五个房间,计有卧室四十二间,起居室十九间,浴室四十七间,二个图书室,一个厨房,一个弹子房,一个电影厅,一个聚会厅,一间大餐厅。此外还有三栋独立的客房,整个山庄共有房间一百六十五间。

城堡主入口处的室外游泳池叫海王池。所蓄的一千三百吨水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池边散落着几尊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雕像,全是艺术珍品。室内游泳池叫罗马池,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泳池。墙壁、池底、岸边、跳台等用了一千五百万块在威尼斯制造的玻璃马赛克拼贴表面。金色的玻璃马赛克表面贴的是一层真金。单是生产这些马赛克就花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游泳池的修建历时三年。

城堡中的大图书室是为客人们所建。里面收藏的手稿、绝版书、善本书世所罕见。书柜顶和书桌上放置的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八世纪的希腊陶罐,书桌和扶手椅是核桃木的古董。曾经来做客的邱吉尔声称自己可以足不出户在该图书室待上好几个月。

整座城堡只有一个餐厅,餐厅的布置是赫斯特的骄傲。进入餐厅你会以为自己到了天主教堂。餐厅墙上挂的是十六世纪法国佛兰德壁毯,椅子是十四世纪西班牙唱诗班的长椅,天花板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的木制天花板,上面雕刻的圣徒像比真人还大。房间尽头的大壁炉可以容下三四个人而丝毫不用弯腰低头,也不拥挤。壁炉上挂的一排旗帜是十六世纪意大利锡耶那城,举行宗教赛马活动时胜利者的旗帜。桌上银制的餐具和烛台是十七到十九世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精品。赫斯特热爱动物,赫氏堡所在的牧场上有一个动物园,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动物园。赫斯特热爱自然,修建赫氏堡时,有许多橡树挡住了路,赫斯特宁肯花几千美元将树移走,也不愿意将它们坎掉。

修建赫氏城堡花费达一千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国王的身家。如果加上所有古董和艺术品的价值,没人能说清赫氏城堡到底值多少钱。赫斯特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将城堡捐赠给了加州政府,使整个产业得以向公众开放,让世人共同领略山庄迷人的魅力。赫氏城堡以其无价的艺术珍宝和主人的慷慨排在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四位。

现在,借着赫斯特的故事,来看看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印刷文字。一经大量出版发行成为可能,出版物就开始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在美国,早在独立之前,以报纸和小册子形式出现的出版物就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报纸和杂志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二十年代,出现了商业电台,电子媒体──无线电广播加入了进来。三十年代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是第一个发现广播的潜力,并彻底加以利用的美国政治家。他对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号召人民重整旗鼓,支援他的政策,与大萧条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经济危机作斗争。美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他们的总统激励他们的自信的声音。

当今的美国社会里,新闻媒体被公认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列的“第四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是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力量而存在的。因其受到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是牵制政府的一个重要力量。首先,它们与资讯打交道,资讯本身意味着公众的兴趣所在;揭露政府的失败、腐败和其他错误行为是其首当其冲的任务;当一切正常时,媒体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一旦事情有变,新闻界就会马上行动;美国的新闻媒体同政府基本上是处于敌对关系;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体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想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其次,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作用;新闻报导和评论的倾向性、对新闻的解读、对政府政策的解读,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第三,抛开意识形态问题,新闻媒体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极为强大的力量;它们极少受行政权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在决定什么是公众讨论的话题,这项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但美国政府、白宫和国会,都十分关注媒体动向,并常常根据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确立自己政策立场。第四,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官员会进行监督,以确保相关法规和政策的严格执行;同时对政府官员的腐化、决策错误和渎职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新闻报导对竞选活动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候选人几乎不可能通过竞选取得重要职位;这也是少数党常常抱怨的。

但是,新闻媒体本身是一个大企业,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为了获取吸引眼球的新闻,新闻媒体变的傲慢、自我正义感、愤世嫉俗、不负责任。他们纠缠于政治,侵犯隐私,用耸人听闻甚至编造的手法处理新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新闻媒体是靠卖新闻养活自己的;商业化会给新闻监督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新闻媒体都是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因为公司的股份制,它们面临着盈利的压力;这些压力使媒体在报导新闻时,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于是,能增加商业利益的黄色新闻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新闻报导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商业化使新闻媒体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对政府实行监督作用的时候,就会丧失其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其次,新闻媒体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相对低一些;于是,很多从业人员不顾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准确性、时效性原则;肆意编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机构,新闻媒体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比国会及其它政府机构高多少。它们像政府一样不受公众的欢迎。

尽管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维护民主制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服务。它也受到正当的批评,由于它权力很大,人们为新闻媒体不受有效控制而担忧。但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对它的制约。它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它分担着实现该制度目标的任务并分享其荣耀。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约束它,如果有的话,它就无法履行向公众传播资讯的职责。新闻媒体并不完美,但它在美国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令人讨厌,但为了把新闻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以避免出现黄色新闻。但是从建国到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为社会服务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做得都好,尤其是比那些把新闻媒体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的专制国家好得多。

Wednesday, January 23, 2013

李龙云: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于是之于20日下午在京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过的那份痛苦。

  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正直、自律、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一举动更凸显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在那些当口没有冷落作家,而是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操守的……
  

2000年3月22日,于是之,李曼宜金婚合影

  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19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拘束,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1980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风波迭起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1980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这样的小朋友。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1950年代的于是之、李曼宜

  于是之表演代表作

  ●1953年《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1954年《雷雨》中饰演周萍

  ●1956年《日出》中饰演李石清

  ●1957年《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1958年《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1959年《青春之歌》中扮演余永泽

  ●1978年《丹心谱》中饰演丁文中

  ●1988年《太平湖》中扮演老舍上世纪50年代初的程疯子,如今已“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998年9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很快,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尽管如此,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欣喜地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9号早晨我来到他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非常像他1950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嘴里不停的说话。但仍是那种一句都听不懂的呜噜。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此前,1994、1995年于是之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之书法

  

在《茶馆》里饰演王利发

  

在《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为官八年却“不懂耐烦”

  北京人艺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官场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他的气质更像个诗人。

  1985年夏,于是之被获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的“故居”——北京人艺四楼401。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

  胡耀邦讲完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么多,是有什么打算吗?”

  停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没太认真:“依我看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那官儿比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然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再开玩笑:“是之老师,这事这么大,还是您自个儿拿主意吧!别回头我出错了主意,您再跟我找后账。”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真到文化部?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2002年摄于紫竹院1927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在舞台与银幕上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想像曹禺一样让“灵魂飘出窗口”

  从1985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用于是之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19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回忆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l,我不只一次听于是之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他那种情绪是真实的。

  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用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于是之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爆发;或者如他想像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大西北的观众仍记得他,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地欣喜

  1995年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她反复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不跟你开玩笑,他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有一回他去签字售书,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本书走到他跟前:“爷爷!您给我签个字!”

  于是之问:“姑娘,多大啦?

  女孩回答:“六岁了!”

  于是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还有一回是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而于是之则觉得,西北之行写字机会一定很多,特别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里边摘录的大都是唐宋诗人的一些边塞诗。从这里你能感觉到于是之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说:“明天早晨奔壶口,中午赶到铜川耀州窑‘打尖’,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在西北,一天到晚接触的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跑的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索性干脆坐在了门前的小凳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相咱们来了,是相您来了。”

  在大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

  思维已经出现障碍,对作家刘厚明和朋友王炼仍记忆犹新

  西北之行,于是之的身体已露出种种不好的端倪。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在大客车里,张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的?”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15天,尽管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成就,主要讲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四人帮”猖獗时期,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和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偶尔,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提到他们时他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

  “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他也曾向我倾诉过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1995年中国评选的四位所谓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是困难,但超脱点看,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一些年轻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痛苦自然比别人多……”说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眼珠子盯着我:“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后来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

  即兴模仿毛泽东的讲话为他重返舞台燃起了希望之火

  西北之行距于是之的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一段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语流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充满激情,标准的湖南方言。车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于是之自己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不要小看这段即兴表演,它是于是之重返舞台的希望之火。


  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的,他摹仿过周扬讲话。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

  有一天午饭之后,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我很纳闷。于是之手指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友之官称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他的确应该是王爷。金先生脾气好,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先生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他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儿,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吗,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不久他回来了,兴冲冲地说:“我可能真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重返舞台希望的破灭

  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

  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会场三面是观众,中间一个表演区。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此前,大多数人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于是之。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于是之站在了他们面前,人们的掌声非常热烈。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往下念,但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试念,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的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边说:“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像老了十岁,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全完了……”不管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这句话,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因版面有限,本文作了删节)

来源: 南方周末2009-12-24

Thursday, December 20, 2012

老钱:完全公平的代议制是不存在的——一个由选举悖论得出的结论

“选民关注的事情越广泛,或者选举进行得越频繁,那么市场和效率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并且,在处理公共事务中,投票产生的政府、政府组织的投票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灰色地带”,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布坎南(James M. Buchnan),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接受的,因此有很多先天不足。于是,上大学后就读了很多杂书,文史哲都涉猎了一些,谈不上深刻,不过学到了不少东西,了解到了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认知的进步。也懂得了人类自身的很多局限性,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人的局限性无处不在。人类自身运用其理性发展出的最理性、最精确的科学——数学,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数学基础的三次危机,就是人类认知和理性的局限。数学就在突破这些局限中向前发展。其中最有趣的是第三次的数学危机,现在看来就是逻辑系统的自洽问题,最后由哥德尔(Kurt Godel)做出了结论:任何数学的公理系统都不能排除逻辑悖论。在数学这么精确的科学中,都存在逻辑悖论,那在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的运作中是否也存在逻辑悖论?回答是肯定的,逻辑悖论存在于各种政治系统中。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选举中就存在着逻辑悖论。选举本身是一个数学问题,不管你信不信,一旦选举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中进行,如何进行合理的选举并保证其能正常运作的程序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数学方法在合理地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得极端一点,寻求合理的制度、建立有效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个纯数学问题。

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选举。选举本身很简单,然而也不是仅仅是让选民们举手、画圈那么简单。成功的民主政治是一部精致的决策机器。因其精致,就容易发生故障,因而需要精心维护;因其像机器,就要求操作该机器的人能熟练地把握其操作的程序、规则。即使在只须进行合计票数的加减法的简单场合,要是没有理性而成熟的选民及法院来把关,就很容易诱发社会分裂和宪法危机。

在这里介绍一下,历史上四个有名的选举悖论。第一个选举悖论,是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nt),在一七八五年给出的。这一悖论可以用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有三个选民,张三、李四和王五,他们要从三个候选人X,Y,Z中选一个。当三人对候选人喜好的选择排序是



于是,选举结果就是X,Y,Z的三人循环。也就是说,每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排序,但得不出一个社会整体的排序。就是说要把所有的个人的偏好转变为一种确定的社会选择,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在对选举做出严格的数学分析之前,人们对多数人准则的本质,其实并不清楚。一旦选举是连续不断的,很多情况下,多数人的偏好是循环的。这个悖论说明,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是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结果的。

第二个选举悖论是波达投票(Borda Count)悖论。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统计学家波达(Jean-Charles de Borda)的投票法是用数值表示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如1最好,2次之,依此类推。把全体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的顺序数加起来,得出的总数值即该候选人的波达数。通过比较候选人的波达数(波达数小对应优先度高),得出社会对全部候选人的偏好序列。在上面的例子中,3名候选人的波达数都是6,因此社会对他们的偏好一样的。波达投票法避免了孔多塞投票悖论。但也产生了新的悖论。假设在上面的例子中,候选人Z由于某种原因退出竞选,选举只在X与Y之间进行。而人们对X和Y保持各自的偏好序列不变,则有下面的结果:



根据波达数,则X优于Y,这与候选人Z没有退出时A和C没有差别的结果不同。可见,波达投票法的最终结果与候选人的数目有关。这就是波达投票悖论。这一悖论告诉我们,改变候选人数目,选举结果就会改变,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手段来操纵选举。

第三个选举悖论又称阿拉巴马悖论(Alabama Paradox)。该悖论来自美国宪法的比例代表制。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与本州人口成比例。这条看上去简单、合理的规定其实很容易产生逻辑悖论。今天的美国现有五十个州,各州的人口数量之间不可能是整数倍,在一定规模的众议院内,每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应该是该州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乘上联邦众议员总数。该数字在很多情况下是分数,但各州产生的联邦众议员数必须是整数,于是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分配方案,来产生联邦众议员。

建国初期的美国政治家亚力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及后来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niel Webster)等,都提出过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汉密尔顿的方案最简单,被一七九二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但后来被华盛顿否决。一八五二年,美国国会又采用了汉密尔顿方案。

汉密尔顿的方案就是,开始时每州的众议员人数,与理想的众议员人数的整数部分相等,分数不计。一个州的理想代表数为3.62它就有3个众议员。然后,计算众议员总数,若总数没达到众院要求的议员人数,就按那些舍弃了的分数大小排序,再分配剩下的议员数。直到分配完所有的众议院议员席位。
根据汉密尔顿的按比例分配方案,可以虚构如下例子:在一个拥有5个州的国家中,要成立一个有26个席位的众议院。下表是各州的人口和根据汉密尔顿的方案每州所能获得的众议员人数。



汉密尔顿方案符合一个公平原则:它给每个州能够就近上下浮动的理想的代表数。换句话说,如果D州的理想代表数为3.319。他的方法会分给D州3个或4个代表,但不会是2个或5个代表。符合这个准则的方案能满足定额,并且是人们期望的一种公平的按比例分配方案的最低定额。

可是,汉密尔顿的方法违背另一个公平原则。在上述5个州的例子里,在众议院的规模由26个席位增加到27个的时候:在27席位的众议院,A、B、C、D和E各州分别获得9、8、6、3和1个代表数。不可思议的是,总人口和D州人口都没有变,众议院议员人数增加了,但D州的议员数反而减少了,D州处于双重的不利境地。



该悖论是在一八八零年,联邦众议员总数增加的情况下,但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配额反而减少,而得名的。该悖论在一九零七年的俄克拉荷马州又发生了一次。尽管这一悖论出人意料,但它来自实践,不是纯逻辑的产物。看似公平的最简单的比例代表制,在实践中都会产生逻辑悖论,看来社会公平还真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

第四个选举悖论是“扩大委员会悖论”与“离任委员悖论” (Paradoxes of committee elections)。荷兰数学家斯大林(Mike Staring),于一九八六年发表了论文“委员会选举的两个悖论”,给出了两个有关选举委员会的悖论:12个选民(编号1到12),要从9位候选人(A至I)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在只有两个空缺时,每位选民投票给对他(她)来说排在最前面的两位候选人。当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时,投票总数将有如下结果:



A、B得四票,H、I得三票,其余每人两票,A和B当选。然而,如果空缺有三个,于是每个选民必须投三票。结果被选上的将是C,D和E,因为他们每人都得五票,其余每个候选人都只得四票或三票。类似的计算导致这样的结论:如果有四个空缺,那么既没有二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也没有三人委员会中的成员能够当选;事实上,当选者将是F、G、H、I。因此,该悖论被称为“扩大委员会悖论”:一个候选人可以被选进一个由N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当这个委员会由N+1个成员组成时他却未必能当选。事实上,N人委员会与N+1人委员会的成员毫不相关。
当委员会的一个已当选委员在两次相继的选举期间退出了,则会发生另一个现象。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已当选的委员退出时,并不举行选举,而是指定在上次选举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入选。这看上去很合理,但是它也能产生悖论。假设有12位选民,他们要从5位候选人中逃出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每位选民对于候选人的个人偏好如下表所示。



如果每位选民必须投两票,投票结果是A(12票)和B(5票)当选,C(3票)以及D和E(2票)落选。几天后A退出委员会,所有选民对候选人的偏好不变,一轮新的投票结果则是D和E当选,两人各得8票。但是,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落选者以代替离任委员A的办法,将导致C当选。于是委员会则由B和C组成,而不是D和E。这一结论就是“离任委员悖论”:当一名当选委员退出委员会时(此时,他不再是候选人)指定第一次选举时票数仅次于最后一名当选者的候选人当选的程序,会产生一个委员会,它与让选民有机会再次投票而将产生的委员会毫不相关。

综上所述,投票机制在候选人达到“三”时,就很容易出现悖论。有人用蒙特卡罗来计算投票悖论产生的概率,他们的结论是,投票人数量或候选人越多,产生悖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投票者为3人,候选人也为3人的情况下,产生悖论的概率约为5.7%,当投票人增加至15人,候选人增加至11人时,产生悖论的概率就会到50%。也就是说,两次投票中就会有一次悖论现象出现。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数学方法对合理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关系重大。一种选举方案存在问题,就会有新的方案替代它。新的方案会暂时消除悖论。但新方法又会带来新问题,新问题又需要解决。于是更新的方案,更加公正合理的方案又出现了,更新的方案也可能存在问题。很多优秀的数学家、政治家一直在探索着人类心目中的“完美制度”。到底哪一种制度才是合理的,公平的呢?

一九八二年,问题有了真正的转机。这一年,迈克尔•巴林斯基(Michel Balinski)和佩顿•扬(Peyton Young)两人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证明了,“不产生悖论”、“不违反公平分配原则”等五条合理的选举公理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逻辑上完美的选举制并不存在。这一里程碑式的结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公正的理解,人们对于“完美制度”的探索有了一个了结。

这一结论,对一些人来说多少有些悲观。实际上,尽管绝对公正的民主选举在理论上是逻辑不自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相对来说足够公正的制度来替代。作为一种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价值观,完全的公平公正仍然是人类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自由、真理、至善,是人类价值观的产物,尽管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却是人类从童年就开始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理想。

Thursday, November 29, 2012

李遥: 澄清关于佛朗哥的传言

1936至1939年发生的西班牙内战,仍然是当今史学界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一,而那段历史的主人公佛朗哥也自然成为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追溯内战的本质根源,是意识形态的分歧。18世纪中叶,巴枯宁的弟子和马克思的女婿都到西班牙传播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强烈地冲击了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君主制国家,引发了许多重大变化。不仅传统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的对抗基因,也被植入各自的信徒,导致西班牙派系纷繁、动乱不断。随后斯大林对西班牙实行战略性干预,促使对抗迅速升级。

1934年10月左派发动武装暴动,它被视为西班牙内战的第一仗【[1]】。革命被政府平息后,左派继续准备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36年2月左派组成人民阵线【[2]】拿下大选,7月13日暗杀君主派领袖【[3]】,7月18日军人起事,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恢复共和秩序,不料左派武装夺取政权之凶猛来势已无法遏制,内战不得已全面铺开。

佛朗哥取胜后建立独裁统治,注重经济,淡化政治,以避免对过去事件的争论。此举意在让时间淡化仇恨,促进和解。佛朗哥明智地安排继承人,把历史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他的设计不失为大智精明之举,他死后留下一个经济发展、人民和解的国家。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下,曾经被禁止的议题——第二共和国和内战——成为热议题目,是为必然 。

在民主制度下,共产左派终于可以自由抨击佛朗哥和他的独裁统治,当年流行的关于内战的谎言重又抬头,误导视听。尤其是2004-2011工社党的萨帕特罗执政八年,恶意重揭伤疤,制造对立,分裂人民,西班牙政治形势颇有1936年重来的迹象。面对左派的“扬眉吐气”,一向礼让三分、委曲求全的右派不再报以若无其事的沉默,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著书立说,站出来说话,澄清被一再坚持的误传和谎言。

所谓“希特勒阻止佛朗哥参战”

二战伊始,佛朗哥即宣布中立,使西班牙免受战难。反佛朗哥派的说法是:佛朗哥好战,是希特勒阻止了佛朗哥参战。

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从柏林旅行2000公里到达法国比邻西班牙边境的亨达亚与佛朗哥会晤,会晤的主题是希特勒邀请佛朗哥加入轴心国。关于这次会谈,佛朗哥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这样回忆:

“我回答,战争还没结束,英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假如英国被占领,会在它的殖民地、在加拿大、在所有的地方继续战斗。不要忘记,英国背后有美国,它表面上中立,但它的军事潜力不可小觑。至于西班牙,可怕的内战刚结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平。我还罗列了一系列我所缺乏的大量生活物资和原材料。”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如佛朗哥所说:他迎接我的时候很热情,告别的时候很冰冷。的确,希特勒很沮丧,直到1945年,他还对佛朗哥拒绝加入轴心国耿耿于怀:“我常想,1940年我们没能把西班牙拉进大战是否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我们毫不费力就点燃了意大利人的参战欲望,使他们加入了我们胜利者的俱乐部。”

1943年,希特勒提议占据西班牙,从背后直取直布罗陀和非洲,遭到佛朗哥拒绝。佛朗哥对记者说:“他(指希特勒)知道要侵略一个国家需要有很多理由,他不能指责西班牙人民,他很了解我们人民的精神和历史。……希特勒根本不理解人们的心理,不能想象人民将拼尽全力抵抗的潜力。”当记者问道“您有过假如参战的话会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想法吗?”时,佛朗哥回答:“没有,从来没有。两国之间没有任何承诺迫使西班牙参与武装冲突。”

佛朗哥是天主教徒,而希特勒是无神论者,他对佛朗哥有宗教信仰十分恼火,他说:“佛朗哥要介入(大战)显然要价很高,但是,如果没有教会的捣乱破坏,他或许会在合理的条件下加入我们的事业,比如把法国给他一小块,把阿尔及利亚割一大块给他。”希特勒很想利诱佛朗哥以求得允许他穿过西班牙攻占直布罗陀,但又担心激怒英国,那样他就必须与西班牙共存亡:“那样的话,我们死活都必须和西班牙这个由教会僧侣掌管的资本主义体制绑在一起!我对这个体制一无好感!”

佛朗哥使西班牙免于大战是公认的历史功绩,但是反佛朗哥派不愿意承认,于是把事情说成是“希特勒阻止了佛朗哥参战”。这种说法首先与事实不符,即使不了解史实,仅从常识上分析也会发现它不合逻辑:一个刚刚在内战中耗尽国力的国家显然无力参战,无参战能力却期望捞到好处那是不可能的。按照美国史学家、西班牙问题专家斯坦利·佩恩的观点,“佛朗哥既不是一个对大战不感兴趣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需要希特勒安抚的好战分子。说他是和平主义者那是传说,说他好战是夸张。他们都想西班牙参战,但是,如佛朗哥所说:没有一定的条件做保障,西班牙是没有兴趣参战的,例如非洲的领土和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假如希特勒满足了佛朗哥的要求,佛朗哥很可能站在德国一边,但是佛朗哥要的太多,不现实。”

希特勒最初很低看佛朗哥,后来把西班牙看做原料供应地,再后来要求佛朗哥参战,最后,由于佛朗哥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每次问到重要题目,他都以大谈他在非洲的战情作为回答。希特勒大怒,据斯坦利·佩恩描绘:他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喊:“这个耍嘴皮子的就是想骗我!”后来,希特勒甚至计划利用长枪党和所有不满佛朗哥的派系力量除掉佛朗哥。

据西班牙史学家毕欧·莫阿:亨达亚会谈后不久,希特勒写信给佛朗哥恳请佛朗哥尽快决定参战,说每拖延一个星期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佛朗哥很清楚,希特勒不会答应把法属非洲领土划给西班牙,因为他同时还需要法国的帮助。所以佛朗哥坚持要求满足利益条件,这样为自己争取了时间,也拖延了希特勒的时间,直到希特勒不得不反身攻打苏联。就这样,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来达到拒绝参战的目的,不失为佛朗哥的高度精明。

关于佛朗哥接受德国援助

人民阵线政府在军队起义的当天,7月18日,就向法国、墨西哥求援,19日向英国求援被拒——英国不支持一个苏维埃西班牙,同时还向希特勒和苏联求援,后苏联成为人民阵线的主要援助国。

起义军方面,统领莫拉(Emilio Mola)将军认为只是常规性的政变,很快就会恢复共和秩序,不需要外援。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的是佛朗哥,他预见战争不是短期的。他首先向英国求援,因为知道英国不会援助人民阵线的革命。再向意大利求援,想通过弃位出走的阿方索十三向墨索里尼通融(国王很了解佛朗哥主张君主制,条件成熟时会把他请回西班牙)。最后,7月22日,在人民阵线向希特勒求援的三天之后,佛朗哥才决定向德国求援,一个曾是国家社会党成员的德国人自报奋勇说服希特勒。结果,27日意大利派来12架轰炸机,英国承诺中立。

任何国家提供援助都不会不考虑本国的利益,例如德国援助佛朗哥的目的是牵制斯大林的精力,分散英法的注意力。不仅德国,葡萄牙、墨西哥和美国也都援助了佛朗哥,除了其他因素,也因为,在数位军队高级将领和政界要员或遭遇不测、或被逐出局外的情况下,佛朗哥成为唯一有能力团结起义军、达到驱逐共产主义求得西班牙和平的人。

至今,流行舆论仍然只谴责佛朗哥接受德国援助,不谴责人民阵线接受斯大林的援助。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屠杀了两千万苏联人。连号称西班牙的列宁的拉尔戈·卡瓦耶罗【[4]】都承认“斯大林比佛朗哥更坏”,而人民阵线的后来者们只热衷于把佛朗哥描绘成法西斯,但对斯大林的罪行绝口不提。

佛朗哥和希特勒并不是一根藤上的瓜。在一本题为《希特勒的政治遗嘱》的书中,提到希特勒怀疑佛朗哥欺骗了他,认为西班牙或许没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他说:“ 我相信在西班牙所谓的红派里没有多少是共产党,他骗了我们……假如早知道是那样,我绝不会同意把我们的飞机给他去轰炸快要饿死的穷人,好让他为可恶的西班牙僧侣重建权威。”这和希特勒后来表示后悔帮助了佛朗哥在逻辑上相符,他说:“我们帮助佛朗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本该帮助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派,那样就有希望把西班牙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已经晚了。【[5]】”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向希特勒求助的不是佛朗哥,而是工社党和人民阵线。假如当时希特勒答应援助人民阵线,人民阵线武装力量自诩“反法西斯”的“好名声”又该怎样解释呢?

2011年梅克尔访问西班牙,左派组织提出“梅克尔应该为希特勒支持了佛朗哥而道歉”,一位作家反问:“为什么不要求普京道歉?苏联国家秘密警察的罪行都是有真凭实据的。还有,把黄金还给我们怎么样【7】?”

关于蓝色师团帮助了希特勒

佛朗哥派遣了由五万名志愿者组成的蓝色师团,帮助希特勒打苏联,被认为是佛朗哥支持希特勒的证据。关于蓝色师团,佛朗哥本人的解释是这样的【[6]】。

佛朗哥:“这要追溯到内战初期,很快,战争就不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了,红派向所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求援。……国际纵队变成一个多纵队军团,成了外国武装。……我们呢,得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第一批是爱尔兰的天主教营。后来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志愿部队,他们的帮助使西班牙及早结束了痛苦。所以,西班牙对外国志愿军有道义上的债务。……对德国和意大利负有血债。借债换钱是西班牙人民历来的传统。”

“对于轴心国攻打盟国,我们不认为有义务参与,因为他们对西班牙从来没有敌对行为,而且我们关系友好。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轴心国和东方共产主义打仗,与德意两国同西方盟国作战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召集了志愿者去和布尔什维克作战。这些志愿者在德国集合,组成蓝色师团,在德国旗帜下,以德式装备开往俄国前线。……蓝色师团是我们对朋友的报答,在我们最危急的时刻人家帮助了我们。蓝色师团作战很英勇,死伤很多。但是后来,蓝色师团战员减少,随着战事拉长,俄国和盟军越来越靠近,结果蓝色师团面对的不是俄国而是盟军。我们的目的是专打共产党,结果却不得不和美国人冲突,所以1944年我们撤下蓝色师团。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

佛朗哥的敌人是俄国,蓝色师团的组成也是针对俄国。内战结束后,西班牙人民中普遍存在对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憎恨,认为他是分裂西班牙人民、鼓动暴力革命、煽动社会骚乱,支持红派推翻共和国,派遣国际纵队帮助一半西班牙人民去屠杀自己的另一半同胞、把西班牙沉入深渊的主要责任者。所以,当塞拉诺·苏涅尔部长(Serrano Sú?er)发出号召时 ,立即得到青年们的热烈反响。虽然,蓝色师团的客观效果是站在了希特勒的一边,但佛朗哥的基本出发点是打俄国,正如苏涅尔部长对蓝色师团讲话中所说的:“苏俄是罪魁祸首!是挑起我们内战的责任者。他杀害了我们长枪党的奠基人何塞·安东尼奥,他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他用共产主义侵犯我们国家,挑起内战,导致我们许许多多的士兵在内战中倒下。一个自由文明的欧洲要存活就必须捣毁共产主义。 ”这说明,西班牙内战的实质是反共派和共产派的武装冲突。并非佛朗哥支持希特勒,而是他深知来自斯大林的危险远甚于希特勒。他在内战中战胜了斯大林派,然而二战的结果是斯大林赢了——后果是灾难性的。

关于佛朗哥的中立

佛朗哥的国际立场前后是一致的。在内战期间,他争取到英国的中立,他写信给丘吉尔,说明他如果不打赢这场战争西班牙就会沦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保护国。英国的中立对佛朗哥赢得战争至关重要。

二战开始的第三天佛朗哥即宣布中立。为回报希特勒在内战中的援助而派蓝色师团帮助希特勒打苏联。佛朗哥此举冒了风险,尽管是打苏联,但斯大林的盟友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侵略。但这不足以否定佛朗哥采取的中立姿态。

据毕欧·莫阿分析:为什么佛朗哥同德军合作,却仍然得到英国的尊重?答案就是西班牙的中立非常重要,虽然它使纳粹得到战术上的好处,但对同盟国来说西班牙提供的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地理战略优势,它使盟军可以驻扎地中海,然后占据非洲和意大利。西班牙的这一立场深得丘吉尔的赞赏。

左派作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希特勒并不在乎西班牙是否与轴心国协作。事实并非如此。前面说了,希特勒对没能争取西班牙站在自己一边参与大战很感失望。贬低西班牙中立意在贬低佛朗哥的国际作用和历史作用。

人民阵线勾结苏联,接受斯大林的援助,最大的代价不是盗窃西班牙银行的黄金【[7]】,而是窃国,是出卖国家利益,把西班牙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相比之下,佛朗哥接受希特勒的援助,不以任何政治勾结为交易条件,不但没有损害西班牙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果敢智慧地维护了西班牙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斯大林可以和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瓜分波兰,而佛朗哥却拒绝加入轴心国;瑞典可以屈服于德国放德军过境去侵占挪威,但佛朗哥却断然拒绝了希特勒借道西班牙去实现其直取直布罗陀和非洲的战略计划。足见佛朗哥的原则性和大智慧。

关于佛朗哥,不是简单地戴一顶“独裁者”的帽子就能说明问题的。攻击佛朗哥的“独裁”的,正是那些不惜用暴力革命建立极权专制的人。他们抨击佛朗哥在内战后肃清共产恐怖活动的一系列举措,却不提他们在内战中怎样激动地高喊“苏俄万岁,西班牙死亡!”,怎样围着焚书的火堆兴奋地大叫“打倒文化,人民万岁!”,怎样打砸抢、烧毁教堂、强奸枪杀修女、枪决神父、折磨和屠杀他们不喜欢的人……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攻击佛朗哥“独裁”和“镇压”,无非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反对报复”罢了。实际上,佛朗哥在战后采取的措施并非报复,而是坚决杜绝用暴力制造国难的根源——共产主义,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会有三年内战。

当今和平民主的西班牙,有佛朗哥不可否认的功劳,共产左派不是不知道,只是出于派性不肯承认而已,甚至为拉选票不惜利用内战重新挑拨对立制造仇恨。他们借攻击佛朗哥攻击右派,目的还是为了权力,而权力的目的当然在于利益,这只消看看左派的腐败有多严重就够了。他们早已是财富显赫的超级百万富翁,享受着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的生活,却仍然握着拳头高唱穷人的“国际歌”,为什么?

佛朗哥建立独裁的全部基础就是严防共产主义,所以,反佛朗哥的共产派,一贯把佛朗哥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列为三大法西斯独裁者,也就并不奇怪。只要西班牙的共产左派不放弃——不是口头上,而是从根本认识上——放弃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争议就不会停息。

【[1]】流行的说法是内战始于1936年军事政变,佛朗哥等军人背叛第二共和国。按照英国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和美国史学家斯坦利·佩恩,以及西班牙修正派史学家的意见,内战始于1934年武装暴动成立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它们被视为首先开战推翻共和国。

【2】1936年西班牙左派在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下为集中选票赢得大选而组成的联合体,他们靠偷换假票获胜故从未公布选举结果。

【3】 1936年7月13日凌晨,工人社会主义党警卫队将共和国议会君主派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骗出家门,在小货车上开枪打死,然后暴尸在郊外公路边上。

【4】 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领袖,被苏联真理报誉为“西班牙的列宁”。

【5】 据西班牙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Cesar Vidal)

【6】 佛朗哥同法国记者的谈话,刊登于法国《费加罗报》1958年6月12日。

【7】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胡安·内格林把西班牙银行的全部黄金储备512吨送给斯大林,斯大林签收“永不归还”。人民阵线得到的苏联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被佛朗哥的国民军缴获。



--原载:《观察》,2012-11-20
http://observechina.laogai.org/content/11202012-0928/%E6%BE%84%E6%B8%85%E5%85%B3%E4%BA%8E%E4%BD%9B%E6%9C%97%E5%93%A5%E7%9A%84%E4%BC%A0%E8%A8%80

Friday, October 19, 2012

王令隽:关于“上帝粒子”(Higgs boson)的一篇通讯

一位朋友最近来信问及有关“上帝粒子(Higgs Boson)”的报道,我想也许不少读者对此会有兴趣,于是把它译成中文,作点补充,借CND一席之地和网友分享。

“上帝粒子”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神秘。基本粒子理论的“标准模型”的基本假定之一是理论必须对称。即是说,运动方程中的相互作用哈密尔顿函数和波函数都必须具有“对称性”。理论物理中的“对称性”的含义是,哈密尔顿函数和波函数都必须具有规范不变性。把“对称性”当作自然定律或原理完全是一种信仰,宾年个并不是实验所能证实的普适原理。最早讨论对称性原理的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德国女数学家诺特(A.E. Noether, 1882-1935)。她发现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于一个物理量守恒定律。这称之为诺特定理。但是诺特定理并没有说所有的物理量在坐标变换或规范变换下一定守恒,因而并不能推广至所有的力学系统以保证物理量的对称性。事实上,弱相互作用就不遵守宇称守恒定律。

尽管如此,对称性假定还是作为理论物理的一种行会规矩传承下来。这里其实有一个苦衷:微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方程式谁都不知道,要靠理论家们去猜想。可是如果没有一些限制,则可能的哈密尔顿函数的选择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就没法玩。加上对称性假定以后,可以选择的哈密尔顿函数形式就大大减少了。当然也并不能唯一确定,不过加上一些其他考虑,可以写出看来比较靠谱的哈密尔顿函数。(实在不成还可以修改。)

由温伯格和萨拉姆 提出的弱电统一“标准模型”中的哈密尔顿函数当然也具有规范协变性。他们因为这一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标准模型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这一理论容不得质量。一旦加入质量,就破坏了对称性。可是一个没有质量的系统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系统。于是几个理论家,主要是希格斯 ,高尔斯坦和温伯格,提出了一个“自发对称破坏”的假定。根据这一假定,相互作用哈密尔顿函数和运动方程还是应该保持规范协变性,可是波函数可以不对称。由于波函数的基态是退化的(degenerate),人们可以从诸多退化的波函数中任意选择一个,并认定我们选择的这个波函数就是大自然中可以实现的波函数,而其他的基态波函数则可以随便扔掉。因为扔掉了基态波函数中的广大群众,只保留一个合格的分子,对称性也就破坏了。他们不说这种对称性的破坏是理论家们人为选择波函数造成的,而说这是“自发对称破坏”。在这一修正过程中,希格斯假设了一种“希格斯场”的存在,场粒子就叫“希格斯波色子”,又叫“上帝粒子”。其实它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完全是一种市场销售手段。有了希格斯波色子,标准模型中就有质量存身之所了。“自发对称破坏”现在成了规范场理论中的又一条行规。(实在很难称之为定律。)

所以可以说,没有希格斯波色子,标准模型中就没有质量。有的理论家说:“如果没有希格斯波色子,我们将不存在。”我没有如此悲观。如果找不到希格斯波色子,我们仍将存在。不存在的,或存在不了太长时间的,应该是“标准模型”。

欧洲的大强子对撞机(LHC)大概花了十亿欧元。建造这一昂贵设备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寻找希格斯波色子,所以这位“上帝粒子”阁下必须找到,或者必须宣称找到了它存在的“证据”(EVIDENCE),以证明这笔钱花的值。

美国前些年曾经打算建造一个超高能对撞机(SSC),设计能量为40 TeV,相当于LHC的五倍(8 TeV)。于1993年下马。美国理论学界有些人感到惋惜。我觉得这是好事,标志着美国物理学界在开始觉醒。记得当年田纳西州也在竞争,希望把SSC造在 田纳西州。一位老公民兴冲冲地来找我说:“王教授, 您认为SSC这个项目怎麽样?我们想为田纳西争取到这个项目。参议员戈尔大力支持此事。”(戈 尔后来为克林顿的副总统。)我沉吟了一下,说:“这笔钱用于其他的物理研究更好。”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1987年筹划SSC的时候,预算44亿美 元,可是到了1993年,预计要120 亿美元才能完工。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克林顿总统终于签字下马。此时已经耗费了20 亿美元。

回到对称性问题,在此理论物理陷入了一个逻辑佯谬:物理定律必须是对称的,同时又必须是不对称的(自发对称破坏)。大自然到底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全能的主呀,您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倒拿定了主意没有?您创造的世界到底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

Tuesday, October 16, 2012

留下血债,带走秘密--西共前领袖离世


作者:李遥

9月19日,97岁的西共前领袖午睡后再没醒来。

圣地亚哥-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 1915-2012),西班牙政治家,1960-1982年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卡利约的遗体告别仪式设在马德里共产党的“工人委员会”的一间会议厅里。西班牙政界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左派各党的成员、工会、以及一些左派著名演艺人员都前往告别。他们对新闻媒体发表的讲话基本一致,虽然措辞各有讲究,但都肯定卡利约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作用。卡利约的家属还获得了国王和王后亲临看望的殊荣,国王表扬他“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最高的评价显然出自1986年改名为“左派联盟”的共产党,他们把他捧为“民主时期历史和道德的楷模”。

前往吊唁的大约有170人,其中30岁以下的不足12人。看上去拥挤的现场中,记者多于吊唁者。当右派党的一些领导成员进入大厅时,左派中有人喊“滚出去”,还听到借机发泄宿怨的指桑骂槐。佛朗哥去世已37年,内战结束也已经75年,然而旧恨余音未消,根源依然是西班牙的斯大林派败给了传统派的佛朗哥。这些和卡利约一样坚信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可以走到毁灭人类物种的地步”的教导的人们,穿品牌服装,戴名牌手表,挎路易-威登的皮包,排着队,从一个吉普赛卖花女的手中买两欧元一支的玫瑰花。

卡利约的父亲是工人社会主义党党员,这使卡利约从少年时代就受父亲影响而加入工社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号称“西班牙的列宁”的拉尔戈-卡巴耶罗。工社党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所以,1934年,不足20岁的卡利约在办公室里挂斯大林的照片就顺理成章。卡利约坚信工人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参与了1934年10月工社党在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派的支持下发动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十月革命”。革命在共和国政府派军队镇压下失败,卡利约逃逸藏匿,后被捕入狱。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下,西班牙左派联合组成“人民阵线”参加竞选,并舞弊而获胜,卡利约因之获释。莫斯科对西班牙的战略是扶植西共成核心政治力量。卡利约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致力于把西班牙苏维埃化,1936年他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起来,命名为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并率其集体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西共随即委任他为马德里安全保卫部负责人。

1939年3月,距内战结束一个月,人民阵线政府的军方统领卡萨多上校眼见人民阵线面临失败,决定与部长会议主席、工社党领导人胡安-内格林分道扬镳。卡萨多倒戈政变,成为佛朗哥的内应。卡利约的父亲支持卡萨多反对内格林,卡利约不能容忍父亲的背叛,于1939年5月给父亲写信断绝父子关系,还说假如父亲落在他手里就把他杀死[1]。他在信中坦承:“你们仇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仇视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因为他们是先锋队和全世界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朋友……我对苏联和伟大的斯大林的爱一天比一天强烈……”信中谴责了所有非共产党的左派,说他们是“懦夫、叛徒、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等等。

这封义愤填膺的勇敢的信,是勇敢的卡利约抛下妻女逃亡法国后写的,不久他病重的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在收容所染疾而亡。很少人知道他的这个妻子,他对人说他从来没有把她当做妻子,她只不过是随便一个女孩而已。

卡利约无力面对失败的现实,仍然痴迷坚信斯大林会像一部神奇机器从天而降,反攻并打败佛朗哥。他和伊巴露丽在法国组织、领导和指挥游击队在西班牙的恐怖活动。因法国宣布西班牙共产党为非法,他们辗转比利时。莫斯科的追随者维多利奥-科多维亚[2]很赏识卡利约,派他和另外一些人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党代理人速成班。在最高苏维埃,这个年轻的西班牙布尔什维克见到了他视为上帝的斯大林。卡利约对莫斯科言听计从,说准备为苏维埃流血牺牲,但是他从未上前线哪怕探头瞄一眼,总是派别人去流血牺牲。

上世纪50年代末,流亡中的卡利约搜罗支持,1960年伊巴露丽辞去总书记职务,卡利约接任,直至1982年。

1976年2月,佛朗哥去世近3个月,流亡36年的卡利约用一本古巴的假护照乔装进入西班牙,他和多方秘密接触,颇有东山再起之意。12月24日当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将他逮捕,其家属致信国王,国王认为逮捕他是一个“极大的不公正”,当局12月30日将他释放。1977年2月,民主转型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久后任西班牙王国首相的阿道尔夫-苏亚雷斯接见了卡利约,卡利约表示承认王室,接受君主制国旗,愿意合作。他与恐怖组织断绝联系,共产党随之取得合法地位。

卡利约继续和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络,筹划组建欧洲共产党,决定放弃“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手段,承认民主,认为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苏联克格勃的秘密警察像蜘蛛网一样延伸到西班牙的各个角落。

苏亚雷斯迅如闪电的民主化,对卡利约的共产党毫无积极影响,他自始至终以斯大林的方式统治西共,清洗异见者,导致他的党员成帮结伙改换门庭,投奔工社党或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党,用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的话说,“去寻找一个比共产主义教堂更牢靠也更温暖的教堂。”

1982年卡利约让出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驱逐出共产党。他随后组建了西班牙劳动党并参加竞选。在西班牙人民强烈向往民主的氛围中,在西班牙全体民主主义者的努力下,卡利约在大选中惨败,他的党也抛开他改入工社党。沦为孤家寡人的他,佯称要回到工社党---殊不知那里并不欢迎他,工社党前总书记、前首相冈萨雷斯称他为“一个装满恶的小口袋”。结果他坚持了致死也做共产党人。


【帕拉奎约烈士陵墓】

卡利约之所以尽人皆知,并不是由于上面所说的一切,假若只是这些,人们不会为他浪费时间。人们不能遗忘,是因为这个身材矮小、有着一副胖圆脸、戴眼镜、略显几分文气、而老来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翁,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最血腥最残酷最恐怖的一页。马德里近郊的帕拉奎约烈士墓地树立着数千死难者的墓碑,它们永远默默地讲述着卡利约的罪恶。

1936年7月内战重开后[3],伊巴露丽号召清除佛朗哥安排暗藏在马德里城内的所谓第五纵队[4],随之由西班牙布尔什维克派的契卡展开大搜捕,以反法西斯为名,把右派、君主派、有产者、知识分子、律师、作家、法官,乃至在共和国政府任重要官职的人,尤其是军人,将军和军官,统统从家中带走投入监狱。时间恰恰是卡利约成立了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并率之加入共产党、并被委任为马德里安全保卫部负责人之后。在卡利约的指令下,这些无辜遭捕入狱的囚徒,被一车一车拉到帕拉奎约,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机枪,他们被迫站在万人坑边,一组一组地被射杀,倒入万人坑,再被掩埋。情景恰如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奉斯大林之命对波兰两万多名军人在卡廷森林实行的灭绝性大屠杀。在卡利约的直接策划下,西班牙布尔什维克的契卡从11月6日到12月4日总共屠杀了近6000人,迄今身份姓名得到核实的有4200人。

当记者就此问及政治上早已失势的卡利约时,他回答:“我没有下令屠杀帕拉奎约的人们。真的,我和事件有关,因为我是负责马德里安全保卫的参事,但是我没有下令屠杀。我仍然为曾经担负这个重要职务而自豪,为曾经是马德里保卫者之一而感到荣幸。” 但是,据西共的卡洛斯-森普伦[5]披露:那些年卡利约并不隐瞒,他私下承认,屠杀是执行他的命令,还说“那时战争就是这样”。

西班牙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于200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帕拉奎约-卡廷》的著述,书中列举了卡利约是大屠杀责任者的铁证。有前苏联的档案为证,他们直接把在后方群体大屠杀的“功劳”归于卡利约。

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7月30日手书的报告称,西班牙共产党将按计划继续为在人民阵线的政府里夺取大权而努力。文件中说,当时的司法部长迫害反法西斯人士卡利约,因为“当法西斯(指佛朗哥军队)接近马德里时,当时的(西共)领导人卡利约下令枪毙被逮捕的法西斯官员”。

另一个证据,是斯大林的特派员,保加利亚人斯托杨-米涅夫-斯捷潘诺夫(Stoyan Minev Stepanov),他于1937-1939年期间任苏共驻西班牙的代表。1939年4月他写有一份报告,分析他们在西班牙失败的原因,其中提到卡利约,谈到西共在与工社党争夺政府大权的斗争中,遭到工社党的顽强反攻,说这场内斗“造成(工社党)对许多共产党员的迫害,包括对卡利约,因为他1936年对法西斯进行了坚决镇压”。

这些文件说明,卡利约下令屠杀的罪行,不仅西班牙共产党承认,不仅苏联的秘密警察承认,而且连工社党都以此为由攻击共产党,抵制西共在人民阵线政府掌权。

英国左派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在他的长篇著述《西班牙大屠杀》中列举史实证明卡利约的罪责,但是卡利约否认。普雷斯顿回答说:“卡利约太狡猾了!……假如他真的读了我的书,他一定会看到我是多么清楚地解释了他是屠杀了至少2500人的责任者之一,参与罪行负有责任的有大约8到10个,而卡利约是其中的一个。”

此外,另一些史学家,英美的和西班牙的,对这段历史都有十分客观详细的研究,并且都有相同的结论。

大约1976年,民主转型过渡期间,一位署名“学生”的老人给这位前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由于共产党刚被合法化,政治是敏感话题,但还是有报纸采访了写信人,还刊登了他在卡利约犯罪现场流泪述说的照片。

下面的文字引自这封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信:

“今天,我住在Aranjuez,65岁,1936年我在帕拉奎约的墓地掩埋过尸体。我也到过马德里的Marques de Cuba 17号,目睹了最可怕的酷刑。袭击军营的时候我也在场,当时,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你手下的所有契卡成员去实施酷刑折磨和处决。你称我为‘先锋’,称我为‘学生’,让我负责在各契卡组织之间送信,作为你们给我食物的交换。你还记得我吗,圣地亚哥-卡利约?你还记得,1936年8月24日早上7点,在Fuencarral公路5公里处,你带着三个民兵(略去姓名--作者),杀害了Veragua公爵,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他们摘下公爵手上镶宝石的金戒指,因为摘不下来,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割掉手指;记得吗,圣地亚哥-卡利约?你坐着车号M-984的福特车,由共产党分子(共三人,略去姓名--作者)开到契卡总部,在地下室,你命令他们火烫修道院修女费丽莎(Felisa)的乳房,其中的勇敢者何塞-巴尔托罗梅还抽着雪茄,那是8月29日凌晨……”

面对铁证,卡利约本人坚持否认:“我和这件事有关,但我没有下令屠杀。”在宽容的民主制度下,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面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勇敢”。

知道了这些血腥的事实,再对比本文开头西班牙政界对卡利约的表彰,不能不令人遗憾,很多人为西班牙的政治家议员的低水平而感到羞耻。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居然把这样一个人捧到民主转型的功臣的高坛上,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水平之低。这样一个人却受到政府官员的纪念,暴露了西班牙领导阶层的低水平。除去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不计派性关系,一个像卡利约这样的人居然在西班牙社会唤起好感,再次表明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西班牙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它已经从多少代以来就盘踞在这个国家。”

一位史学家悲怆地说:卡利约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不幸的是,他是在制造了那数千人的不幸之后才消失。

不多年前,卡利约在前西共的同事豪尔赫-森普伦[6]说过:卡利约是他那拨人里唯一还活着的人,他将带着秘密进入坟墓。几年前,行将就木的卡利约对采访记者说:“西班牙应该实行共和制,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不相信永恒,死后一切都会消失。”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卡利约,一个记者表示终于看到“似乎永远不会死去的”卡利约死去了。

他死了,带走了秘密,留下了血债--不能消失的不会消失。

他走了,享受了特赦,享受了民主制的慷慨,享受了受害人的宽容,享受了优厚的工资--那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在制造了七千人的血案之后,他心安理得地活到97岁,还竟然幸运地在熟睡中死去。西班牙的一位主教为他祈祷说:“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生命遇到了慈悲的上帝。愿卡利约安息,愿因他而成为基督的烈士的人们为他求情。”

上帝是宽宏的,世俗的善良人也可以做到宽恕,但慈悲不等于公正。公正的是历史,它既不会改变,也不会忘记。

1. 关于此信有说不是卡利约所写,而是西共另一领导人费尔南多-科劳丁(Fernando Claudin 1915-1990)根据西共指示写的。卡利约的父亲怀疑这封信系莫斯科伪造,并给斯大林写了信。这封信是卡利约本人主张公之于众,于1939年6月分别刊登于法国的《共产国际通讯》和《世界日报》,他始终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

2. 维多利奥-科多维亚(Vittorio Codovilla, 1894-1970):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人,阿根廷共产党领导人,南美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西班牙内战时期莫斯科在西班牙的共产党特派员。参与策划帕拉奎约大屠杀,参与西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夺权内斗。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要求莫斯科将其撤换未果。被称为忠实于苏联的第一人。逝于莫斯科。

3. 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内战始于1934年10月,双方交战的第一仗是1934年工社党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派共同发起的“十月革命”,所以1936年实际上是内战的继续。

4. 1936年7-8月,胡安-亚桂将军部署四个纵队向马德里挺进,记者问及哪个纵队先进入马德里,亚桂笑答:“第五。”因为实际上没有第五纵队。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利用这句幽默制造了“第五纵队暗藏在马德里”的谎言发动暴力镇压。

5. 卡洛斯-森普伦(Carlos Semprun,1926-2009):作家,戏剧家,参加过西共,在他的哥哥豪尔赫-森普伦(见注6)被驱逐之前退出西共。

6. 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 1923-2011):著名知识分子,作家,曾与卡利约同任西共的重要领导人,因政治歧见而于1964年被卡利约清洗驱逐,同时被驱逐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西共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



--原载:《观察》,2012-10-15
http://observechina.laogai.org/content/10152012-1356/%E7%95%99%E4%B8%8B%E8%A1%80%E5%80%BA%EF%BC%8C%E5%B8%A6%E8%B5%B0%E7%A7%98%E5%AF%86%E2%80%94%E2%80%94%E8%A5%BF%E5%85%B1%E5%89%8D%E9%A2%86%E8%A2%96%E7%A6%BB%E4%B8%96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方励之:怀念严济慈先生(遗作)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从左至右:钱临照,严济慈,方励之)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李淑娴:十二年后才打开的祭文 —— 相会在天际 


这是一篇励之十二年前写的文字,是为遥祭他终生感念的严济慈先生。

励之对物理、尤其对追寻事物本源的理论物理的热爱,是从高中时就养成的。北大毕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在意由于反右问题,被逐出保密的核物理研究室;也不在意从科研机构调去科大教书;他不忍割舍的是,与物理永远告别。1965年,由于调动事,见到严济慈先生,由此而结下36年的似师生、胜师生;不常见、又常关怀的两代物理人之间的纯净、向上的关系。无奈我们去国之后,再难见面,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严先生,励之总会注意老人的神态。

严先生的第五个儿子严武光,是我们的北大同班同学,2000年特意到Tucson我们家。除了叙同学友情,我们带他参观Tucson特有风情,也谈了很多严先生往事。严先生农家出身,十几岁就写成一本解题的小册子《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稿费得以上高等学府。继之,有机会出国深造,以超人的速度得以在法国站稳脚跟。

严先生始终保持纯朴、助人的作风。有一次,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春节,励之和我去拜年,看见严先生在房顶上,和修房工人边讲话、边比划。这简直吓我一跳,可是严先生却不动声色,一会儿扶着梯子下来了。看来,严先生上房,绝不是仅有一次的事。 又有一次,在严先生家,我看见挂着一副徐悲鸿的画,我问了才知道,徐未成名时、在法国困难中得到严先生的帮助,那是后来他的亲手赠品。

严先生去世了,励之有憾于不能送上一束鲜花,不能到先生面前送别。恰好,严武光来,除了会老友,希望励之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说:“我不知道在爸爸纪念册上,现在能不能允许刊载,但我会好好保留,等到能公开发表的时候。”

如今,励之也去了,我想是打开这篇祭文的时候了。他对严老的终生感谢,感谢严先生成就他一辈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毕生的智慧与精力交给物理,交给研究自然最本源的事。他在严先生面前,始终是晚辈、是学生。见到严先生,他一定会说:“严先生,请看我的成绩单!”严先生会笑着说:“还不错,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图1:2000年,严武光(右)、方励之在Sabino Canyon的“傻瓜喽”前


图2:2000年,严武光(左)、方励之在我们的家门口

2012年9月10日,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