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方励之先生印象

发表于 2012 年 04 月 07 日 由 杜欣欣

 

今天清晨，我还没起来，我先生推门进来说：“欣欣，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方老师去世了。”“不会是造谣吧？”这消息太难以置信了！我们等到西部时间早晨八点才打电话去询问。电话是方克接的，他说：“昨天早晨（4月6日）我爸上班前查电邮。我妈再看到他时，他还坐在椅子上，但呼吸和脉搏都已停止了，当时我妈离开他只有10-20分钟。”方克难过得说一句话要停好一会儿。我们震惊，难过，只说“请李老师节哀，保重，需要我们做什么，请来电邮”。唉，语言是多么乏味无力啊。

去年11月间，方老师因心脏问题住院，后因用药引起肝肾衰竭，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得知消息后，我们与方克联系，并做了最坏的准备。然而奇迹出现！方老师不仅出院，而且恢复得很快。此前他战胜过亚利桑那山谷热，我真庆幸他凭着“70多年不进医院的好身体”又闯过了一关。方老师又开始教课做研究，还在华夏文摘上发表文章。记得我最早读到的是《重返卡普里》，从此一直跟读他的文章。他本来还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好文章！他写出的回忆录一定是既有历史价值又好看！

1995年，我曾在方先生家居住一夜，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方老师家是一座典型的西班牙式平房，黄墙红瓦，房前长着亚利桑那州的典型植物–巨大的仙人掌。方老师家的客厅东西不多，却布置得十分雅致。我记得还有一座肯尼迪的雕像，那是他获得的自由奖。一面墙上的镜框里是当年通缉令的复印件，李淑贤老师和方励之老师并排的照片和通缉文字。当晚，他和李老师请我们到附近的意大利餐馆晚餐。我们一起看电视时，其中的一宗新闻里出现了北京警察。方老师边看电视边和我女儿开玩笑：“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家胡同口的片儿警。”我女儿当时八岁，刚从大陆过来。

2007年夏天和2008年夏天，我在意大利和台湾又见到方老师。2008年见面时正是他的小儿子方哲遇难之后。在中研院的院子里，我先碰到李老师。我向她表示哀悼，并希望她节哀。我能感觉李老师还未走出丧子之痛，但她告诉我自从儿子去世，方老师到任何地方都会带着她。我们原计划去年冬天驱车图桑看望方老师，但因顾虑他身体欠佳而取消。我总以为还会有再见的机会，却未想到台湾太鲁阁的留影竟是最后一次。

7年前，刘宾雁先生去世了。刘先生与方老师都是1987年被开除党籍，再流亡海外。我与刘先生也有些故交，为他重病有家归不得，至死未能踏上故土非常难过。

http://du-xinxin.hxwk.org/2011/12/21/%e5%b7%b2%e7%bb%8f%e4%ba%94%e5%b9%b4%e4%ba%86%ef%bc%88%e6%97%a7%e6%96%87%ef%bc%89/

我一直以为比刘先生年轻很多的方老师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踏上故土。他走得太早了！
方老师有男中音的洪亮嗓音，还会唱意大利歌剧。我听一位老友说，当年她住在方老师家，半夜听到方老师唱歌，次日才知道他说梦话就是唱意大利歌剧。
方老师，愿你一直放声歌唱，我们都在听。

又及：

今天下午，鲍伯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太震惊了。”，随即他就告诉我们方老师去世的细节。4月6日清晨，方老师与意大利物理学家鲁菲尼在SKYPE上通话。他们都是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的组织委员，今天的通话是为第十三届会议的组织工作。说到一半，鲁菲尼就听不到方老师的声音了。后来卢菲尼收到方克的电邮才知道方老师去世了。鲁菲尼将消息转给巴黎的朵纳多，不幸的消息从巴黎由转回美国的鲍伯。(鲍伯和朵纳多都参与组织会议)。

通过电文，我们知道鲁菲尼先生是最后一个看到方先生的人（“up to last moment I saw him on skype and we were working on MG13 ”by鲁菲尼 ）。方先生的生命最后一刻是在他热爱的工作中（“He was working till the last minute, with a letter from you and some research papers on his hand…”by 方克）。 我们还知道为了纪念方励之先生，鲁菲尼先生准备筹办一所以方先生命名的研究所。

方老师2008年在台湾演讲


方老师2008年在台湾演讲结束时的漫画

在推上看到这个：
RT @daofeichang: 四月何残忍，死地剩丁香。春雨催根芽，相思由兹长。欣欣此生意，一念恸衷肠。犹怀去岁冬，雪地白茫茫。苟且抱余温，生死两相忘。【意译艾略特《荒原》诗意悼方励之先生】

杜欣欣: 已经五年了

已经五年了（旧文）

发表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由 杜欣欣

 

昨天看到网上的消息，才想起刘宾雁叔叔已经去世５年了，真的这么久了吗？五年前的冬天，刘叔叔已患癌症好多年，回大陆就医的请求也被当局拒绝。小雁第一次来美，此前他们父女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

1968年，随着“复课闹革命”，我和小雁成为同学。当时她们家住在三里屯的中国青年日报宿舍。那时的三里屯周围都是平房，青年日报宿舍楼比较突出，但也就是四层。我记得小雁家是两卧室的单元。当时家里除了大洪小雁兄妹，还有亲戚的两个孩子。后来我向小雁求证，确是她姑姑因生活困难，将两个女儿一直寄养在她家。那时的小雁短发圆脸，但已身高已有１．７０米。她梳着一个小歪辫儿，看起来还是娃娃相。她善画，特别喜欢画跳舞的新疆女孩儿。

认识小雁不久，我就听说她爸是有名的大右派，但到底有多大？到底多有名，我还是成年之后读到他的报告文学，他被开除党籍才知道。那段时间我常到小雁家玩儿，她父母都被分别关押过，而大洪哥经常不在家。小孩儿不记大人事，我只记得刘叔叔穿黑色大衣，个子很高，大眼有神，后来的大洪和他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我对朱洪阿姨的印象来自一个玩笑，当时报社美术人员要色彩画画，如果没有朱“红”色，就会说：“那就来她的儿子大“红”吧。”

我记得小雁家有一只猫，当时少有人家养小动物，而她家的猫活泼可爱，常常在书柜顶上跳来跳去。小雁说她家从未没断过猫，她的电子邮件名就是猫妈咪。她个性乐观，从小到大，我没听过她当面或背地对谁刻薄过。

1969年，我随母亲去干校后就与小雁失去联系，再见面大概是８０年代初。我们在一辆公车上，她先认出了我，就挤过来和我讲话。她说当时７０届初中生分配去工厂，但她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分到农场。好像因为她父亲的问题，考大学也受到影响。她父亲恢复工作后，她仍在农场，皆因她爸不肯出面找人帮忙。后来还是刘叔叔在公安部的一位老友看不过去，出面调她去。她到了那里先做文秘后办杂志，但因此她也一直不被批准来美。

小雁的爸爸生癌症之后，身边没有子女，一直想回去，但当局就是不准他回去。刘叔叔去世后，小雁把他的骨灰带回去，也把她妈妈带了回去。2010年，小雁她们为她爸找到一处安息地。那天是冬至，刘叔叔终于回家了。

年轻时的刘宾雁夫妇

2010年12月5日

亲莅亚利桑那山谷热 —— 供想来南亚利桑那者参考

 方励之

去年（2010），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第一次全盘西化”）纪念我的母亲，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忘了也要感谢上帝，麻烦了，今年我就被投进了医院。
山谷热
六月开始，我得了Arizona valley fever （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只在美国西南流行。以Tucson为最。全美唯一的山谷热研究中心就设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医学院。
有人死活不愿来Tucson，就是惧怕山谷热。到Tucson 的旅游者，也可能给被山谷热感染，回家以后发病。
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此菌原住在美西南深层地下。在牛仔时代，人只在地表活动，人与该菌和平共处数百年，相安无事。工业化开始了，人不断向地下深挖，侵犯了该菌的居住安宁。该菌从深层地下涌出复仇，攻击地面的动物，包括人类，这就是山谷热。
在Tucson 工作的人，大多被山谷热感染过。一般情况只像一次感冒。我来Tucson 二十年，一直未被山谷热感染。自以为，在中国的50多年的“锻炼”，造就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铁布衫”。义和团精神还是被山谷热菌击败。
我得了最典型的山谷热（大夫语），即出现所有山谷热的症状：左肺被该菌占领一半。有时发冷，在Tucson的炎热天气下，仍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热，高温到102F（39C），再加持续低烧99（37.2）—100（37.8）。严重咳嗽。难于进食，呕吐。体重骤降，有时一天能降两磅，一个多月里，我的体重总共下降28磅（减肥有效）。血压降低，高压会降到80 mmHg，低压40 mmHg。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大者直径5厘米，小者半厘米，人皮形如鬼皮也。
菌类不怕所有抗生素。对山谷热无特效药。
医药公司无兴趣发展治山谷热的特效药，因为每年患者约有5万，市场太小了，相比其它药，如糖尿病的销路会上千万。山谷热特效药无利可图。山谷热是地方病，联邦当局也不重视。州当局无钱。新药发展可能要投资上千万美元。州当局只给了20万，杯水车薪。
所以，文献上说，至今最好的治疗方法仍就是最古老的方法——卧床休息。外加吃一种效力一般的抗菌药。不过，山谷热的预后，一般良好，除非有并发症，或转成其他病。
白发老太的“重锤”疗法
没有特效药，但有特效疗法。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一过，我就被送进了St.Joseph医院。当时的情况是，四肢的所有关节失去功能，不但不能走，不能站，在床上翻身也不行。体会到，这大概就是collapse。医院早就预备了尿垫，身体失去了平移和转动等自由度，只剩放水自由。
7月6日晚班，值班护士是一位白发老太，身材矮小，略有驼背，年龄一定在60岁以上。但动作敏捷，做事一步到位。这是大夫见了都要礼让三分的老护士长。
9:00 pm, 温度102（39）。 白发老太来我床前，要我吞下三片药，并说两个小时后，她会再来。我睡了。果然，两个小时之后，11:00pm 差10分，醒了。发现全身都泡在自己的汗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出过如此多的汗水。枕头，几层的床单，被子，一律湿透。正要喊人。白发老太带一年轻人准时到达。不由分说，要把我拖出病床。看见老太，本能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穿内裤”，白发老太迅速回答，“没有穿内裤最好。”
年轻人和白发老太极迅速地更换了全部床单被子和枕头。并帮我擦拭掉我身上的汗。我的手被吊瓶输液占用，不能自拭。
这时，奇迹发生了：四肢的所有关节的功能大大恢复，可以站立，可以慢慢行走，也可以在床上翻身。从此，再没有使用过床上放水自由。
一记重锤，四肢功能就在两小时内初步恢复。这是老护士的经验。此时体温97（36.2）。
第二天，第三天的晚班，仍是白发老太值班，没有再用重锤。而是轻锤，或轻轻锤，巩固效果。虽然离治好山谷热还很远，但白发老太使我的运动机能大大改善。功德无量。
意大利的洋单方
二战时，亚利桑那州是意大利战俘营。战后，根据战俘自由选择原则，意大利战俘大都不选择回国，就地变成了美国公民。所以，亚利桑那州有很大的意大利社区。每年6月4日意大利国庆日，在凤凰城等地都有庆祝活动。很多意大利人来往于亚利桑那。回国后，有的人发了山谷热。意大利友人告我，他们有治此病的单方，很简单：吹海风，吃鲜菠萝。
Tucson有菠萝，但无海风。
最近十年，李淑娴和我每年夏天去意大利，吹亚得利亚海风，吃意大利面条（美国绝对没有）。ICRAnet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总部设在Pescara，我是其中成员，所以每个暑期都去。本来今年我们也要去，但机票订在了7月3日。准备7月4日到Pescara，7月5日吃意大利面条。可惜，7月5日我已被送进了医院。ICRAnet的头儿得知后说，你为什麽不早来一个月？吃鲜菠萝，吹海风，早就好了。
明年一定早一点儿去。
治山谷热的中药
Tucson 有一家中药店，生意相当不错。还有两位座店大夫，一位是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另一位是白人，也在中国学习多年（应当包括中医）。他们都有在美国行医的执照。这些大夫都通西医。李淑娴和我，都曾去问诊过。他们看病，除了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及看舌苔以外，一定要看西医的各种化验报告，以及所用西药，然后再开中药。所以，他们应被称为西医化了的中医。依靠西医诊断，开一点中药，作为辅助。
既然西医没有治山谷热的特效药。中药就应运而生。Tucson 的中药店，已出售专治山谷热的中药成药。我还没有用过这种成药。
中国还没有亚利桑那山谷热病例（我猜），山谷热中药成药在中国不会有市场。来亚利桑那旅游和访问的中国人正在迅速增加（如留学生的父母，旅游者等等）。如意大利一样，亚利桑那山谷热迟早会传到中国。山谷热成药迟早会在中国有市场。

Tucson 医院中的Social Service
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夫，护士，技士，以及兰领粗工。我住过的Tucson 的医院和疗养院（nursing house），还有一种Social Service 工作者。 他们的任务之一，似是代表医疗保险一方的利益。他们手里常拿着一本厚厚的observation ，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观察哪个病人已经痊愈了，或基本痊愈了，就催医院和他本人及时出院，以减少保险业的开销（St.Joseph 医院，病人每天费用的起价大约是US$ 5,000）。
用60年代的语言说，Social Service 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监视“是否有“泡病号”的人。60年代困难时期，“泡病号”的“好处”是每天伙食里多几克的肉，和几毫克的食油。实在想不出来，在美国“泡病号”有什麽“好处”。
因朋友们不断问我的状况，故写此简报：我大体已经走过了亚利桑那热山谷的谷底（能写简报，即是证明），离热山谷的出口应当不会太远了。欲来南亚利桑那工作和旅游的人，也应有到热山谷一游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2011.8.24 Tucson

圣心寺和“暴民恐惧”

方励之

一
我多次到过巴黎，但只去过圣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寺中没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艺术，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怎麽用一员女将当看门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不合适吧。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你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压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为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对1871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有“正”“邪”两种极端。上大学时，我们被教导说，1871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型。在圣心寺，公社被称为是一群恶棍和无赖们的“歇斯底里狂热”。
这很像五十年代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两极评价。19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一百年，纪念活动上的评价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长我两辈人的口中听到的是，“长毛”是无恶不做的强盗，土匪。太平天国之后，在杭嘉湖一带，吓唬小孩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别闹了，长毛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军开始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纪国家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 尽管被杀戮的3 – 5万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圣心寺所要镇的邪，却是专指公社社员。公社被圣心寺认定为极端组织煽动起来的暴民狂热，最终导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为防类似事件再发，第三共和的国民议会通过禁止极端组织活动的议案。极端组织主要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国民议会再次重申，圣心寺是为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消孽。这也是圣心寺如今的说法。
所以，圣心寺，是对“暴民政治”的恐惧。
二
在西方，“暴民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亚氏著有“论物理”，共八卷。现在已经没有人引用了。因为其中的论断，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亚氏著有“论政治”，也是八卷。还没有完全被遗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由优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节的引文，大多出自亚氏“论政治”，不再一一标明）。以此为标准，亚氏考察了古希腊城邦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都会腐败，变质。
尽管如此，亚氏认为，三种“腐败政体中，（共和政体）并不算太坏”。共和政体基于宪法和议会，所以，它能与下述“自由，平等”观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机会”。只在共和政体中，（原则上）有可能实现“人人均有治理……的机会”。亚氏说“没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给出身高贵者，而不给精于笛艺的吹笛者。前者不见得会善加利用”。当然，这里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世事是动态的，亚氏进一步说“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坏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统治”；贵族政体走向反面，乃是“寡头政治”。共和政体的反面，则是 demagogy —— 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统治。
穷人的人数众多，但见识少，缺乏教养，拙于价值判断。如果选举权扩及到穷人，政权可能会由容易被煽动的人主导，难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头政治”一样，都是“暴”。“暴君”和“寡头”政体中，“暴君”和“寡头”是施“暴”的源头。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会失去理性的主导，走入混乱，失序，冲突，打斗，流血。这就是亚氏的“demagogy恐惧”。
后世许多人重复阐述过亚氏的“暴民忧虑”：宪法和议会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不堕落为demagogy，普选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欧，从康德，罗素…..到丘吉尔等有影响的人士，对民主都有不少负面之词。“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较低级的政体”，“民主体制造就公众政治的伪善”，“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容易会变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锐的评论也许属于尼采，他说，选举制，议会制，就是“使牲口变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选举制，被马克思美誉为高度民主社会的雏形。圣心寺则说，那不是民主社会，而是demagogy，社会中邪了。

三
Demagogy一字至今没有中译名，虽然它不是个新字。想搜寻中文世界里有关demagogy的文章，无从下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类文章？不对，回想一下就发现，demagogy的论断，不但似曾相识，而且还在课堂里正正经经地学过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联共（布）党史”也是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苏联还派来一些“联共党史”专家，教授，帮助中国教师（大都来自是历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讲授“联共党史”，教材是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出版的“教程”一书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有卖，两根奶油冰棍的钱就可以买一本。我前后买过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试也不难，答题切忌创造性。要学会背书。关键语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满分。所以，至今还记得“教程”中的有关语句。
“联共党史”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的进步和改革主要依靠“农民公社”。
“联共党史”批判说，“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本节引文大多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再一一标明）。
这就是说，正宗马克思主义，即“联共党史”断言，农民是劳苦大众中最落后而又无前途的一类。哪能依靠这些人闹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课下盛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被苏联来的“联共党史”专家们举例为民粹主义，毛的“依靠农民”路线被认定同俄国民粹派路线一样。在联共（布）专家的口里，毛是民粹派。中国教师当然不会在课堂上说。至于，在实际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农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联共（布） 专家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总之，在答“联共党史”考试题时，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语言去答“联共党史”的考题。
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也是个X 话。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亦即，工人阶级自身也是属于“盲”者，不可能有自觉的先进意识，社会民主主义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进去。
总之，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加起来最多走到工联主义，农会主义，不会自动产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层意思：工农大众人数虽众多，但他们的知识贫乏，眼光短浅，不足为惧。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威胁。
这一层意思同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农民的估计倒是一样。俾斯麦认为，民主普选制对他的统治并无大碍。农民在大事上向来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层意思是：穷人大众容易失去理性（或本来就没有理性），易于被煽动而走入“邪”门。一旦如此，则会成为极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的名言是“财产权即盗窃”，它对穷苦大众极具煽动力。一旦穷苦大众认真实行蒲鲁东的名言，剥夺盗窃者的盗窃财物，私有产权社会能不歇斯底里吗？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马克思的结论之一是，巴黎公社当局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及时地没收（剥夺）银行，以致大小有产者的许多私有财产，都及时转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执行蒲鲁东的名言，还不够迅速和彻底。
“联共党史”认同这种观点，它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取消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农大众中去。“煽动”即是一种“灌输”。用“从外面灌输进去”一语形容共产主义力行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农大众是可以被灌输的，是应当被灌输的，也是必须被灌输的。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共产党的宣传部，即为灌输部。
列宁说得更直截了当（忘了出处），他说，俄国革命只要有一百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如果一百个职业革命家能到工农大众里去灌输，宣传，鼓动，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国翻过来。
“联共党史”第六，七章描写的十月革命，大体就是按列宁的路线进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宁和他的“一百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可能公开地灌输，宣传和鼓动。以致列宁在国外逗留了17年。根据KGB 公开的档案，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期间都有不错的财源支持，可以寓居于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里岛等地 [2] 。1917年俄历2月，俄国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逊位，代议制（杜马）的临时政府掌权。列宁于4月就回到国内。在民主体制下，“一百个”职业革命家们可以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到工厂去宣传，灌输和煽动了。结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获得工人大众认同。最终，苏维埃挤垮了杜马，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翻过来了。攻打冬宫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关键。按“联共党史”，俄历10月25日入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攻打冬宫开始，到10：45pm就宣告胜利了，大体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灌输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们对农民的灌输并不成功（俾斯麦猜对了）。所以，内战爆发时，多数农民支持白军（主力是士官生）。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哪怕他们是农民（最落后的一类），民主政体在俄国再度消失。
把“联共党史”放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革命历史背景里重新一看，就发现，五十多年前 “被灌输”和 “自灌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一些章节正是在描写demagogy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

四
当政者，大都不喜欢扩大民主，更惧怕扩大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demagogy。这一点都不奇怪。
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demagogy的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尽管对民主制一直有忧虑和批判，尽管民主政体有负面的历史经验，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停滞或萎缩，而仍是在发展和扩大。
1880年，法国当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极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也被释放。
随后，西欧各国的选举权人数不断增加。选举权的普及程度是对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动态的定量度量。
英国：1883年，20岁以上男子选民人数从8% 增加到29%。
比利时：1894年，成年男性选民人数从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选民人数从16.6% 增加到34.8%。
法国，十九世纪末，选民人数也已占成年人口的30-40%。
芬兰：1905年，选民普及到76%。并赋予妇女投票权。
奥地利：1907年，实行普选。
意大利：1913年，实行普选。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还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各国的男性公民大体都有了选举权。成年的“男性牲口”都变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欧洲，无论战败国或战胜国，大都以民主制（宪法，普选制，议会）重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数万人死于非命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欧民主政体有如此的发展。如何解释？
民主体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惧”了吗？
[1] 本文中的一些数据取自Eric Hobsbawn 的“资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美国往事——亿万富豪：约翰•洛克菲勒Ｉ

“我们身边并不缺少财富，而是缺少发现财富的眼光。”

——　约翰•Ｄ•洛克菲勒的墓碑碑文


从安德鲁•杰克逊（Ａｎｄｒｅｗ　Ｊａｃｋｓｏｎ）总统到林肯（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ｉｎｃｏｌｎ）的西部扩张时期，美国是一个以小企业为主的国家。只有阿斯托（Ｊｏｈｎ　Ｊａｃｏｂ　Ａｓｔｏｒ）的皮货公司的规模接近近代垄断企业。西部扩张时期的美国，大多数社区，尤其是东北部的社区，都能自给自足。他们的家具来自当地木匠，肉类来自小屠户，马车来自当地马车厂。制造业和矿产业平均地分散在各个社区，全国有二千家多家家具厂。而宾夕法尼亚（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一地就有二百多家炼油厂。

自内战起，美国的工业景观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最初来自公司，然后是企业联合，最后是托拉斯（Ｔｒｕｓｔ）。公司是一个虚拟的人格，它能享受一切个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又能规避个人的道义责任。公司有一种永久的生命，有权募集股金，有权在全国任何地方经商。托拉斯则是各个公司的联合体，各公司的持股人把股票交与公司的董事长全权处理。

走在这个事业最前面的就是约翰•Ｄ•洛克菲勒（Ｊｏｈｎ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一八三九年七月八日，约翰•Ｄ•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Ｎｅｗ　Ｙｏｒｋ）州的里奇福（Ｒｉｃｈｆｏｒｄ）。他的先祖为逃避迫害，从法国南方来到北美。洛克菲勒的父母，个性完全不同。母亲是极为虔诚的基督徒，一言一行都按《圣经》。她勤快、节俭、朴实、对洛克菲勒管教极严。洛克菲勒父亲是一个讲究实际的花花公子，自信、冒险，善于交际、任性而又自我中心。作为长子的洛克菲勒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究实际的生财之道；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精细、节俭、守信用、一丝不苟的持家之道。从父母身上学到的这些是他日后的成功的基础。

约翰的父亲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人称“大个子比尔”，一个江湖医生，同时经营木材、土地、毛皮、和杂货。他成年在外经商，孩子的教育来自母亲。难得回家的父亲也会教约翰一些简单的商业知识。跑江湖的比尔，把自己的孩子也当作欺骗的对象。比尔这样解释自己对孩子的欺骗：“我想让他们机敏起来。我同他们交易：剥削他们还打他们。我是想让他们机敏起来。”年幼的约翰和弟弟威廉是比尔最初的欺骗对象。后来比尔的恶行远近皆知。比尔在大湖区走江湖时，碰到了一位在他看来同约翰母亲年轻时一样迷人的女人，并和她同居，没有同约翰母亲离婚，就与她结了婚。最终威廉抛弃了第一个妻子和家庭。

这一切，对年轻的约翰伤害很大。让他失去了安全感，也给了他一个冷静的头脑，不能轻信任何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轻信。在日后的生活中，约翰始终冷静、警觉很少失误。约翰没有继承父亲的花花公子秉性，但母亲勤俭的美德在他的身上扎下了根。他一生中谨守“不俭则匮”的格言。

约翰十四岁时，就在克利夫兰（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独立生活了。父亲为他找了一间木板房住，给了他一小笔钱，让他要自谋生路。这时的约翰还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在街上闲逛。一天他和一位同学聊了起来。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干什么？”洛克菲勒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十万美元的人。”几十年后，约翰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商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十亿美元，他用自己的经营把少年时代的梦想放大了十万倍。约翰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中的一位同学马克•汉纳（Ｍａｒｋ　Ｈａｎｎａ），后来成了联邦参议员，也是约翰在政界的同盟。

一八五五年，洛克菲勒中学毕业。他在克利夫兰找了几个星期的工作。洛克菲勒后来回忆道：“我去铁路公司、银行、批发商那儿找工作，我想干大事业。”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洛克菲勒在一家商行当上了簿记员。这是洛克菲勒个人日历中的纪念日，他的第二个生日。他说：“那是我生意的起点，尽管每周工资只有四美元。”洛克菲勒工作勤恳，并养成了对数字的敏感。除了簿记外，他还为商行的经营出主意。一次，商行进了一批大理石，开箱后发现有瑕疵，老板既沮丧又无奈。头脑灵活的洛克菲勒建议向运输公司提出赔偿。商行因此得到了两倍的赔款。从那时起，洛克菲勒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工作第一年他挣了三百美元。三年后年薪到了六百美元。洛克菲勒知道他的贡献远不止这些，要求加薪到八百美元，被拒绝后，洛克菲勒断然离开了商行。

一八五八年，十九岁的洛克菲勒向父亲借了一千美元，加上自己的八百美元，与大他十岁的克拉克（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　Ｃｌａｒｋ）合办了一家谷物肉类公司。经营很顺利，第一年他们做了四点五万美元的生意，赚四千。第二年赚了一万二千美元，洛克菲勒得了一半。洛克菲勒做生意时信心十足，雄心勃勃，想方设法取信于人。克拉克很欣赏洛克菲勒，他说：“他极有条理，注重细节，不差分毫。他能取回属于我们的每一分钱。同时不让客人少拿走属于他们的每一分钱。”

一八五九年，德拉克上校（Ｃｏｌｏｎｅｌ　Ｅｄｗｉｎ　Ｄｒａｋｅ）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成千上万的人像当年掏金热一样拥入宾州。宾州到处井架林立，原油产量一路飙升。克利夫兰的商人们也怦然心动，他们推举洛克菲勒去宾州油田实地了解情况。洛克菲勒来到宾州后，油田让他触目惊心：到处是井架、木屋、钻井和储油设备，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这让洛克菲勒很不安，透过“繁荣”，他看到了危机。冷静的洛克菲勒没有急于回克利夫兰报告，而是在产油地住了下来，做进一步的考察。他每天读报，了解行情，倾听焦躁的石油商人的讲述，认真地作笔记，自己则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洛克菲勒回到了克利夫兰。他建议不要投资钻井，因为那里已有七十二座油井，日产一千一百三十五桶，但需求有限，油市行情必定看跌，这是盲目开采的结果。他劝大家，要创大业，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是制胜的前提。不出洛克菲勒所料，“打先锋的并没有赚到钱。”疯狂地钻油，导致了油价一跌再跌，二十美元一桶的原油暴跌到十美分。钻油先锋们败下阵来。

三年后，原油一再暴跌，但洛克菲勒却认为进军石油业的时机已到。他与克拉克兄弟一起投资了四千美元，与英国人安德鲁斯（Ｓａｍｕｅｌ　Ａｎｄｒｅｗｓ）合开了一家炼油厂。安德鲁斯是炼油专案，他采用了新技术提炼煤油，安德鲁斯——克拉克公司因此迅速发展。

二十出头的洛克菲勒，做生意相当老道。他让别人打头阵，然后看准时机，出其不意，后来居上。他很有耐心，在冷静观察后，才放手大干。洛克菲勒竭力说服克拉克利用废弃资源，克拉克予以反对。洛克菲勒对细节的关注不仅是为了积赚财富，他缩减开支，积聚资金，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洛克菲勒说“现在是扩张的好时机，这种机会不会持续太久。”但克拉克不想冒此风险。意见分歧导致公司解体。克拉克建议在合伙人中拍卖。洛克菲勒同意后，安德鲁斯决定支持洛克菲勒。两人都知道石油的前景广阔，拍卖时都不肯放弃他们的股权，叫价十分激烈。从五百美元开叫。洛克菲勒每次都毫不犹豫地出比克拉克高的价钱。到了五万美元时，他们都知道价格已大大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了。最后，洛克菲勒面不改色的叫出了七万二千五百美元的高价。克拉克丧气地说：“约翰，股权是你的了。”二十六岁的洛克菲勒赢了。在后来的回忆中，洛克菲勒说：“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决定。”从此公司成了“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洛克菲勒开始了自己的石油事业。

洛克菲勒扩充了炼油设备，日产油量很快就到了五百桶，年产量过了百万美元。公司成了克利夫兰最大的炼油公司。初期的石油业，秩序十分混乱，生产过剩，质量差，竞争激烈，公司的前景并不看好。

在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眼中，市场是调配资源的一只“看不见的手”（Ｉｎｖｉｓｉｂａｌｅ　Ｈａｎｄ）。斯密认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生产商和消费者的不协调行为，会因为市场中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支配作用产生秩序和效率。洛克菲勒也相信“看不见的手”理论。但他认为，应该有一种可以掌控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超自然力量。在斯密那里，竞争是生产商提高效率的动力，是他们发明创新和保障价格公平的动力。斯密认为，银行的作用只是协调市场行为，而不该有别的行动，他曾担心商人们会不顾一切地改变竞争机制，阻碍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

洛克菲勒对竞争毫无兴趣。他称，“自由竞争已过时了。”在洛克菲勒这里高效的机器必然带来垄断。洛克菲勒曾将商业联合类比于蒸汽机革命：“垄断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以此来反垄断，等于因为蒸汽机会爆炸而反对蒸汽机。蒸汽机是必须的，只要调整得相对安全就行。垄断也是必须的，只要将副作用降低到最小就行。”他对垄断有个有名的比喻：“只有除去早期过多的蓓蕾，玫瑰才能绽放得香气四溢，色彩逼人。”这是洛克菲勒的哲理，是对他历时数十载形成的绝对垄断地位的一个结论。

内战后的形势对洛克菲勒很有利。有机化学、化工、地理学及其它领域的进步，让石油工业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一八六五年，石油工业有了技术瓶颈问题：钻井技术来自采盐业。冶炼采用原始的烧煮、去杂流程来提炼汽油，而这一方面已没有很大的市场了。而煤油才真正有价值。提炼工艺简单，三、五万美元便可以建造大型提炼设备，这使洛克菲勒能够同其它公司竞争。炼油厂因此成倍增长，从油田沿着铁路线向克里夫兰、匹兹堡（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和费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蔓延。

竞争限制了利润的增长。洛克菲勒认为，竞争意味着浪费。为什么克里夫兰要有那么多炼油厂呢？一家就够了，这样才会有高效和利润。洛克菲勒要改变这一局面。一八七零年，洛克菲勒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他将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重组为标准石油公司（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资本一百万美元。

洛克菲勒对克里夫兰的炼油厂情况很熟，对炼油厂的生产成本的构成很清楚，炼油与运输的成本最初是三比一，炼油成本很快降低了一半。于是，洛克菲勒从运输成本着手来与对手竞争。他先一家家地造访了克里夫兰的炼油厂，他想和他们搞企业联合，以此来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同时暗示他们，他手中有降低成本的杀手锏。一八七二年的一天晚上，洛克菲勒请来了克里夫兰六家大炼油厂老板，对他们说：“我们要组织一家南方兴业公司（Ｓｏｕ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这是一家现成的公司，它在德州的休斯顿（Ｈｏｕｓｔｏｎ）注册，还没开张就因老板赌输了，要关闭。我们在这个公司名下，联合起来有两个好处：一、不用惊动政府；二、没人会知道公司的业务是石油。”接着，洛克菲勒拿出了他的杀手锏，一份与当时三家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铁路公司（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伊利铁路公司（Ｅｒｉｅ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的合同。合同的内容是，铁路公司保证低运价，南方兴业保证运输量。客人们见到这份合同后，茅塞顿开。这是一个既能得利，又能打击对手的合同。于是，大家个个点头称是。洛克菲勒解释到：“这是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利益来自运输过程。石油的主要消费市场在东海岸，在地理上，我们没有优势。要是我们不在运输上想办法，我们一定会被他们吃掉。这份协议是赢利的保证。”大家正在高兴之际，洛克菲勒又说：“此事能执行，并长久下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座诸位必须保守秘密。我这里有一份有关保守秘密的协议，请大家看一下，然后再签下你的大名。”最后，洛克菲勒又请大家遵守约法三章：“一、不骑快马，不醉酒；二、不盖新房，不张扬；三、不让妻儿摆阔气。”

原来，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洛克菲勒曾和宾州铁路公司总裁汤姆•斯科特（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ｏｔｔ）的特使结下盟约，让全国三家最大的铁路公司与一些大的炼油商结盟，以确保双方的利益。斯科特提议搞一家空壳公司，于是，就有了南方兴业和运输商的联合。

南方兴业成立后，很快就合并了克里夫兰的大多数炼油厂。但其中有一家炼油厂不愿意合并。于是，美国石油史上的一次有名的诉讼揭幕了。该厂的老板是巴科思夫人，在与洛克菲勒打交道的时侯，几乎失去了所有产业。美国各大报纸，对这一事件大肆宣扬。于是，东部石油集团利用这一形势，在纽约地方法庭控告洛克菲勒非法侵犯他们的利益。纽约地方法庭要求洛克菲勒出庭作证，开庭的那一天，法庭内挤得水泻不通。洛克菲勒身着西装，面无表情地站在证人席上。法官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是南方兴业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洛克菲勒与他的律师陶德（Ｓａｍｕｅｌ　Ｃ　Ｔ　Ｄｏｄｄ）早就商量好了，他将按陶德的暗示回答。洛克菲勒看了看陶德，说：“Ｎｏ！”所有听众和法官都大吃一惊。法庭登时沸沸扬扬。法官敲下木槌，让大家安静。法官再问：“你是否是南方兴业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洛克菲勒再次答道：“Ｎｏ！”于是，法官又问了第二个问题：“南方兴业公司是否曾与铁路公司就石油运价签定过秘密协议？”洛克菲勒看了看陶德后，答道：“不知道。”法庭内又是一片嘘声。法官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南方兴业公司是否收过铁路公司的回扣？” 洛克菲勒再次按陶德的暗示，答道：“不知道。”法庭上一片嘈杂，法官只好宣布退庭，下次将以伪证罪再次开庭。

几周后，再次开庭，这一次洛克菲勒没有出庭，只是派了陶德出庭。陶德为洛克菲勒做了辩护：当天法官在问洛克菲勒时，问的是南方（Ｓｏｕｔｈｅｒｎ）兴业公司，而洛克菲勒的公司是南方（Ｓｏｕｔｈ）兴业公司，因此洛克菲勒并没有作伪证。于是，关于洛克菲勒及南方兴业的诉讼就此不了了之了。有人揭露说：那位法官被洛克菲勒收买了，因为他在十五年后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但此事一直没有证据。

标准石油的成立是美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标准石油的成立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象征。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标准石油收购了克里夫兰的二十二家炼油厂，匹兹褒的二十一家炼油厂。一八七五年，洛克菲勒完成了对巴尔的摩地区炼油厂的收购后，洛克菲勒开始对东部石油集团进行攻击。洛克菲勒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是帝国石油公司（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帝国石油公司老板普茨（Ｊｏｓｅｐｈ　Ｄ　Ｐｏｔｔｓ），内战中曾任北军上校。帝国石油吸收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投资，财力雄厚，还有运输优势。同时，普茨本人极有谋略，堪称洛克菲勒的对手。

两家公司的战争从一八七六年开始，洛克菲勒下令把标准石油的油价每加仑削减五美分。普茨跟着减价。洛克菲勒见状，下令再减五分，普茨紧追不放。普茨见减价战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索性公开声明：“标准石油减价多少，帝国就减价多少。这是本公司的即定政策，决不动摇。”他同时通知帝国的零售商，标准石油减价的那一天，他们要在同一天减价，所有损失由帝国赔偿。

洛克菲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命令把所有标准石油的油车漆成白底蓝条，并收买沿路个铁道的调度员，要他们一路放行，不得延误。普茨也不示弱，他立即下令把帝国的油车漆成白底红条，要调度员先放行帝国的油车。不久，普茨的油库着火，烧毁了几十万吨油。但标准石油也因事故损失了不少。

战事持续了两年，还是不见分晓。这时，洛克菲勒的运气来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举行了罢工，洛克菲勒亲自去见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老板斯科特，威胁道：“要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继续支持普茨的话，标准石油将用其全部财力把罢工工潮引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来。”斯科特最怕罢工，于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撤回了对普茨的支持。普茨闻讯大怒，一向沉着冷静的普茨这次失去了冷静，他亲自来到斯科特处与他理论。但斯科特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已打定了主意，普茨无力改变。当夜，普茨便一病不起。没多久，普茨去世。普茨死后，帝国石油的油厂、输油管、油车、油库、码头、船只等全部财产以三百四十万美元卖给了洛克菲勒，当时的人们估价，帝国石油的实际价值为一千三百四十万美元。

紧接着，洛克菲勒又对泰德华托输油公司（Ｔｉｄｅｗａｔｅｒ　Ｐｉｐｅ　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开战。泰德华托输油公司铺了一条从油田到大湖湖滨威廉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ｏｗｎ）的输油管道。这对洛克菲勒是一个威胁。不打败这家公司，洛克菲勒就无法睡好。他花了四年时间，才搞定泰德华托输油公司。

洛克菲勒的战略是铺一条和对手平行的输油管。输油管必经巴容县，巴容县是泰德华托输油公司的势力，该县县议会很早就通过了一个议案，称除了已铺设好了的输油管之外，不得有新的输油管过境。对标准石油来说，这是一个难题。洛克菲勒亲自研究办法，最后从巴容县地图上找到了答案。他发现，该县最窄处只有两英里。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巴容县东北角，来了五百多名大汉，他们手执铁锹铁镐，一个劲地掘土挖沟，几小时后开出了一条大沟，接着把输油管埋入沟内，然后迅速填平。天亮时，工程完工，来人欣然而散。第二天，人们发现标准石油的油管已埋入巴容县境内。县当局准备控告洛克菲勒，但洛克菲勒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这次要先发制人。洛克菲勒向报界发表讲话：“县议会规定，除了已铺好的输油管外，不准其它油管过境，大家可以去现场参观一下，以断定标准石油的油管倒底是已铺设好的还是没有铺设好的。”这场官司自此自动消散。当然了，巴容县的议员们的好处是不在话下的。

接下来，洛克菲勒收卖了威廉镇的所有油库。这样，泰德华托输油公司必须直接灌油入船。没有油船时，石油就会白白地浪费，一个月内就会有上千万吨的损失。再下来，洛克菲勒收买了泰德华托输油公司股票，收卖到一定数量后，廉价抛售，结果泰德华托输油公司的信誉大跌。最后，洛克菲勒收买了泰德华托输油公司的部分股东，进行内部颠覆，制造内部纠纷，破坏其业务。

泰德华托输油公司老板坚持了四年，到了一八八二年，支持不住了，只好投降。于是，标准石油拥有了全美国百分之八十八点五的输油管道。标准石油改组，签署了公司委托协议，托拉斯宣告成立。标准石油的垄断地位得以确定。洛克菲勒宣布，将标准石油总部从克里夫兰搬到纽约珍珠街（Ｐｅａｒｌ　Ｓｔｒｅｅｔ）一百四十号。这个托拉斯协议将全部已公开发行并售出的标准石油股票转让给了包括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弗拉格勒（Ｈｅｎｒｙ　Ｆｌａｇｌｅｒ）、及阿契博尔德（Ｊｏｈｎ　Ｄｕｓｔｉｎ　Ａｒｃｈｂｏｌｄ）等九位受委托管理人，而股东得到的是一张张一百美元面额的信托证书。受托管理人被授权解散那些股份公司，同时在各州成立标准石油的子公司。这一新组织既无名称，又无特许证，它只是一种信托而已。洛克菲勒以此方式掌控着他的石油帝国。

一八八二年，标准石油的煤油进入中国市场。

一八八二年九月四日，托马斯•爱迪生（Ｔｈｏｍａｓ　Ｅｄｉｓｏｎ）在华尔街（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二十三号，ＪＰ•摩根（Ｊ　Ｐｉｅｒｐｏｎｔ　Ｍｏｒｇａｎ）的公司里扳动开关，用电灯照亮了摩根的办公室，电灯取代煤油灯的前景对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构成了直接威胁。年末，全美石油交易市场在曼哈顿成立。自此，投机商左右价格的力量开始和标准石油抗衡。

一八八三年，俄国煤油充斥欧洲市场，标准石油在欧洲市场的市场份额下降。

一八八五年，标准石油总部迁至百老汇大街（Ｂｒｏａｒｄｗａｙ）二十六号。洛克菲勒创立了公司委员会制，标志着洛克菲勒由创业型企业家转化为分析型的管理者。这时，洛克菲勒赢得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工商管理者”的称号。学术界和实业界公认洛克菲勒在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八八六年，标准石油把北美大陆划为十一个营销区域。同年，标准石油创建了天然气托拉斯，洛克菲勒是其最大的股东。人们这样评论洛克菲勒：“他虽然高高在上，清白无辜，却主宰着同各地官僚的肮脏交易。”

洛克菲勒在纽约第五大道买了一所新式住宅。每天去百老汇大街二十六号上班。他每天在那里与标准石油的大员们共进午餐。这些人中，有他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为人和蔼沉稳。还有亨利•Ｈ•罗杰斯（Ｈｅｎｒｙ　Ｈ　Ｒｏｇｅｒｓ），私人投资家，臭名昭著的投机家。当然还有弗拉格勒，标准石油的久经考验的斗士。阿契博尔德，当他保证戒酒后，在公司内的地位上升的很快。奥利弗•佩恩（Ｏｌｉｖｅｒ　Ｈ　Ｐａｙｎｅ），标准石油的司库，其父亨利•Ｂ•佩恩（Ｈｅｎｒｙ　Ｂ　Ｐａｙｎｅ）后来成了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并和马克•汉纳走的很近。洛克菲勒坐在查尔斯•普拉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ｒａｔｔ）的边上，普拉特年长于他，因此洛克菲勒让他坐首席。当大家议论时，洛克菲勒总是静静地倾听，偶尔插一二句话，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些人被称为“标准石油帮”，他们个个都是超级富豪。就连让人望而生畏的威廉•范特比尔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都对这些人十分悸弾，他说：“这些人比我强的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明能干的人。我不相信，通过任何一州或所有州的立法，或者任何其他方式能将这批人压下去。这无法办到！他们总是跑在你的前面，你们看好了，我说的没错。”

一八八五年，五月，俄亥俄西北部的莱玛（Ｌｉｍａ）地区发现大片油田，但原油含有大量的硫化物，使其煤油有异味。一八八六年，七月，洛克菲勒请来了著名德裔化学家赫尔曼•弗拉西（Ｈｅｒｍａｎ　Ｆｒａｓｃｈ），为他解决莱玛石油的问题。这时，标准石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其一，相信弗拉西的能力，买下俄亥俄与印第安那交界处的大片土地；其二，冒着损失大量财富的风险，等弗拉西完成了他的实验再做决定。洛克菲勒再次显示出了超人的远见与胆量，他对这一地区的原油下了大注。但是，以普拉特为首的一伙人并不赞成此举。为此，洛克菲勒自己拿出了三百万美元。

自负的弗拉西外号疯狂的荷兰人，一位典型的科学怪人。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内战后移居美国。一八七零年代，洛克菲勒把他带到克里夫兰。弗拉西在克里夫兰干的相当出色，他用石蜡做原料为英国蜡烛厂商制造了一种新的蜡烛原料。还为克里夫兰的口香糖大王威廉•怀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ｈｉｔｅ）生产出了一种新型口香糖原料。一八八七年二月，弗拉西的氧化铜去硫法在处理莱玛原油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弗拉西的成功不但维护了洛克菲勒作为石油业预言家的声誉，还为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带来了令人眩目的巨额利润。同时，还极大地提高了科学家在石油工业中的地位。因为莱玛的巨型炼厂的出现，洛克菲勒关闭了克里夫兰地区的炼油厂。

一八八七年，当标准石油完全控制了石油业之后，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人对它巨大的规模、强取豪夺的手段和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惊骇不已，它是一切令人不安的重塑美国的力量之象征。托拉斯是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工商体制产生出的规模巨大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反过来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产生了威胁。以托拉斯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不但威胁着小企业，而且其势力超过了政府，成为美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托拉斯也成了一种邪恶的专制体制，从而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世界》周刊猛烈抨击托拉斯：“当十九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读者公正的目光会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容忍了最为庞大、最为凶残、最为厚颜无耻、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的垄断企业存在，听任它把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绑在一起。”这一年，反对铁路歧视性待遇的《州际商业法》（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８８７）在国会通过，它规定了铁路联营和拿回扣非法，并建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标准石油在公开场合下表示欢迎这一法案，并保证不再接受回扣。

一八八八年，标准石油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英美石油公司（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ｂｙ）。同年十月十三日，莱玛煤油上市。从莱玛炼油厂的实验室开始，标准石油在所有的炼油厂内都建立了实验室。这是洛克菲勒把标准石油转变为现代工业组织所采取的一个方法：稳步地应用科学技术来确保公司的发展。

洛克菲勒从不做微观管理，尤其是克里夫兰之外的业务，他依赖于自己精心挑选的助手，“我在幕后，是你们的第五个轮子。”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过程中，洛克菲勒没有解雇职员。当时，很多大企业都会发生罢工、骚乱、甚至流血事件，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却格外平静。这是洛克菲勒限制竞争的后果；造成钢铁业、铁路行业、煤炭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商的竞争。价格的大幅下降在铁路运输业、钢铁业和采矿业中，转嫁为工人的收入减少，由此引发了大罢工，但洛克菲勒从未遇到价格下降这种难题。

洛克菲勒同雇员的良好关系反映了他的经营哲学，“在标准石油公司里，每个部门的领导都会得到明确的指令，绝对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员工。”他说，“这一政策被很好执行时，罢工就不会出现。”《纽约大世界》的一名毫无偏见的记者证实了洛克菲勒说的劳资关系：“无论是现在和过去，这里从未没有出现过罢工和停工现象。”考察公司后，记者说，“这是因为员工待遇高，和对员工的关心造成的。”洛克菲勒鼓励自己公司的雇员购买标准石油的股票，使员工们有了股东意识。

面对标准石油的组织效率，很少有对手能够长久维持下去。一些意志坚强的人设法拥有一个更为专业的市场，但在一八八零年代末，标准石油几乎垄断了英国的全部石油业，英国炼油能力的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在标准石油手里。

但洛克菲勒没有止步不前。他曾这样对他的管理人员说：“先生们，我们的数据显示，美国百分之九十三的炼油业在我们手里，我们不要去想这个百分之九十三，而应集中精力去对付剩下的百分之七。”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洛克菲勒很清楚，消除最后竞争的成本极高，在政治上也会有坏影响，而且会激起公众对标准石油垄断的反感。剩下的炼油厂对他并无大碍，留着他们更好。

一八八八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施政纲领中严厉谴责托拉斯。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反托拉斯的呼声中，洛克菲勒认为自己“除了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怎样成功之外，”别无隐私。同时，洛克菲勒还频频在杂志中露面，但也被约瑟夫•普利策（Ｊｏｓｅｐｈ　Ｐｕｌｉｔｚｅｒ）的《世界报》作为托拉斯巨头而公诸于世。在一片批评声中，洛克菲勒接受了政府的调查。

标准石油给了美国公众一个至关重要而又自相矛盾的教训：如果对自由市场放任自由的话，其结果可能是可怕的不自由。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不会在自然状态下存在，他必须由法律来加以限制。不受约束的市场往往会造成垄断，至少会造成不健康的集中，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保证竞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这一点在一个工业发展的初期尤为重要。今天这一观念已深植于美国的法律之中了，不过在洛克菲勒生活的时代，这是一思想才刚刚冒头。

一八八九年三月，一直被病魔缠身的洛克菲勒的母亲伊莱查（Ｅｌｉｚａ　Ｄａｖｉｓｏｎ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得了中风，半身瘫痪。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天里，约翰和威廉都放下了工作守在她的身边。三月二十八日，她平静地死去了，享年七十六岁。同年，标准石油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确保原油供应。该委员会两年内共支出二千二百万美元。六月，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Ｉｎｄｉａ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ｉｌ　Ｃｏｒｐ）成立，每日出产原油三万六千桶。这一年，洛克菲勒个人净资产达一亿五千万美元，每小时赚进七百五十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一八九零年，洛克菲勒开始了石油业中前所未有的大并购。标准石油吞并了联合石油公司（Ｕｎｉｏｎ　Ｏｉｌ　Ｃｏｒｐ）　和其他三家大型炼油公司，控制了宾州和西弗吉尼亚（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州的三十万英亩土地。洛克菲勒成了石油业中中令人敬畏的头号大地主和生产商。五月，俄亥俄（Ｏｈｉｏ）州首席检察官Ｄ•沃森（Ｄ　Ｗａｔｓｏｎ）向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控告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行为，要求解散标准石油。官司持续了两年，一八九二年三月二日，沃森获胜，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必须放弃托拉斯协议。标准石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裁决，籍此改组了公司。三月二十一日，洛克菲勒主持改组大会，全体一致通过解散托拉斯。于是，百老汇大街二十六号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摇身一变成了二十多家分公司的总裁。新泽西（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的标准石油成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等。这二十几家公司在华尔街上市时，股票大受欢迎，不到一年，过去标准石油的股东们又增加了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从某种意义山来说，洛克菲勒简化了反托拉斯法起草人的工作。他的经商生涯始于工业发展的初期，当时现代工业刚刚起步，无章可循。由于游戏规则没有法律化，洛克菲勒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们在激烈的商战中制定了这些规则。洛克菲勒以他一向的细致周到，储备了无所不有的反竞争武器。他想出了一切能想出来的办法来限制贸易、控制市场、压制竞争。那些制定反托拉斯法的立法人员就是通过研究他的生涯来制定一个全面的反托拉斯法。

一八八零年代，标准石油低估了反对者争取民众支持的能力。一八八八年大选中，格罗夫•克利夫兰（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和本杰明•哈里森（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都对托拉斯进行了猛烈抨击。很多州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国会发给了议员们十六份议案，其中俄亥俄州参议员，前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约翰•谢尔曼（Ｊｏｈｎ　Ｓｈｅｒｍａｎ）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提出的一项议案，被国会批准了。标准石油被当作是有待解决的典型案例。一八九零年七月二日，哈里森总统签署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规定阻碍商业发展的托拉斯和联营企业为非法，对违反该法者最高处以五千美元的罚款或一年监禁。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ａｆｔ）认为，标准石油是反托拉斯法得以通过的主要原因。反托拉斯法让其倡议者十分失望，它含义模糊、漏洞百出。它宣布通过行业公会进行合作的行为非法，迫使许多公司合并，以遏制行业的产能过剩，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集中，违背了该法的初衷。作为该法的打击对象，标准石油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并没有因为反托拉斯法而改变。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成了一纸空文，大型企业还是象以前一样自行其事。洛克菲勒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烦恼，他从不在生意上怀恨别人。他非但没有被反托拉斯法搞的惊慌失措，还在一八九一年支持谢尔曼竞选连任。

一八九一年，洛克菲勒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莱玛油田，和全美国四分之一的了石油生产。洛克菲勒还和荷兰皇家石油（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公司、壳牌（Ｓｈｅｌｌ）公司平分了亚洲市场。

邓嗣源：现代民主的奠基人——纪念洛克诞生三百八十年

洛克，英国哲学家，生于1632年，死于1704年。他的著作流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却仍然能使当代追求真理者从中得到启示；他的很多话语，虽然说的是逝去久远的事件，却好似在对当今社会现实作出评论和指点。作为他的读者，不得不惊叹他的思想所及竞是如此深远。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洛克及其思想，在中国曾长期被作为批判对象；相反的，与洛克针锋相对的法国人卢梭，却被誉为“民主的奠基人”。这种颠倒事实的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有所纠正，被掩埋数十年的这笔人类智慧的宝藏，正开始让中国民众亲眼目睹它的光芒。

洛克思想中像金子般闪亮的部分，是他的政治哲学（即《政府论》）。是洛克，第一个系统阐述了现代民主理论的基本理念，是洛克，第一个设计了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框架。如果说，洛克的一些观点，在他之前早已有人陆续提出过，那么应该说，只有到了洛克那里才被联结起来，组成一个思想的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现代民主的奠基人”这一桂冠奉献给洛克。

一，洛克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洛克生活的那个年代，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矛盾趋于尖锐，连续不断发生混乱动荡，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在众多矛盾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国会（议会）和君主争夺权力的斗争，其结果是，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从下面列出的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历程：

1628年，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情愿书。次年，国王查理一世解散议会。1640年，国王因发生苏格兰人起义，为筹措军费召集议会，遭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议员抵制，他们要求进一步限制王权，查理一世再次解散议会。半年后，又被迫重开议会，通过《三年法令》，削减王权，增加议会权力。1642年，查理一世举兵讨伐国会，挑起内战。1645年，克伦威尔率军战胜国王军队。1646年，查理一世成为国会的阶下囚。1648年，保皇党与苏格兰军队同盟，挑起第二次内战，克伦威尔率军击溃之。1649年，查理一世被当众处决，议会通过取消上院（贵族院）、废除君主制的决议，又宣布英国为共和国。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国会，成为“护国公”，共和制被推翻，实施军事独裁专制。1658年，克伦威尔逝世，蒙克将军率军回伦敦，与亡命法国的查理.斯图亚特达成协议，并于1660年让其登位，成为查理二世国王。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其弟继位即詹姆斯二世。1688年，议会中的“辉格党”及“托利党”议员发动“光荣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推举其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威廉为英国女王及国王，1689年，订立“权利法案”，主要内容有：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配带武器以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言论自由；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等。由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

1666年，34岁的洛克认识了沙夫茨伯里伯爵，后为伯爵治病，并搬进伯爵府中居住，作为其助手和秘书。沙夫茨伯里伯爵是英国国会中反对国王查理二世的“辉格党”领袖，1672年曾被指派为大法官。从此，洛克就被卷入国会与国王之间反复争斗的旋涡中心。1675年，沙夫茨伯里伯爵政治失势，洛克离开英国去法国旅行。1679年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政治情势好转，洛克回到英国。1683年，洛克被怀疑参与刺杀国王的事件，于是逃亡荷兰，专事写作。光荣革命时返回英国，随即整理文稿并出版，作为一座丰碑的《政府论》就此问世，不但轰动当时，更是流芳数百年。

二，洛克写作《政府论》的目的

在当时英国的政治斗争中，洛克站在国会一边反对国王，但他写作《政府论》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反对查理二世，他有更宏大的志愿，他要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君主专制政治理论针锋相对的理论，他要设计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针锋相对的体制，他要为人类造福。

也许在现代人看来，君主专制政治理论已经不得人心，可在洛克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的理论层出不穷。洛克十分痛恨绝对的专制的权力，十分痛恨为绝对权力提供依据的理论。在洛克看来，这种理论宣扬“一切政府都只是强力和暴力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起乃是服从弱肉强食的法则”；这种理论“奠定了永久混乱、祸患、暴动、骚乱和叛乱的基础”；这种理论怂恿“统治者的野心和奢侈”，让其毫无限制地滥用权力、侵害人民。

有破才有立，洛克首先要批判这种理论。他选中罗伯特.菲尔麦爵士及其著作为对象，他把此人称为“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他把此人的理论体系归结为一句话：“一切政府都是绝对君主制，他所依据的理由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菲尔麦爵士费尽心机论证，君主享有的绝对权力是神权赋予的，君主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任何人生下来就在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下，没有反抗统治者和选择政府的自由。

洛克在《政府论》上篇，逐一批驳了“神授绝对君权”理论的一系列观点，在《政府论》下篇，他提纲挈领地写道，“世界上的统治者”和“世界上的一切政府”，要想从菲尔麦爵士这类理论中得到“一切权力的根源”之依据，已经“成为不可能了”，那么，“一切权力的根源”在哪里？洛克指出，他将在下篇阐述“一种关于政府的产生、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关于用来安排和明确谁享有这种权力的方法的说法。”所以，洛克为这部（下篇）金子般闪亮的著作设计的副标题，正是：论政府的起源、范围和目的。

洛克的目的，是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权力的根源”在哪里？洛克告诉人们：“权力的根源”在于人民；洛克还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制约权力？如何防止和制止统治者滥用权力？洛克告诉人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依仗“人民的权力”；人民，作为众多分散个体的集合，如何形成“人民的权力”？洛克要为人民设计一种政治体制，告诉人民一套方法，如何联合起来成为整体的方法，如何实施“人民的权力”的方法，如何“安排和明确”统治者和政府的方法。

或许可以这么说，洛克的目的，是要创建一种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和政府”的关系之政治理论，是要设计一种让“人民的权力”与“政府的统治权”妥善配置构成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他所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

三，洛克政治理论的基本理念

洛克的政治理论是由若干理念编织而成的，其中主要的基本理念是：

其一，什么是国家、政府和统治权：

洛克写道：“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其形成的情形是：处在自然状态的任何数量的人们，进入社会以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置于一个有最高统治权的政府之下。”这段话讲到“人们”、“国家”、“政府”和“统治权”，“人们”就是指“人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由人民组成，组成国家的人民设立政府，政府拥有统治权，人民则置于政府的统治之下。统治权，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即政府拥有的权力，洛克又称之为政治权力，他说政治权力就是制定法律的权力，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全体成员的共同力量）执行法律和抵御外来侵害的权力。

其二，国家、政府和统治权的起源：

国家既然是由人民组成的，那么，人民是怎么组成国家的？洛克写道：“构成共同体并使人们脱离涣散的自然状态而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是每个人同其余的人所订立的协议，由此结成一个整体来行动，并从而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他还写道：“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意思是说，国家是由人民“自愿结合”并“相互协议”而组成的，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对“统治者”和“政府形式”作出决定，人民在作出决定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其三，国家、政府和统治权的目的：

人民是众多个体的集合，这众多的个体为什么要出于“自愿的结合”而组成国家呢？洛克写道：“人们联合起来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这里提到“财产”，他还写到：“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这里也提到“财产”，洛克所说的“财产”，不只是指资产钱财，他说这是指“他的所有物，即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指的是“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洛克还反复指出：“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我们是生而自由的”，由此可见，洛克所说的“财产”，就是指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等等，是作为人而拥有的平等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总之，人民之所以要“自愿的结合”而组成国家，是因为出于共同的需要，即保护每个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也就是说，国家、政府和统治权的产生，都起源于保护人权的共同需要，建立国家、设立政府、树立统治权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

那么，为什么必须在“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之后，才能保护人权呢？那是因为，要防止和制止来自社会内部及外部的侵害，单靠任何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由人们联合起来形成的整体的力量。当人们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组成国家、设立政府以后，让政府拥有统治权即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确定了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为共同接受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这样才能推出“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并且“可以使用全体成员的共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整体的力量，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制止来自社会内部及外部的侵害，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

其四，政府和统治者的权力范围：

洛克极其痛恨绝对的专断的权力，为此，他把如何限制政府和统治者的权力，作为其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写道：“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这是洛克在原则上规定了政府和统治者的权力范围。具体地说，洛克写道：“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这就是说，政府的统治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而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法律，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也就是洛克提出的、现代称之为“法治”和“宪政”的思想。

其五，多数原则

人民是众多个体的集合，这众多的个体虽然为了保护人权而有着共同的需要，但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纷争和意见的分歧，而且，如洛克所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强加于他人。那么，他们之间如何达成一致遵循的协议呢？他们如何在“自由的选择”之后形成共同的决定呢？洛克告诉人们：“当某些人基于每个人的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享有替其余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这里提到了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原则，即“多数原则”。为什么必须确立这一原则？洛克说：“当某些人基于每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因此把这个共同体形成一个整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接着，洛克说，只有遵循“多数原则”，才能形成“作为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大多数不能替其余的人作出决定，他们便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其结果只有立刻重新解体。”

洛克所说的“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人民的权力”，分散的、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如何形成“人民的权力”？只有一个好办法，即在协商的过程中一律遵循“多数原则”以达成共同决定。洛克十分重视“多数原则”，把它看作是让人民结成整体、形成“人民的权力”的唯一的好方法，他写道：“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的确，要建立合法政府，“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捨此别无选择。

通过暴力和欺骗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是合法的政府，因为这种政府是暴力斗争中取胜的一方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政府的统治权靠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维持，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推举的；因为这种政府的统治必定导致不满、反抗和争斗，从而如同洛克所说，“奠定了永久混乱、祸患、暴动、骚乱和叛乱的基础”。只有让每个社会成员“自由、平等、独立”地参与到设置政府的活动中来，自由地选择“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最后按照多数原则作出决定，实施“人民的权力”并授权政府行使统治权，只有这样做，才是和平地、合法地设立政府的唯一办法。

当专制独裁的暴政横行之时，人民有权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它，但是，推翻旧政府以后，必须按照上述“唯一的办法”来设置新的政府，否则，用任何其它方法设立的政府，都不是合法的政府。可见，按照洛克的思想，必须区分清楚：革命是一回事，设立政府是另一回事；革命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迫不得已而使用暴力，但成立合法政府，只能通过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按多数原则作出决定的办法，这是唯一的途径，唯一合法的、和平的途径。

其六，“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统治权”的关系

如何看待这两种权力的关系，是现代民主理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不过，这一点被众多学者忽略了。而洛克对此给予十分的重视，他在《政府论》的最后，再一次郑重地阐述了这两种权力的关系，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

虽然洛克说到，政府行使的统治权包括立法权、执行权、军事权及对外权等，但他认为立法权是最高权力，所以在论述“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统治权”的关系时，洛克谈的是“人民的权力”和“立法权”的关系。他写道：“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但是洛克随后又写道；“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非至政府解体时不能产生。”

所谓“政府解体时”是指什么情况而言？洛克写道：人民“规定他们的立法机关的期限，使任何个人或议会只是暂时享有这种最高权力，或如果掌权的人由于滥用职权而丧失权力，那么在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业已届满的时候，这种权力就重归于社会，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另外，洛克还写到，如果政府滥用职权、侵害人民，而且使用暴力压制人民，则人民有权使用暴力推翻已经不合法的政府。

这里应该指出，在洛克的论述中，我们应该深刻领会到一种理念，即：任何权力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没有绝对的、永恒的权力，要坚决抵制一切把权力绝对化、无限化的说法。不论是人民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必须规定两种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两种权力妥当地配置组合，从而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和国家，让人民享受安全而有序的共同生活。

根据洛克的论述，这两种权力的关系是：人民的权力先于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产生政府的权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一旦合法地产生，人民虽然保留着最高的权力，但不再行使，人民必须接受政府的统辖和治理，服从政府的权力，这也正是人民设立政府的初衷，只有当政府因滥用职权侵害人民的时候，或按规定必须更换政府的时候，由人民行使其权力。

三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让现代人得到一个教训，正是在关于这两种权力的关系的看法上存在误解，造成了民主观念上的某些混乱，也使得民主化道路经历了曲折的弯路，关于这一点将另文再加探讨。

其七，关于自由与平等

追求平等和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和平等？洛克对于“处在社会中的自由”和“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是这样论述的：“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这是在规则未加规定的一切事情上能按我自己的意志去做的自由，而不受另一人的反复无常的、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如同自然的自由是除了自然法以外不受其他约束一样。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卫是如此必要和有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丧失。”由此可见，洛克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个人的自由，一是应该受到的限制和约束，二是不该受到的限制和约束；或者说，一是受法律（由“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限制和约束；二是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如果有人认为“洛克式的自由”是指“不受约束的自由”，或指“约束下的自由”，那都是对洛克的片面理解。

洛克认为的“平等”是什么？他写道：“虽然我在前面说过，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却不能认为我所说的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平等”接着，他指出他所谓的“生而平等”，不包括“年龄和德行”、“才能和特长”、“关系和利益”等方面的平等，然后，他明确地指出“与本文有关的那种平等”是什么：“即一个人对其天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这里洛克又一次强调了“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的平等权利，如上所说，这也正是洛克所说的自由权利。可以认为，洛克所说的平等，就是指自由权利的平等。

人类应该追求怎样的自由和平等？按照洛克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一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句是“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的约束”。如果在法律面前做不到人人平等，就必然导致对自由权利的压制；如果出现“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的约束”，就必然导致对平等权利的摧残。在洛克思想里，从法律的意义上而言，自由与平等是一致的，没有对立和冲突，就像同一张纸的两个面。如果有人认为，自由与平等有冲突，或“自由高于平等”，那是与洛克的思想相违背的。

洛克所建立的民主政治理论和他所设计的政治体制，正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理想。没有民主理论和民主政体，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只是空谈。

三，洛克设计的民主政体的基本框架：

洛克根据自己所创建的理论，试图设计某种良好的政治体制，或者说，要对“安排和明确谁享有权力的方法”提出若干建议，以便让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

所谓政治体制，主要是指政治权力的结构和形式，虽然洛克认为“随着各国习惯和组织的不同而互有差别，要把它们一一细述是不可能的”，而且洛克也没有提出某种固定的模式，但是，从洛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了一个带有原则性的框架。

任何政体都都涉及以下问题：有哪些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如何产生？各种政治权力按何种关系构成某种政治体制？这些权力按何种方式行使？从洛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包括“人民的权力”和“政府的统治权”，政府的统治权包括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军事权等。他提出，人民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的方式行使“人民的权力”，选出若干代表组成议会即立法机关，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议会一旦成立，人民的权力仍然保留着但不再行使，由政府统辖和治理国家；议会的成员应规定任职期限并定期改选；执行权分属其它人和机关，但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责；议会定期召集会议行使职权，执行机关则日常行使职权，还兼有其它政府权力……等等。洛克的以上这些构想，形成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正是在这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充实而形成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洛克的构想，有必要着重地引述以下两个方面的有关论述。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定期更换政府”。洛克论述道：“立法机关或它的任何部分（这应该是指上下两院——笔者注）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他们在一定期间充当代表，期满后，仍恢复臣民的普通地位，而除非重新当选，就不能参与立法机关，那么，这种选举权也必须由人民在指定的时间或当他们被召集参加选举立法机关时行使。”他认为：“如果在有些政府中，立法权属于一个经常存在的议会（指不改选的议会——笔者注），或如同在专制君主国那样归一个人掌握，这样就会有危险。他们会认为自己具有不同于社会其余成员的利益，因而会随意向人民夺取，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势。”所以，在他的构想中，议会应该定期改选，或者说，他主张定期更换统治者和政府。洛克关于政治体制的这一构想，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指明了一条最能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的途径，那就是动用“人民的权力”。通过定期的选举，按照法定程序把分散的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行使“人民的权力”，这是制约政府的最巨大的力量。“法治”和“分权”，当然也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途径，但定期选举、定期更换政府，是最有效的途径。现今那些总统的候选人及其团队，在选票统计结果公布前是那样焦燥不安、坐立不定，而在公布的一瞬间，输赢双方立即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场景，也许有了这种经历的政治精英们，才会更加深刻体会什么是“人民的权力”，才会更加深刻体会尽心尽职和滥用职权将会遭遇什么结果。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分权”、“限权”。他写道：“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辙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所以，立法权和执行权往往是分开的。”他又写道：“立法权和执行权分属于不同的人”，接着特别指出：“一切有节制的君主国家和组织良好的政府中都如此”。

“定期更换政府”及“分权制”，是洛克设计政治体制时十分注重的两个方面，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制约政府的统治权，防止和制止政府滥用职权，不过二者有所不同。“定期更换政府”是动用“人民的权力”来制约政府权力的途径，因而也是制约政府权力最有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民主”的真正的实质所在；如果有人对于“人民的权力”有任何的轻视、漠视或动摇，就很难相信他还是一个现代民主的信奉者。有的学者总想要向人们论证，说什么“自由高于民主”，或者说“宪政高于民主”；同时却有意无意地贬低民主，或者有意无意地回避“人民的权力”；他们忘记了，消去了“人民的权力”，民主就成了空话，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就成了幻想，这是对洛克思想的曲解。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论述“对权力的制约”时，洛克进一步强调，权力之间应该相互制约，他写道：“除了基于明文特许和委任而获得的权威之外，没有别的权威，而且它们都对国家中的其他某种权力负责。”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不能是绝对的，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各种权力之间必须互相制约、互相负责，不论是“人民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不管是立法权或是执行权，都是如此。洛克十分痛恨绝对的、专断的权力，他想尽办法，要在时间上、范围上、相互关系上等多个方面限制权力，促使统治者和政府尽心尽职，让抱有不同利益和意见的社会成员和谐相处，建设安全有序的公共生活。

四，洛克理论的不足：

对于洛克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他的理论是比较激进的。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看，他的理论尚有不足。这主要是指，洛克对于社会的竞争、分化以及导致矛盾冲突的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当然不是洛克的过错，乃是历史的局限和当时社会实践的局限造成的。

洛克一再强调，政治的目的，建立国家、设立政府、树立统治权的目的，是保护“财产”，即保护人权。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所有大权在握的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滥用权力、侵害人民，背离了政治和政府的目的。于是，如何制约政府的统治权，就成为政治领域的首要问题。洛克思想的主要部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民主理论和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找到了制约政府的有效途径，确立了制约政府的法规制度。

那么，在确立了制约政府的政治体制以后，保护人权的目的是否就一定能够达到了呢？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并非如此。可以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按照洛克的理论和设计，于十八世纪建立民主国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有一部分美国人，由于种族、性别、财富、教育程度等等的差别而受到歧视和压制，这种显而易见是侵害人权的现象，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有所缓和，被歧视、受压制的人们的自由平等权利，才开始逐步地得到保障。将近二百年间，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多次造成社会性的混乱、动荡，甚至暴发了全国性的内战。

如今回顾历史，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民主政体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民主化进程才刚刚开始，除了坚持制约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以外，民主政体还面临着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即如何防止和制止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侵害，而这也正是当初建立国家、设立政府的目的。只是由于产生了政府和统治者滥用权力侵害百姓的现象，才使得防止和制止政府的侵害成为政治领域的首要问题，当人们找到妥善处理的途径以后，人类社会终于能腾出手来注重于有效防止和制止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侵害的实践。

如今回顾历史，人们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如何有效防止和制止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侵害，这是人类社会始终难以摆脱的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难题，否则，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用不着耗费二百年的时间和种种代价，才得到使人民基本满意的结果。社会成员之间个别的、孤立的侵害事件，虽然多如牛毛、层出不穷，但只要政府尽心尽职，凭借严明的法律和公正的裁决，还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不至于酿成社会性的混乱。但是，由于社会的竞争和分化而产生的矛盾，则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党派之间产生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趋于激化，将导致社会性的动荡和灾祸。美国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不继续推进民主化进程，社会矛盾的调和是不可能得到好结果的。

美国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对建国初期基本成型的民主政体进行了改革。上文说过，政治体制就是指政治权力的结构和形式，所以说，政体的改革就是指权力结构和形式的的改革、调整。具体地说，就是经过改革，“人民的权力”之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建国初期那些还没有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人们，那些深受歧视和压制的人们，如今都拥有了平等的自由的政治权利；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利，在“人民的权力”的构成中，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选择”统治者，迫使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关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使他们有可能免受歧视、压制和侵害。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是，“人民的权力”的结构改变了，“人民的权力”更强大了，民主的根基更坚实而牢固了，社会分化及其矛盾更为缓和了，社会也就更趋于安全有序。

虽然，洛克对于社会的竞争、分化以及导致矛盾冲突的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洛克对遭受歧视和压制的人们，没有倾注足够的关怀；虽然，洛克把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及其矛盾的一大难题留给了后代，但是他毕竟为后代准备好了精神的物质的武器，那就是现代民主的基本理论和民主政体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基本框架里，被歧视、被压制的人们的抗争，才能最终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有良知的精英们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追求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最终得以实现。想当年，马丁•路德•金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３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时，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这信条是什么，就是洛克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

这里还得提一下洛克说的一段话，这段话也许容易被人们忽略，他说：“人们参加社会的理由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选择一个立法机关并授以权力的目的，是希望由此可以制定法律、树立准则，以保卫一切社会成员的财产，限制社会各部分和各成员的权力并调剂他们之间的统辖权。”请注意，这里提到“社会各部分”和“各成员”，谈到要“限制权力”，“调剂”权力，这似乎说到了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洛克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予以深入阐述。

美国的民主化进程表明，民主理论及民主政体，不能仅仅停留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层次，还不可避免地要进到调和社会分化及矛盾的层次；民主理论及民主政体，不但能妥善配置各种政治权力而趋于平衡的状态，而且能妥善地调和各阶层的矛盾冲突而趋于平衡的状态；现代民主理论及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贡献是找到了制约政府的有效途径，第二个贡献则是构筑了缓和社会矛盾的基本条件。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坚守住了民主的真谛：让每个公民都切切实实地拥有平等的自由的政治权利，让每个公民切切实实地成为“人民的权力”的一份力量。

认为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天下太平，这是幼稚的想法。坚守民主真谛的努力不容丝毫懈怠，民主化的进程不能停止，因为企图阻挠或瓦解民主进程的思想和势力是永远存在的。社会竞争永不停止，社会分化无法消除，社会矛盾永远存在。总有那么些人，喜好持强凌弱，改不了歧视并侵害他人的本性；也总有那么些人，喜好假扮救世主，煽动弱者穷人的不满而走极端。这两种人最喜好绝对权力，最向往专制独裁，最看不起大众，他们当中的“哲学家”会炮制出种种所谓“先验的”、“永恒的”、“绝对正确”的理论来遮人耳目，迷惑大众，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准备推翻民主政体，抹掉“人民的权力”，把人民当作羊群，任意驱赶或宰割。

五，纪念洛克的意义何在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说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或自由主义宪政的创始人，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如果对自由主义宪政给予恰当定义的话）。问题是，其中有些学者还有意把自由主义和宪政跟民主对立起来，并且贬低民主，说什么“民主和宪政有张力”，“宪政高于民主”，“自由高于民主”等等；他们从来不提“人民的权力”，就好像洛克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人民的权力”似的，或者，好象要人们忘记“人民的权力”似的；他们把古希腊的民主、卢梭的“人民主权”、“单纯的民主”等等杂货，跟洛克的民主理念混在一个蓝子里，根据自己的需要拎出一个胡乱发挥，让人们跟他们一样产生错觉：民主是一个多么混乱的概念……。

所以，很有必要再次温习洛克的原著（特别是《政府论》下卷），再次加深对洛克思想的领会。请再次、仔细地阅读这一著作吧！洛克从著作的标题里以及文章的开头，就点明了主题：“权力的根源在哪里”？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就是论证：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统治权”怎样产生于“人民的权力”；全文的结尾，再一次总结性地强调“人民的权力”跟“统治权”的关系；洛克所反复论述的这一切，正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只要没有偏见地阅读洛克的原著，是很自然会得出这一结论的。

为什么要讨论“洛克理论的不足”呢？因为，正是这点不足，后来被法国人卢梭抓住、利用、加以发挥，并且创建出一套假民主真专制的理论，在诸多基本理念上与洛克针锋相对，高喊“铲除不平等”，主张“遏制私有制”，煽动和迷惑大众，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人类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尚处在阻力重重的状态。

如今，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开的趋势，人们对贫富差距的警示性数据似乎已经麻木，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上文提到的那些“喜好持强凌弱”的人，“喜好假扮救世主”的人，“最喜好绝对权力、最向往专制独裁”的人，可能会利用这种趋势，或者让政治成为财富的奴婢，或者让金钱成为人权的替代品，或者让“自由”摧残平等，或者让“平等”压制自由……。万变不离其宗，他们追求的的只是绝对的权力，根本不理睬洛克所说的“人民的权力”，他们只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心底里藐视洛克所说的：政治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

洛克的著作流传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却仍然能使当代追求真理者从中得到启示；他的很多话语，虽然说的是逝去久远的事件，却好似在对当今社会现实作出评论和指点。作为他的读者，不得不惊叹他的思想所及竞是如此深远。为此，写作此文。

李遥: 沸沸扬扬七十年的传言－－巴达霍斯屠杀的宣传和真相

作者:李遥
1936年10月27日，《马德里之声》刊登报道，说两个多月前的8月15日在巴达霍斯（Badajoz）发生了一场大屠杀，文中写道：“亚桂（Juan Yague）中校占领了巴达霍斯……把没发一枪一弹的战俘当做左派集中在斗牛场。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盛大节日，……看台上坐满了上层骑士、慈爱的贵妇人、靓丽的小姐们、圣路易的少爷们、长枪党和革新党的追随者们、庄重的教士们、身穿长袍目光谦卑的神父和修女们。在这样华美的场面，架起了机枪。号角响了，牛入场的门开了，在八月的炎炎烈日下，人群涌入沙场，他们是巴达霍斯的自由主义者，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成员。他们中间有青年，有儿童，有男女老少。他们惊恐地哭喊怒骂，……当他们看见机枪，知道他们将被杀害，他们想退回，但是门关了，身后是枪柄和刺刀，他们只有等死。亚桂在看台上，旁边是他的副手卡斯特宏……只见亚桂举起一只手，掏出白手帕，机枪响了。”（转引自毕欧-莫阿《内战的传说》）

关于“机枪扫射屠杀”的人数，左派的说法从1500，4000，8000，一直到9000。


【西班牙巴达霍斯斗牛场】

这就是西班牙共产左派沸沸扬扬了70多年的“巴达霍斯大屠杀”。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无数谎言中，这大概是最耸人听闻的了。

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三位作者分别是弗朗西斯科-比罗-奥尔蒂斯（Francisco Pilo Ortiz）、莫塞斯-多明戈斯（Moisés Domínguez）和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Fernando de la Iglesia）。他们用了四年时光，翻阅了半个世界的档案，所查阅的资料遍及瑞典、俄罗斯、美国、哥伦比亚、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葡萄牙、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并非职业史学家或记者、作家，但是他们的认真严肃、保持中立和忠于史实的精神，是许多带着派性和个人偏见“按需取材”的学者所没有的。这本著述援引史料的记载，做了认真的核实和对照，对报道的虚构和不实之处层层解析，用事实做出令人信服的纠正，成为迄今为止信息最全面立场也更为公正的考察。

巴达霍斯－－西班牙内战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巴达霍斯是西班牙西南部比邻葡萄牙的城市，它和另一个城市卡塞雷斯（Caceres）同为埃斯特雷马都拉省的省城。攻占巴达霍斯是1936年7月18日军人政变起事后确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当时没有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认为只要迅速控制局势、尽快占领首都马德里，就能制止把西班牙引向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左派革命。为此佛朗哥利用德国援助的飞机，建立空中桥，往返直布罗陀海峡，把在非洲的军队运送到本土南端，继而向北进军，与此同时北部的莫拉将军率部南下，双方预期在巴达霍斯会合，然后向马德里挺进。由于卡塞雷斯已经响应起义，故只要拿下巴达霍斯，全省就置于起义军队控制之下，那样可打破人民阵线政府军的防线，使北方和南方的军队在8月会合成为可能，并使人民阵线政府陷于孤立。这就是巴达霍斯对政变军方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读到这里，不难意识到，这里谈的是战争，所以必须分清战死和屠杀。

胡安-亚桂（Juan Yagüe）中校的军队共有三千兵员，三十门大炮（有说外加约500长枪党人）。军中有750名摩洛哥士兵，勇猛强悍，亚桂的贴身卫士也是摩洛哥人。配合他的还有阿森西奥（Asensio）、特亚（Tella）和卡斯特宏（Castejón）三名中校，他们的任务是尽最快速度开到马德里，为此必须把巴达霍斯建成稳固的根据地。*


【胡安-亚桂将军和省长迪亚斯-德-里亚尼奥（Díaz de Lia?o）在1939年】

人民阵线方面在巴达霍斯的主要是民兵，他们既无训练亦无经验，最致命的是士气低下，如当年的一位女民兵所描述的那样，有老小妻儿的都不愿意送死，逃逸频繁，纵有六千民兵，却毫无战斗力，结果损失惨重。而起义军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进展十分迅速，途经许多村镇一路顺利拿下，仅少数城池有民兵抵抗，但每一次都以速战决胜。这样，从8月5日到8月14日，在阿森西奥、特亚和卡斯特宏三支队伍的配合下，亚桂率部12天行军250公里，一路消灭了所有试图抵抗的人民阵线军队，征服十多个城镇，到达巴达霍斯。

8月14日，亚桂率部进入巴达霍斯的时候，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在这个由“忠实于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所领导的城市里竟然看不到一面共和国的旗帜，到处飘扬的都是革命红旗，曾是天主教会驻地、已被人民阵线占据的埃皮斯克帕尔宫大门上竟也挂着红旗。所以亚桂中校在8月15日入城庆典上的讲话中带头高呼“共和国万岁！”此举含义颇深，表明军人政变的初衷不是反对共和国，更谈不到“背叛”，政变是针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作家巴拉甘-兰查洛（A. M.Barragán-Lancharro）在网刊上公布了1936年8月15日的《ABC》报和国家《官方通报》，上面赫然记载着亚桂及其部下在入城典礼的讲话中带头高呼“西班牙万岁！共和国万岁！军队万岁！”的消息和字句。这位作家并且撰文称：“政变军人最初的口号里就有‘共和国万岁’，而且直到8月中旬使用的都是共和国的三色旗。巴达霍斯的事实证明，攻占巴达霍斯的军政当局都是忠实于共和国的，但这一事实被某些史学家（这里显然是指左派史学家－－作者）遗忘了。”

人民阵线派的态度与此相反。1936年7月21日的《官方通报》上，刊载了议会长纳尔西索-瓦斯克斯（Narciso Vázquez）的演讲，他的结束语是“人民阵线的共和国万岁”，而不是“宪政共和国万岁”。这是左派的一贯立场，给共和国加上了派性，把共和国据为己有，把所有不是人民阵线的国民都排除在共和国之外，当作对立面。这完全是左派斯大林主义专制的自然流露。还应该指出的是，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确凿无误地表明，斯大林的追随者，工社党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共和国，他们并不稀罕共和国，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共和国的合法性做跳板，发动革命转而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不妨再举一例证实：在一本回忆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书里，坦承无政府组织全国劳动联盟和工社党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集会高喊：“打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反佛朗哥派把西班牙的问题归咎于1936年7月18日的政变，从不敢正视政变的政治和社会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军人政变罪大恶极，于是左派各党追随斯大林实行红色恐怖的罪行都因此而成为合法，甚至一笔勾销，好像7.18前西班牙人民都很幸福美满。事实上却完全相反。据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巴达霍斯省长的官员称：那里庄园里的猪得到的照料都比人要好。1934年议会保守派领袖希尔-罗布雷斯执政时计划投资十亿比塞塔进行农业改革，但是受权力斗争所阻，未得执行。

据《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的作者之一、弗朗西斯科-比罗-奥尔蒂斯（Francisco Pilo Ortiz）称：1936年8月初，“国民军一路斩杀一路救助了一个月来被民兵酷刑折磨虐待毒打的人们，这类救援在有的地方来得太迟了，民兵已经逃跑，在逃跑之前把一些人活活烧死。”

双方战事的结果：人民阵线有6000民兵，阵亡750人，伤、俘和失踪共3500人。国民军3500兵员，阵亡44人，伤141人（据维基百科）。

现场目击者－－马里奥-内维斯的报道
马里奥-内维斯（Mario Neves）是关于巴达霍斯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证人，内维斯当时年仅24岁，刚从法律系毕业，在葡萄牙日报任记者。

他和另几位葡萄牙记者从8月11日就在西葡边境的卡亚等待准许入境采访，但是共和派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因为那些日子整个城市变成了地狱，居民不敢出门上街，人民阵线的民兵纷纷逃亡，在逃跑之前烧杀抢掠，他们显然不愿意外界知晓这些恶行。几位记者在边境目睹飞机轰炸，听到隆隆炮响，但是不能前往。当国民军拿下巴达霍斯后，内维斯等几位记者立即得到国民军当局批准入境采访。


【1936年8月15日的巴达霍斯斗牛场。－－马里奥-内维斯摄】

8月14日，内维斯人在葡萄牙的埃尔瓦斯（Elvas）听说巴达霍斯斗牛场发生大屠杀，入境第二天，即8月15日立即前往斗牛场。内维斯报道说：“我们立即赶到斗牛场，看到那里停着人民阵线的军车，大部分都已毁坏。边上有一辆战车，注册牌上写着‘人民阵线’。这个地方被轰炸过几次，沙地上还有几具尸体。这里那里还有一些没有爆炸的炸弹。这样就很危险，也很难做更细致的勘察。”

第二天，消息仍然盛传，于是他再次到斗牛场：“我们去了那里，目的是核实传闻。费了些周折，我们终于获准进入斗牛场。那里有几十个俘虏等待发配，但是这个场地和昨天我们看到的没有区别，这使我们得出结论：传言没有根据。那些被毁的机动车也依旧是昨天的那些，昨天令我们震撼的那几具尸体还在那里，尚未撤走。”

这段文字和他于1936年8月15日拍摄的斗牛场的照片都刊登在1936年8月17日葡萄牙的《消息日报》上。也就是说，15和16日两天，内维斯和另一些记者两次亲临斗牛场，看到的是同样的场景，没有什么节日，而且显然，在一触即爆的炸弹围绕下用机枪扫射进行大规模的枪决看来是难以做到的。

从8月15日，他开始给里斯本日报发消息，他对事件做了第一手报道：街上、民兵队部和墓地都有成堆的尸体，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还实地查看了圣-胡安公墓，因抵抗国民军而战死的民兵的尸体都被运到那里：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多，不及一一下葬，出于防疫考虑，决定火化。

内维斯写道：“从10小时前，火就一直燃烧……在一块40平米的面积里，躺着300具烧焦的尸体……边上是30具着平民装的尸体，对面是23具国民军士兵的尸体，他们被机关枪的猛烈火力杀死……墓地的门口，一辆卡车卸下从别处收来的四具尸体。”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内维斯所描述的恐怖场景都是他亲眼所见，他甚至注意到穿军服还是便服，是共和军还是民兵，并分别计数。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1500具尸体，更没有说过4000。

内维斯在其著述《巴达霍斯的屠杀》（1986）中，客观记叙了在巴达霍斯发生的战役，提到双方都有伤亡，记录了国民军进城伊始毫不犹豫地打死几乎所有的反抗者，也指出头两三天内国民军对战俘也毫无怜悯，不仅枪毙俘虏，一些逃跑被抓回的也被枪毙。（这种情况几天后才得到纠正）。

内维斯的一次关键采访是会见了亚桂中校，其中的两句话对了解巴达霍斯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内维斯问：“那枪毙的情况呢？有人说是2000。”

据内维斯报道的原文的说法：亚桂中校惊讶地看着他，回答：不会那么多吧。比罗分析道：“这说明，内维斯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中校知道有枪决的情况，但是也知道没有两千这么多。当时缴获的步枪有3000支，还有几挺机枪和几门大炮。”


【巴达霍斯墓地的民兵尸体。摄影R.布鲁托】

8月18日，法国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Rene Brut）偷偷拍下墓地场景，据他估计约有300具尸体。而据人民阵线政府的省长、奉命守城的伊德丰索-普格登格拉斯-彭瑟-德-列昂（Ildefonso Puigdengolas Ponce de León）上校的回忆录记载，在抵抗国民军的守城战中死去275人。这个数字与摄影师雷内-布鲁特估计的300人基本相符。此外，据民政统计，至1936年底，死亡人数是 500到1500。

《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的另一个作者、莫塞斯-多明戈斯援引了见证人卡斯特尔维尔侯爵（Castellvell）的讲述，他是这样说的：“假如一个阿斯图里亚斯（1934年十月革命发源地－－作者）的工人刀剐一个神父那很正常，要是不这样做反而不正常。亚桂将军拿下巴达霍斯，登上卡车讲话，说，在斗牛场里的不是右派。他登上卡车说，在斗牛场里的是我们的人，在斗牛场外面的是冲着我们的人来的，所以摩洛哥兵手持尖刀冲出斗牛场，结果是一场肉搏……”。

此外还可以参考国民军8月14日给佛朗哥和莫拉将军的电报。电文称：“今日十三点半进入巴达霍斯，在强大堡垒工事反抗下打退敌人，至敌方伤亡及被俘众多，俘虏中有指挥守城的中校以及指挥官。……在梅里达市，特亚中校指挥的部队令敌方部队纷纷逃生，伤亡和被俘众多。……敌机在梅里达被机关枪击落……”

电报中所称“众多”被左派变成数字，从2000到4000直到8000。

由此可以说明，所谓8月15日在巴达霍斯斗牛场举行盛大节日的说法是虚构的，而在那里枪决了2000、4000，甚至8000红党分子的说法都是任意夸张。

1982年，内维斯重返旧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片中，他仍然坚持1936年的说法。但是主持人却援引谣传的说法，甚至说在斗牛场的枪决持续了一个月，然而，事实上那时候亚桂将军早已不在巴达霍斯了，他的任务是火速进军马德里。

如毕欧-莫阿所言：“由于长期以来播种煽动的仇恨，许多人宁愿相信那些谣传。把它们当作支持自己派性观点的论据。”幸亏内维斯拍下的斗牛场的照片保留至今，幸亏留有法国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的影像记录，根据数位研究人员的考证，巴达霍斯事件的死亡人数不超过500。

谣言的始作俑者－－雅克-贝德特

据比罗-奥尔蒂斯（Pilo Ortiz）和莫塞斯-多明戈斯（Moises Dominguez）考证：谣言始于法国《时代》记者雅克-贝德特（Jacques Berthet）。他是内战初期被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活动家威利-姆森伯格（Willi Münzenberg）发展的，其任务是专门替人民阵线做宣传。

当时在巴达霍斯的外国记者有比利时的，法国的和葡萄牙的，这几个记者称“在圣-胡安广场看到80具尸体”，而雅克-贝德特称看到300，其他记者估计巴达霍斯事件在巷战中战死的和被枪决的，总共不超过500人，而贝德特说“1500”。

贝德特写于7月27日的报道中说：“和许多外国报道相反的是，巴达霍斯的局势完全平和，自从革命以来一直忠实于政府，只是在两三处偏僻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和大批搜捕嫌疑犯。”事实是，人民阵线民兵劫持关押了数十名右派并把他们杀害，这不能简化为“两三处地方的流血事件”，到8月8日，被人民阵线定为反革命而杀害的已经达到300多人；所谓被逮捕的嫌犯，其中不仅有君主派人士和少数长枪党人，还有数千共和派人士。这就再次表明左派是斯大林革命派，而不是共和派，前面已经援引了他们的目标是“打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当时，民兵的行动肆无忌惮，驾车兜圈到处搜捕右派并投入监狱，而贝德特却在报道中说：“生活继续无变化。我们只是看到，众多的共产党民兵穿着工作装手持步枪背着子弹在街上巡逻，行使警察的职能。”

人民阵线残酷折磨长枪党人，不断威胁他们如果不喊共产主义万岁就要杀死他们。但是，他们任凭毒打折磨，死时都高喊“西班牙万岁！”（据A-M-巴拉甘-拉查洛）。

一个名叫费力西亚诺-桑切斯-巴力加（Feliciano Sánchez-Barriga）的长枪党人被害，贝德特在报道中只一笔带过。真实情节是，“ 他在母亲家里洗了澡，出来时碰上了几个民兵，这几个民兵认出了他便跟踪他。他试图摆脱，想走进一家商店躲避没有成功，他继续走，……民兵用猎枪朝他射击，他受了致命伤，被送进医院，第二天（7月23日）不治而亡。而杀人犯当众炫耀，说那里流了法西斯的血。”（ 据1996年访谈阿古斯丁-卡兰德-桑切斯-巴利加?Agustín Carande Sánchez-Barriga?）。

贝德特臆造假新闻称：“59名西班牙难民被葡萄牙当局交给亚桂中校的军队枪毙”。然而实际上这些人在西班牙境内，并不在葡萄牙避难。为此葡萄牙当局于1936年8月20日把贝德特驱逐出境。

从共产主义活动家那里领命的贝德特，与当地人民阵线的高官保持关联，所以他的报道不实不是出于偶然或者无知，而是蓄意。

仅凭听说而作的报道－－杰伊-艾伦

谣传的另一个制造者和传播者，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他于事发9天之后来到巴达霍斯，第二天便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恐怖之城巴达霍斯屠杀4000人》（《Matanza de 4000 personas en Badajoz, Ciudad de los horrores》），同时，文章注明发布时间地点是“艾尔瓦斯，葡萄牙，8月25日”。

他写道：“从8月14日巴达霍斯陷落已经9天了。起义军已经离开那里。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9天已是很长时间，巴达霍斯已经是历史了。但是……我还是去了。”这说明，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消息来源都仅仅是“听说”。但是，由于他的标题和内容都如此耸人听闻，很适合左派的口味和需要，他们更愿意援引他的版本，结果身为目击者的内维斯的报道却被有意忽略了。杰伊-艾伦的版本带上了明确无误的政治立场：“数千共和国民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因为保卫共和国和反击将军和地主而被杀害。”他的报道中充满了“人们说”，例如“…… 凌晨4点他们被带进斗牛场，那里机枪等着他们。人们说，第一晚，血流……那里杀了1800男女。”这一说法和前面目击者内维斯亲眼看到的完全不同，但是，轮到读者，站在派性立场上人们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倾向来选择信息。

他还说：“数百名逃亡到葡萄牙的人被退回去送死，从那时起，每天枪决50-100人。摩洛哥士兵和军团兵抢掠他们。最悲惨的是，葡萄牙的国际警察违反国际法，把逃走的共和国民兵退回去，然后被起义军枪决。”从前面贝德特的被驱逐，已经表明这纯属造谣。

杰伊-艾伦的报道中也有几行字承认左派的红色恐怖：“我知道，在另一边，也发生了许多恐怖事件。在围攻战中，每天枪毙六七个右派。……阿尔门德拉列霍斯村（Almendralejos）的右派们被钉上十字架，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认识的人们看到了烧焦的尸体。我知道，他们死了很多，几百，几千，死在复仇者手里。”假如这样的左派记者都能够承认己方的罪行，足见实际情况该是多么可怖。

巴达霍斯面积有147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有四万出头。假如按照左派传言的屠杀数字，等于全城的成年男子几乎都被灭绝了，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根据比罗的考查，民兵中的大部分都得以逃生。

杰伊-艾伦的文章是在葡萄牙的埃尔瓦斯（Elvas）写的，是从同逃到那里的人的谈话中听来的。例如他说到：教堂的塔顶一角“被炮弹毁坏”，守城的民兵“被烟熏死和被枪击而死”。据三位作者的考证，这些都是臆造的，因为教堂根本没有遭到过炮击或轰炸，这些情节发生在另一个城市，阿尔门德拉列霍，而不是巴达霍斯。此外他说8月23日那天还看见熊熊火光，还把数字夸大到4000，说280名国民军士兵只有22个幸存，实际上该支队阵亡24人，先遣队佩雷斯-卡瓦耶罗指挥的第16连战死人数最多，为11人。他所说的有1800男女被杀，是从法国记者雅克-贝德特发表在《时代》的报道里抄来的。他本人的报道8月25日传到芝加哥，但是8月30日才见报。这表明，假如是事故性的失实完全有时间修定，没有这样做显然是有意的，他和贝德特一样也是人民阵线的宣传员。他们的这些说法和马里奥-内维斯亲眼所见完全不同，马里奥两次在斗牛场现场，第二次有雅克-贝德特陪同，然而贝德特并没有修正他的夸张说法，假如没有内维斯的图片为证，谣言恐怕会是“任人信口开河”了。

关于杰伊-艾伦是否到过巴达霍斯，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本没有到过巴达霍斯，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巴达霍斯，但是只是听说，什么也没看见”。例如何塞-马里奥-阿尔梅洛（Jose Mario Armero）在他的《内战期间的外国记者》（1976）里称：杰伊-艾伦写的报道都是根据听说的，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说。总之，研究考察的结果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无论杰伊-艾伦是否到过巴达霍斯，他的报道都是谎言和伪造。

杰伊-艾伦是一个十分热心的共和派，据他的儿子迈克回忆说：“西班牙共和国战败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我的父母不可接近，好像魂不附体，沉浸在痛苦压抑中。我觉得，我父亲得抑郁症是从那天开始的。”由此，杰伊-艾伦的个人感情和政治主张严重影响了其报道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就不足为怪了。

其他记者的说法

据莫塞斯-多明戈斯考证，当时进入巴达霍斯的记者，电影摄影师和图片摄影师有20多人。据一个名为拉法埃尔-富恩特斯（Rafael Fuentes）的人的说法，他所确认的有五名外国记者，前面已经提到的有：葡萄牙《里斯本日报》的马里奥-内维斯（Mario Neves），法国新闻电影摄影师雷内-布鲁特（René Brut），法国《时代》的雅克-贝德特（Jacques Berthet），《芝加哥论坛》的杰伊-艾伦（Jay Allen）。另外还有：哈瓦斯通讯社的马塞尔-丹尼（Marcel Dany），美国《先驱论坛》的约翰-T-怀特克（John T. Whitaker），以及一个没有确认姓名的美联社记者。

人民阵线左派反复引用和宣传的，是美国记者约翰-怀特克（John T. Whitaker）说，亚桂将军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当然杀死了他们。您以为怎么？我会带着4000红党俘虏一面行军前进去打红党？或者把他们留在巴达霍斯让这个城市再度沦陷在红党手中？”但是，在1936年的报纸上找不到这次采访，它出现在约翰-怀特克1943年出版的《我们不能逃避历史》（P.113）一书中，并且由H-R-苏斯沃斯（Southworth）在其1963年出版的《佛朗哥的战争的传说》（P.123）中引用了这段话。由于没有史料做证据，一些人认为是臆造，另一些人，即人民阵线派宁愿相信是事实。西班牙一个叫埃斯皮诺萨的派性“史学家”把死亡人数说成7000，据史学家毕欧-莫阿考证，那是把在战场上战死的和在其他年份死去的人加在了一起，他这样做显然是蓄意的。

关于巴达霍斯事件，西班牙共和派政治家和记者作家胡利安-苏佳萨戈伊迪亚（Julian Zugazagoitia 1899-1940）有这样的评说：“假如把责任归咎于亚桂将军（当时是中校）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我了解亚桂的政治立场，我很怀疑他是这样的屠杀的责任者。我觉得它可能是国民卫队的几个负责人干的，他们败给了共和派，共和派饶了他们的性命，而他们却积蓄了魔鬼般的仇恨，我不认为亚桂有责任，他应该帮助我们搞清，是谁屠杀了那些年复一年为我们的面包提供小麦的人们。”

莫塞斯-多明戈斯在查阅史料时发现了一条线索，两个澳大利亚人。

他们是学生，贝西尔-吉和比尔-希皮尔特，都只有20岁出头，1936年6月27日他们获准在西班牙境内停留3个月。他们来到美酒鲜花的世界西班牙，考察葡萄酒的酿制工业。但是他们听到的是马德里的枪击，闻听了君主派领袖议员卡尔沃-索特洛被谋杀的事件。


【贝西尔-吉（Basil Gee左）和比尔-希皮尔特( Bill Seppelt)在马德里市中心 (摄于1936年7月12日) 】

他们的旅行屡经风险：在马德里咖啡馆吃饭时汽车被撬行李被偷光，后来干脆连车都被偷掉，找回来的时候轮胎全被扎破。一日，给比尔擦皮鞋的人收到一个小包，四周人群见状立即散开，令比尔意识到那小包是炸弹，他一把夺过来扔出去好远，晚一秒钟就会在他手里开炸。他讲述：“在托莱多，民兵用枪口对着我们，我们的车不得不常常载伤员，民兵还强迫我们把车开到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好在没有对我们开枪。”所以，他们决定从葡萄牙边境离开西班牙。7月18日，他们到达巴达霍斯，立即被国民卫队截留，车被查抄没收。在边境，国民卫队扣留了他们300英镑，还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但是，他们必须申请葡萄牙签证，否则不能过境。于是不得不再返回巴达霍斯，在葡萄牙领事馆每个人付了42.05比塞塔，获得签证。之后，葡萄牙当局又要弄清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三方之间遇到多重麻烦。

到达葡萄牙的奥波尔多，希皮尔特对《快报》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在旅行中看到莫拉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瓜达拉马山顶，打败了共产主义民兵，这些民兵在半山腰，弹尽粮绝，……军队追他们的车，弄清之后放了他们，使他们得以来到边境。马德里政府没收了每家的收音机，使人们就无法听到消息。”

8月11日，贝西尔-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31日父母收到。信中说：“政府军（指人民阵线政府）的野蛮令人难以置信，数千人遭毒打酷刑，火烧活人，活埋活人，破坏难以替代的古迹，例如托莱多和巴塞罗那的教堂，这只能让人们反对马克思……”

8月15日，为了收回被没收的别克车，他们越过边境到巴达霍斯住了三天。他们描述了如下见闻：“我们到达的时候还在清洗，城市被攻陷之后的屠杀令人恐怖。男男女女被关在斗牛场，尽管申诉自己的无辜，但是没有人听。……军团兵和摩洛哥兵把男人的衬衫扯破，看是否有枪托的印记，假如怀疑，立即枪决，没有审判。就这样，两千多人，其中300妇女，被送给死神。……我们看到几个男人冷血开枪射击。野蛮的摩洛哥兵看上去对屠杀很感兴趣。他们载着抢来的表、首饰珠宝，享受着自由活动。……共产党活埋人，把人们反过来钉在十字架上。”

根据笔者所参阅的资料，他们的描述，从现象上说应该大致属实，例如比罗所考证的不遵守俘虏政策的现象开战几天后才得到纠正，但是具体数字看来和前面的杰伊-艾伦一样，也是听来的，因为他们都不在现场。

只是，还有大量普通人看不见的事实，例如人民阵线的共和国卫士们在逃跑之前席卷市政公款七万比塞塔，盗窃税务局的税款和邮局保险柜里的钱，把教堂、修道院的金银宝物顺手牵来，以及勒索席卷商家及市民的私人财物等等。8月14日亚桂进城后，反倒是这个被共产左派称为“法西斯”的军队发布了失窃物品通告，有些人还收复了部分财物，但是从未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和国卫士们”归还过分文。


【巴达霍斯斗牛场一角】

结语

战争是残酷的，是血淋淋的，是要死人的。由于在巴达霍斯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先发制人，所以上级的命令是决绝的：必须继续前进而身后不得留一个敌人。巴达霍斯是政变军人夺取的第一个省府，这一事件给人民阵线政府造成的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成为其宣传机器的主攻对象，极力夸大事实并掺入虚构，以便达到恐吓人民，挑拨仇恨，制造对立的目的，从而笼络人心，寻求支持。

比罗在书中强调了一点，即一些左派只在乎渲染和夸大巴达霍斯事件，目的在于把事件描绘的越是残酷，左派就越是可怜的受害者，而右派就越是残忍的法西斯。他们完全忘记了那些被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毒害的士兵，这些士兵被乌托邦所迷惑，为一个虚妄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献身，他们满腔热血，拿枪战斗，为保卫巴达霍斯抵抗国民军而战死，而他们的指挥官见势不妙纷纷逃走，把他们丢弃给敌方，然后被他们的“同志”所遗忘，被那些“史学家”忽略不计，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有一点想来是无疑的：即假如战胜的一方不是国民派而是人民阵线，那么人民阵线的反攻倒算远比国民派要恐怖得多。早在军人政变之前，五年的共和国实践已经告诉了人民什么是斯大林共产左派的红色恐怖。

作家A.D.马丁-鲁维奥在为《巴达霍斯大屠杀的宣传和事实》所作的评介中说：“ 这种造谣惑众式的宣传，像假币一样，从历史学家传到历史学家，既没有提供文字记载资料也没有文件证据支持。这一伪造的用途是在当前挑起仇恨。”这是巴达霍斯事件沸沸扬扬七十多年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一谣言在当时能够得以盛传有一个重要背景，即人民阵线于巴达霍斯事件同时在马德里几所监狱血腥屠杀囚犯在国际造成恶劣影响，于是试图渲染巴达霍斯事件以转移注意力和削弱影响，“它是工社党头目因达列西奥-普列多带头发起的，然后被人民阵线的宣传渲染夸大的”。监狱大屠杀的事件另文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