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想到写一点有关基督教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的东西，是因为我想写一篇有关近代物理学上波粒二象性的文章，里面除了对德布罗依波粒二象性假说进行科学分析，当然也应该谈谈这种假说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想基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和物理上的波粒二象性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只要看看这几个词的英文大概就能猜到某种联系。三位一体的英文是Trinity；神人二象性的英文是Duality。波粒二象性的英文也是Duality。其联系已经隐含在词义里面。但是如果仅仅从词义训诂学来附会其内在联系，则太过草率。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哲学联系，需要对基督教思想史作一些探讨。这是我写本文的原始动机。可是一动笔就发现，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的历史不可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要有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介绍，应该专文讨论。
另一方面，周围有些朋友开始信教。我总以为要认识一个社会运动和它的思想体系，不仅要熟悉他的经典，也要了解他的历史。对于教义中的重大争论，只有通过解读历史，才能理解这些争论的起因和本质。基督教神学的形成，经过了至少四百多年的漫长过程。其间历史错综复杂，围绕教义的神学争论文献卷帙浩繁。所以我想根据自己的一点浅薄知识写篇短文，组略地介绍一下基督教义中最重要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的形成，对信教的或不信教的朋友，也许有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这里先要对“基督教”一词作点说明。中文的“基督教”仅指新教（Protestents），而英文的“基督教”一词是广义的（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s）。本文的“基督教”一词是指广义的Christianity。其实，我以为就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而言，也应包括摩门教（Mormon）。
一。早期基督教义的形成与亚利安教派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本圣经。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在拿撒勒人耶稣降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基督徒视犹太教为异教，为什么要完全采用犹太教的经典呢？因为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以及最初的耶稣信徒本来都是犹太教徒。他们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圣经信奉者，而当时掌握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犹太僧侣贵族则是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的叛教者。所以基督徒只反犹太教会，不反圣经教义。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新教徒们也是叛教不叛经。只背叛罗马教廷，不背叛圣经。
可是，如果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共享完全一样的圣经教义，则很难和犹太教划清界限，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融回到原来的犹太教而失去基督教本身的独立和认同。因此基督教必须有区别于犹太教的圣经和教义。这就是新约圣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耶稣使徒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新约圣经的结构和旧约圣经不大一样，是由使徒们传道和相互通信中讲述的耶稣的神迹和见证编辑而成。这些文字在使徒们在世时已经形成。但基督教经典教义的形成则经历了四百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于公元五世纪沉淀下来，形成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正统教义。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耶稣的神性。
任何一个宗教，必须有自己的教祖，必须确立教祖的绝对权威和神性。基督教的教祖就是耶稣。耶稣的信徒们必须确立耶稣的神性，必须确立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基督。犹太教对耶稣教的攻击的要害就是否认耶稣是神，否认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否认耶稣是基督。而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便是确立耶稣的神的地位，强调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当时所有基督徒的共同信仰，因此他们才称自己的宗教为基督教。但是对于耶稣神性的理解，基督教徒内部却有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尖锐地表现在如何理解上帝与耶稣的关系上。
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最为彻底的一派认为耶稣有绝对的神性。这一派最极端的代表是萨伯里乌斯(Sabellius)。他认为天父(Father)和神子(Son)根本就是同一个实体(Substance)，具有同等的神性。可是如果假定上帝和耶稣是同一个实体，就意味着上帝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过难，这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接受的。毕竟，最早的基督徒是从犹太民族中走出来的。犹太教的上帝是神圣的，万能的，不可侵犯的，没有人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中最早把圣父，圣子，圣灵相提并论。复活后的耶稣对信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新约中并没有清楚说明父子灵三者的关系。相提并论并不等于视为一体。最早提出三位一体论的神学家是公元三世纪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但他并不重视圣灵，对三者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解释。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还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根(Origen)。奥利根是一个很有学问又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讲道非常有名气，以至于阿拉伯总督和皇太后都去听他讲道。他虔诚到把自己的性具阉割了以便尔后进入天堂。奥利根虽然坚决地捍卫三位一体的主张，即是说，天父(Father)，神子(Son)和圣灵(Holy Ghost)是同一个神(Godhead)的不同表现，但上帝和神子耶稣有某种区别：神子是上帝的表像(image)，上帝的名字(name)，上帝的脸面(face)；上帝是绝对的统一(absolute unity)，而神子具有多重性(multiplicity)，所以他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发生关系。奥利根对以后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三位一体论明显对立的是阿利乌斯(Arius)的理论。阿利乌斯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非常有名望的长老。他比较喜欢从逻辑和常理来对神学理论进行一些学术性的诠释。阿利乌斯的原著在他被迫害以后已经被销毁。根据他的死敌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 的批判文章的描述，阿利乌斯认为：神子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和上帝相似的实体；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而神子的存在有一个时间起点—他的生日，所以他不是一直和天父同在的，否则神子就不是天父的儿子而会是他的兄弟了，更不能说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神子在被天父创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神子是造物主的产物或“受造物”(The Creature of the Creator)；不能说他既是受造物又是造物主。耶稣的神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以后采纳的(adopted)，所以圣子应该低于圣父，不能与圣父同体，同性，但他是最完美的“首生的”受造物。（亚当和夏娃不是“首生的”。）这一理论又称为“采纳主义”（Adoptionism）。
对阿利乌斯的另一项指控说，阿利乌斯认为耶稣虽然具有神性，但是他本质上是人。耶稣的神性不是在于他的本质(substance)，而是在于它的意志(will)，在于他有坚强的意志去模仿上帝的言行，实现上帝的意旨和救世的愿望。因此，一般的人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去身体力行而成为神。这种“人皆可以为圣贤”的观点对许多基督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却是对耶稣神性的绝对性的一种挑战。阿利乌斯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神，不能说耶稣也是神，不然就变成了多神论。这种看法近乎犹太教的论调。
阿利乌斯派于是与当时被称为“右派奥里根党”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亚历山大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耶稣的绝对神性。他于是召集了有大约一百个埃及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宣布阿利乌斯有罪并罢免其长老神职。但是阿利乌斯并不认输，继续写信给他的信徒和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尼科米蒂亚(Nicomedia) 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尤瑟比乌斯把阿利乌斯接到他的教区保护起来。
注1：当时还有一个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是阿利安党的反对派。两个尤瑟比乌斯都参加了尼西亚主教会议。为了避免混淆，他们的名字后面要加上地名，不太方便。因为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是早期的基督教史学家，比较知名。有些中文书把他译为优比西乌（见任继愈《基督教史》）。也好，索性一个叫优比西乌，另一个叫尤瑟比乌斯，以免混淆。
注2：尼西亚会议以后，阿利乌斯的书被焚毁。现在有关阿利安派的观点都是从优比西乌的基督教史和阿利乌斯的反对派，特别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批判文章和布道稿中得到。
二。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干预与尼西亚大公会议
阿利安教派(Arians)和三位一体教派的冲突日趋白热化，影响所及超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并有可能造成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分裂，终于惊动了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决定基督教命运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入教。从此基督教彻底告别了被迫害的处境，正式取代多神教(Pagan)成为罗马帝国的法定国教。而原来的国教多神教则被定为非法的异端而被取缔。君士坦丁成了基督教史上最有力的护法王。君士坦丁的入教同时又开了政治干预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先河。神学的争论再也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了。
基督教需要君士坦丁的保护，君士坦丁也需要基督教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粘合剂(cement of Empire)。教会的分裂将危及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不得不亲自干预了。公元325年，他采纳了西班牙柯都伐（Cordova）主教荷西乌斯（Hosius）的建议，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附近一个小城尼西亚(Nicea)召开了一个有罗马帝国三百多个主教参加的会议，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会议由荷西乌斯主持。阿利乌斯不是主教，没有资格参加会议，阿利安教派的代表是尤瑟比乌斯。
当时持有非常坚定的立场的人很少。尤瑟比乌斯满怀信心能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亚历山大则下决心要使会议形成决议谴责阿利安主义。但是大多数主教对此前的宗教迫害记忆犹新，不愿意再兴迫害之举而倾向于和解。加上他们对萨波里乌斯的恐惧，所以不太愿意附和亚历山大的主张。君士坦丁的目的本来是想化解争端以促成教会的团结和帝国的统一，也没有打算迫害阿利安派，何况他本来对神学就不甚了了。
可是会议的进程并非如尤瑟比乌斯想象的那么顺利。当他企图论证耶稣只是从属于上帝的时候，许多主教极为反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由几个阿利乌斯的坚定反对派起草了如下的《尼西亚信经》作为大会决议：
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天父，万物的造物主；
我们相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由天父所生，来自天父的本体独生子，他是来自上帝的上帝，来自光的光，来自真神的真神，为神所生而不是被创造，和创造万物的天父为同一实体，他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救世，以神的化身转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受难，在受难的第三天复活升上天堂，并将回来审判所有的生者死者；
我们相信圣灵；
但是对于那些宣称耶稣在他降生之前不存在，宣称他的存在来自虚无，宣称神子和上帝的本质不同，宣称耶稣是被创造出来的并有可能被改变的人们 – 基督教庭(Catholic Church)诅咒你们并把你们逐出教门。
《尼西亚信经》宣判了阿利安党为异端。从此，三位一体(Trinity)成为了基督教义的中枢和灵魂。《尼西亚信经》或曰尼西亚公式(Nicene Formula) 成了三位一体论的正则表述和基督徒受洗的誓词。耶稣的神性得到了神权和皇权的双重保障，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慑于君士坦丁的皇权天威，除了两个人以外，所有的与会主教都在《尼西亚信经》上签了字。其中有些只签字同意三位一体公式，但是没有在谴责开除阿利安党人教籍的文件上签字。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在尼西亚会议全部文件上签字的主教，一律流放，所有阿利乌斯的著作一律烧毁。
尼西亚大公会议还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并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三个教区的大主教以更大的权力。规定主教必须由皇帝任免。政教合一体制在组织上落实了。另外，大会又规定春分月圆后第一个主日为“复活节”。
三）阿利安党的反击
尼西亚会议以后，三位一体派大获全胜，阿利安派遭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失败。但是这种局面仅持续了几年，阿利安党就开始反击。尼西亚会议上的失败使尤瑟比乌斯认识到策略上的错误，立即进行调整。他不再在教义上挑战尼西亚公式，以免激怒君士坦丁皇帝，而是在组织上打倒尼西亚公式的坚定支持者。为此，阿利安党必须首先扭转组织上的被动局面，重新取得皇帝的信任，恢复世俗权力。通过妥协，君士坦丁恢复了尤瑟比乌斯的尼科米蒂亚主教职位。尼科米蒂亚是君士坦丁的夏宫所在地，这使得尤瑟比乌斯能够接近皇室亲贵并取得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好感，任命他为自己的神学顾问。优瑟比乌斯居然由异端党魁摇身一变而为一代帝师。阿利乌斯本人也得到了赦免，结束流放。君士坦丁命令君士坦丁堡教会必须接纳阿利乌斯入教。有了一定地位以后，尤瑟比乌斯领导阿利安党开始发动对尼西亚公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展开攻击。
第一个落马的是安提阿教区主教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罪名是淫乱，专横和异端，被流放到色雷斯。
但是阿利安派最危险的敌人是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亚历山大主教死后他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职位，成了维护尼西亚公式的砥柱。他不但占据要津，而且极端坚定，具有非常深厚的神学素养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另一方面，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也特别重要。罗马帝国境内有四个最重要的基督教中心：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建都以后，帝国的政治重心移到了东部，基督教也因而形成了东西两个中心。西部以罗马城为中心。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加上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有取罗马而代之之势。东西两个政治和宗教中心一直进行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较量。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也在东部，可是因为水路通罗马方便，成为联络东西罗马帝国的枢纽。自从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西亚和埃及以后，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交汇的人文渊薮。基督教的初始信徒都是犹太人，因为受到迫害，逐渐向外国疏散传教，因而有些外国人(gentiles)参加。到君士坦丁时期，非犹太籍的基督徒比例大大增加，而基督教神学也就和希腊文化，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噶哲学融合在一起。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学术中心，执神学之牛耳。这也就是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利安派和三位一体派的争论和分裂会惊动君士坦丁大帝的原因。在尼西亚会议前后，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的作用至关重要。要为阿利安党翻案，必须扳倒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西乌斯。在尔后的斗争中，阿塔纳西乌斯几起几落，成了阿利安主义和三位一体论斗争的晴雨表。
公元331年，阿塔纳西乌斯开始受到人身攻击，君士坦丁大帝没有理睬。可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极端立场和君士坦丁皇帝平衡各教派势力以求帝国统一的国策相悖，所以稍后当尤瑟比乌斯在泰利(Tyre)召开主教会议宣布阿塔纳西乌斯有罪并罢免其教职时，君士坦丁不但没有否决，而且以阿塔纳西乌斯计划阻止税粮从亚历山大里亚运往罗马为由将他流放到高卢(Gaul)。
336年，君士坦丁大帝下旨尤瑟比乌斯编选50部经典，敕令所有教会统一使用。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新约全书》的内容和目次，成为现在的《新约圣经》的蓝本。尤瑟比乌斯的圣眷日隆，权威如日中天。
尼西亚公式的另一个主要维护者是安希拉主教马尔舍鲁斯(Marcellus of Ancyra)。公元336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宣布马尔舍鲁斯有罪并被罢免教职，理由是他“传播萨摩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 的教义”—一种主张上帝是唯一的君王的“君主主义”(Monarchianism)。君士坦丁立即将马尔舍鲁斯流放。阿利安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尼西亚党失宠的另一个标志是，君士坦丁死后在葬礼上为其施洗超度的是他的神学顾问尤瑟比乌斯。
四）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的斗争和瑟尔米安异端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
康斯坦斯(Constans) 和康斯坦蒂乌斯(Constantius)。东罗马帝国由康斯坦蒂乌斯承袭，西罗马帝国由其它两个儿子瓜分 – 康斯坦斯承袭意大利和伊里利亚(Illyria)，君士坦丁二世承袭高尔(Gaul) 和北非。康斯坦斯继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
在东罗马帝国，康斯坦蒂乌斯则是一个阿利安党及其领袖尤瑟比乌斯的坚定支持者，阿利安派在东罗马帝国的势力已在三位一体派之上。此时尤瑟比乌斯已是君士坦丁堡主教，康斯坦蒂乌斯意在树立君士坦丁教区的权威，置其于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之上。安提阿教区不久即落入阿利安派之手。亚历山大里亚不是属于他的领地，且阿塔纳西乌斯是坚定的尼西亚公式捍卫者，所以只好徐徐图之。
西罗马帝国的两兄弟因争权而刀兵相见，无暇东顾。康斯坦蒂乌斯得以便宜行事。公元339年，他将阿塔纳西乌斯第二次流放到罗马。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去世，康斯坦斯统一西罗马，势力大炽。为了避免和康斯坦斯的冲突，康斯坦蒂乌斯寻求东西罗马帝国的和平。康斯坦斯欣然应允，但是希望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康斯坦蒂乌斯只好同意。于是阿塔纳西乌斯于公元346年重回亚历山大里亚任主教。
在这一期间，康斯坦蒂乌斯并没有放弃对阿利安党的支持。有了政治上的地位，阿利安派就开始着手理论上的翻案。公元345年，阿利安党人在安提阿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发布四个圣谕以取代尼西亚公式。350年，康斯坦斯去世，康斯坦蒂乌斯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和绝对统治者。他的三个近侍顾问是铁杆阿利党人。这些顾问向皇帝呈上了一个和尼西亚公式对立的公式，史称“瑟尔米安异端” (Blasphemy of Sermium)，明确地肯定耶稣对上帝的从属地位。这个异端公式宣称：
毫无疑问，天父更为伟大。谁也不准怀疑天父在荣耀，尊严，显赫，威严以及天父本身的名义上都比神子更为伟大。神子自己也亲自作证说，“派我下到人世的天父比我伟大”。谁都不应无知到连这样的基本教义(Catholic doctrine) 都不懂：天父和神子是两个身体(Persons)；天父更伟大，神子及其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属于天父的；天父的存在没有时间原点并且是无形的，不朽的和不可逾越的；而神子是天父所生，是属于神的神，属于光的光；至于他如何出生，除了他的天父以外，谁都不可能知道。
这是和三位一体论针锋相对的教义。康斯坦蒂乌斯皇帝立即用皇权将其推行到整个帝国，连德高望重的荷西乌斯(Hosius of Cordova) 和教皇利波里乌斯(Liberius) 都不得不在瑟尔米安异端公式上签字。
五）阿利安派的失败和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
看来主张二位二体的阿利安派是彻底胜利了。历史上所有胜利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骄傲和分裂。阿利安派最终的失败也没有逃出这一规律。
阿利安派此后分为三派，围绕着天父与神子的关系也分为极端二体派和较为温和折中的两派。尼西亚公式派利用阿利安派中大多数信徒仍然珍惜耶稣的神性这一倾向，适当调整极端立场，给阿利安派中不太坚定的分子以信仰空间，于是阿利安派的折中派立即与尼西亚派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对坚定的阿利安派。此时因为整个罗马帝国都由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一人统治，他没有必要再偏袒仅在东部得势的阿利安派，而要寻求两派和好合作的途径。对于阿利安派的折中派与尼西亚派的联合乐观其成。公元358年，阿利安党的所有反对派在安希拉(Ancyra) 召开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个与瑟尔米安公式对立的公式，肯定神子与天父本质上是一样的。康斯坦蒂乌斯皇帝批准了这一公式。
不久康斯坦蒂乌斯皇帝去世。他的死决定了阿利安派最终覆灭的命运。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以后，没有一个皇帝是支持阿利安派的，而坚定支持尼西亚公式的皇帝倒有好几个，其中最有力的是迪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
公元362年，死灰复燃的阿塔纳西乌斯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在亚历山大里亚召集大公会议。为了团结阿利安党折中派，他在三位一体的提法上采取了兼容的态度，而把圣灵与上帝的统一问题作为会议的中心和与阿利安党争夺的主要阵地。在尼西亚会议上，圣灵问题不是焦点，尼西亚公式只简单地提了一下“我们相信圣灵”。阿塔纳西乌斯是一个具有高度神学觉悟，对于神学理论中与原旨教义相左而又可能导致重大争论甚至教会分裂的修正主义理论有着极为灵敏的宗教洞察力。历史的经验使他懂得及时防止因为神学理论的争论而导致分裂的事件重演，所以他在会议的决议中明确表述圣灵和上帝也是一体的，同时重申阿利安党所谓圣子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理论为异端。
以后的二十年中又召开了几次大公会议进一步确立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地位，并进一步打击阿利安党。公元381年，四世纪下半页最有权威的皇帝迪奥多西乌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对阿利安主义作最终的宣判。这次会议并没有起草新的圣谕，只是重申了尼西亚公式的正确并用更强烈的语言谴责了阿利安主义，称其为Apollinarianism。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又叫第二次全基督教大会 (ecumenical council)，尽管没有西部主教参加，但是西部教会事后接受了大会决议。
阿利安党虽然遭到了理论上的惨败，其影响却远远没有完结。阿利安主义已经在蛮夷部落中广泛传播。当着罗马帝国衰落时，蛮族入侵，建立了三个以阿利安主义为国教的国家：北非的凡多尔(Vandal)，西班牙的维希格斯(Visigoth) 和意大利的伦巴得(Lambard)。他们开始时迫害基督教正统派(Orthodox)，强迫他们接受阿利安主义。后来，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佛兰克（Frank）部族强大，逐渐征服了各部蛮夷，又开始恢复正统基督教的教义。从此，阿利安派再没有翻过身，三位一体教义最终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任何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论俱被视为异端，将被处以严厉的宗教审判。
六）余波 – 东西罗马教会的分裂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确立了，但是却并没有统一的解释。而东西方教会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不同解释便成为双方权力斗争的理论借口，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权力。罗马教区总是坚持罗马教堂是圣彼得建立的教堂，罗马主教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直系传人。罗马主教即是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权力。东罗马的主教们并不买帐，他们认为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罗马皇帝，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自然应该具有领导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理论上，东西教会本来就不乏争执的借口。罗马皇帝为了调和教会的争端，以免教会分裂导致帝国的分裂，多次亲自干预，勉强维持着教会的统一。但是公元六世纪以后，罗马皇帝的权力逐渐衰落，偏安东部，西罗马的世俗权力也逐渐落入罗马教皇之手。教皇公然为佛兰克（Frank）的国王查里曼大帝加冕，俨然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非常恼火。至十世纪以后，分裂终于无法避免。分裂的导火索，便是“圣子之争”（The Filioque controversy）。
在尼西亚信经中有这样一段话：“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不知什么时候，在西罗马教会的拉丁文信经中这句话的后面却加上了“圣子”字样而成为“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而东罗马教会用的希腊文信经仍然是381年通过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原文。809年，西罗马的主教们在日耳曼的阿虔（Aachen）召开大公会议，宣布没有“and the Son ” （拉丁文为Filioque）的希腊文版的信经为异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主教们十分震怒。东罗马教会对西罗马教会不经过全教会的大公会议议决而擅自篡改信经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西罗马教会把“and the son”字样从他们的信经中去掉。他们认为这种篡改意味着西罗马教会把圣灵摆在从属于天父和圣子的地位，违背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东罗马教会只能接受“through the son”而不是“and the son”。西罗马教会不予理睬。于是双方互相宣布将对方开除教籍。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宣布“教皇是异端”。教皇列奥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们于是进入索菲娅大教堂，把一份将君士坦丁堡主教及跟随他的人开除教籍的宣言书置放在神坛上，扬长而去。从此东西罗马的教会分离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通常称西罗马教会为“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称东罗马教会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Catholic的意思是“普遍的，广泛的，公众的”，所以天主教又叫“公教会”或“圣公会”。Orthodox的意思是“正统的，传统的，公认的”，所以东正教也叫“正教会”。但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既是Catholic，也是Orthodox。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至381年在形式上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但对它的解释，却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宗教改革以后，护教的西班牙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皇的海军摧毁于英吉利海峡，梵蒂冈教廷对新教徒再也没有政治军事和组织约束力，新教各派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Monday, January 16, 2012
Tuesday, January 10, 2012
杜欣欣：博尔赫斯与日内瓦
日内瓦的天气一日数变—晴转多云，转阴，小雨。清晨穿过勃朗峰大桥时，明亮的晨光恰好掩住女人脸上不深的皱纹。当我站在棱堡公园的宗教纪念墙前，加尔文雕像的顶上白云依然飘动。然而此刻行人却已裹紧外衣围巾，疾步冷风细雨中。
前几天自伦敦飞来，我先看到了一片散发着钢铁般灰色的云。当机头拉起，我们似要飞入那片云中，云层却平滑地展开，随即倾斜，我这才意识到那不是一片云而是莱蒙湖。随即我又看到了山，云在半山疾走。时而一缕云絮飘落，犹如掉队的孤雁。数日之后，当我感叹瑞士美若仙境，生活却过于昂贵，友人答：“神仙住的地方，自然是天价了。”
倾斜的坡道上，彩石勾勒出最初的日内瓦共和国。这个国家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却也是城堡钟楼俱全。169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城堡内的妇人听到窗外的响动，探身即见攀墙而上的士兵。她机警地泼下滚汤，士兵被烫得大叫。叫声警醒了城中居民，众人奋起抗敌。这场伤亡不过百人的战役令法国人从此断绝了来犯的念头。其后数百年，每逢此时，当地人以浓汤（包括巧克力摹刻的浓汤）举国欢庆。对瑞士人而言，那场战役想必是意味深长，而我每每想来却总感到有几分滑稽。
泼汤女人
卢梭出生的房屋位于“大路”40号，从那里沿黑色的石巷北上，坡道旁皆为坚固却略嫌呆板的灰色楼房。这里是日内瓦老城的居民区，朴素简要，游客绝迹。一家小蔬果店透出些许活泼的暖色，小店的对面即是28号。那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楼面挂着一帧灰色的牌子“豪. 路.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ugust 24 ，1899－June 14， 1986）。1986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来到日内瓦，不久即搬至这里。他写道：“我感到神秘的幸福，并决心做一名隐士。” 数月之后，作家在这片毫无生命的灰色中辞世。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5岁时，他随父亲来到日内瓦。虽然欧洲的革命家或阴谋家早已在此聚会，但当时的瑞士农牧业并不发达，有些讲究的南美富裕农场主旅行时还带上自己喜爱的奶牛。文化背景深厚的博氏家族并不富裕，也未打算长住，但一战却使他们滞留于此。在加尔文学院，12岁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博尔赫斯，又阅读了叔本华，尼采，惠特曼…….。他不但掌握了法语拉丁语，还借助字典及海涅的诗歌自学德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他汲取着营养，并继续文学创作。两年之后，博尔赫斯回到故乡，不久即成为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描述了那段困居日内瓦的岁月：“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现在还是更熟悉日内瓦，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因很简单：在日内瓦，你找不到两个相像的街角，并很快能记住它们的差别。”据说那套公寓至今还在，只是那条街的名字由马拉尼改为费迪南霍德拉（二十世纪的瑞士画家）。布宜诺斯艾利斯阳光充足，冷湿多雾的日内瓦曾令博尔赫斯伤感：“（那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时光，很不自由，总是下着细雨，记起它来我总感到一种愤恨”。虽然日内瓦因莱蒙湖，莱蒙湖又因雨雾而成为一座善于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当时的博尔赫斯难免带有太年轻的伤感。也幸亏年轻，很多年之后，博尔赫斯笔下的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那“蒙住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雨》 陈东飙陈子弘译）。
布德弗广场
“我见过繁星般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摘自《醉舟》（兰波 Arthur Rimbaud， 飞白译）
当少年博尔赫斯读着兰波的诗，沿着冰封的罗讷（Rhone ）散步时，这条河上已经有过七座风格迥异的桥。她的第一座桥曾界定过野蛮和文明，摧毁它的凯撒为日内瓦取名为“湖注入之城”。那与帝国丝缕相连的罗马人市场如今被称作布德弗广场（Place du Bourg-de-Four ）。在博尔赫斯的少年时代，市场里还有很多姑娘。在一个晚春的午后，父亲带着17岁的博尔赫斯来到市场的旧址。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姑娘。犹如古罗马的贵族少年，博尔赫斯在妓院里失去了童贞。很久以后，当被问及为何作品甚少涉及爱情时，博尔赫斯回答：“无法再创女性的神秘。”或许那第一次太过直白？或许“父亲可能是同一女孩的恩客”的担心挥之不去？很多年以后，当博尔赫斯重返日内瓦，他形容自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里。因为我的青春期，所有那些，都发生在那里。”时间是真正的诗人，她诗性地放大了美丽。
1975年，博尔赫斯虚构了自己与“另一个我”在一条灰色的河边不期而遇，河中漂着薄冰。这一个博尔赫斯说此地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另一个却坚信自己坐在莱蒙湖畔的长凳上。为了证明他们是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1914年的博尔赫斯向1969年的博尔赫斯提到曾祖父传下的银质茶壶，挂在马鞍上的银脸盆，衣橱内的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未提阿根廷老家的那只石龟。
据说早在博尔赫斯出生之前，那只用来净水的石龟就已经呆在天井里，博尔赫斯从小就对它感到好奇。那时的他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据说当他出生时，父亲曾欣喜地对母亲高喊：“他有一双酷似你的蓝眼睛！”父亲以为具有蓝眼睛的儿子可以避免家族六代人的眼疾，却不知道所有的婴儿都有那样的一双蓝眼睛。在《另一个我》中的博尔赫斯已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命运赐予他掌管八十万册图书不久也给了他黑暗。于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对年轻的那一个说：“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失去您的视力…..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像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一个视图书馆为天堂的人难以分辨封面与目录，个中的“不方便”怎能如暮色降临般的平静？然而，博尔赫斯理智地接受了命运，继而以荷马或弥尔顿式的从容读写口授，他甚至自嘲道：“我的世界声誉犹如失明一样逐渐而至”。
莱蒙湖上的寒风与焚风合为一股，将大喷泉吹成扇面。山林时隐时现。在雾的间歇中，莱蒙湖犹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手中的地图被吹走了，一个姑娘俯身拾起，交还给我。我向她询问Plainpalais 公墓，她笑着摇头。又问了几个路人，无人知晓。这并不奇怪，瑞士居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仅日内瓦，每天从法国过境来上班的就高达五万人。这五万人中包括了我的朋友斯蒂芬。
因为斯蒂芬，我得以在CERN（欧洲核研究组织的法语简称）的宿舍下榻。这个机构位于日内瓦城西北，但有一扇大门开在法国境内。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共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连水池内的水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看着贴在墙上的使用厨房须知，我不由地想瑞士人真是喜欢各类规定，那些规定包括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十点之后用抽水马桶冲水等等。CERN食堂的地面画了不同颜色的线，以方便走向机构内的不同区域。此地的一切好似日内瓦的缩影—-地方虽小，国际化程度却高；操多种语言，却依然不脱印欧语系；表面上不豪华却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精英气；管理得太井井有条，太有效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
几年前，我曾到过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我看着人们聚舞欢歌，而瑞士的巴塞尔市禁止当众大笑的法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在布市，即便是最热闹的社区，游客最多的地方，依然可见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人们就在那下面穿行，而在瑞士，任何一天，任何一处都不得当众晾晒衣物。在布市，游客迟早会在五月广场上遭遇抗议的人群，而瑞士的游客却极少看到示威游行。博尔赫斯为何要离开家乡，终老于此？
我沿着石巷寻找，灰色的雾从巷口涌入，周边的色彩更快速地流失。据说在盲人的视界里，红色完全消失，白色或已消失或与灰色混淆。他们所见的多为黄蓝色的雾霭。那种雾色总给我粘粘的感觉，纯粹的黑暗也许还好些。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叹道：“我是朦胧的时间的囚徒，没有黎明和黄昏，只有夜晚。我只能用诗歌，塑造我荒凉的世界。”从《恶棍列传》至《虚构集》，这个博学的时间囚徒描绘过玫瑰街角的黑帮，遥远南方的高卓牧人…。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他虚构的间谍为云南总督崔朋的后代，那个崔朋不仅撰写过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制作过一个时间的迷宫。在《杜撰集》中，博尔赫斯进一步以时间或空间作为小说的主角，构思着玄奥神秘。在文学创作中，从现实到虚幻犹如一道光谱，博氏因早年阅读哲学书籍，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冷寂的图书馆内，直到晚年才结束独身的生活，其生存状态文学构思更偏于虚幻。他的小说曾引发过无数年轻的奇思异想，研究者甚至认为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可是我却觉得其后期小说的题材偏于哲思而疏于情感。
走过钟表游丝般的街巷，阴郁的天色已将咖啡客驱入室内。黄叶飘落钟楼前，秋色已至。上次来时，这里坐着一个醉汉，短衣短裤，喊叫着讨钱。钟楼门洞前站着一位老者，着米色风衣，行人经过，他静静地伸出手，而街口即是日内瓦最昂贵的那条街，橱窗内的一块手表动辄上万瑞士法郎。绕过钟楼，我又看到了“日内瓦，避难之城”(Geneva Cite de Refvge)的刻字。几百年来，这座城市收留过多少流亡者，他们中既有新教的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仁人。如今的瑞士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欲死之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是博尔赫斯终老于此的原因。阅读他的访谈和传记，我只能猜测：或许是为了避开因新婚而引发的争议，也或许是厌倦被当作阿根廷的文化象征？如是，避难之城名符其实。
在避开有轨电车的街上，在几栋居民楼之间，我终于找到了Plainpalais墓地。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当局认为他作为阿根廷文化旗帜应该归葬故里，甚至已经决定将他安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人墓地（Recoleta Cemetery），这种情形令瑞士当局相当棘手，经过仔细审视才将他安葬于此，这里也安葬了加尔文。
在我前面，几个半大的小子推开了公墓的铁门。进门之后，他们就在通道上追逐打闹。按照姓氏，博尔赫斯的墓地排名靠前，墓号为735。一眼望过去，这里几无欧洲知名墓地里常见的俗套或灵性的雕塑，绿地上星点着简单的墓碑，开阔得难以置信。循小路找寻墓号应该不难。然而当我找到734和736号之后，却依然看不到735号。墓号在逐渐增大，或在逐渐缩小，难道735只是一个虚构？难道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也藏着几条“交叉小径”？
我再次走回墓园门口查询墓地指南。此时守墓人已经离去，孩子们依然在草地上追逐。墓地旁的居民楼上一声呼唤，其中的一个孩子飞奔而去。原来那里还藏着另一扇门，门外依稀有人走动。终于在距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735号，它的邻里居然是800多号。
博尔赫斯墓
一方极为简单的墓碑，石迹斑斑，好像经过了一个世纪。死者大名之下是一幅浅浮雕，但那必须蹲下才能看清。浮雕上刻着一队人，侧身大头，额顶一只如鸟般的大眼睛。他们弯曲着双腿，似乎是站在甲板上，手中还握着类似中古世纪的兵器。墓碑下方的刻字被细叶灌木掩蔽，拨开枝叶看了看，上书“And Ne Fortedan Na（注1）”，完全不知所云。模糊的碑文证实了石头的劣质，也暗示着掩埋的仓促。我几乎可以断定，如不加以维护，大概过不了二十年，日内瓦的风雨会将碑文完全抹去。这或许正是博尔赫斯所要的结局—“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诗艺》 陈众议译）
我曾拜访过罗马城内埋葬雪莱，济慈的新教墓场，拉文那的但丁墓园。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群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们，眼疾日益恶化似乎出世的博尔赫斯也不例外。面对获得民心的庇隆军人独裁政权，他写道：“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因为不与独裁政权合作，他被迫离开图书馆的职位。
我在墓前盘桓。此时仿佛是“黄昏的背面”，周围“鸟的啁啾，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都是过去的细节。”（《失去的公园》黄灿然译）。当“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诗人安睡的日内瓦可是“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陈东飙陈子弘译）……… 这些美丽的文字让我不断吟诵，墓前的紫色花瓣在诗歌中苏醒。
我动身离去，走到墓园门口，才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天逐渐黑了下来，空旷的墓园遗我一人。“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余辉》陈众议译）墓园之外，不见来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助。当我攀上墓园的铁栏门，一位女士自远处走来。匆忙中的她看到铁门上的我，停住了脚步。听了解释，她就开始拨打电话。她说的是法语，大概是寻求警察帮助，对方显然不解活人怎会被关闭在墓园内。正说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跳了过来，后面跟着它的主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看到铁栏门内外的我们，他突然明白了。他屈身蹲下，拔出门底的一根铁拴。大门随即打开，竟然毫无悬念！
注1：经查证，墓碑上的四个字是 盎格鲁—-撒克逊文：切勿恐惧。
此文参考《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七夕谈》，林一安译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
《Jorge Luis Borges：A Literay Biography》，Emir Rodriguez Monegal著。
记于2010年9月27日
前几天自伦敦飞来，我先看到了一片散发着钢铁般灰色的云。当机头拉起，我们似要飞入那片云中，云层却平滑地展开，随即倾斜，我这才意识到那不是一片云而是莱蒙湖。随即我又看到了山，云在半山疾走。时而一缕云絮飘落，犹如掉队的孤雁。数日之后，当我感叹瑞士美若仙境，生活却过于昂贵，友人答：“神仙住的地方，自然是天价了。”
倾斜的坡道上，彩石勾勒出最初的日内瓦共和国。这个国家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却也是城堡钟楼俱全。169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城堡内的妇人听到窗外的响动，探身即见攀墙而上的士兵。她机警地泼下滚汤，士兵被烫得大叫。叫声警醒了城中居民，众人奋起抗敌。这场伤亡不过百人的战役令法国人从此断绝了来犯的念头。其后数百年，每逢此时，当地人以浓汤（包括巧克力摹刻的浓汤）举国欢庆。对瑞士人而言，那场战役想必是意味深长，而我每每想来却总感到有几分滑稽。
泼汤女人
卢梭出生的房屋位于“大路”40号，从那里沿黑色的石巷北上，坡道旁皆为坚固却略嫌呆板的灰色楼房。这里是日内瓦老城的居民区，朴素简要，游客绝迹。一家小蔬果店透出些许活泼的暖色，小店的对面即是28号。那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楼面挂着一帧灰色的牌子“豪. 路.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ugust 24 ，1899－June 14， 1986）。1986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来到日内瓦，不久即搬至这里。他写道：“我感到神秘的幸福，并决心做一名隐士。” 数月之后，作家在这片毫无生命的灰色中辞世。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5岁时，他随父亲来到日内瓦。虽然欧洲的革命家或阴谋家早已在此聚会，但当时的瑞士农牧业并不发达，有些讲究的南美富裕农场主旅行时还带上自己喜爱的奶牛。文化背景深厚的博氏家族并不富裕，也未打算长住，但一战却使他们滞留于此。在加尔文学院，12岁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博尔赫斯，又阅读了叔本华，尼采，惠特曼…….。他不但掌握了法语拉丁语，还借助字典及海涅的诗歌自学德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他汲取着营养，并继续文学创作。两年之后，博尔赫斯回到故乡，不久即成为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描述了那段困居日内瓦的岁月：“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现在还是更熟悉日内瓦，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因很简单：在日内瓦，你找不到两个相像的街角，并很快能记住它们的差别。”据说那套公寓至今还在，只是那条街的名字由马拉尼改为费迪南霍德拉（二十世纪的瑞士画家）。布宜诺斯艾利斯阳光充足，冷湿多雾的日内瓦曾令博尔赫斯伤感：“（那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时光，很不自由，总是下着细雨，记起它来我总感到一种愤恨”。虽然日内瓦因莱蒙湖，莱蒙湖又因雨雾而成为一座善于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当时的博尔赫斯难免带有太年轻的伤感。也幸亏年轻，很多年之后，博尔赫斯笔下的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那“蒙住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雨》 陈东飙陈子弘译）。
布德弗广场
“我见过繁星般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摘自《醉舟》（兰波 Arthur Rimbaud， 飞白译）
当少年博尔赫斯读着兰波的诗，沿着冰封的罗讷（Rhone ）散步时，这条河上已经有过七座风格迥异的桥。她的第一座桥曾界定过野蛮和文明，摧毁它的凯撒为日内瓦取名为“湖注入之城”。那与帝国丝缕相连的罗马人市场如今被称作布德弗广场（Place du Bourg-de-Four ）。在博尔赫斯的少年时代，市场里还有很多姑娘。在一个晚春的午后，父亲带着17岁的博尔赫斯来到市场的旧址。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姑娘。犹如古罗马的贵族少年，博尔赫斯在妓院里失去了童贞。很久以后，当被问及为何作品甚少涉及爱情时，博尔赫斯回答：“无法再创女性的神秘。”或许那第一次太过直白？或许“父亲可能是同一女孩的恩客”的担心挥之不去？很多年以后，当博尔赫斯重返日内瓦，他形容自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里。因为我的青春期，所有那些，都发生在那里。”时间是真正的诗人，她诗性地放大了美丽。
1975年，博尔赫斯虚构了自己与“另一个我”在一条灰色的河边不期而遇，河中漂着薄冰。这一个博尔赫斯说此地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另一个却坚信自己坐在莱蒙湖畔的长凳上。为了证明他们是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1914年的博尔赫斯向1969年的博尔赫斯提到曾祖父传下的银质茶壶，挂在马鞍上的银脸盆，衣橱内的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未提阿根廷老家的那只石龟。
据说早在博尔赫斯出生之前，那只用来净水的石龟就已经呆在天井里，博尔赫斯从小就对它感到好奇。那时的他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据说当他出生时，父亲曾欣喜地对母亲高喊：“他有一双酷似你的蓝眼睛！”父亲以为具有蓝眼睛的儿子可以避免家族六代人的眼疾，却不知道所有的婴儿都有那样的一双蓝眼睛。在《另一个我》中的博尔赫斯已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命运赐予他掌管八十万册图书不久也给了他黑暗。于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对年轻的那一个说：“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失去您的视力…..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像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一个视图书馆为天堂的人难以分辨封面与目录，个中的“不方便”怎能如暮色降临般的平静？然而，博尔赫斯理智地接受了命运，继而以荷马或弥尔顿式的从容读写口授，他甚至自嘲道：“我的世界声誉犹如失明一样逐渐而至”。
莱蒙湖上的寒风与焚风合为一股，将大喷泉吹成扇面。山林时隐时现。在雾的间歇中，莱蒙湖犹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手中的地图被吹走了，一个姑娘俯身拾起，交还给我。我向她询问Plainpalais 公墓，她笑着摇头。又问了几个路人，无人知晓。这并不奇怪，瑞士居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仅日内瓦，每天从法国过境来上班的就高达五万人。这五万人中包括了我的朋友斯蒂芬。
因为斯蒂芬，我得以在CERN（欧洲核研究组织的法语简称）的宿舍下榻。这个机构位于日内瓦城西北，但有一扇大门开在法国境内。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共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连水池内的水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看着贴在墙上的使用厨房须知，我不由地想瑞士人真是喜欢各类规定，那些规定包括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十点之后用抽水马桶冲水等等。CERN食堂的地面画了不同颜色的线，以方便走向机构内的不同区域。此地的一切好似日内瓦的缩影—-地方虽小，国际化程度却高；操多种语言，却依然不脱印欧语系；表面上不豪华却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精英气；管理得太井井有条，太有效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
几年前，我曾到过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我看着人们聚舞欢歌，而瑞士的巴塞尔市禁止当众大笑的法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在布市，即便是最热闹的社区，游客最多的地方，依然可见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人们就在那下面穿行，而在瑞士，任何一天，任何一处都不得当众晾晒衣物。在布市，游客迟早会在五月广场上遭遇抗议的人群，而瑞士的游客却极少看到示威游行。博尔赫斯为何要离开家乡，终老于此？
我沿着石巷寻找，灰色的雾从巷口涌入，周边的色彩更快速地流失。据说在盲人的视界里，红色完全消失，白色或已消失或与灰色混淆。他们所见的多为黄蓝色的雾霭。那种雾色总给我粘粘的感觉，纯粹的黑暗也许还好些。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叹道：“我是朦胧的时间的囚徒，没有黎明和黄昏，只有夜晚。我只能用诗歌，塑造我荒凉的世界。”从《恶棍列传》至《虚构集》，这个博学的时间囚徒描绘过玫瑰街角的黑帮，遥远南方的高卓牧人…。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他虚构的间谍为云南总督崔朋的后代，那个崔朋不仅撰写过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制作过一个时间的迷宫。在《杜撰集》中，博尔赫斯进一步以时间或空间作为小说的主角，构思着玄奥神秘。在文学创作中，从现实到虚幻犹如一道光谱，博氏因早年阅读哲学书籍，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冷寂的图书馆内，直到晚年才结束独身的生活，其生存状态文学构思更偏于虚幻。他的小说曾引发过无数年轻的奇思异想，研究者甚至认为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可是我却觉得其后期小说的题材偏于哲思而疏于情感。
走过钟表游丝般的街巷，阴郁的天色已将咖啡客驱入室内。黄叶飘落钟楼前，秋色已至。上次来时，这里坐着一个醉汉，短衣短裤，喊叫着讨钱。钟楼门洞前站着一位老者，着米色风衣，行人经过，他静静地伸出手，而街口即是日内瓦最昂贵的那条街，橱窗内的一块手表动辄上万瑞士法郎。绕过钟楼，我又看到了“日内瓦，避难之城”(Geneva Cite de Refvge)的刻字。几百年来，这座城市收留过多少流亡者，他们中既有新教的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仁人。如今的瑞士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欲死之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是博尔赫斯终老于此的原因。阅读他的访谈和传记，我只能猜测：或许是为了避开因新婚而引发的争议，也或许是厌倦被当作阿根廷的文化象征？如是，避难之城名符其实。
在避开有轨电车的街上，在几栋居民楼之间，我终于找到了Plainpalais墓地。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当局认为他作为阿根廷文化旗帜应该归葬故里，甚至已经决定将他安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人墓地（Recoleta Cemetery），这种情形令瑞士当局相当棘手，经过仔细审视才将他安葬于此，这里也安葬了加尔文。
在我前面，几个半大的小子推开了公墓的铁门。进门之后，他们就在通道上追逐打闹。按照姓氏，博尔赫斯的墓地排名靠前，墓号为735。一眼望过去，这里几无欧洲知名墓地里常见的俗套或灵性的雕塑，绿地上星点着简单的墓碑，开阔得难以置信。循小路找寻墓号应该不难。然而当我找到734和736号之后，却依然看不到735号。墓号在逐渐增大，或在逐渐缩小，难道735只是一个虚构？难道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也藏着几条“交叉小径”？
我再次走回墓园门口查询墓地指南。此时守墓人已经离去，孩子们依然在草地上追逐。墓地旁的居民楼上一声呼唤，其中的一个孩子飞奔而去。原来那里还藏着另一扇门，门外依稀有人走动。终于在距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735号，它的邻里居然是800多号。
博尔赫斯墓
一方极为简单的墓碑，石迹斑斑，好像经过了一个世纪。死者大名之下是一幅浅浮雕，但那必须蹲下才能看清。浮雕上刻着一队人，侧身大头，额顶一只如鸟般的大眼睛。他们弯曲着双腿，似乎是站在甲板上，手中还握着类似中古世纪的兵器。墓碑下方的刻字被细叶灌木掩蔽，拨开枝叶看了看，上书“And Ne Fortedan Na（注1）”，完全不知所云。模糊的碑文证实了石头的劣质，也暗示着掩埋的仓促。我几乎可以断定，如不加以维护，大概过不了二十年，日内瓦的风雨会将碑文完全抹去。这或许正是博尔赫斯所要的结局—“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诗艺》 陈众议译）
我曾拜访过罗马城内埋葬雪莱，济慈的新教墓场，拉文那的但丁墓园。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群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们，眼疾日益恶化似乎出世的博尔赫斯也不例外。面对获得民心的庇隆军人独裁政权，他写道：“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因为不与独裁政权合作，他被迫离开图书馆的职位。
我在墓前盘桓。此时仿佛是“黄昏的背面”，周围“鸟的啁啾，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都是过去的细节。”（《失去的公园》黄灿然译）。当“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诗人安睡的日内瓦可是“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陈东飙陈子弘译）……… 这些美丽的文字让我不断吟诵，墓前的紫色花瓣在诗歌中苏醒。
我动身离去，走到墓园门口，才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天逐渐黑了下来，空旷的墓园遗我一人。“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余辉》陈众议译）墓园之外，不见来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助。当我攀上墓园的铁栏门，一位女士自远处走来。匆忙中的她看到铁门上的我，停住了脚步。听了解释，她就开始拨打电话。她说的是法语，大概是寻求警察帮助，对方显然不解活人怎会被关闭在墓园内。正说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跳了过来，后面跟着它的主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看到铁栏门内外的我们，他突然明白了。他屈身蹲下，拔出门底的一根铁拴。大门随即打开，竟然毫无悬念！
注1：经查证，墓碑上的四个字是 盎格鲁—-撒克逊文：切勿恐惧。
此文参考《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七夕谈》，林一安译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
《Jorge Luis Borges：A Literay Biography》，Emir Rodriguez Monegal著。
记于2010年9月27日
Thursday, January 5, 2012
美国选举常见术语
缺席投票（Absentee voting）
缺席投票能够让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选民参加投票。选民可因不同原因无法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例如身居国外、身患疾病、在旅行途中或服兵役等。缺席投票让登记选民可以邮寄自己的选票。联邦法律《服役公民与海外公民缺席投票法》（Uniformed and Overseas Citizens Absentee Voting Act）确定了总统大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所有其他类型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由各州制定，因而有所不同。在俄勒冈州，所有选举投票都以邮寄方式进行，但选民也可以选择亲自前往郡投票站投票。
公民表决提案（Ballot initiative）
公民表决提案（有些州使用proposition，即“提案”一词）是美国直接民主的实例，公民可以以这种方式提出立法措施或修订州宪法。一些提案旨在废除现行的某项州法。各州对将提案付诸选举投票所需要的签名人数有不同规定。这些提案在大多数、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需经简单多数批准。另见公民复决（征询民意提案）。
博客（Blog）
博客为网上博客（weblog）的缩写，是一种在线日志。候选人利用博客向浏览其网站的人介绍自己的活动。其他人使用博客跟踪竞选议题和动态。政治博客由博客人（blogger）编写，他们以自身的观点发表评论和张贴消息。政治博客如同一般博客一样，反映多种声音。
蓝州（Blue state）
蓝州一词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另见红州。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导致1976美国最高法院对竞选资助法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中有关财务披露、捐款限制以及总统大选公共资金的规定。法院推翻了该法对竞选开支的限制，但运用公共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自愿接受的开支限额不在此涵盖范围。因此，这项裁决使国会议员候选人（无公共资金）的竞选开支不受限制，也使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但不与任何候选人或竞选活动协作——的个人或团体可以无限额地投入资金。这项裁决还确定，对没有接受公共资金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个人资金不必有任何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预选会议/核心小组（Caucus）
预选会议是地方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一个政党在市、镇或者郡县中的注册党员对支持本党哪一位候选人作出决定。在州选举或全国联邦职位竞选中，这些地方会议意见的总汇结果决定了该州党员所支持的候选人。Caucus一词也用来指由一些民选官员基于共同目标组成的团体，旨在为支持共同的政治议程作政策规划，例如著名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和“国会拉美裔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Hispanic Caucus）。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分别致力于讨论和推进各自选民群体的利益。
挑战者（Challenger）
挑战者指与现任官员竞争该职位的候选人。另见现任官员。
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最高法院2010年对此案的裁决确立，股东和其他群体享有与他们作为个人会享有的相同权利。法院还裁定，政府不得限制这些群体为支持或批评政治候选人作出的开支规模。另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非开放式初选（Closed Primary）
指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将某位候选人提名为本党竞选某一职位的正式候选人的党内选举。非开放初选只限于举行选举的政党的注册党员参加投票。无党派选民收到在同日进行的有关其他事项和无党派竞选的选票。另见初选。
燕尾提举力（Coattails）
“燕尾提举力”是从绅士长礼服后面的下摆（即“燕尾”）引申而来。在美国政治中，它指一位声望高的在职官员或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借自己的实力给本党其他候选人增加得胜机会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位候选人有能力让其他人借自己的声望同时取胜。
代表大会（Convention）
在总统大选年，当各州的初选与预选会议结束后，各政党分别集会选举一位总统提名人——通常情况下是在初选中获胜并获得最多的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总统提名人通常选择一名竞选伙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总统提名人也可以不推荐任何人选，而由与会代表推举副总统候选人。
会后弹升（Convention bounce）
指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几天内，民意调查表明该候选人声望上升的现象。
选民（Constituency）
一位政府官员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他/她的选民。这个词有时仅指那些投票选出该官员的选民。总统的选民包括全体美国人民; 一位市长的选民包括该市或该镇的居民。
辩论（Debate）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方参加的安排有序的讨论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辩论逐渐成为候选人阐述其本人及所属政党的观点并回答媒体或观众提问的电视转播节目。辩论也可通过广播电台、因特网或在社区集会场所进行。辩论可在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中进行。
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分掌政府指总统属于一个政党，而国会至少有一院（参议院或众议院）由反对党控制的政治局面。此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州一级，即州长属于一个党，而州议会由另一党控制。在美国政府制度中常常出现两党分掌局面。
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
选举协助委员会根据2002年《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成立，主要作为选举信息全国交流中心和资源中心。它也审视联邦选举的管理和程序。
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产生，这个制度规定给予每个州与其国会议员人数等同的选举人票。哥伦比亚特区有3张选举人票。在总计538张选举人票中，一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270票才能当选。
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这项1971年制定的法律确立了联邦选举的资金规则，曾于1974年、1976年及1979年三度修订。该法要求候选人及政治委员会公开资金来源及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了联邦选举期间接受捐款及使用开支的规则；它还对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总统竞选作出了规定。
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执行联邦竞选财务法。联邦选举委员会包括在参议院建议和同意的情况下由总统任命的6名委员。联邦选举委员会基于1974年对《1971年联邦竞选法》的修正案设立。
前置（Front-loading）
前置是指大选年中将州预选会议和州初选的日程安排越来越提前于全国大选日的做法。一个州希望通过将其初选日期提前，为该州属意的总统候选人造成有决定意义的声势，以便对政党的总统提名具有格外的影响力。
领先者（Front-runner）
在任何选举或提名过程中呼声最高或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被称为领先者。
僵局（Gridlock）
在政治运作中，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制造障碍，阻止或严重阻碍就立法或政策问题达成妥协的情况被称为僵局。
硬钱/软钱（Hard money/Soft money）
硬钱/软钱这两个名词用来区分受制于和不受制于联邦竞选财务法律约束的竞选资金。硬钱是指由个体或团体直接向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提供的捐款。此类捐款受到法律约束。软钱是指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捐款，只能用于公民活动，如动员选民登记、政党建设活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用于支持州和地方候选人。法律规定，“软钱”捐款不得用于直接支持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裁决支持2002年国会通过的对软钱捐款的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哈奇法》（Hatch Act）
《哈奇法》限制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的雇员，以及从事与联邦资助项目有关工作的州和地方雇员的政治活动。根据这项立法，有关雇员可以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但是不得利用官方权势来影响选举，包括不得在工作时索取或接受政治捐款以及从事政治活动——其中包括穿戴或展示政治宣传品。受《哈奇法》管辖的雇员可以在非党派选举中竞选职位，例如参加许多学校的董事会选举，但不得在党派选举中参选。
《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
为了解决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遇到的投票问题，国会通过了《帮助美国投票法》。这项立法鼓励州和地方政府淘汰打卡及杠杆投票机。根据《帮助美国投票法》的规定，自2003年以来已向州拨款29亿美元，用于改进选举程序。这项立法还设立了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为管理联邦选举以及选举法和选举项目提供支持。
赛马（Horse race）
对竞选活动的一种比喻，用于描述旗鼓相当的角逐，并传达出人们观看竞技比赛时的激动情绪。
现任官员（Incumbent）
目前在职的个人被称为现任官员。从历届选举看，现任官员获选连任的机率高于平均水平。
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
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或选民被称为无党派人士。
跛脚鸭（Lame duck）
跛脚鸭是指一位处于从选举其继任者到其继任者上任的这段时期内的民选官员。这位官员的政治地位因其任期将满而减弱。
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获胜候选人的得票数远远高于竞争对手，称为压倒性胜利。
对等资金或公共资金（Matching funds or public funding）
同意限制其竞选开支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获得公共资金资助。来自个人的、总计不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可以带来从总统选举竞选基金（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Fund）中拨出的对等资金。此项基金来源包括由有资格的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上自愿认捐的每人3美元。另见纳税人认捐机制。
《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McCain-Feingold）
正式名称为《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是根据两位主要参议院发起人（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和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法因戈尔德）命名，旨在消除“软钱”对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影响。该法取消了过去允许使用软钱帮助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漏洞”（即立法疏漏）。另见硬钱/软钱。
负面广告（Negative ads）
负面广告是指为争取选民而进行的破坏对手形象、攻击对方人品或攻击对手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绩的宣传。
被提名人（Nominee）
被其他人推选参加职位竞选的人称为被提名人。被提名人可以在初选或预选会议中产生。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名参选人申请竞选政治职位，则无须进一步选举，该参选人直接成为该党的被提名人。
开放式初选（Open primary）
在开放式初选中所有登记选民均可投票，不论他们登记自己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另见初选。
政纲（Platform）
政纲是指一个政党有关其原则和目标的正式书面声明，在总统选举提名过程中形成并公布，经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另一个较宽泛的用法是指候选人在一系列政治议题上的立场。
简单多数票（Plurality）
简单多数票是选举中确定获胜者的方式之一。简单多数票指的是，一个候选人获得的选票票数多于任何对手、但可能没有超过总票数的一半。例如，如果一位候选人赢得30%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也赢得30%的选票，而第三位候选人赢得40%的选票，那么，第三位候选人就赢得了简单多数票，成为获胜者。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隶属公司、工会或其他组织，与政党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委员会捐款给候选人，并从事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的活动，旨在推动某些具体立法议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会员、雇员或股东的自愿捐款。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影响力和数量上有明显增加：1976年有608个；2010年有大约5400个。
民意调查（Poll/polling）
公共民意调查是指民意调查公司通过向随机抽选的一批公民提出一系列标准问题而进行的调查。正确的调查应能反映对整体人口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和持这些观点的人口比例。公共民意调查能够显示许多美国人如何看候选人及议题。另见导向性民意调查。
初选（Primary）
初选是州一级选举。选民在初选中选出隶属于某一政党、将在今后大选中与另一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的候选人。初选可以是“开放式”（Open），即允许州里任何一名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决定政党候选人；也可以是 “非开放式”（closed），即只允许属于某一政党的登记选民投票选举该党的候选人。另见非开放式初选和开放式初选。
提案（Proposition）
见选票提案和公投。
抗议票(Protest vote）
投给第三党候选人的票，意不在选举该候选人，而是表达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的不满。
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
见对等资金。
导向性民意调查（Push polling）
这是一种公共民意调查技巧，通过向选民提出有关一个议题或一位候选人的某类具体问题，对可能的竞选主题进行试探。另见民意调查。
选区重划（Redistricting）
指 在州内对选举国会众议员的选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州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力图掌控重新划分选区的法律和政治机制——通常是经由州立法机构，以便让重划选区给自己的政党带来选举优势。
红州（Red state）
红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政策的州。另见蓝州。
公民复决（Referendum）
州立法机构将是否批准某一立法措施交由选民投票决定的做法被称为公民复决，亦称征询民意提案，或公投。这个词与提案或表决提案等经常交替使用。
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
单一席位选区是美国选举产生联邦和州议员的现行体制，即每一选区有一个议员席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单一席位”制意味着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政党获胜。欧洲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system），其选区范围相对大得多，可使数个候选人基于各党得票比例同时当选。
软钱（Soft money）
见硬钱/软钱。
话语片段（Sound bite）
话语片段是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说过的可被引用的原话片断，被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反复使用。负面广告经常使用对立候选人的话语片段，以突出其某一不受欢迎的立场。
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
指由竞选班子雇用的媒体或政治顾问，用以确保让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佳宣传报道。这些媒体顾问的作用是把一种情形或事件朝着对自己一方尽可能有利的方向 “发挥”。
意向测验/投票（Straw poll/vote）
指一种非正式调查投票，用于预测正式投票的结果或衡量公职候选人在未来竞选中的相对实力。意向投票结果良好可以给候选人打气，但并不一定预示着以后的成功。
摇摆选民（Swing voters）
不忠于某一特定政党的选民对一个议题或候选人的立场如何“摇摆”，可能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作用。摇摆不定的选民经常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改变自己的选择。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
这一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选择保持匿名的捐助者那里征集数额不受限制的捐款，但是不得直接向具体的竞选活动捐款，也不得与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协调。另见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 这一用语从1988年开始流行，当时一些南方州联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地区初选，以期提升南方各州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的重要性，减弱艾奥瓦预选和新罕布什尔初选等早期投票结果的影响。今天，该用语的意义已经较为宽泛，多指在总统初选季节不同地区于一个或数个星期二可能举行的数场州级初选。这些集中举行的初选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投票结果会产生一大批全国党代会代表，可能导致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某些人士脱颖而出或被迫出局。2012年的“超级星期二”为3月6日。但是，由于一些州已将初选日期提前，因此今年“超级星期二”的重要性将不如往年。
纳税人认捐机制（Taxpayer check-off system）
纳税人认捐机制允许美国纳税人在缴纳年度联邦所得税时捐款3美元，作为资助总统竞选的公共资金。如有意提供此项捐款，纳税人只需在税表中勾选有关栏目即可。提供此项捐款并不增加或降低个人所得税，只意味着纳税人同意将3美元的税款存入总统竞选基金。另见对等资金。
任期限制（Term limits）
任期限制指公职人员或议员可担任某一职务的时间限度。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任（8年）。然而，对美国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均无任期限制。某些州和地方的公职也有任期限制。
第三党（Third party）
除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主宰美国政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拥有一定民众支持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任何一个政党均被称为第三党。
拆分投票（Ticket splitting）
所谓“拆分投票”是指在同一次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例如将总统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而将参议员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由于这些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中选择了两个或多个政党的候选人，因此被视为“拆分”选票。
现场交流会（Town hall meeting）
现场交流会，亦称社民会议，是指一位现任官员或一位公职候选人与通常是当地人的普通民众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人们在会上向官员或候选人直接提问。
跟踪调查（Tracking survey）
跟踪调查是一种民调形式，可帮助候选人在竞选活动的不同阶段了解或“跟踪”选民的情绪变化。调查开始时，民调人员连续三晚向同样人数的选民提问，例如每晚400人，三晚共1200人。在第四天晚上，民调人员再采访另外400人，将他们的反馈意见输入资料库，同时删除第一晚的反馈意见，以此类推。因此，跟踪调查始终保持最后三晚获得的1200人的反馈意见。竞选班子可以逐渐对整个民调资料进行分析，从中了解某些竞选活动对选民态度产生的影响。另见民意调查。
－－原载：《美国参考》，2012-01-05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01/20120105104451x0.0510174.html#axzz1icxDExRs
缺席投票能够让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选民参加投票。选民可因不同原因无法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例如身居国外、身患疾病、在旅行途中或服兵役等。缺席投票让登记选民可以邮寄自己的选票。联邦法律《服役公民与海外公民缺席投票法》（Uniformed and Overseas Citizens Absentee Voting Act）确定了总统大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所有其他类型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由各州制定，因而有所不同。在俄勒冈州，所有选举投票都以邮寄方式进行，但选民也可以选择亲自前往郡投票站投票。
公民表决提案（Ballot initiative）
公民表决提案（有些州使用proposition，即“提案”一词）是美国直接民主的实例，公民可以以这种方式提出立法措施或修订州宪法。一些提案旨在废除现行的某项州法。各州对将提案付诸选举投票所需要的签名人数有不同规定。这些提案在大多数、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需经简单多数批准。另见公民复决（征询民意提案）。
博客（Blog）
博客为网上博客（weblog）的缩写，是一种在线日志。候选人利用博客向浏览其网站的人介绍自己的活动。其他人使用博客跟踪竞选议题和动态。政治博客由博客人（blogger）编写，他们以自身的观点发表评论和张贴消息。政治博客如同一般博客一样，反映多种声音。
蓝州（Blue state）
蓝州一词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另见红州。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导致1976美国最高法院对竞选资助法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中有关财务披露、捐款限制以及总统大选公共资金的规定。法院推翻了该法对竞选开支的限制，但运用公共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自愿接受的开支限额不在此涵盖范围。因此，这项裁决使国会议员候选人（无公共资金）的竞选开支不受限制，也使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但不与任何候选人或竞选活动协作——的个人或团体可以无限额地投入资金。这项裁决还确定，对没有接受公共资金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个人资金不必有任何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预选会议/核心小组（Caucus）
预选会议是地方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一个政党在市、镇或者郡县中的注册党员对支持本党哪一位候选人作出决定。在州选举或全国联邦职位竞选中，这些地方会议意见的总汇结果决定了该州党员所支持的候选人。Caucus一词也用来指由一些民选官员基于共同目标组成的团体，旨在为支持共同的政治议程作政策规划，例如著名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和“国会拉美裔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Hispanic Caucus）。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分别致力于讨论和推进各自选民群体的利益。
挑战者（Challenger）
挑战者指与现任官员竞争该职位的候选人。另见现任官员。
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最高法院2010年对此案的裁决确立，股东和其他群体享有与他们作为个人会享有的相同权利。法院还裁定，政府不得限制这些群体为支持或批评政治候选人作出的开支规模。另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非开放式初选（Closed Primary）
指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将某位候选人提名为本党竞选某一职位的正式候选人的党内选举。非开放初选只限于举行选举的政党的注册党员参加投票。无党派选民收到在同日进行的有关其他事项和无党派竞选的选票。另见初选。
燕尾提举力（Coattails）
“燕尾提举力”是从绅士长礼服后面的下摆（即“燕尾”）引申而来。在美国政治中，它指一位声望高的在职官员或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借自己的实力给本党其他候选人增加得胜机会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位候选人有能力让其他人借自己的声望同时取胜。
代表大会（Convention）
在总统大选年，当各州的初选与预选会议结束后，各政党分别集会选举一位总统提名人——通常情况下是在初选中获胜并获得最多的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总统提名人通常选择一名竞选伙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总统提名人也可以不推荐任何人选，而由与会代表推举副总统候选人。
会后弹升（Convention bounce）
指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几天内，民意调查表明该候选人声望上升的现象。
选民（Constituency）
一位政府官员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他/她的选民。这个词有时仅指那些投票选出该官员的选民。总统的选民包括全体美国人民; 一位市长的选民包括该市或该镇的居民。
辩论（Debate）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方参加的安排有序的讨论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辩论逐渐成为候选人阐述其本人及所属政党的观点并回答媒体或观众提问的电视转播节目。辩论也可通过广播电台、因特网或在社区集会场所进行。辩论可在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中进行。
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分掌政府指总统属于一个政党，而国会至少有一院（参议院或众议院）由反对党控制的政治局面。此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州一级，即州长属于一个党，而州议会由另一党控制。在美国政府制度中常常出现两党分掌局面。
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
选举协助委员会根据2002年《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成立，主要作为选举信息全国交流中心和资源中心。它也审视联邦选举的管理和程序。
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产生，这个制度规定给予每个州与其国会议员人数等同的选举人票。哥伦比亚特区有3张选举人票。在总计538张选举人票中，一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270票才能当选。
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这项1971年制定的法律确立了联邦选举的资金规则，曾于1974年、1976年及1979年三度修订。该法要求候选人及政治委员会公开资金来源及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了联邦选举期间接受捐款及使用开支的规则；它还对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总统竞选作出了规定。
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执行联邦竞选财务法。联邦选举委员会包括在参议院建议和同意的情况下由总统任命的6名委员。联邦选举委员会基于1974年对《1971年联邦竞选法》的修正案设立。
前置（Front-loading）
前置是指大选年中将州预选会议和州初选的日程安排越来越提前于全国大选日的做法。一个州希望通过将其初选日期提前，为该州属意的总统候选人造成有决定意义的声势，以便对政党的总统提名具有格外的影响力。
领先者（Front-runner）
在任何选举或提名过程中呼声最高或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被称为领先者。
僵局（Gridlock）
在政治运作中，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制造障碍，阻止或严重阻碍就立法或政策问题达成妥协的情况被称为僵局。
硬钱/软钱（Hard money/Soft money）
硬钱/软钱这两个名词用来区分受制于和不受制于联邦竞选财务法律约束的竞选资金。硬钱是指由个体或团体直接向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提供的捐款。此类捐款受到法律约束。软钱是指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捐款，只能用于公民活动，如动员选民登记、政党建设活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用于支持州和地方候选人。法律规定，“软钱”捐款不得用于直接支持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裁决支持2002年国会通过的对软钱捐款的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哈奇法》（Hatch Act）
《哈奇法》限制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的雇员，以及从事与联邦资助项目有关工作的州和地方雇员的政治活动。根据这项立法，有关雇员可以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但是不得利用官方权势来影响选举，包括不得在工作时索取或接受政治捐款以及从事政治活动——其中包括穿戴或展示政治宣传品。受《哈奇法》管辖的雇员可以在非党派选举中竞选职位，例如参加许多学校的董事会选举，但不得在党派选举中参选。
《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
为了解决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遇到的投票问题，国会通过了《帮助美国投票法》。这项立法鼓励州和地方政府淘汰打卡及杠杆投票机。根据《帮助美国投票法》的规定，自2003年以来已向州拨款29亿美元，用于改进选举程序。这项立法还设立了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为管理联邦选举以及选举法和选举项目提供支持。
赛马（Horse race）
对竞选活动的一种比喻，用于描述旗鼓相当的角逐，并传达出人们观看竞技比赛时的激动情绪。
现任官员（Incumbent）
目前在职的个人被称为现任官员。从历届选举看，现任官员获选连任的机率高于平均水平。
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
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或选民被称为无党派人士。
跛脚鸭（Lame duck）
跛脚鸭是指一位处于从选举其继任者到其继任者上任的这段时期内的民选官员。这位官员的政治地位因其任期将满而减弱。
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获胜候选人的得票数远远高于竞争对手，称为压倒性胜利。
对等资金或公共资金（Matching funds or public funding）
同意限制其竞选开支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获得公共资金资助。来自个人的、总计不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可以带来从总统选举竞选基金（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Fund）中拨出的对等资金。此项基金来源包括由有资格的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上自愿认捐的每人3美元。另见纳税人认捐机制。
《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McCain-Feingold）
正式名称为《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是根据两位主要参议院发起人（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和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法因戈尔德）命名，旨在消除“软钱”对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影响。该法取消了过去允许使用软钱帮助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漏洞”（即立法疏漏）。另见硬钱/软钱。
负面广告（Negative ads）
负面广告是指为争取选民而进行的破坏对手形象、攻击对方人品或攻击对手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绩的宣传。
被提名人（Nominee）
被其他人推选参加职位竞选的人称为被提名人。被提名人可以在初选或预选会议中产生。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名参选人申请竞选政治职位，则无须进一步选举，该参选人直接成为该党的被提名人。
开放式初选（Open primary）
在开放式初选中所有登记选民均可投票，不论他们登记自己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另见初选。
政纲（Platform）
政纲是指一个政党有关其原则和目标的正式书面声明，在总统选举提名过程中形成并公布，经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另一个较宽泛的用法是指候选人在一系列政治议题上的立场。
简单多数票（Plurality）
简单多数票是选举中确定获胜者的方式之一。简单多数票指的是，一个候选人获得的选票票数多于任何对手、但可能没有超过总票数的一半。例如，如果一位候选人赢得30%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也赢得30%的选票，而第三位候选人赢得40%的选票，那么，第三位候选人就赢得了简单多数票，成为获胜者。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隶属公司、工会或其他组织，与政党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委员会捐款给候选人，并从事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的活动，旨在推动某些具体立法议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会员、雇员或股东的自愿捐款。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影响力和数量上有明显增加：1976年有608个；2010年有大约5400个。
民意调查（Poll/polling）
公共民意调查是指民意调查公司通过向随机抽选的一批公民提出一系列标准问题而进行的调查。正确的调查应能反映对整体人口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和持这些观点的人口比例。公共民意调查能够显示许多美国人如何看候选人及议题。另见导向性民意调查。
初选（Primary）
初选是州一级选举。选民在初选中选出隶属于某一政党、将在今后大选中与另一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的候选人。初选可以是“开放式”（Open），即允许州里任何一名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决定政党候选人；也可以是 “非开放式”（closed），即只允许属于某一政党的登记选民投票选举该党的候选人。另见非开放式初选和开放式初选。
提案（Proposition）
见选票提案和公投。
抗议票(Protest vote）
投给第三党候选人的票，意不在选举该候选人，而是表达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的不满。
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
见对等资金。
导向性民意调查（Push polling）
这是一种公共民意调查技巧，通过向选民提出有关一个议题或一位候选人的某类具体问题，对可能的竞选主题进行试探。另见民意调查。
选区重划（Redistricting）
指 在州内对选举国会众议员的选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州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力图掌控重新划分选区的法律和政治机制——通常是经由州立法机构，以便让重划选区给自己的政党带来选举优势。
红州（Red state）
红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政策的州。另见蓝州。
公民复决（Referendum）
州立法机构将是否批准某一立法措施交由选民投票决定的做法被称为公民复决，亦称征询民意提案，或公投。这个词与提案或表决提案等经常交替使用。
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
单一席位选区是美国选举产生联邦和州议员的现行体制，即每一选区有一个议员席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单一席位”制意味着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政党获胜。欧洲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system），其选区范围相对大得多，可使数个候选人基于各党得票比例同时当选。
软钱（Soft money）
见硬钱/软钱。
话语片段（Sound bite）
话语片段是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说过的可被引用的原话片断，被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反复使用。负面广告经常使用对立候选人的话语片段，以突出其某一不受欢迎的立场。
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
指由竞选班子雇用的媒体或政治顾问，用以确保让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佳宣传报道。这些媒体顾问的作用是把一种情形或事件朝着对自己一方尽可能有利的方向 “发挥”。
意向测验/投票（Straw poll/vote）
指一种非正式调查投票，用于预测正式投票的结果或衡量公职候选人在未来竞选中的相对实力。意向投票结果良好可以给候选人打气，但并不一定预示着以后的成功。
摇摆选民（Swing voters）
不忠于某一特定政党的选民对一个议题或候选人的立场如何“摇摆”，可能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作用。摇摆不定的选民经常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改变自己的选择。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
这一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选择保持匿名的捐助者那里征集数额不受限制的捐款，但是不得直接向具体的竞选活动捐款，也不得与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协调。另见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 这一用语从1988年开始流行，当时一些南方州联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地区初选，以期提升南方各州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的重要性，减弱艾奥瓦预选和新罕布什尔初选等早期投票结果的影响。今天，该用语的意义已经较为宽泛，多指在总统初选季节不同地区于一个或数个星期二可能举行的数场州级初选。这些集中举行的初选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投票结果会产生一大批全国党代会代表，可能导致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某些人士脱颖而出或被迫出局。2012年的“超级星期二”为3月6日。但是，由于一些州已将初选日期提前，因此今年“超级星期二”的重要性将不如往年。
纳税人认捐机制（Taxpayer check-off system）
纳税人认捐机制允许美国纳税人在缴纳年度联邦所得税时捐款3美元，作为资助总统竞选的公共资金。如有意提供此项捐款，纳税人只需在税表中勾选有关栏目即可。提供此项捐款并不增加或降低个人所得税，只意味着纳税人同意将3美元的税款存入总统竞选基金。另见对等资金。
任期限制（Term limits）
任期限制指公职人员或议员可担任某一职务的时间限度。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任（8年）。然而，对美国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均无任期限制。某些州和地方的公职也有任期限制。
第三党（Third party）
除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主宰美国政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拥有一定民众支持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任何一个政党均被称为第三党。
拆分投票（Ticket splitting）
所谓“拆分投票”是指在同一次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例如将总统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而将参议员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由于这些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中选择了两个或多个政党的候选人，因此被视为“拆分”选票。
现场交流会（Town hall meeting）
现场交流会，亦称社民会议，是指一位现任官员或一位公职候选人与通常是当地人的普通民众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人们在会上向官员或候选人直接提问。
跟踪调查（Tracking survey）
跟踪调查是一种民调形式，可帮助候选人在竞选活动的不同阶段了解或“跟踪”选民的情绪变化。调查开始时，民调人员连续三晚向同样人数的选民提问，例如每晚400人，三晚共1200人。在第四天晚上，民调人员再采访另外400人，将他们的反馈意见输入资料库，同时删除第一晚的反馈意见，以此类推。因此，跟踪调查始终保持最后三晚获得的1200人的反馈意见。竞选班子可以逐渐对整个民调资料进行分析，从中了解某些竞选活动对选民态度产生的影响。另见民意调查。
－－原载：《美国参考》，2012-01-05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01/20120105104451x0.0510174.html#axzz1icxDExRs
方励之：普适性一例——伽利略相對性原理
普适性，普世性，普识性，等等“普”族词汇近年变得相当普及，普通。至于什么是普适性？什么是普世性？有没有区别？似乎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解。但，至少在实证科学和宗教信仰两个领域中，它们的意义还是清楚的。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让你们带
着几支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支大碗，其中有几
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
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
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
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也不
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
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
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
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
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
你也将和以前一样，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北极光：加拿大的土著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
最近，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个老问题又成了报纸，电视，互联网上的头条新闻，引起了加拿大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加拿大的土著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es)的问题。
上个月，安大略省北部一个人口两千一百人,名字叫Attawapiskat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保留地还有90多位居民住在简易的棚子里，没有抽水马桶，暖气设备也很差。联邦政府很快派出官员前往调查，并要求将该保留地置于第三方的管理之下，即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也不是联邦政府官员管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自2006年以来，联邦政府给这个保留地总共拨款九千多万元，为何还出现这种问题，政府想知道印第安人首领等人是如何管理财政的。为此，政府还派出一名专业会计来查账，但这个会计反被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们赶了出来。在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些住简易棚的印第安人如果出了健康和人命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件事哈泊总理和主管部长亲自介入，反对党领导人要求马上派军队支援，给这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运送临时住房和各种物资。总之，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政府履行历史上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情况，很多仍悬而未决的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要求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我曾因工作关系去过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全家也曾驾车旅游探险，穿过或进入过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所以我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有点兴趣，也有一点粗浅的了解，我想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谈谈加拿大的两大历史问题之一，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另一个历史问题是法语省份魁北克的独立倾向问题。
(一) 印第安人的称呼问题
本文前面一直使用的印第安人(Indian)这一传统的称呼是不正确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上不正确，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就像现在不能再叫黑人Negro一样。现在对印第安人的正确称呼是Aboriginal people(加拿大的原住民)。原住民是欧洲白人来加拿大之前就已在加拿大世代生活和繁衍的民族和人民。加拿大宪法承认的加拿大原住民包括三种人：
(1) 印第安人(Indians，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irst Nations), 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或第一国家的人民。First Nations是特指印第安人的，Nation用复数，First Nations 又可叫作Indian Bands，Band一词，我个人的理解是聚集在一起的同族人的意思。Indian一词现在很少单独使用了。
(2) 梅惕人(Métis). 这一民族是指早期来北美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婚产生的后代。
(3) 因纽特人( Inuit)，就是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Eskimos一词现在已不用来指因纽特人了。
这三种加拿大的原住民各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在加拿大经常看到的印第安人图腾柱是印第安人精神的象征。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会标就是由五个奥运环和因纽特人的inukshuk 组成的。inukshuk(因纽克竖克) 就是因纽特人在无边无际的冰雪荒原上用石块堆起的人形指示标记。这个人形的石堆结构有指示方向和储存食物两种功能。它是因纽特人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在加拿大的礼品店里inukshuk 是经常看到纪念品。
2003年8月，我曾有机会到北极圈附近的一个联邦政府的资源和地质勘探机构访问，飞机票和住宿均由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负责安排。当我乘的飞机到达靠近北极圈的上空时，我从飞机上往下看，那景色真是非常壮观，先看到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再往北看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我当时在飞机上曾想象过到了冬天的情景。我在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迷失了方向，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因纽特人的inukshuk，我看到了生的希望，因为那堆石头的下面藏有食物，它还帮我辩清了方向，找到了返回住地的路线。我内心充满了对因纽特人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原住民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事务的部门过去叫“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现在叫“原住民事务和北方发展部”(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
(二) 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和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数量。
根据最近从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得到的信息，加拿大全国现有六百三十六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遍布全国的每一个省份。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是一百一十七万两千七百八十五人(1,172,785)，占加拿大全部人口的3.8%, 其中First Nation people (印第安人)占60%，梅 惕人(Métis)占33%，因纽特人占4% 。加拿大的原住民是加拿大各种族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现在的人口肯定又有相当大的增长。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的加拿大原住民绝大部分是First Nation people(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村镇和社区里。梅 惕人(Métis)的大部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根据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划拨的供印第安人专门使用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自1876年至今，总共经历了20次大的修改。这部法律给出了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定义，规定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使用和管理的方针。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六百多块根据印第安人法划拨给印第安人使用的土地。印第安人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叫Band Government，政府的首脑仍叫 Indian Chief (印第安人首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都是自治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集体在自己保留地的范围内，按加拿大印第安人法的有关指导方针进行自我管理。保留地的领导层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选举产生的。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有些就在加拿大人居住的城镇附近，有些甚至邻近大城市，但大部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小和规模也不一样，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都有。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居住和生活的原住民必须按照印第安人法的要求到保留地政府注册登记，领取原住民身份证。持有原住民身份证的人才能享受政府给予原住民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其原住民的身份才能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承认。
(三)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致情况。
加拿大各省和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状况是有差异的，具体和详细的情况很难搞清楚。我只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表面和大致的情况，出于对原住民隐私的尊重，对于不对旅游者开放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本文不给出具体和详细的保留地名称和地理位置。
加拿大中部的农业大省萨斯喀彻温省是印第安人数量较大，印第安人保留地较多的省份。前些年，我在这个省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万多人的小城市里，市里的印第安人数量很大。我们这个城市周围几十公里内就有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向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个保留地属于我工作单位的服务范围，我到这个保留地去过多次。我到这个保留地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联邦政府投资建的高中，学生全部是周围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但教师几乎全部是白人。学校里的各种标记和牌子都写有两种文字，英语和印第安人的CREE 语。我每次到这里来都是开公家的车，车身上印有我所在的部门的名称和标记，当地人熟悉这个车，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和这里毫无关系的非印第安人，擅自闯入人家的领地是不明智的，这里的人民曾世世代代靠猎枪，弓箭，大刀谋生，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非常的麻烦，皇家骑警来了也很难处理。
印第安人保留地实际上就是印第安人村，村里住的全部是印第安人。远远望去，保留地就是一大块空旷的土地上有一片房子，和加拿大的村镇差不多。在高速公路旁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有时会树一块提示牌，让你知道你正在通过XXX印第安人保留地，对于远离高速公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一般没有任何标志。但当接近印第安人保留地时，你会发现这些保留地和白人的村镇不一样。首先，整个保留地好像没有什么规划，房子盖的东一个，西一个，杂乱无章 ，其次，道路全部是土路或沙石路，很少柏油路。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白人村镇中标志清楚的街道招牌，修剪整齐的草坪，很少看到摆放在街道边上，房子外面的鲜花。但印第安人住的房子里的设备和加拿大人是一样，卫生间里是24小时冷热水，冬天暖气也可以设置到恒温22C，做饭也用电炉和天然气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情景，在一大片还是原始状态的土地上，原始的树林，草地，原始的河流湖泊，过去是一片印第安人帐篷的地方，现在是一片漂亮的房子，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碟形卫星天线。
除了有工作关系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他的保留地我只是开车经过，从来不敢冒然进入。有一个周末，我开车带太太和女儿兜风，心血来潮，想开着自家的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看看。我们的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来到了村口，村口处的一栋房子的房顶上有三个印第安人正在修房顶，看到我们的红色轿车驶来，这三个人全部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房顶上警觉地注视着我们，见此情况，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不想往人家的猎枪上撞，只好调头回家了。
有一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一家三口想到远处走走。我打看地图，看到我们家的北部大约七百公里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我们就决定到那里看看。看什么？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去看看湖边的原始森林，看看森林里野生的黑熊。那个地方就是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一个大镇La Ronge，人口2700，再往北走，就都是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了，没什么人烟了。
La Ronge 的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开车沿着原始森林中的土公路漫无目标地走了2个多小时，希望能碰到野生的黑熊，但没有看到任何黑熊。森林中的土公路都是通往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到一个大房子外面的牌子才知道我们到的地方是Lac La Ronge Indian Band 的自治政府所在地。Lac La Ronge Indian Band是加拿大的十个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人口八千多，分别居住在18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较大的保留地占地面积达三万四千多英亩。我们开车转了转，看到了医院，办公机关(Band Office)，商店等。我们在一个小商店外面停下车，进出商店的印第安人热情的向我们招手，我让车里的太太和女儿也向印第安人招手。我们本想到店里买点水和食物，但我刚从车里出来，两个印第安人妇女就过来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说了一通印第安语，我一句也不懂，赶紧笑着和她们招招手，然后钻进车里。两个印第安人妇女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直到我们开车离去。显然，人家误以为我们也是印第安人，这也是我们这家中国人敢闯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原因，白人是不干冒然闯进保留地这种事的。但我们不能开口说话，我们一讲英语，人家就发觉不对劲了。我们东西没买成，决定走为上策。出了这个保留地，我们仔细看了带来的地图，决定到有旅游景点的史坦利密深(Stanley Mission)印第安人保留地 去看看。
我们的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到达了史坦利密深。这里是旅游开放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白人到这一带野营露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顾虑，碰到印第安人就用英语或法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最主要的景点是一个建于1856年的教堂，由早期的英国传教士修建。教堂在一个小岛上，我们花钱请印第安人用船把我们送到岛上，参观了教堂。教堂的后面是墓地，印第安人的坟墓用木栏围起来，墓碑上刻有CREE和英文两种文字。在教堂的门口，我们碰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印第安小男孩，我让女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照个相，照完后，我对女儿说：“你长得和他们一样，你就留在这里当印第安人吧”，惹得女儿很不高兴。我问两个孩子家住那里，没想到孩子们回答说：“We are Indians, we live on this Reserve(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住在这个保留地)”。我听后，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孩子们很清楚自己受人歧视的身份。我问两个孩子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黑熊，他们马上说愿意带我们到树林中去看，但我们却退缩了，我们没有孩子们面对野生黑熊的胆量，只好推脱告辞了。
(四) 印第安人享受的特殊经济和免税待遇
由于历史上加拿大政府和印第安人各部落签订的条约，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注册印第安人享受一些特殊的经济和免税待遇。这些待遇因不同省和不同地区而不同，因不同的保留地而不同，也因历史上签订的不同条约而不同，非常繁杂，非专业人员很难了解和掌握详细的情况。大致地概括一下，这些经济和免税待遇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联邦政府有责任每年按条约规定向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支付一笔生活费
2.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有权进行非商业性的狩猎，捕鱼活动，可以捕杀野生动物。
3.在保留地工作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所得税
4.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房地产税
5.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购物和服务税(GST&PST)
6.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有些省需交的医疗保险金
7.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享受从小学至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8. 在保留地内开采石油，铺设管道的公司需直接向保留地政府交纳费用
由于基本生活有保障，所以有很多印第安人一生不用工作，无所事事，闲散一生。这是引起很多加拿大人不满的一个因素。
(五)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有历史原因。现在对有色人种的公开歧视是违法的，但很多加拿大人对一些种族的偏见很难消除，比如对黑人，印度人，印第安人，中东人，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和偏见就较普遍，这和这些种族的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与欧洲裔的白人相差太大有直接关系。印第安人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和那些外来的黑人，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很多印第安人信基督教。但为什么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仍普遍存在，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拿大人对政府每年需向印第安人支付巨额纳税人的钱不满。
2. 很多印第安人不工作，一生闲散，所以印第安民族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3. 印第安人对白人占领原属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圈在保留地里耿耿于怀，对融入主流社会持消极态度。
4. 有些印第安人酗酒赌博，枪击暴力事件也在一些保留地时有发生。
我的这些看法主要是从和自己的白人同事，朋友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的，不是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曾两次和自己单位的白人主任同车外出时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两位主任的反映几乎完全相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阿尔伯塔省，当我们的车驶过一个保留地时，主任神情紧张，猛然加快车速，我不解的问主任为什么紧张加速，主任回答说：“我们正在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印第安人经常酗酒后驾车，很危险”。另一次是在萨斯喀彻温省，我和另一位主任开车经过一个小镇，看到路边站着一些印第安人，主任也是神情紧张，对我说：“这些人看上去就不像好公民，开快点，赶紧通过这段路”。和单位的其他人谈到印第安人时，听到的也是印第安人懒惰，就知道花纳税人的钱等一类的抱怨。
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试图融合印第安人的极端做法，如开始于19世纪终止于1996年的印第安人儿童寄宿学校制度(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这一制度就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印第安人把学龄儿童送到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受教育，学生全部寄宿学校，远离家庭和父母，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印第安儿童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经过几代人之后，使印第安人最终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但到了现在，这一制度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伯代表政府公开就寄宿学校制度向印第安人道歉，并决定对曾经是寄宿学校受害者的学生给予经济赔偿。
(六) 印第安人问题既是加拿大的老问题也是加拿大的新资源
最近加拿大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组织再次提出要加大对印第安人的投资，大力开发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认为加拿大在对不讲英法语的新移民的语言培训方面投资巨大，得不偿失，不如把钱花在对印第安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上。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考虑，减少外来移民，通过培训原住民来解决劳工短缺的办法是一举两得的高明之策。首先，印第安人口中的青少年占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一支年青的劳动大军，其次，印第安人生于本土长于本土，他们对加拿大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保护加拿大的环境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没有语言和适应加拿大社会的问题。再有他们不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加拿大人对大批涌入的移民并不满意，因为很多人来自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和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人在花了巨资对这些外来人进行语言和技能培训后，发现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加拿大本地人提供的服务不是一个档次和水平，而且少数新移民不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缺乏在加拿大这种国家生活应有的基本文明和礼貌。还有些人虐待妇女，吸毒贩毒，从事谋杀和暴力活动，像苍蝇和臭虫一样污染和毒化加拿大的社会。总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加拿大人民是非常善良和包容的人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和平共处的一种希望，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加拿大的华裔公民，我们感激加拿大接纳了我们全家，给了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生活的机会。我们热爱加拿大这片广阔而美丽的土地，愿意了解加拿大的人民，学习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愿意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融入加拿大的社会。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印第安民族的人民能早日从幸运的人民，不争气的民族变为幸运的人民，大有可为的民族。
寄自加拿大，2011 年 12 月 25 日
上个月，安大略省北部一个人口两千一百人,名字叫Attawapiskat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保留地还有90多位居民住在简易的棚子里，没有抽水马桶，暖气设备也很差。联邦政府很快派出官员前往调查，并要求将该保留地置于第三方的管理之下，即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也不是联邦政府官员管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自2006年以来，联邦政府给这个保留地总共拨款九千多万元，为何还出现这种问题，政府想知道印第安人首领等人是如何管理财政的。为此，政府还派出一名专业会计来查账，但这个会计反被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们赶了出来。在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些住简易棚的印第安人如果出了健康和人命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件事哈泊总理和主管部长亲自介入，反对党领导人要求马上派军队支援，给这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运送临时住房和各种物资。总之，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政府履行历史上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情况，很多仍悬而未决的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要求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我曾因工作关系去过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全家也曾驾车旅游探险，穿过或进入过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所以我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有点兴趣，也有一点粗浅的了解，我想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谈谈加拿大的两大历史问题之一，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另一个历史问题是法语省份魁北克的独立倾向问题。
(一) 印第安人的称呼问题
本文前面一直使用的印第安人(Indian)这一传统的称呼是不正确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上不正确，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就像现在不能再叫黑人Negro一样。现在对印第安人的正确称呼是Aboriginal people(加拿大的原住民)。原住民是欧洲白人来加拿大之前就已在加拿大世代生活和繁衍的民族和人民。加拿大宪法承认的加拿大原住民包括三种人：
(1) 印第安人(Indians，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irst Nations), 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或第一国家的人民。First Nations是特指印第安人的，Nation用复数，First Nations 又可叫作Indian Bands，Band一词，我个人的理解是聚集在一起的同族人的意思。Indian一词现在很少单独使用了。
(2) 梅惕人(Métis). 这一民族是指早期来北美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婚产生的后代。
(3) 因纽特人( Inuit)，就是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Eskimos一词现在已不用来指因纽特人了。
这三种加拿大的原住民各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在加拿大经常看到的印第安人图腾柱是印第安人精神的象征。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会标就是由五个奥运环和因纽特人的inukshuk 组成的。inukshuk(因纽克竖克) 就是因纽特人在无边无际的冰雪荒原上用石块堆起的人形指示标记。这个人形的石堆结构有指示方向和储存食物两种功能。它是因纽特人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在加拿大的礼品店里inukshuk 是经常看到纪念品。
2003年8月，我曾有机会到北极圈附近的一个联邦政府的资源和地质勘探机构访问，飞机票和住宿均由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负责安排。当我乘的飞机到达靠近北极圈的上空时，我从飞机上往下看，那景色真是非常壮观，先看到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再往北看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我当时在飞机上曾想象过到了冬天的情景。我在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迷失了方向，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因纽特人的inukshuk，我看到了生的希望，因为那堆石头的下面藏有食物，它还帮我辩清了方向，找到了返回住地的路线。我内心充满了对因纽特人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原住民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事务的部门过去叫“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现在叫“原住民事务和北方发展部”(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
(二) 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和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数量。
根据最近从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得到的信息，加拿大全国现有六百三十六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遍布全国的每一个省份。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是一百一十七万两千七百八十五人(1,172,785)，占加拿大全部人口的3.8%, 其中First Nation people (印第安人)占60%，梅 惕人(Métis)占33%，因纽特人占4% 。加拿大的原住民是加拿大各种族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现在的人口肯定又有相当大的增长。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的加拿大原住民绝大部分是First Nation people(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村镇和社区里。梅 惕人(Métis)的大部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根据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划拨的供印第安人专门使用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自1876年至今，总共经历了20次大的修改。这部法律给出了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定义，规定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使用和管理的方针。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六百多块根据印第安人法划拨给印第安人使用的土地。印第安人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叫Band Government，政府的首脑仍叫 Indian Chief (印第安人首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都是自治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集体在自己保留地的范围内，按加拿大印第安人法的有关指导方针进行自我管理。保留地的领导层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选举产生的。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有些就在加拿大人居住的城镇附近，有些甚至邻近大城市，但大部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小和规模也不一样，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都有。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居住和生活的原住民必须按照印第安人法的要求到保留地政府注册登记，领取原住民身份证。持有原住民身份证的人才能享受政府给予原住民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其原住民的身份才能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承认。
(三)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致情况。
加拿大各省和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状况是有差异的，具体和详细的情况很难搞清楚。我只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表面和大致的情况，出于对原住民隐私的尊重，对于不对旅游者开放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本文不给出具体和详细的保留地名称和地理位置。
加拿大中部的农业大省萨斯喀彻温省是印第安人数量较大，印第安人保留地较多的省份。前些年，我在这个省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万多人的小城市里，市里的印第安人数量很大。我们这个城市周围几十公里内就有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向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个保留地属于我工作单位的服务范围，我到这个保留地去过多次。我到这个保留地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联邦政府投资建的高中，学生全部是周围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但教师几乎全部是白人。学校里的各种标记和牌子都写有两种文字，英语和印第安人的CREE 语。我每次到这里来都是开公家的车，车身上印有我所在的部门的名称和标记，当地人熟悉这个车，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和这里毫无关系的非印第安人，擅自闯入人家的领地是不明智的，这里的人民曾世世代代靠猎枪，弓箭，大刀谋生，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非常的麻烦，皇家骑警来了也很难处理。
印第安人保留地实际上就是印第安人村，村里住的全部是印第安人。远远望去，保留地就是一大块空旷的土地上有一片房子，和加拿大的村镇差不多。在高速公路旁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有时会树一块提示牌，让你知道你正在通过XXX印第安人保留地，对于远离高速公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一般没有任何标志。但当接近印第安人保留地时，你会发现这些保留地和白人的村镇不一样。首先，整个保留地好像没有什么规划，房子盖的东一个，西一个，杂乱无章 ，其次，道路全部是土路或沙石路，很少柏油路。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白人村镇中标志清楚的街道招牌，修剪整齐的草坪，很少看到摆放在街道边上，房子外面的鲜花。但印第安人住的房子里的设备和加拿大人是一样，卫生间里是24小时冷热水，冬天暖气也可以设置到恒温22C，做饭也用电炉和天然气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情景，在一大片还是原始状态的土地上，原始的树林，草地，原始的河流湖泊，过去是一片印第安人帐篷的地方，现在是一片漂亮的房子，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碟形卫星天线。
除了有工作关系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他的保留地我只是开车经过，从来不敢冒然进入。有一个周末，我开车带太太和女儿兜风，心血来潮，想开着自家的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看看。我们的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来到了村口，村口处的一栋房子的房顶上有三个印第安人正在修房顶，看到我们的红色轿车驶来，这三个人全部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房顶上警觉地注视着我们，见此情况，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不想往人家的猎枪上撞，只好调头回家了。
有一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一家三口想到远处走走。我打看地图，看到我们家的北部大约七百公里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我们就决定到那里看看。看什么？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去看看湖边的原始森林，看看森林里野生的黑熊。那个地方就是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一个大镇La Ronge，人口2700，再往北走，就都是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了，没什么人烟了。
La Ronge 的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开车沿着原始森林中的土公路漫无目标地走了2个多小时，希望能碰到野生的黑熊，但没有看到任何黑熊。森林中的土公路都是通往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到一个大房子外面的牌子才知道我们到的地方是Lac La Ronge Indian Band 的自治政府所在地。Lac La Ronge Indian Band是加拿大的十个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人口八千多，分别居住在18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较大的保留地占地面积达三万四千多英亩。我们开车转了转，看到了医院，办公机关(Band Office)，商店等。我们在一个小商店外面停下车，进出商店的印第安人热情的向我们招手，我让车里的太太和女儿也向印第安人招手。我们本想到店里买点水和食物，但我刚从车里出来，两个印第安人妇女就过来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说了一通印第安语，我一句也不懂，赶紧笑着和她们招招手，然后钻进车里。两个印第安人妇女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直到我们开车离去。显然，人家误以为我们也是印第安人，这也是我们这家中国人敢闯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原因，白人是不干冒然闯进保留地这种事的。但我们不能开口说话，我们一讲英语，人家就发觉不对劲了。我们东西没买成，决定走为上策。出了这个保留地，我们仔细看了带来的地图，决定到有旅游景点的史坦利密深(Stanley Mission)印第安人保留地 去看看。
我们的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到达了史坦利密深。这里是旅游开放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白人到这一带野营露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顾虑，碰到印第安人就用英语或法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最主要的景点是一个建于1856年的教堂，由早期的英国传教士修建。教堂在一个小岛上，我们花钱请印第安人用船把我们送到岛上，参观了教堂。教堂的后面是墓地，印第安人的坟墓用木栏围起来，墓碑上刻有CREE和英文两种文字。在教堂的门口，我们碰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印第安小男孩，我让女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照个相，照完后，我对女儿说：“你长得和他们一样，你就留在这里当印第安人吧”，惹得女儿很不高兴。我问两个孩子家住那里，没想到孩子们回答说：“We are Indians, we live on this Reserve(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住在这个保留地)”。我听后，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孩子们很清楚自己受人歧视的身份。我问两个孩子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黑熊，他们马上说愿意带我们到树林中去看，但我们却退缩了，我们没有孩子们面对野生黑熊的胆量，只好推脱告辞了。
(四) 印第安人享受的特殊经济和免税待遇
由于历史上加拿大政府和印第安人各部落签订的条约，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注册印第安人享受一些特殊的经济和免税待遇。这些待遇因不同省和不同地区而不同，因不同的保留地而不同，也因历史上签订的不同条约而不同，非常繁杂，非专业人员很难了解和掌握详细的情况。大致地概括一下，这些经济和免税待遇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联邦政府有责任每年按条约规定向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支付一笔生活费
2.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有权进行非商业性的狩猎，捕鱼活动，可以捕杀野生动物。
3.在保留地工作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所得税
4.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房地产税
5.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购物和服务税(GST&PST)
6.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有些省需交的医疗保险金
7.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享受从小学至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8. 在保留地内开采石油，铺设管道的公司需直接向保留地政府交纳费用
由于基本生活有保障，所以有很多印第安人一生不用工作，无所事事，闲散一生。这是引起很多加拿大人不满的一个因素。
(五)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有历史原因。现在对有色人种的公开歧视是违法的，但很多加拿大人对一些种族的偏见很难消除，比如对黑人，印度人，印第安人，中东人，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和偏见就较普遍，这和这些种族的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与欧洲裔的白人相差太大有直接关系。印第安人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和那些外来的黑人，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很多印第安人信基督教。但为什么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仍普遍存在，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拿大人对政府每年需向印第安人支付巨额纳税人的钱不满。
2. 很多印第安人不工作，一生闲散，所以印第安民族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3. 印第安人对白人占领原属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圈在保留地里耿耿于怀，对融入主流社会持消极态度。
4. 有些印第安人酗酒赌博，枪击暴力事件也在一些保留地时有发生。
我的这些看法主要是从和自己的白人同事，朋友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的，不是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曾两次和自己单位的白人主任同车外出时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两位主任的反映几乎完全相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阿尔伯塔省，当我们的车驶过一个保留地时，主任神情紧张，猛然加快车速，我不解的问主任为什么紧张加速，主任回答说：“我们正在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印第安人经常酗酒后驾车，很危险”。另一次是在萨斯喀彻温省，我和另一位主任开车经过一个小镇，看到路边站着一些印第安人，主任也是神情紧张，对我说：“这些人看上去就不像好公民，开快点，赶紧通过这段路”。和单位的其他人谈到印第安人时，听到的也是印第安人懒惰，就知道花纳税人的钱等一类的抱怨。
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试图融合印第安人的极端做法，如开始于19世纪终止于1996年的印第安人儿童寄宿学校制度(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这一制度就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印第安人把学龄儿童送到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受教育，学生全部寄宿学校，远离家庭和父母，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印第安儿童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经过几代人之后，使印第安人最终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但到了现在，这一制度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伯代表政府公开就寄宿学校制度向印第安人道歉，并决定对曾经是寄宿学校受害者的学生给予经济赔偿。
(六) 印第安人问题既是加拿大的老问题也是加拿大的新资源
最近加拿大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组织再次提出要加大对印第安人的投资，大力开发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认为加拿大在对不讲英法语的新移民的语言培训方面投资巨大，得不偿失，不如把钱花在对印第安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上。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考虑，减少外来移民，通过培训原住民来解决劳工短缺的办法是一举两得的高明之策。首先，印第安人口中的青少年占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一支年青的劳动大军，其次，印第安人生于本土长于本土，他们对加拿大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保护加拿大的环境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没有语言和适应加拿大社会的问题。再有他们不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加拿大人对大批涌入的移民并不满意，因为很多人来自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和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人在花了巨资对这些外来人进行语言和技能培训后，发现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加拿大本地人提供的服务不是一个档次和水平，而且少数新移民不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缺乏在加拿大这种国家生活应有的基本文明和礼貌。还有些人虐待妇女，吸毒贩毒，从事谋杀和暴力活动，像苍蝇和臭虫一样污染和毒化加拿大的社会。总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加拿大人民是非常善良和包容的人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和平共处的一种希望，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加拿大的华裔公民，我们感激加拿大接纳了我们全家，给了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生活的机会。我们热爱加拿大这片广阔而美丽的土地，愿意了解加拿大的人民，学习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愿意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融入加拿大的社会。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印第安民族的人民能早日从幸运的人民，不争气的民族变为幸运的人民，大有可为的民族。
寄自加拿大，2011 年 12 月 25 日
Wednesday, January 4, 2012
李遥: 关于格尔尼卡的传说和事实－－你所不知道的格尔尼卡
作者:李遥
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真相。
－－美国议员希蓝-约翰逊（Hiram Jonhson）于1917年
提起格尔尼卡，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毕加索的同名画作，而格尔尼卡这个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的小城也是由此而闻名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看懂这幅画，但是所有的人－－无论艺术鉴赏力高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这幅画作的背景解说的引导，这个背景就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空袭格尔尼卡的历史事件。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综合起来，流传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
“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小城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古老文化的象征，城内有一颗古老的栎树，由于古老（146岁，12米高，2004年死于高温）而被奉为圣树，它矗立在议会厅前，那里是市长就职宣誓的地方。传说从中世纪就是巴斯克人民的代表聚会的地方，还说从中世纪伊萨贝尔统治时代（1474-1504）到1876年，西班牙皇室代表在这里宣誓尊重巴斯克的自由。
【格尔尼卡的议会厅和门前的古老栎树】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是集市。下午，格尔尼卡这个小城被德国飞机不停地轰炸了三个小时。1600人被夺去性命（有些作家的说法是800,1654，甚至3000）。为了惩罚支持人民阵线的巴斯克人民，佛朗哥指使其盟友希特勒对非军事区的平民城镇进行了毁灭性攻击的演习，想迫使巴斯克人民屈服，乘势占据巴斯克地区。这起群体性灭绝罪行激怒了西班牙画家保罗-毕加索，他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被誉为大师级的杰出画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格尔尼卡》。”
德国空军兀鹰军团轰炸格尔尼卡是事实，这一点没有分歧。除此而外，对所有情节都另有说法。
1、不同版本
1998年，德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报道，采访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西班牙飞行先驱、军事史作家，退休将军萨拉斯-拉腊萨瓦尔（Jesús Salas Larrazábal），另一个是研究毕加索的专家，何塞-佩德罗-温德尔（José Pedro Vinder）。
萨拉斯在电视采访中所谈的版本，综合起来是：
一，轰炸的结果不是死亡1654，伤889，而是死亡120－－126人，除少数几个外均有名有姓，且有民政死亡登记。（世界记者协会的保罗-哈文（Paul Haven）在2007年4月26日的空袭格尔尼卡70周年纪念会上说，死者在100-120之间。）
二，那一天不是集市。文森特-泰隆（Wencente Talon）在其《燃烧的格尔尼卡》中援引历史文件证明，星期日市政预先通知取消周一的集市，原因是距前线仅15公里（战败的人民阵线军队正在撤退）。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少数农民没有得到通知，所以有限的几个没有确认的尸体多半是这些人。
三，轰炸的时间。轰炸总共两次，第一次是意大利空军，16点30分，第二次是德国的Junker轰炸机，18点30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进入防空掩体（仅有五千居民的格尔尼卡竟有7个防空掩体！）。轰炸的时间不是三小时：首先，Junker52轰炸机的性能和运输能力不能维持三小时半的飞行，从基地布尔格斯（Burgos）飞到格尔尼卡需要一小时，飞过格尔尼卡上空仅需要20秒，回程一小时。
四，居民区不是轰炸目标，格尔尼卡不是非军事区。根据是，仅有5000居民的格尔尼卡，建有三个兵工厂（据文字资料分析，并非都是很正规的工厂，例如在一些办公室里制造炸药），驻扎三个营的兵力（2000共和派士兵），以及一家血库医院。还有一个师指挥部，指挥员是上校拉尔其（Llarch）。
五，格尔尼卡的房屋不是炸毁的，而是火借风势蔓延而烧毁的。轰炸所使用的燃烧弹，恰与格尔尼卡兵工厂生产的是同一产品。
而温德尔则断言：一，当时刊登的轰炸后的废墟的新闻图片不是格尔尼卡，而是被轰炸后的马德里；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是轰炸的恐怖给了他什么创作灵感，而是他两年前（1935年）所做的“斗牛术”系列画稿的组合，这些画稿也不是毕加索的原创，而是把上个世纪（19世纪）马努埃尔-纳瓦拉（Manuel Navarra）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照原样放大而已。
当然，轰炸事件发生61年后听到这样的报道，无疑令舆论哗然。假如事实如此，将大大影响甚至完全改变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结论，而新的认识将对与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报道一经播出，立即遭到巴斯克地区政府的抗议。然而，对当年的人民阵线政府成员即巴斯克民族独立派和工社党来说，更糟糕的是，关于事件的不同版本显然更接近事实。
2、轰炸行动的发生
1936年9到11月，马德里经受了国民军三个月的轰炸，莫拉将军计划拿下马德里结束战争，但人民阵线在苏联的三倍于德国的军事援助下顽强抵抗，11月23日，莫拉和佛朗哥会师马德里郊区赫塔菲（Getafe），意识到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长期的。于是佛朗哥决定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北方，那里集中了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兵器弹药制造工业，那里还有铁、铜和锌矿，这些地区都掌握在人民阵线手中。
北方国民军夺取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与夺取马德里以及攻占其它地区的战役平行展开。要夺取毕尔巴鄂，必须切断人民阵线向毕尔巴鄂的退路，格尔尼卡恰在此退路上，它的东北方有一条欧卡河，河上有座桥，名冷特里亚桥。于是格尔尼卡具有了战略意义，而那座桥便成为军事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炸桥，佛朗哥和莫拉对德意明令禁止轰炸，只破例准许他们的陆军开进格尔尼卡。当时莫拉将军继续率军向距离格尔尼卡36公里的杜兰戈（Drango）前进，而德军兀鹰军团的最高统领里奇多芬（Von Richthofen，二战中晋升为将军和元帅））下令－－显然是根据上级指令－－轰炸欧卡河桥，于是有了轰炸格尔尼卡行动。
4月26日的格尔尼卡，按当时的人口统计有5000居民，370个服兵役的青年，还有1600兵力，总共2000；除了三家兵工厂，还有一家供血医院。萨拉斯将军认为，7个防空掩体为五千居民，显然不成比例，这一分析完全有道理，左派的宣传隐瞒了那里还驻扎着三个营的兵力的事实。萨拉斯的调查显示，死于粗制滥造的防空设施坍塌的人，占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空袭开始，兀鹰军团的一架双引擎D-17先作侦察，然后是三架意大利的S-M-79，飞过上空在东部扔下12枚炸弹，每枚50公斤，时间是下午16点20分左右，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意大利司令官不知道河上的桥依旧安在，竟在报告里称：虽然很困难但是击中了目标）。之后是两架德国的双引擎H-111，两小时后兀鹰军团进行了空袭，轰炸机群由18或19架Ju-52组成三个飞行小队，并有10架意大利的菲亚特-32歼击机护航，共投掷20吨炸药（炸弹分别重250公斤和50公斤）和燃烧弹（每个一公斤）。
【轰炸后的格尔尼卡市中心】
【现在的市中心】
这些飞机的航线都是同一个，从北向南，经过欧卡河上的冷特里亚桥。当时，风从东北方向来，风力很猛，席卷着大量沙尘和雾霭，再加上大部分飞行员都是新手，没有经验，铸成技术性错误，炸弹落到了城镇，结果城镇的近五分之一被燃烧，或者是因为被击中或者是引起爆炸，而火势借助风力蔓延到70%的建筑物。毕尔巴鄂的消防队远在30多公里之外，两个多小时后才赶到，而且，火没熄灭就撤退了，导致大火一直延续到翌日。所以，城市应该不是被炸毁而是被烧毁的。但古城的历史遗迹部分，议会厅和传奇的栎树等等，都幸免于难。
3、事实与传说相左
在格尔尼卡的传说中，被左派不厌其烦地持久宣传的要点有四个：一是轰炸针对居民，二是格尔尼卡是非军事区，三是企图毁灭象征巴斯克古文化的城市，四是德军在格尔尼卡进行武器试验，还以纽伦堡审判作为证据。
从前面萨拉斯将军列举的论据可以看出：轰炸不是针对居民，格尔尼卡也不是非军事区，古城的象征性建筑毫毛未损－－德国人对巴斯克的文化象征毫无知晓。关于把格尔尼卡当靶场，考察者找到的证据是：德国空军意在尝试用条件有限的设备进行重磅炸弹的试验，因为那时德国的飞机已经过时了。此外，纽伦堡审判没有格尔尼卡这项内容，纽伦堡只审判德国纳粹1939年以后的罪行。
萨拉斯将军在调查中获悉，1976年出现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文件，是意大利空军分遣队的命令，这份被公之于世的文件说，轰炸目标是格尔尼卡的桥，而城区，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是不能轰炸的。
要弄清这个政治原因，需要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真实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史学家毕欧-莫阿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特性、以及该党同人民阵线的关系，有着十分准确的分析：
“了解巴斯克民族党的立场是很必要的。它是一个极右派组织，极端的种族歧视，同时还特别信仰天主教，虽说他的盟友，即其他左派同伙，都是排斥教会的。这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但是，巴斯克民族党的首要目标是独立，所以接受了人民阵线提供的自治权，但是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着左派走，其意图是等待时机与西班牙分裂独立建国。……巴斯克分裂派（在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时）提出，保证把城内的重工业交给佛朗哥的军队，并避免其他左派同伙捣毁这些工厂。这些工厂对国民派战胜极为有利。（1937年）8月中旬，巴斯克民族党向本是他的敌人的国民派透露攻打其左派同伙的最佳途径，并作出巴斯克军队处于被包围的状况的假象，以掩盖其实为背叛的行动。此密谋史称《桑托尼亚协定》。这一举动使得国民军获得内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俘虏55000人民阵线士兵，缴获大量军备。这些都是轰炸格尔尼卡的结果。”
关于意大利空军分遣队文件中所说的不能轰炸的“政治原因”，有史学家解释是指“巴斯克民族党正在试图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但是，据萨拉斯考察，该“政治原因”是指城市的文化象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的背叛或者投降是在格尔尼卡轰炸之后而非之前。须知，巴斯克民族党是两边倒的墙头草，谁势大靠谁，所谓巴斯克的自由传统，无非就是分裂主义。战争初期，没有人想到莫拉和佛朗哥会打赢，按照当时力量的对比，人民阵线占据压倒优势：他们掌管所有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工业，主要大城市和港口，半数军队，三分之二以上的保安力量、飞机和海上力量。所以，巴斯克民族党当然不会和注定要失败的一方结盟。只是随着战事进展，他们意识到失败的将是左派，因此便和敌人私下谈判，倒向国民派。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巴斯克民族党对轰炸格尔尼卡的真实反映并没有后来政治宣传的那样强烈的义愤填膺。
另一个见证人，是德军的出色的战机飞行员，30岁升为中将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其回忆录《第一个和最后一个》（1954，有译《铁十字战鹰》）里提到，兀鹰军团的空军飞行员很不愿意谈及格尔尼卡。萨拉斯曾于80年代初有机会遇到阿道夫-加兰德，听他谈到：他在同参与格尔尼卡行动的同事闲聊中，得出确切结论，即居民区始终在轰炸目标之外，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气候条件，风大，能见度低，以及观测缺乏经验。
4、炮制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原因
问题起源于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那里严密监视着德国的扩张动向。轰炸的当夜凌晨，有五名外国记者赶到格尔尼卡，目睹了一片火海，其中一个是《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G.Luther Steer）。
据上校工程师、硕士、记者和史学家，圣地亚哥-佩里纳特（Santiago Perinat 1936-2009）调查：斯提尔生于南非一个新闻业富商家庭，他经常与《泰晤士报》的编辑发生争执。编辑们反对他的明显倾向性和言过其实，最糟糕的是，他们抱怨他开支挥霍，后来报社解雇了他。
当时的五名记者，除了斯提尔，其余是快报、路透社、太阳报和星报的记者，他们的报道措辞适中，没有斯提尔那样的冲动。
据著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菲利普-克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在他的《第一个牺牲品》（The First Casualty）（1975）中披露，当时泰晤士和纽约时报联合协作，他们淘汰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报道，而采用了斯提尔关于格尔尼卡的报道。“结果很成功，因为恰恰符合人们的口味，把事情讲成人们所希望发生的那样。” 菲利普-克奈特利认为，斯提尔在报道中任凭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政治倾向不加控制地发展，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应该的。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的批评更为直率：“认为报刊的使命是提供信息那就太天真了。”
当时，关于轰炸格尔尼卡事件，在法国和巴斯克本地都没有类似的谣传，这一夸张版本只是在英国泛滥。其中缘故，据萨拉斯分析，泰晤士报之所以采用斯提尔的极为夸张的报道，是因为它符合英国保守派的利益，支持保守派关于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分析，削弱劳工党的和平主义宣传，以警告英国社会舆论，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英国。此招果然奏效，英国各界保守派对佛朗哥的国民派表示失望，在议会要求大大增加国防军事预算，尤其是空军。斯提尔乘机写了一本书，格尔尼卡的传说由此而大加膨胀。被歪曲的版本更加不胫而走，更有甚者，为了强调政治效果，作者还故意把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的责任加在德国空军头上。当然，他本人因此而名利双收。
空袭后的反响使德国担忧，德方要求佛朗哥国民派不要透露轰炸者是德国空军。与此同时，1937年9月，公共建设部部长、工程师埃斯坦尼斯拉夫-埃兰(Estanislao Herrán)率领一个技术委员会调查，听取了多个见证人的证词，视察了实地，做出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没有引起国民军负责宣传和发布信息的专家们的重视，由于人民阵线每当撤离一地时为了不给国民军留军饷往往实行三光政策，于是国民派的宣传部门便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毁坏了格尔尼卡”，谎上加谎，使得事情更加浑浊不清。
5、坚持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目的
一些学者，特别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如萨拉斯将军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还有史学家毕欧-莫阿等，为了“澄清历史事件”，不惧费时费力，对该事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严肃分析。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希特勒。内战伊始，人民阵线先于国民派向希特勒乞求军事援助，虽然事实上希特勒援助了国民派，但他后来曾经表示“帮助佛朗哥是个错误”，认为“应该帮助人民阵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阵线所谓的反希特勒是执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为了“保卫苏联”；人民阵线的敌人始终只是佛朗哥的国民派，希特勒不过是用来定义佛朗哥为法西斯的最有力的论据。左派坚持这一神话传说的目的在于：证明佛朗哥是法西斯，国民派背叛了共和国，佛朗哥独裁，反民主，罪大恶极……于是，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专政名下的杀人放火、强奸修女、强占私人庄园、掠夺他人财富、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等所有的红色恐怖，都被戴上了“反法西斯”的桂冠，如同斯大林自诩“反法西斯”一样，在这个称号之下，最残忍的共产法西斯兽行都变成了合法。
据兀鹰军团统领冯-里奇多芬的日记，空袭行动是执行他本人的命令，并未得到佛朗哥和莫拉（Mola）将军的授权，故与国民军无关。佛朗哥明令禁止轰炸居民区，事后又再申禁令。据一位佛朗哥传记的作者披露，轰炸事后佛朗哥接见里奇多芬时可谓大发雷霆。
从轰炸格尔尼卡的效果来说，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最严重的。意军和德军轰炸巴塞罗那，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一辆军火卡车上，仅这一响就炸死800人。再如轰炸格尔尼卡前一个月，即3月31日，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Durango）市，伤亡远比格尔尼卡严重，死亡184人（有说300人），但是并没有引起格尔尼卡那样的效应，其中原因，按照一位史学家的说法，一则因为轰炸者是意军而不是希特勒的德国空军，二来，他用调侃的口气说，因为缺少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内战中，国民派得到德国飞机700架（德军损失96架），人民阵线得到苏联的飞机1100架（损失296架，其中235架在空战中被德军飞行员击落）。显然，轰炸是双方都有的军事行动，只是一经左派宣传，给世人的印象似乎轰炸的只是国民派，似乎人民阵线没有轰炸。尤其是，左派的“红军”在欧维多、塞维亚，萨拉戈萨和维斯卡等城市的轰炸和屠杀，在格尔尼卡事件的掩盖下，统统化为乌有。
今天，西班牙的极左派和分裂派仍然对格尔尼卡事件难以释怀，分裂派的目的是其念念不忘的巴斯克独立，而工社党和共产党是咽不下内战输给佛朗哥的那口窝囊气。
6、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70多年来，为数甚多的作家和记者对这一事件做了无数的报道、转载和评论，只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没有一个翻阅历史资料做过严肃细致的调查，他们只是把别人的报道当作真实抄来传去，甚至连死亡人数都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数字。只有萨拉斯将军对此做过详尽认真的考察，他翻阅研究了当时的文件、新闻报导、评论、以及民政死亡登记，调查了目击者和见证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驳倒他的考察结论，这意味着他的结论最接近事实，也最可信，这也是许多持相反意见的人试图阻止他说话的原因。
【西班牙空军飞行先驱，军事史学家，作家，赫苏斯-拉腊萨瓦尔】
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是容易的，要想澄清，改变人们已经接受并相信是事实的事物，那就既费时又费力。即便真相大白，撒谎者的目的往往已经奏效。例如：共产左派的人民阵线政府隐瞒了他们首先向希特勒求援的事实，而根据佛朗哥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这一事实中衍生出“佛朗哥勾结希特勒所以是法西斯”的结论。由于人民阵线的主要援助来自斯大林，于是衍生出“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结论。今天，不能否认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无一不是效仿暴君斯大林的残酷清洗和以古拉格集中营为范本的镇压和屠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早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西班牙的工社党和共产党就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实行了斯大林式的清洗和屠杀。所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永远是绝对必要的，不正视历史还会重复错误。尤其是在今天，如作家、军事家、国防部审计师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José Luis Andrade）所指出的那样：“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根据流传的说法，毕加索从轰炸事件获取了灵感，创作了《格尔尼卡》。
1937年1月，人民阵线政府驻巴黎大使馆文化随员马科斯-阿布（Max Abu）向毕加索定做一幅画，壁画或油画，来装饰5月24日开幕的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谈好价格是15万法郎。
【西班牙索菲亚王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格尔尼卡》】
先说作画的时间。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向毕加索定画是1937年5月1日。毕加索本人说，他是在37年5月1日着手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在轰炸格尔尼卡之后开始的。如果人民阵线政府与毕加索在5月1日签约，意味着要求画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幅长7.77米、高3.5米、重300公斤的巨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调研者们推断，这幅画早在5月1日以前就有了，即轰炸格尔尼卡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一推断意味着，画家不可能从没有发生的事情上获取灵感，即毕加索作画并非是轰炸格尔尼卡给了他什么灵感。
【保罗-鲁伊斯-毕加索】
画家自己说，他作画用了60天时间。根据与毕加索合作的南斯拉夫女摄影师朵拉-马尔（Dora Maar）的说法，作品完成是在6月6、或8日，而正式交付和挂在馆内是7月11日。按照这一说法，作品从完成到交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和画家自己说的作画60天不符。半个事实是，世博会5月24日开幕，但是西班牙馆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开展。
毕加索坚持说，他直到5月1日才动手准备作画，言外之意，他是在得悉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后才动手的。他并且拿出证据说，所有的素描都是那时候才开始动笔的。不幸的是，这一“表白”导致的效果完全相反，人们认为：没人向你要证据而出示证据，恰恰说明有鬼。用中国的成语故事来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就更加坚定了人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在4月26日之前很久毕加索就有了这幅画。人们相信他“伪造”格尔尼卡是在读了斯提尔曲意误导的报道之后，开始作画至少也是从1937年1月。
关于作品的内容。前面引用过温德尔在德国电视采访中谈到：《格尔尼卡》的草图毕加索两年前就有了，它是剽窃马努埃尔-纳瓦拉1870年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作品的原名为《斗牛士之死》，是纪念他所钟爱的斗牛士何塞。温德尔还谈到：“当社会主义-共产党政府同他签约时，他早已经开始描绘这幅表现斗牛沙场上的结束场景的作品了。政府付给他30万比塞塔，这钱是通过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支付的。毕加索与政府做了政治承诺，为符合要求作了修改，把作品改名为《格尔尼卡》，然而留下了牛和朝天哀鸣的受伤的马。”温德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出这样的反问：“假如格尔尼卡表现的是德军轰炸，你能在画中找到飞机炸弹等表现格尔尼卡轰炸的内容吗？……除了作品被政治化，一个欺骗行为在于，怎么会把德国兀鹰军团的著名轰炸在发生两年前就表现出来了呢？”而且，“画中没有丝毫笔触代表巴斯克的风景特色”。
对于有人提到格尔尼卡的废墟照片，温德尔立即指出：“最糟糕的就是那些照片，那不是格尔尼卡，而是马德里！”许多被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的图片，即使从废墟上看，也完全显示是一个比农村更现代化的大都市，那规模绝不是一个仅有5000居民的小城镇、或曰大村庄所可能具备的。例如有一幅图片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但从图片分明看见大教堂的塔顶，这种大教堂（Catedral）只能是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才有，格尔尼卡不够资格，也就不会有。一方是欺骗，另一方是天真无邪地任人欺骗。
毕加索因《格尔尼卡》获得巨款15万法郎（30万比塞塔），这笔钱于1937年5月28日支付，31日签收，名目是宣传费开支，这份单据是在工社党的理论骨干、人民阵线政府驻法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坦（Luis Arasquitain）的个人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存在他的儿子拉蒙-分吉（Ramon Finji）家里。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70万美元。专家们评论：70年代加利福尼亚或者日本的百万富翁肯出3千到4千万美元买毕加索的画，但是1937年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当时，工社党领袖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表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成功的宣传等于打胜一场战役。事实显示果然如此：时至今日，关于格尔尼卡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斯提尔等几个英国记者的版本，或曰“传说”。
收到巨款的那天，应路易斯-阿拉斯基坦的要求，毕加索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佛朗哥叛军的法西斯立场，并宣布他正在做的画将命名为《格尔尼卡》。这个声明于7月刊登于美国，并且只在美国刊登过。
《格尔尼卡》在当时的博览会上并没有引起反响，展览结束，毕加索把画带回他的画室。直到1940年，德国和法国都没有对这幅画做出什么反映。这幅画出名是在被带到纽约现代博物馆之后。
1936年8月毕加索被任命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但他从未到任，继续在法国从事创作。1944年，德国战败前夜，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他两次申请法国国籍均未获准，据说这与他的共产党身份直接有关，结果致死没有国籍。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毕加索从未说过制作这幅壁画的动机（见维基百科）。
1997年，轰炸事件60年之后，德国出资在格尔尼卡修建了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耗资两亿五千万比塞塔，作为赔偿。无怪乎在格尔尼卡已经无人对那段轰炸历史怀有兴趣。
－－美国议员希蓝-约翰逊（Hiram Jonhson）于1917年
提起格尔尼卡，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毕加索的同名画作，而格尔尼卡这个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的小城也是由此而闻名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看懂这幅画，但是所有的人－－无论艺术鉴赏力高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这幅画作的背景解说的引导，这个背景就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空袭格尔尼卡的历史事件。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综合起来，流传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
“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小城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古老文化的象征，城内有一颗古老的栎树，由于古老（146岁，12米高，2004年死于高温）而被奉为圣树，它矗立在议会厅前，那里是市长就职宣誓的地方。传说从中世纪就是巴斯克人民的代表聚会的地方，还说从中世纪伊萨贝尔统治时代（1474-1504）到1876年，西班牙皇室代表在这里宣誓尊重巴斯克的自由。
【格尔尼卡的议会厅和门前的古老栎树】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是集市。下午，格尔尼卡这个小城被德国飞机不停地轰炸了三个小时。1600人被夺去性命（有些作家的说法是800,1654，甚至3000）。为了惩罚支持人民阵线的巴斯克人民，佛朗哥指使其盟友希特勒对非军事区的平民城镇进行了毁灭性攻击的演习，想迫使巴斯克人民屈服，乘势占据巴斯克地区。这起群体性灭绝罪行激怒了西班牙画家保罗-毕加索，他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被誉为大师级的杰出画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格尔尼卡》。”
德国空军兀鹰军团轰炸格尔尼卡是事实，这一点没有分歧。除此而外，对所有情节都另有说法。
1、不同版本
1998年，德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报道，采访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西班牙飞行先驱、军事史作家，退休将军萨拉斯-拉腊萨瓦尔（Jesús Salas Larrazábal），另一个是研究毕加索的专家，何塞-佩德罗-温德尔（José Pedro Vinder）。
萨拉斯在电视采访中所谈的版本，综合起来是：
一，轰炸的结果不是死亡1654，伤889，而是死亡120－－126人，除少数几个外均有名有姓，且有民政死亡登记。（世界记者协会的保罗-哈文（Paul Haven）在2007年4月26日的空袭格尔尼卡70周年纪念会上说，死者在100-120之间。）
二，那一天不是集市。文森特-泰隆（Wencente Talon）在其《燃烧的格尔尼卡》中援引历史文件证明，星期日市政预先通知取消周一的集市，原因是距前线仅15公里（战败的人民阵线军队正在撤退）。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少数农民没有得到通知，所以有限的几个没有确认的尸体多半是这些人。
三，轰炸的时间。轰炸总共两次，第一次是意大利空军，16点30分，第二次是德国的Junker轰炸机，18点30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进入防空掩体（仅有五千居民的格尔尼卡竟有7个防空掩体！）。轰炸的时间不是三小时：首先，Junker52轰炸机的性能和运输能力不能维持三小时半的飞行，从基地布尔格斯（Burgos）飞到格尔尼卡需要一小时，飞过格尔尼卡上空仅需要20秒，回程一小时。
四，居民区不是轰炸目标，格尔尼卡不是非军事区。根据是，仅有5000居民的格尔尼卡，建有三个兵工厂（据文字资料分析，并非都是很正规的工厂，例如在一些办公室里制造炸药），驻扎三个营的兵力（2000共和派士兵），以及一家血库医院。还有一个师指挥部，指挥员是上校拉尔其（Llarch）。
五，格尔尼卡的房屋不是炸毁的，而是火借风势蔓延而烧毁的。轰炸所使用的燃烧弹，恰与格尔尼卡兵工厂生产的是同一产品。
而温德尔则断言：一，当时刊登的轰炸后的废墟的新闻图片不是格尔尼卡，而是被轰炸后的马德里；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是轰炸的恐怖给了他什么创作灵感，而是他两年前（1935年）所做的“斗牛术”系列画稿的组合，这些画稿也不是毕加索的原创，而是把上个世纪（19世纪）马努埃尔-纳瓦拉（Manuel Navarra）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照原样放大而已。
当然，轰炸事件发生61年后听到这样的报道，无疑令舆论哗然。假如事实如此，将大大影响甚至完全改变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结论，而新的认识将对与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报道一经播出，立即遭到巴斯克地区政府的抗议。然而，对当年的人民阵线政府成员即巴斯克民族独立派和工社党来说，更糟糕的是，关于事件的不同版本显然更接近事实。
2、轰炸行动的发生
1936年9到11月，马德里经受了国民军三个月的轰炸，莫拉将军计划拿下马德里结束战争，但人民阵线在苏联的三倍于德国的军事援助下顽强抵抗，11月23日，莫拉和佛朗哥会师马德里郊区赫塔菲（Getafe），意识到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长期的。于是佛朗哥决定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北方，那里集中了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兵器弹药制造工业，那里还有铁、铜和锌矿，这些地区都掌握在人民阵线手中。
北方国民军夺取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与夺取马德里以及攻占其它地区的战役平行展开。要夺取毕尔巴鄂，必须切断人民阵线向毕尔巴鄂的退路，格尔尼卡恰在此退路上，它的东北方有一条欧卡河，河上有座桥，名冷特里亚桥。于是格尔尼卡具有了战略意义，而那座桥便成为军事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炸桥，佛朗哥和莫拉对德意明令禁止轰炸，只破例准许他们的陆军开进格尔尼卡。当时莫拉将军继续率军向距离格尔尼卡36公里的杜兰戈（Drango）前进，而德军兀鹰军团的最高统领里奇多芬（Von Richthofen，二战中晋升为将军和元帅））下令－－显然是根据上级指令－－轰炸欧卡河桥，于是有了轰炸格尔尼卡行动。
4月26日的格尔尼卡，按当时的人口统计有5000居民，370个服兵役的青年，还有1600兵力，总共2000；除了三家兵工厂，还有一家供血医院。萨拉斯将军认为，7个防空掩体为五千居民，显然不成比例，这一分析完全有道理，左派的宣传隐瞒了那里还驻扎着三个营的兵力的事实。萨拉斯的调查显示，死于粗制滥造的防空设施坍塌的人，占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空袭开始，兀鹰军团的一架双引擎D-17先作侦察，然后是三架意大利的S-M-79，飞过上空在东部扔下12枚炸弹，每枚50公斤，时间是下午16点20分左右，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意大利司令官不知道河上的桥依旧安在，竟在报告里称：虽然很困难但是击中了目标）。之后是两架德国的双引擎H-111，两小时后兀鹰军团进行了空袭，轰炸机群由18或19架Ju-52组成三个飞行小队，并有10架意大利的菲亚特-32歼击机护航，共投掷20吨炸药（炸弹分别重250公斤和50公斤）和燃烧弹（每个一公斤）。
【轰炸后的格尔尼卡市中心】
【现在的市中心】
这些飞机的航线都是同一个，从北向南，经过欧卡河上的冷特里亚桥。当时，风从东北方向来，风力很猛，席卷着大量沙尘和雾霭，再加上大部分飞行员都是新手，没有经验，铸成技术性错误，炸弹落到了城镇，结果城镇的近五分之一被燃烧，或者是因为被击中或者是引起爆炸，而火势借助风力蔓延到70%的建筑物。毕尔巴鄂的消防队远在30多公里之外，两个多小时后才赶到，而且，火没熄灭就撤退了，导致大火一直延续到翌日。所以，城市应该不是被炸毁而是被烧毁的。但古城的历史遗迹部分，议会厅和传奇的栎树等等，都幸免于难。
3、事实与传说相左
在格尔尼卡的传说中，被左派不厌其烦地持久宣传的要点有四个：一是轰炸针对居民，二是格尔尼卡是非军事区，三是企图毁灭象征巴斯克古文化的城市，四是德军在格尔尼卡进行武器试验，还以纽伦堡审判作为证据。
从前面萨拉斯将军列举的论据可以看出：轰炸不是针对居民，格尔尼卡也不是非军事区，古城的象征性建筑毫毛未损－－德国人对巴斯克的文化象征毫无知晓。关于把格尔尼卡当靶场，考察者找到的证据是：德国空军意在尝试用条件有限的设备进行重磅炸弹的试验，因为那时德国的飞机已经过时了。此外，纽伦堡审判没有格尔尼卡这项内容，纽伦堡只审判德国纳粹1939年以后的罪行。
萨拉斯将军在调查中获悉，1976年出现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文件，是意大利空军分遣队的命令，这份被公之于世的文件说，轰炸目标是格尔尼卡的桥，而城区，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是不能轰炸的。
要弄清这个政治原因，需要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真实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史学家毕欧-莫阿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特性、以及该党同人民阵线的关系，有着十分准确的分析：
“了解巴斯克民族党的立场是很必要的。它是一个极右派组织，极端的种族歧视，同时还特别信仰天主教，虽说他的盟友，即其他左派同伙，都是排斥教会的。这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但是，巴斯克民族党的首要目标是独立，所以接受了人民阵线提供的自治权，但是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着左派走，其意图是等待时机与西班牙分裂独立建国。……巴斯克分裂派（在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时）提出，保证把城内的重工业交给佛朗哥的军队，并避免其他左派同伙捣毁这些工厂。这些工厂对国民派战胜极为有利。（1937年）8月中旬，巴斯克民族党向本是他的敌人的国民派透露攻打其左派同伙的最佳途径，并作出巴斯克军队处于被包围的状况的假象，以掩盖其实为背叛的行动。此密谋史称《桑托尼亚协定》。这一举动使得国民军获得内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俘虏55000人民阵线士兵，缴获大量军备。这些都是轰炸格尔尼卡的结果。”
关于意大利空军分遣队文件中所说的不能轰炸的“政治原因”，有史学家解释是指“巴斯克民族党正在试图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但是，据萨拉斯考察，该“政治原因”是指城市的文化象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的背叛或者投降是在格尔尼卡轰炸之后而非之前。须知，巴斯克民族党是两边倒的墙头草，谁势大靠谁，所谓巴斯克的自由传统，无非就是分裂主义。战争初期，没有人想到莫拉和佛朗哥会打赢，按照当时力量的对比，人民阵线占据压倒优势：他们掌管所有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工业，主要大城市和港口，半数军队，三分之二以上的保安力量、飞机和海上力量。所以，巴斯克民族党当然不会和注定要失败的一方结盟。只是随着战事进展，他们意识到失败的将是左派，因此便和敌人私下谈判，倒向国民派。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巴斯克民族党对轰炸格尔尼卡的真实反映并没有后来政治宣传的那样强烈的义愤填膺。
另一个见证人，是德军的出色的战机飞行员，30岁升为中将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其回忆录《第一个和最后一个》（1954，有译《铁十字战鹰》）里提到，兀鹰军团的空军飞行员很不愿意谈及格尔尼卡。萨拉斯曾于80年代初有机会遇到阿道夫-加兰德，听他谈到：他在同参与格尔尼卡行动的同事闲聊中，得出确切结论，即居民区始终在轰炸目标之外，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气候条件，风大，能见度低，以及观测缺乏经验。
4、炮制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原因
问题起源于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那里严密监视着德国的扩张动向。轰炸的当夜凌晨，有五名外国记者赶到格尔尼卡，目睹了一片火海，其中一个是《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G.Luther Steer）。
据上校工程师、硕士、记者和史学家，圣地亚哥-佩里纳特（Santiago Perinat 1936-2009）调查：斯提尔生于南非一个新闻业富商家庭，他经常与《泰晤士报》的编辑发生争执。编辑们反对他的明显倾向性和言过其实，最糟糕的是，他们抱怨他开支挥霍，后来报社解雇了他。
当时的五名记者，除了斯提尔，其余是快报、路透社、太阳报和星报的记者，他们的报道措辞适中，没有斯提尔那样的冲动。
据著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菲利普-克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在他的《第一个牺牲品》（The First Casualty）（1975）中披露，当时泰晤士和纽约时报联合协作，他们淘汰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报道，而采用了斯提尔关于格尔尼卡的报道。“结果很成功，因为恰恰符合人们的口味，把事情讲成人们所希望发生的那样。” 菲利普-克奈特利认为，斯提尔在报道中任凭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政治倾向不加控制地发展，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应该的。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的批评更为直率：“认为报刊的使命是提供信息那就太天真了。”
当时，关于轰炸格尔尼卡事件，在法国和巴斯克本地都没有类似的谣传，这一夸张版本只是在英国泛滥。其中缘故，据萨拉斯分析，泰晤士报之所以采用斯提尔的极为夸张的报道，是因为它符合英国保守派的利益，支持保守派关于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分析，削弱劳工党的和平主义宣传，以警告英国社会舆论，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英国。此招果然奏效，英国各界保守派对佛朗哥的国民派表示失望，在议会要求大大增加国防军事预算，尤其是空军。斯提尔乘机写了一本书，格尔尼卡的传说由此而大加膨胀。被歪曲的版本更加不胫而走，更有甚者，为了强调政治效果，作者还故意把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的责任加在德国空军头上。当然，他本人因此而名利双收。
空袭后的反响使德国担忧，德方要求佛朗哥国民派不要透露轰炸者是德国空军。与此同时，1937年9月，公共建设部部长、工程师埃斯坦尼斯拉夫-埃兰(Estanislao Herrán)率领一个技术委员会调查，听取了多个见证人的证词，视察了实地，做出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没有引起国民军负责宣传和发布信息的专家们的重视，由于人民阵线每当撤离一地时为了不给国民军留军饷往往实行三光政策，于是国民派的宣传部门便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毁坏了格尔尼卡”，谎上加谎，使得事情更加浑浊不清。
5、坚持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目的
一些学者，特别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如萨拉斯将军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还有史学家毕欧-莫阿等，为了“澄清历史事件”，不惧费时费力，对该事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严肃分析。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希特勒。内战伊始，人民阵线先于国民派向希特勒乞求军事援助，虽然事实上希特勒援助了国民派，但他后来曾经表示“帮助佛朗哥是个错误”，认为“应该帮助人民阵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阵线所谓的反希特勒是执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为了“保卫苏联”；人民阵线的敌人始终只是佛朗哥的国民派，希特勒不过是用来定义佛朗哥为法西斯的最有力的论据。左派坚持这一神话传说的目的在于：证明佛朗哥是法西斯，国民派背叛了共和国，佛朗哥独裁，反民主，罪大恶极……于是，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专政名下的杀人放火、强奸修女、强占私人庄园、掠夺他人财富、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等所有的红色恐怖，都被戴上了“反法西斯”的桂冠，如同斯大林自诩“反法西斯”一样，在这个称号之下，最残忍的共产法西斯兽行都变成了合法。
据兀鹰军团统领冯-里奇多芬的日记，空袭行动是执行他本人的命令，并未得到佛朗哥和莫拉（Mola）将军的授权，故与国民军无关。佛朗哥明令禁止轰炸居民区，事后又再申禁令。据一位佛朗哥传记的作者披露，轰炸事后佛朗哥接见里奇多芬时可谓大发雷霆。
从轰炸格尔尼卡的效果来说，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最严重的。意军和德军轰炸巴塞罗那，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一辆军火卡车上，仅这一响就炸死800人。再如轰炸格尔尼卡前一个月，即3月31日，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Durango）市，伤亡远比格尔尼卡严重，死亡184人（有说300人），但是并没有引起格尔尼卡那样的效应，其中原因，按照一位史学家的说法，一则因为轰炸者是意军而不是希特勒的德国空军，二来，他用调侃的口气说，因为缺少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内战中，国民派得到德国飞机700架（德军损失96架），人民阵线得到苏联的飞机1100架（损失296架，其中235架在空战中被德军飞行员击落）。显然，轰炸是双方都有的军事行动，只是一经左派宣传，给世人的印象似乎轰炸的只是国民派，似乎人民阵线没有轰炸。尤其是，左派的“红军”在欧维多、塞维亚，萨拉戈萨和维斯卡等城市的轰炸和屠杀，在格尔尼卡事件的掩盖下，统统化为乌有。
今天，西班牙的极左派和分裂派仍然对格尔尼卡事件难以释怀，分裂派的目的是其念念不忘的巴斯克独立，而工社党和共产党是咽不下内战输给佛朗哥的那口窝囊气。
6、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70多年来，为数甚多的作家和记者对这一事件做了无数的报道、转载和评论，只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没有一个翻阅历史资料做过严肃细致的调查，他们只是把别人的报道当作真实抄来传去，甚至连死亡人数都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数字。只有萨拉斯将军对此做过详尽认真的考察，他翻阅研究了当时的文件、新闻报导、评论、以及民政死亡登记，调查了目击者和见证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驳倒他的考察结论，这意味着他的结论最接近事实，也最可信，这也是许多持相反意见的人试图阻止他说话的原因。
【西班牙空军飞行先驱，军事史学家，作家，赫苏斯-拉腊萨瓦尔】
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是容易的，要想澄清，改变人们已经接受并相信是事实的事物，那就既费时又费力。即便真相大白，撒谎者的目的往往已经奏效。例如：共产左派的人民阵线政府隐瞒了他们首先向希特勒求援的事实，而根据佛朗哥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这一事实中衍生出“佛朗哥勾结希特勒所以是法西斯”的结论。由于人民阵线的主要援助来自斯大林，于是衍生出“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结论。今天，不能否认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无一不是效仿暴君斯大林的残酷清洗和以古拉格集中营为范本的镇压和屠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早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西班牙的工社党和共产党就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实行了斯大林式的清洗和屠杀。所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永远是绝对必要的，不正视历史还会重复错误。尤其是在今天，如作家、军事家、国防部审计师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José Luis Andrade）所指出的那样：“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根据流传的说法，毕加索从轰炸事件获取了灵感，创作了《格尔尼卡》。
1937年1月，人民阵线政府驻巴黎大使馆文化随员马科斯-阿布（Max Abu）向毕加索定做一幅画，壁画或油画，来装饰5月24日开幕的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谈好价格是15万法郎。
【西班牙索菲亚王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格尔尼卡》】
先说作画的时间。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向毕加索定画是1937年5月1日。毕加索本人说，他是在37年5月1日着手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在轰炸格尔尼卡之后开始的。如果人民阵线政府与毕加索在5月1日签约，意味着要求画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幅长7.77米、高3.5米、重300公斤的巨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调研者们推断，这幅画早在5月1日以前就有了，即轰炸格尔尼卡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一推断意味着，画家不可能从没有发生的事情上获取灵感，即毕加索作画并非是轰炸格尔尼卡给了他什么灵感。
【保罗-鲁伊斯-毕加索】
画家自己说，他作画用了60天时间。根据与毕加索合作的南斯拉夫女摄影师朵拉-马尔（Dora Maar）的说法，作品完成是在6月6、或8日，而正式交付和挂在馆内是7月11日。按照这一说法，作品从完成到交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和画家自己说的作画60天不符。半个事实是，世博会5月24日开幕，但是西班牙馆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开展。
毕加索坚持说，他直到5月1日才动手准备作画，言外之意，他是在得悉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后才动手的。他并且拿出证据说，所有的素描都是那时候才开始动笔的。不幸的是，这一“表白”导致的效果完全相反，人们认为：没人向你要证据而出示证据，恰恰说明有鬼。用中国的成语故事来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就更加坚定了人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在4月26日之前很久毕加索就有了这幅画。人们相信他“伪造”格尔尼卡是在读了斯提尔曲意误导的报道之后，开始作画至少也是从1937年1月。
关于作品的内容。前面引用过温德尔在德国电视采访中谈到：《格尔尼卡》的草图毕加索两年前就有了，它是剽窃马努埃尔-纳瓦拉1870年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作品的原名为《斗牛士之死》，是纪念他所钟爱的斗牛士何塞。温德尔还谈到：“当社会主义-共产党政府同他签约时，他早已经开始描绘这幅表现斗牛沙场上的结束场景的作品了。政府付给他30万比塞塔，这钱是通过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支付的。毕加索与政府做了政治承诺，为符合要求作了修改，把作品改名为《格尔尼卡》，然而留下了牛和朝天哀鸣的受伤的马。”温德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出这样的反问：“假如格尔尼卡表现的是德军轰炸，你能在画中找到飞机炸弹等表现格尔尼卡轰炸的内容吗？……除了作品被政治化，一个欺骗行为在于，怎么会把德国兀鹰军团的著名轰炸在发生两年前就表现出来了呢？”而且，“画中没有丝毫笔触代表巴斯克的风景特色”。
对于有人提到格尔尼卡的废墟照片，温德尔立即指出：“最糟糕的就是那些照片，那不是格尔尼卡，而是马德里！”许多被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的图片，即使从废墟上看，也完全显示是一个比农村更现代化的大都市，那规模绝不是一个仅有5000居民的小城镇、或曰大村庄所可能具备的。例如有一幅图片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但从图片分明看见大教堂的塔顶，这种大教堂（Catedral）只能是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才有，格尔尼卡不够资格，也就不会有。一方是欺骗，另一方是天真无邪地任人欺骗。
毕加索因《格尔尼卡》获得巨款15万法郎（30万比塞塔），这笔钱于1937年5月28日支付，31日签收，名目是宣传费开支，这份单据是在工社党的理论骨干、人民阵线政府驻法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坦（Luis Arasquitain）的个人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存在他的儿子拉蒙-分吉（Ramon Finji）家里。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70万美元。专家们评论：70年代加利福尼亚或者日本的百万富翁肯出3千到4千万美元买毕加索的画，但是1937年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当时，工社党领袖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表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成功的宣传等于打胜一场战役。事实显示果然如此：时至今日，关于格尔尼卡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斯提尔等几个英国记者的版本，或曰“传说”。
收到巨款的那天，应路易斯-阿拉斯基坦的要求，毕加索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佛朗哥叛军的法西斯立场，并宣布他正在做的画将命名为《格尔尼卡》。这个声明于7月刊登于美国，并且只在美国刊登过。
《格尔尼卡》在当时的博览会上并没有引起反响，展览结束，毕加索把画带回他的画室。直到1940年，德国和法国都没有对这幅画做出什么反映。这幅画出名是在被带到纽约现代博物馆之后。
1936年8月毕加索被任命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但他从未到任，继续在法国从事创作。1944年，德国战败前夜，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他两次申请法国国籍均未获准，据说这与他的共产党身份直接有关，结果致死没有国籍。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毕加索从未说过制作这幅壁画的动机（见维基百科）。
1997年，轰炸事件60年之后，德国出资在格尔尼卡修建了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耗资两亿五千万比塞塔，作为赔偿。无怪乎在格尔尼卡已经无人对那段轰炸历史怀有兴趣。
由此可见，制造世界闻名的格尔尼卡神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Lowther Steer），一个是保罗-卢易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格尔尼卡怎样被制作成一个传说，值得分析。
通常的情况是，世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大会怀疑第一次得到的信息。这就为制造谎言提供了良好环境。
【乔治-路特-斯提尔（1909-1944）】
1975年，一个叫赫尔伯-苏斯沃斯（Herber Southworth） 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题为《格尔尼卡的被毁》，这本书的第一章有109页，里面全是世界各国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消息和报道，罗列着全世界一个个国家的一个个报纸，然而从中可以有两个发现，一是所有的信息报道，无一不是依照事发当时到场的5个外国记者的报道的线索衍生的消息，这说明，各家媒体都互相复制，传来抄去。于是，许多作家也就把它当做权威资料反复引用。二是，在铺天盖地的报纸中，居然没有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当时的众多纸媒的消息。照理，这些本地纸媒的消息才是最接近事实的报道。对这种疏漏，没有人不认为不可理解。调研者细析后悟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即当地报纸的报道都是转载外来消息，连巴斯克政府得悉的消息，都是来自6000公里以外的27日的《芝加哥日报》，28日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而且，西班牙第一个官方抗议消息，也是驻华盛顿大使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在读了上述报道之后发出的。事发后，格尔尼卡很多人逃离在外，由于外国媒体的报道言过其实，很容易被逃离他乡甚至异国的当地人识破，于是被本地纸媒删减了。
事发时，斯提尔等外国记者在报道死亡人数时显然是信口开河，以致最大的夸张达到3000人。然而，萨拉斯做了认真调查统计：1937年，4月26日到29日之间下葬的人是75名，他们是在毕尔巴鄂巴苏尔托医院死去的，当纳瓦拉的国民军人开进入格尔尼卡的时候从圣玛利亚防空洞撤出25具尸体，后来在民政登记死亡的有18人，这样，得出了死亡约120人的数字。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做事的两种态度，显示出历史客学和政治宣传的本质区别。
【2009年6月费利佩王子向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授圣十字勋章】
萨拉斯写道：“歪曲和伪造，使得接受事实变得十分困难。格尔尼卡的传说超越了历史，被毕加索的油画宣传变成了永久的神话，连纠正都十分困难。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目的十分有限，手段也十分有限的行动引起全世界范围如此巨大的反馈和影响。”
古代阿拉伯的哲人伊本-赫勒敦曾经分析过在关于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七个原因（注释1）。对此，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评论道：“这些古代的历史学家毕竟天真，他们根本想不到，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门非法的艺术，有成千上万的被幕后的权威机构和中央机构挑选出来的法学家，这些机构需要操纵关于过去的知识，以便有选择地根除一切能够撤销其合法性、或是暴露其野蛮行径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戏谑地称这个地下网为‘真相部’”。
在研究格尔尼卡事件上反映出的问题，也正是研究西班牙内战中存在的问题。用安德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研究经受了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反对派的反对的亲共宣传。而许多史学家们总是犯忽视的错误，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重复又重复，谎言和缺乏根据的说法逐渐被神化，甚至变成化石，以致今天许多谎言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植根于最诚实的公民的想象之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不偏不倚。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排除事先谋划的谎言，这种谎言或许出自对某些事实的有意歪曲，或者是有意忽略。”
对正视历史最严重的干扰总是来自权力机构，即便今天，现时正在发生的事实也由于他们的指令而被“按需处理”，并把这些被歪曲或伪造的“信息”不断地写入历史。所以，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史学家要做到公允，遵守不偏不倚的原则，排除个人的偏见、好感和非好感。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以便有效地保护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透明。
最后，对于：“毕加索的这幅壁画究竟是对轰炸巴斯克小城表示愤怒，还是为共产派反对国民派的宣传而作？或者另有因由？”
但愿本文能够提供前所未知的信息，以便帮助读者作出各自的判断。 【全文完】
注释1：
阿拉伯古代哲人总结的关于在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7个原因：
1、人们对某些意见和理论的喜爱。
2、对说这些话的人的盲目信任。
3、不知道事件的演员们的目的和企图。
4、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掌握真相。
5、不了解事件和具体情况始终是相互关联的。
6、人们容易偏向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认为他们的话有权威性。
7、不了解那些来自文明发展的现象的性质。
格尔尼卡怎样被制作成一个传说，值得分析。
通常的情况是，世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大会怀疑第一次得到的信息。这就为制造谎言提供了良好环境。
【乔治-路特-斯提尔（1909-1944）】
1975年，一个叫赫尔伯-苏斯沃斯（Herber Southworth） 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题为《格尔尼卡的被毁》，这本书的第一章有109页，里面全是世界各国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消息和报道，罗列着全世界一个个国家的一个个报纸，然而从中可以有两个发现，一是所有的信息报道，无一不是依照事发当时到场的5个外国记者的报道的线索衍生的消息，这说明，各家媒体都互相复制，传来抄去。于是，许多作家也就把它当做权威资料反复引用。二是，在铺天盖地的报纸中，居然没有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当时的众多纸媒的消息。照理，这些本地纸媒的消息才是最接近事实的报道。对这种疏漏，没有人不认为不可理解。调研者细析后悟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即当地报纸的报道都是转载外来消息，连巴斯克政府得悉的消息，都是来自6000公里以外的27日的《芝加哥日报》，28日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而且，西班牙第一个官方抗议消息，也是驻华盛顿大使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在读了上述报道之后发出的。事发后，格尔尼卡很多人逃离在外，由于外国媒体的报道言过其实，很容易被逃离他乡甚至异国的当地人识破，于是被本地纸媒删减了。
事发时，斯提尔等外国记者在报道死亡人数时显然是信口开河，以致最大的夸张达到3000人。然而，萨拉斯做了认真调查统计：1937年，4月26日到29日之间下葬的人是75名，他们是在毕尔巴鄂巴苏尔托医院死去的，当纳瓦拉的国民军人开进入格尔尼卡的时候从圣玛利亚防空洞撤出25具尸体，后来在民政登记死亡的有18人，这样，得出了死亡约120人的数字。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做事的两种态度，显示出历史客学和政治宣传的本质区别。
【2009年6月费利佩王子向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授圣十字勋章】
萨拉斯写道：“歪曲和伪造，使得接受事实变得十分困难。格尔尼卡的传说超越了历史，被毕加索的油画宣传变成了永久的神话，连纠正都十分困难。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目的十分有限，手段也十分有限的行动引起全世界范围如此巨大的反馈和影响。”
古代阿拉伯的哲人伊本-赫勒敦曾经分析过在关于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七个原因（注释1）。对此，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评论道：“这些古代的历史学家毕竟天真，他们根本想不到，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门非法的艺术，有成千上万的被幕后的权威机构和中央机构挑选出来的法学家，这些机构需要操纵关于过去的知识，以便有选择地根除一切能够撤销其合法性、或是暴露其野蛮行径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戏谑地称这个地下网为‘真相部’”。
在研究格尔尼卡事件上反映出的问题，也正是研究西班牙内战中存在的问题。用安德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研究经受了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反对派的反对的亲共宣传。而许多史学家们总是犯忽视的错误，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重复又重复，谎言和缺乏根据的说法逐渐被神化，甚至变成化石，以致今天许多谎言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植根于最诚实的公民的想象之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不偏不倚。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排除事先谋划的谎言，这种谎言或许出自对某些事实的有意歪曲，或者是有意忽略。”
对正视历史最严重的干扰总是来自权力机构，即便今天，现时正在发生的事实也由于他们的指令而被“按需处理”，并把这些被歪曲或伪造的“信息”不断地写入历史。所以，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史学家要做到公允，遵守不偏不倚的原则，排除个人的偏见、好感和非好感。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以便有效地保护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透明。
最后，对于：“毕加索的这幅壁画究竟是对轰炸巴斯克小城表示愤怒，还是为共产派反对国民派的宣传而作？或者另有因由？”
但愿本文能够提供前所未知的信息，以便帮助读者作出各自的判断。 【全文完】
注释1：
阿拉伯古代哲人总结的关于在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7个原因：
1、人们对某些意见和理论的喜爱。
2、对说这些话的人的盲目信任。
3、不知道事件的演员们的目的和企图。
4、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掌握真相。
5、不了解事件和具体情况始终是相互关联的。
6、人们容易偏向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认为他们的话有权威性。
7、不了解那些来自文明发展的现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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