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真相。
－－美国议员希蓝-约翰逊（Hiram Jonhson）于1917年
提起格尔尼卡，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毕加索的同名画作，而格尔尼卡这个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的小城也是由此而闻名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看懂这幅画，但是所有的人－－无论艺术鉴赏力高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这幅画作的背景解说的引导，这个背景就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空袭格尔尼卡的历史事件。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综合起来，流传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
“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小城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古老文化的象征，城内有一颗古老的栎树，由于古老（146岁，12米高，2004年死于高温）而被奉为圣树，它矗立在议会厅前，那里是市长就职宣誓的地方。传说从中世纪就是巴斯克人民的代表聚会的地方，还说从中世纪伊萨贝尔统治时代（1474-1504）到1876年，西班牙皇室代表在这里宣誓尊重巴斯克的自由。
【格尔尼卡的议会厅和门前的古老栎树】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是集市。下午，格尔尼卡这个小城被德国飞机不停地轰炸了三个小时。1600人被夺去性命（有些作家的说法是800,1654，甚至3000）。为了惩罚支持人民阵线的巴斯克人民，佛朗哥指使其盟友希特勒对非军事区的平民城镇进行了毁灭性攻击的演习，想迫使巴斯克人民屈服，乘势占据巴斯克地区。这起群体性灭绝罪行激怒了西班牙画家保罗-毕加索，他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被誉为大师级的杰出画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格尔尼卡》。”
德国空军兀鹰军团轰炸格尔尼卡是事实，这一点没有分歧。除此而外，对所有情节都另有说法。
1、不同版本
1998年，德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报道，采访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西班牙飞行先驱、军事史作家，退休将军萨拉斯-拉腊萨瓦尔（Jesús Salas Larrazábal），另一个是研究毕加索的专家，何塞-佩德罗-温德尔（José Pedro Vinder）。
萨拉斯在电视采访中所谈的版本，综合起来是：
一，轰炸的结果不是死亡1654，伤889，而是死亡120－－126人，除少数几个外均有名有姓，且有民政死亡登记。（世界记者协会的保罗-哈文（Paul Haven）在2007年4月26日的空袭格尔尼卡70周年纪念会上说，死者在100-120之间。）
二，那一天不是集市。文森特-泰隆（Wencente Talon）在其《燃烧的格尔尼卡》中援引历史文件证明，星期日市政预先通知取消周一的集市，原因是距前线仅15公里（战败的人民阵线军队正在撤退）。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少数农民没有得到通知，所以有限的几个没有确认的尸体多半是这些人。
三，轰炸的时间。轰炸总共两次，第一次是意大利空军，16点30分，第二次是德国的Junker轰炸机，18点30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进入防空掩体（仅有五千居民的格尔尼卡竟有7个防空掩体！）。轰炸的时间不是三小时：首先，Junker52轰炸机的性能和运输能力不能维持三小时半的飞行，从基地布尔格斯（Burgos）飞到格尔尼卡需要一小时，飞过格尔尼卡上空仅需要20秒，回程一小时。
四，居民区不是轰炸目标，格尔尼卡不是非军事区。根据是，仅有5000居民的格尔尼卡，建有三个兵工厂（据文字资料分析，并非都是很正规的工厂，例如在一些办公室里制造炸药），驻扎三个营的兵力（2000共和派士兵），以及一家血库医院。还有一个师指挥部，指挥员是上校拉尔其（Llarch）。
五，格尔尼卡的房屋不是炸毁的，而是火借风势蔓延而烧毁的。轰炸所使用的燃烧弹，恰与格尔尼卡兵工厂生产的是同一产品。
而温德尔则断言：一，当时刊登的轰炸后的废墟的新闻图片不是格尔尼卡，而是被轰炸后的马德里；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是轰炸的恐怖给了他什么创作灵感，而是他两年前（1935年）所做的“斗牛术”系列画稿的组合，这些画稿也不是毕加索的原创，而是把上个世纪（19世纪）马努埃尔-纳瓦拉（Manuel Navarra）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照原样放大而已。
当然，轰炸事件发生61年后听到这样的报道，无疑令舆论哗然。假如事实如此，将大大影响甚至完全改变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结论，而新的认识将对与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报道一经播出，立即遭到巴斯克地区政府的抗议。然而，对当年的人民阵线政府成员即巴斯克民族独立派和工社党来说，更糟糕的是，关于事件的不同版本显然更接近事实。
2、轰炸行动的发生
1936年9到11月，马德里经受了国民军三个月的轰炸，莫拉将军计划拿下马德里结束战争，但人民阵线在苏联的三倍于德国的军事援助下顽强抵抗，11月23日，莫拉和佛朗哥会师马德里郊区赫塔菲（Getafe），意识到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长期的。于是佛朗哥决定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北方，那里集中了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兵器弹药制造工业，那里还有铁、铜和锌矿，这些地区都掌握在人民阵线手中。
北方国民军夺取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与夺取马德里以及攻占其它地区的战役平行展开。要夺取毕尔巴鄂，必须切断人民阵线向毕尔巴鄂的退路，格尔尼卡恰在此退路上，它的东北方有一条欧卡河，河上有座桥，名冷特里亚桥。于是格尔尼卡具有了战略意义，而那座桥便成为军事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炸桥，佛朗哥和莫拉对德意明令禁止轰炸，只破例准许他们的陆军开进格尔尼卡。当时莫拉将军继续率军向距离格尔尼卡36公里的杜兰戈（Drango）前进，而德军兀鹰军团的最高统领里奇多芬（Von Richthofen，二战中晋升为将军和元帅））下令－－显然是根据上级指令－－轰炸欧卡河桥，于是有了轰炸格尔尼卡行动。
4月26日的格尔尼卡，按当时的人口统计有5000居民，370个服兵役的青年，还有1600兵力，总共2000；除了三家兵工厂，还有一家供血医院。萨拉斯将军认为，7个防空掩体为五千居民，显然不成比例，这一分析完全有道理，左派的宣传隐瞒了那里还驻扎着三个营的兵力的事实。萨拉斯的调查显示，死于粗制滥造的防空设施坍塌的人，占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空袭开始，兀鹰军团的一架双引擎D-17先作侦察，然后是三架意大利的S-M-79，飞过上空在东部扔下12枚炸弹，每枚50公斤，时间是下午16点20分左右，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意大利司令官不知道河上的桥依旧安在，竟在报告里称：虽然很困难但是击中了目标）。之后是两架德国的双引擎H-111，两小时后兀鹰军团进行了空袭，轰炸机群由18或19架Ju-52组成三个飞行小队，并有10架意大利的菲亚特-32歼击机护航，共投掷20吨炸药（炸弹分别重250公斤和50公斤）和燃烧弹（每个一公斤）。
【轰炸后的格尔尼卡市中心】
【现在的市中心】
这些飞机的航线都是同一个，从北向南，经过欧卡河上的冷特里亚桥。当时，风从东北方向来，风力很猛，席卷着大量沙尘和雾霭，再加上大部分飞行员都是新手，没有经验，铸成技术性错误，炸弹落到了城镇，结果城镇的近五分之一被燃烧，或者是因为被击中或者是引起爆炸，而火势借助风力蔓延到70%的建筑物。毕尔巴鄂的消防队远在30多公里之外，两个多小时后才赶到，而且，火没熄灭就撤退了，导致大火一直延续到翌日。所以，城市应该不是被炸毁而是被烧毁的。但古城的历史遗迹部分，议会厅和传奇的栎树等等，都幸免于难。
3、事实与传说相左
在格尔尼卡的传说中，被左派不厌其烦地持久宣传的要点有四个：一是轰炸针对居民，二是格尔尼卡是非军事区，三是企图毁灭象征巴斯克古文化的城市，四是德军在格尔尼卡进行武器试验，还以纽伦堡审判作为证据。
从前面萨拉斯将军列举的论据可以看出：轰炸不是针对居民，格尔尼卡也不是非军事区，古城的象征性建筑毫毛未损－－德国人对巴斯克的文化象征毫无知晓。关于把格尔尼卡当靶场，考察者找到的证据是：德国空军意在尝试用条件有限的设备进行重磅炸弹的试验，因为那时德国的飞机已经过时了。此外，纽伦堡审判没有格尔尼卡这项内容，纽伦堡只审判德国纳粹1939年以后的罪行。
萨拉斯将军在调查中获悉，1976年出现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文件，是意大利空军分遣队的命令，这份被公之于世的文件说，轰炸目标是格尔尼卡的桥，而城区，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是不能轰炸的。
要弄清这个政治原因，需要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真实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史学家毕欧-莫阿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特性、以及该党同人民阵线的关系，有着十分准确的分析：
“了解巴斯克民族党的立场是很必要的。它是一个极右派组织，极端的种族歧视，同时还特别信仰天主教，虽说他的盟友，即其他左派同伙，都是排斥教会的。这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但是，巴斯克民族党的首要目标是独立，所以接受了人民阵线提供的自治权，但是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着左派走，其意图是等待时机与西班牙分裂独立建国。……巴斯克分裂派（在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时）提出，保证把城内的重工业交给佛朗哥的军队，并避免其他左派同伙捣毁这些工厂。这些工厂对国民派战胜极为有利。（1937年）8月中旬，巴斯克民族党向本是他的敌人的国民派透露攻打其左派同伙的最佳途径，并作出巴斯克军队处于被包围的状况的假象，以掩盖其实为背叛的行动。此密谋史称《桑托尼亚协定》。这一举动使得国民军获得内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俘虏55000人民阵线士兵，缴获大量军备。这些都是轰炸格尔尼卡的结果。”
关于意大利空军分遣队文件中所说的不能轰炸的“政治原因”，有史学家解释是指“巴斯克民族党正在试图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但是，据萨拉斯考察，该“政治原因”是指城市的文化象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的背叛或者投降是在格尔尼卡轰炸之后而非之前。须知，巴斯克民族党是两边倒的墙头草，谁势大靠谁，所谓巴斯克的自由传统，无非就是分裂主义。战争初期，没有人想到莫拉和佛朗哥会打赢，按照当时力量的对比，人民阵线占据压倒优势：他们掌管所有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工业，主要大城市和港口，半数军队，三分之二以上的保安力量、飞机和海上力量。所以，巴斯克民族党当然不会和注定要失败的一方结盟。只是随着战事进展，他们意识到失败的将是左派，因此便和敌人私下谈判，倒向国民派。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巴斯克民族党对轰炸格尔尼卡的真实反映并没有后来政治宣传的那样强烈的义愤填膺。
另一个见证人，是德军的出色的战机飞行员，30岁升为中将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其回忆录《第一个和最后一个》（1954，有译《铁十字战鹰》）里提到，兀鹰军团的空军飞行员很不愿意谈及格尔尼卡。萨拉斯曾于80年代初有机会遇到阿道夫-加兰德，听他谈到：他在同参与格尔尼卡行动的同事闲聊中，得出确切结论，即居民区始终在轰炸目标之外，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气候条件，风大，能见度低，以及观测缺乏经验。
4、炮制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原因
问题起源于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那里严密监视着德国的扩张动向。轰炸的当夜凌晨，有五名外国记者赶到格尔尼卡，目睹了一片火海，其中一个是《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G.Luther Steer）。
据上校工程师、硕士、记者和史学家，圣地亚哥-佩里纳特（Santiago Perinat 1936-2009）调查：斯提尔生于南非一个新闻业富商家庭，他经常与《泰晤士报》的编辑发生争执。编辑们反对他的明显倾向性和言过其实，最糟糕的是，他们抱怨他开支挥霍，后来报社解雇了他。
当时的五名记者，除了斯提尔，其余是快报、路透社、太阳报和星报的记者，他们的报道措辞适中，没有斯提尔那样的冲动。
据著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菲利普-克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在他的《第一个牺牲品》（The First Casualty）（1975）中披露，当时泰晤士和纽约时报联合协作，他们淘汰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报道，而采用了斯提尔关于格尔尼卡的报道。“结果很成功，因为恰恰符合人们的口味，把事情讲成人们所希望发生的那样。” 菲利普-克奈特利认为，斯提尔在报道中任凭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政治倾向不加控制地发展，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应该的。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的批评更为直率：“认为报刊的使命是提供信息那就太天真了。”
当时，关于轰炸格尔尼卡事件，在法国和巴斯克本地都没有类似的谣传，这一夸张版本只是在英国泛滥。其中缘故，据萨拉斯分析，泰晤士报之所以采用斯提尔的极为夸张的报道，是因为它符合英国保守派的利益，支持保守派关于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分析，削弱劳工党的和平主义宣传，以警告英国社会舆论，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英国。此招果然奏效，英国各界保守派对佛朗哥的国民派表示失望，在议会要求大大增加国防军事预算，尤其是空军。斯提尔乘机写了一本书，格尔尼卡的传说由此而大加膨胀。被歪曲的版本更加不胫而走，更有甚者，为了强调政治效果，作者还故意把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的责任加在德国空军头上。当然，他本人因此而名利双收。
空袭后的反响使德国担忧，德方要求佛朗哥国民派不要透露轰炸者是德国空军。与此同时，1937年9月，公共建设部部长、工程师埃斯坦尼斯拉夫-埃兰(Estanislao Herrán)率领一个技术委员会调查，听取了多个见证人的证词，视察了实地，做出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没有引起国民军负责宣传和发布信息的专家们的重视，由于人民阵线每当撤离一地时为了不给国民军留军饷往往实行三光政策，于是国民派的宣传部门便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毁坏了格尔尼卡”，谎上加谎，使得事情更加浑浊不清。
5、坚持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目的
一些学者，特别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如萨拉斯将军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还有史学家毕欧-莫阿等，为了“澄清历史事件”，不惧费时费力，对该事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严肃分析。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希特勒。内战伊始，人民阵线先于国民派向希特勒乞求军事援助，虽然事实上希特勒援助了国民派，但他后来曾经表示“帮助佛朗哥是个错误”，认为“应该帮助人民阵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阵线所谓的反希特勒是执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为了“保卫苏联”；人民阵线的敌人始终只是佛朗哥的国民派，希特勒不过是用来定义佛朗哥为法西斯的最有力的论据。左派坚持这一神话传说的目的在于：证明佛朗哥是法西斯，国民派背叛了共和国，佛朗哥独裁，反民主，罪大恶极……于是，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专政名下的杀人放火、强奸修女、强占私人庄园、掠夺他人财富、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等所有的红色恐怖，都被戴上了“反法西斯”的桂冠，如同斯大林自诩“反法西斯”一样，在这个称号之下，最残忍的共产法西斯兽行都变成了合法。
据兀鹰军团统领冯-里奇多芬的日记，空袭行动是执行他本人的命令，并未得到佛朗哥和莫拉（Mola）将军的授权，故与国民军无关。佛朗哥明令禁止轰炸居民区，事后又再申禁令。据一位佛朗哥传记的作者披露，轰炸事后佛朗哥接见里奇多芬时可谓大发雷霆。
从轰炸格尔尼卡的效果来说，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最严重的。意军和德军轰炸巴塞罗那，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一辆军火卡车上，仅这一响就炸死800人。再如轰炸格尔尼卡前一个月，即3月31日，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Durango）市，伤亡远比格尔尼卡严重，死亡184人（有说300人），但是并没有引起格尔尼卡那样的效应，其中原因，按照一位史学家的说法，一则因为轰炸者是意军而不是希特勒的德国空军，二来，他用调侃的口气说，因为缺少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内战中，国民派得到德国飞机700架（德军损失96架），人民阵线得到苏联的飞机1100架（损失296架，其中235架在空战中被德军飞行员击落）。显然，轰炸是双方都有的军事行动，只是一经左派宣传，给世人的印象似乎轰炸的只是国民派，似乎人民阵线没有轰炸。尤其是，左派的“红军”在欧维多、塞维亚，萨拉戈萨和维斯卡等城市的轰炸和屠杀，在格尔尼卡事件的掩盖下，统统化为乌有。
今天，西班牙的极左派和分裂派仍然对格尔尼卡事件难以释怀，分裂派的目的是其念念不忘的巴斯克独立，而工社党和共产党是咽不下内战输给佛朗哥的那口窝囊气。
6、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70多年来，为数甚多的作家和记者对这一事件做了无数的报道、转载和评论，只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没有一个翻阅历史资料做过严肃细致的调查，他们只是把别人的报道当作真实抄来传去，甚至连死亡人数都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数字。只有萨拉斯将军对此做过详尽认真的考察，他翻阅研究了当时的文件、新闻报导、评论、以及民政死亡登记，调查了目击者和见证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驳倒他的考察结论，这意味着他的结论最接近事实，也最可信，这也是许多持相反意见的人试图阻止他说话的原因。
【西班牙空军飞行先驱，军事史学家，作家，赫苏斯-拉腊萨瓦尔】
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是容易的，要想澄清，改变人们已经接受并相信是事实的事物，那就既费时又费力。即便真相大白，撒谎者的目的往往已经奏效。例如：共产左派的人民阵线政府隐瞒了他们首先向希特勒求援的事实，而根据佛朗哥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这一事实中衍生出“佛朗哥勾结希特勒所以是法西斯”的结论。由于人民阵线的主要援助来自斯大林，于是衍生出“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结论。今天，不能否认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无一不是效仿暴君斯大林的残酷清洗和以古拉格集中营为范本的镇压和屠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早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西班牙的工社党和共产党就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实行了斯大林式的清洗和屠杀。所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永远是绝对必要的，不正视历史还会重复错误。尤其是在今天，如作家、军事家、国防部审计师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José Luis Andrade）所指出的那样：“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根据流传的说法，毕加索从轰炸事件获取了灵感，创作了《格尔尼卡》。
1937年1月，人民阵线政府驻巴黎大使馆文化随员马科斯-阿布（Max Abu）向毕加索定做一幅画，壁画或油画，来装饰5月24日开幕的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谈好价格是15万法郎。
【西班牙索菲亚王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格尔尼卡》】
先说作画的时间。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向毕加索定画是1937年5月1日。毕加索本人说，他是在37年5月1日着手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在轰炸格尔尼卡之后开始的。如果人民阵线政府与毕加索在5月1日签约，意味着要求画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幅长7.77米、高3.5米、重300公斤的巨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调研者们推断，这幅画早在5月1日以前就有了，即轰炸格尔尼卡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一推断意味着，画家不可能从没有发生的事情上获取灵感，即毕加索作画并非是轰炸格尔尼卡给了他什么灵感。
【保罗-鲁伊斯-毕加索】
画家自己说，他作画用了60天时间。根据与毕加索合作的南斯拉夫女摄影师朵拉-马尔（Dora Maar）的说法，作品完成是在6月6、或8日，而正式交付和挂在馆内是7月11日。按照这一说法，作品从完成到交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和画家自己说的作画60天不符。半个事实是，世博会5月24日开幕，但是西班牙馆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开展。
毕加索坚持说，他直到5月1日才动手准备作画，言外之意，他是在得悉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后才动手的。他并且拿出证据说，所有的素描都是那时候才开始动笔的。不幸的是，这一“表白”导致的效果完全相反，人们认为：没人向你要证据而出示证据，恰恰说明有鬼。用中国的成语故事来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就更加坚定了人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在4月26日之前很久毕加索就有了这幅画。人们相信他“伪造”格尔尼卡是在读了斯提尔曲意误导的报道之后，开始作画至少也是从1937年1月。
关于作品的内容。前面引用过温德尔在德国电视采访中谈到：《格尔尼卡》的草图毕加索两年前就有了，它是剽窃马努埃尔-纳瓦拉1870年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作品的原名为《斗牛士之死》，是纪念他所钟爱的斗牛士何塞。温德尔还谈到：“当社会主义-共产党政府同他签约时，他早已经开始描绘这幅表现斗牛沙场上的结束场景的作品了。政府付给他30万比塞塔，这钱是通过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支付的。毕加索与政府做了政治承诺，为符合要求作了修改，把作品改名为《格尔尼卡》，然而留下了牛和朝天哀鸣的受伤的马。”温德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出这样的反问：“假如格尔尼卡表现的是德军轰炸，你能在画中找到飞机炸弹等表现格尔尼卡轰炸的内容吗？……除了作品被政治化，一个欺骗行为在于，怎么会把德国兀鹰军团的著名轰炸在发生两年前就表现出来了呢？”而且，“画中没有丝毫笔触代表巴斯克的风景特色”。
对于有人提到格尔尼卡的废墟照片，温德尔立即指出：“最糟糕的就是那些照片，那不是格尔尼卡，而是马德里！”许多被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的图片，即使从废墟上看，也完全显示是一个比农村更现代化的大都市，那规模绝不是一个仅有5000居民的小城镇、或曰大村庄所可能具备的。例如有一幅图片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但从图片分明看见大教堂的塔顶，这种大教堂（Catedral）只能是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才有，格尔尼卡不够资格，也就不会有。一方是欺骗，另一方是天真无邪地任人欺骗。
毕加索因《格尔尼卡》获得巨款15万法郎（30万比塞塔），这笔钱于1937年5月28日支付，31日签收，名目是宣传费开支，这份单据是在工社党的理论骨干、人民阵线政府驻法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坦（Luis Arasquitain）的个人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存在他的儿子拉蒙-分吉（Ramon Finji）家里。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70万美元。专家们评论：70年代加利福尼亚或者日本的百万富翁肯出3千到4千万美元买毕加索的画，但是1937年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当时，工社党领袖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表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成功的宣传等于打胜一场战役。事实显示果然如此：时至今日，关于格尔尼卡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斯提尔等几个英国记者的版本，或曰“传说”。
收到巨款的那天，应路易斯-阿拉斯基坦的要求，毕加索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佛朗哥叛军的法西斯立场，并宣布他正在做的画将命名为《格尔尼卡》。这个声明于7月刊登于美国，并且只在美国刊登过。
《格尔尼卡》在当时的博览会上并没有引起反响，展览结束，毕加索把画带回他的画室。直到1940年，德国和法国都没有对这幅画做出什么反映。这幅画出名是在被带到纽约现代博物馆之后。
1936年8月毕加索被任命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但他从未到任，继续在法国从事创作。1944年，德国战败前夜，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他两次申请法国国籍均未获准，据说这与他的共产党身份直接有关，结果致死没有国籍。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毕加索从未说过制作这幅壁画的动机（见维基百科）。
1997年，轰炸事件60年之后，德国出资在格尔尼卡修建了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耗资两亿五千万比塞塔，作为赔偿。无怪乎在格尔尼卡已经无人对那段轰炸历史怀有兴趣。
－－美国议员希蓝-约翰逊（Hiram Jonhson）于1917年
提起格尔尼卡，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毕加索的同名画作，而格尔尼卡这个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的小城也是由此而闻名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够看懂这幅画，但是所有的人－－无论艺术鉴赏力高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这幅画作的背景解说的引导，这个背景就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空袭格尔尼卡的历史事件。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综合起来，流传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
“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小城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古老文化的象征，城内有一颗古老的栎树，由于古老（146岁，12米高，2004年死于高温）而被奉为圣树，它矗立在议会厅前，那里是市长就职宣誓的地方。传说从中世纪就是巴斯克人民的代表聚会的地方，还说从中世纪伊萨贝尔统治时代（1474-1504）到1876年，西班牙皇室代表在这里宣誓尊重巴斯克的自由。
【格尔尼卡的议会厅和门前的古老栎树】
“1937年4月26日，星期一，是集市。下午，格尔尼卡这个小城被德国飞机不停地轰炸了三个小时。1600人被夺去性命（有些作家的说法是800,1654，甚至3000）。为了惩罚支持人民阵线的巴斯克人民，佛朗哥指使其盟友希特勒对非军事区的平民城镇进行了毁灭性攻击的演习，想迫使巴斯克人民屈服，乘势占据巴斯克地区。这起群体性灭绝罪行激怒了西班牙画家保罗-毕加索，他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被誉为大师级的杰出画作，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格尔尼卡》。”
德国空军兀鹰军团轰炸格尔尼卡是事实，这一点没有分歧。除此而外，对所有情节都另有说法。
1、不同版本
1998年，德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报道，采访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西班牙飞行先驱、军事史作家，退休将军萨拉斯-拉腊萨瓦尔（Jesús Salas Larrazábal），另一个是研究毕加索的专家，何塞-佩德罗-温德尔（José Pedro Vinder）。
萨拉斯在电视采访中所谈的版本，综合起来是：
一，轰炸的结果不是死亡1654，伤889，而是死亡120－－126人，除少数几个外均有名有姓，且有民政死亡登记。（世界记者协会的保罗-哈文（Paul Haven）在2007年4月26日的空袭格尔尼卡70周年纪念会上说，死者在100-120之间。）
二，那一天不是集市。文森特-泰隆（Wencente Talon）在其《燃烧的格尔尼卡》中援引历史文件证明，星期日市政预先通知取消周一的集市，原因是距前线仅15公里（战败的人民阵线军队正在撤退）。但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少数农民没有得到通知，所以有限的几个没有确认的尸体多半是这些人。
三，轰炸的时间。轰炸总共两次，第一次是意大利空军，16点30分，第二次是德国的Junker轰炸机，18点30分，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已进入防空掩体（仅有五千居民的格尔尼卡竟有7个防空掩体！）。轰炸的时间不是三小时：首先，Junker52轰炸机的性能和运输能力不能维持三小时半的飞行，从基地布尔格斯（Burgos）飞到格尔尼卡需要一小时，飞过格尔尼卡上空仅需要20秒，回程一小时。
四，居民区不是轰炸目标，格尔尼卡不是非军事区。根据是，仅有5000居民的格尔尼卡，建有三个兵工厂（据文字资料分析，并非都是很正规的工厂，例如在一些办公室里制造炸药），驻扎三个营的兵力（2000共和派士兵），以及一家血库医院。还有一个师指挥部，指挥员是上校拉尔其（Llarch）。
五，格尔尼卡的房屋不是炸毁的，而是火借风势蔓延而烧毁的。轰炸所使用的燃烧弹，恰与格尔尼卡兵工厂生产的是同一产品。
而温德尔则断言：一，当时刊登的轰炸后的废墟的新闻图片不是格尔尼卡，而是被轰炸后的马德里；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是轰炸的恐怖给了他什么创作灵感，而是他两年前（1935年）所做的“斗牛术”系列画稿的组合，这些画稿也不是毕加索的原创，而是把上个世纪（19世纪）马努埃尔-纳瓦拉（Manuel Navarra）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照原样放大而已。
当然，轰炸事件发生61年后听到这样的报道，无疑令舆论哗然。假如事实如此，将大大影响甚至完全改变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结论，而新的认识将对与事件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报道一经播出，立即遭到巴斯克地区政府的抗议。然而，对当年的人民阵线政府成员即巴斯克民族独立派和工社党来说，更糟糕的是，关于事件的不同版本显然更接近事实。
2、轰炸行动的发生
1936年9到11月，马德里经受了国民军三个月的轰炸，莫拉将军计划拿下马德里结束战争，但人民阵线在苏联的三倍于德国的军事援助下顽强抵抗，11月23日，莫拉和佛朗哥会师马德里郊区赫塔菲（Getafe），意识到速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长期的。于是佛朗哥决定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北方，那里集中了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兵器弹药制造工业，那里还有铁、铜和锌矿，这些地区都掌握在人民阵线手中。
北方国民军夺取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与夺取马德里以及攻占其它地区的战役平行展开。要夺取毕尔巴鄂，必须切断人民阵线向毕尔巴鄂的退路，格尔尼卡恰在此退路上，它的东北方有一条欧卡河，河上有座桥，名冷特里亚桥。于是格尔尼卡具有了战略意义，而那座桥便成为军事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炸桥，佛朗哥和莫拉对德意明令禁止轰炸，只破例准许他们的陆军开进格尔尼卡。当时莫拉将军继续率军向距离格尔尼卡36公里的杜兰戈（Drango）前进，而德军兀鹰军团的最高统领里奇多芬（Von Richthofen，二战中晋升为将军和元帅））下令－－显然是根据上级指令－－轰炸欧卡河桥，于是有了轰炸格尔尼卡行动。
4月26日的格尔尼卡，按当时的人口统计有5000居民，370个服兵役的青年，还有1600兵力，总共2000；除了三家兵工厂，还有一家供血医院。萨拉斯将军认为，7个防空掩体为五千居民，显然不成比例，这一分析完全有道理，左派的宣传隐瞒了那里还驻扎着三个营的兵力的事实。萨拉斯的调查显示，死于粗制滥造的防空设施坍塌的人，占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空袭开始，兀鹰军团的一架双引擎D-17先作侦察，然后是三架意大利的S-M-79，飞过上空在东部扔下12枚炸弹，每枚50公斤，时间是下午16点20分左右，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意大利司令官不知道河上的桥依旧安在，竟在报告里称：虽然很困难但是击中了目标）。之后是两架德国的双引擎H-111，两小时后兀鹰军团进行了空袭，轰炸机群由18或19架Ju-52组成三个飞行小队，并有10架意大利的菲亚特-32歼击机护航，共投掷20吨炸药（炸弹分别重250公斤和50公斤）和燃烧弹（每个一公斤）。
【轰炸后的格尔尼卡市中心】
【现在的市中心】
这些飞机的航线都是同一个，从北向南，经过欧卡河上的冷特里亚桥。当时，风从东北方向来，风力很猛，席卷着大量沙尘和雾霭，再加上大部分飞行员都是新手，没有经验，铸成技术性错误，炸弹落到了城镇，结果城镇的近五分之一被燃烧，或者是因为被击中或者是引起爆炸，而火势借助风力蔓延到70%的建筑物。毕尔巴鄂的消防队远在30多公里之外，两个多小时后才赶到，而且，火没熄灭就撤退了，导致大火一直延续到翌日。所以，城市应该不是被炸毁而是被烧毁的。但古城的历史遗迹部分，议会厅和传奇的栎树等等，都幸免于难。
3、事实与传说相左
在格尔尼卡的传说中，被左派不厌其烦地持久宣传的要点有四个：一是轰炸针对居民，二是格尔尼卡是非军事区，三是企图毁灭象征巴斯克古文化的城市，四是德军在格尔尼卡进行武器试验，还以纽伦堡审判作为证据。
从前面萨拉斯将军列举的论据可以看出：轰炸不是针对居民，格尔尼卡也不是非军事区，古城的象征性建筑毫毛未损－－德国人对巴斯克的文化象征毫无知晓。关于把格尔尼卡当靶场，考察者找到的证据是：德国空军意在尝试用条件有限的设备进行重磅炸弹的试验，因为那时德国的飞机已经过时了。此外，纽伦堡审判没有格尔尼卡这项内容，纽伦堡只审判德国纳粹1939年以后的罪行。
萨拉斯将军在调查中获悉，1976年出现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文件，是意大利空军分遣队的命令，这份被公之于世的文件说，轰炸目标是格尔尼卡的桥，而城区，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是不能轰炸的。
要弄清这个政治原因，需要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真实立场有个基本了解。史学家毕欧-莫阿对巴斯克民族党的特性、以及该党同人民阵线的关系，有着十分准确的分析：
“了解巴斯克民族党的立场是很必要的。它是一个极右派组织，极端的种族歧视，同时还特别信仰天主教，虽说他的盟友，即其他左派同伙，都是排斥教会的。这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但是，巴斯克民族党的首要目标是独立，所以接受了人民阵线提供的自治权，但是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着左派走，其意图是等待时机与西班牙分裂独立建国。……巴斯克分裂派（在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时）提出，保证把城内的重工业交给佛朗哥的军队，并避免其他左派同伙捣毁这些工厂。这些工厂对国民派战胜极为有利。（1937年）8月中旬，巴斯克民族党向本是他的敌人的国民派透露攻打其左派同伙的最佳途径，并作出巴斯克军队处于被包围的状况的假象，以掩盖其实为背叛的行动。此密谋史称《桑托尼亚协定》。这一举动使得国民军获得内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俘虏55000人民阵线士兵，缴获大量军备。这些都是轰炸格尔尼卡的结果。”
关于意大利空军分遣队文件中所说的不能轰炸的“政治原因”，有史学家解释是指“巴斯克民族党正在试图同意大利军队谈判投降”。但是，据萨拉斯考察，该“政治原因”是指城市的文化象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的背叛或者投降是在格尔尼卡轰炸之后而非之前。须知，巴斯克民族党是两边倒的墙头草，谁势大靠谁，所谓巴斯克的自由传统，无非就是分裂主义。战争初期，没有人想到莫拉和佛朗哥会打赢，按照当时力量的对比，人民阵线占据压倒优势：他们掌管所有的金融机构，几乎所有的工业，主要大城市和港口，半数军队，三分之二以上的保安力量、飞机和海上力量。所以，巴斯克民族党当然不会和注定要失败的一方结盟。只是随着战事进展，他们意识到失败的将是左派，因此便和敌人私下谈判，倒向国民派。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巴斯克民族党对轰炸格尔尼卡的真实反映并没有后来政治宣传的那样强烈的义愤填膺。
另一个见证人，是德军的出色的战机飞行员，30岁升为中将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其回忆录《第一个和最后一个》（1954，有译《铁十字战鹰》）里提到，兀鹰军团的空军飞行员很不愿意谈及格尔尼卡。萨拉斯曾于80年代初有机会遇到阿道夫-加兰德，听他谈到：他在同参与格尔尼卡行动的同事闲聊中，得出确切结论，即居民区始终在轰炸目标之外，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气候条件，风大，能见度低，以及观测缺乏经验。
4、炮制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原因
问题起源于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那里严密监视着德国的扩张动向。轰炸的当夜凌晨，有五名外国记者赶到格尔尼卡，目睹了一片火海，其中一个是《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G.Luther Steer）。
据上校工程师、硕士、记者和史学家，圣地亚哥-佩里纳特（Santiago Perinat 1936-2009）调查：斯提尔生于南非一个新闻业富商家庭，他经常与《泰晤士报》的编辑发生争执。编辑们反对他的明显倾向性和言过其实，最糟糕的是，他们抱怨他开支挥霍，后来报社解雇了他。
当时的五名记者，除了斯提尔，其余是快报、路透社、太阳报和星报的记者，他们的报道措辞适中，没有斯提尔那样的冲动。
据著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菲利普-克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在他的《第一个牺牲品》（The First Casualty）（1975）中披露，当时泰晤士和纽约时报联合协作，他们淘汰了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报道，而采用了斯提尔关于格尔尼卡的报道。“结果很成功，因为恰恰符合人们的口味，把事情讲成人们所希望发生的那样。” 菲利普-克奈特利认为，斯提尔在报道中任凭自己的个人情感和政治倾向不加控制地发展，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应该的。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的批评更为直率：“认为报刊的使命是提供信息那就太天真了。”
当时，关于轰炸格尔尼卡事件，在法国和巴斯克本地都没有类似的谣传，这一夸张版本只是在英国泛滥。其中缘故，据萨拉斯分析，泰晤士报之所以采用斯提尔的极为夸张的报道，是因为它符合英国保守派的利益，支持保守派关于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分析，削弱劳工党的和平主义宣传，以警告英国社会舆论，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英国。此招果然奏效，英国各界保守派对佛朗哥的国民派表示失望，在议会要求大大增加国防军事预算，尤其是空军。斯提尔乘机写了一本书，格尔尼卡的传说由此而大加膨胀。被歪曲的版本更加不胫而走，更有甚者，为了强调政治效果，作者还故意把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的责任加在德国空军头上。当然，他本人因此而名利双收。
空袭后的反响使德国担忧，德方要求佛朗哥国民派不要透露轰炸者是德国空军。与此同时，1937年9月，公共建设部部长、工程师埃斯坦尼斯拉夫-埃兰(Estanislao Herrán)率领一个技术委员会调查，听取了多个见证人的证词，视察了实地，做出一份详尽的技术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没有引起国民军负责宣传和发布信息的专家们的重视，由于人民阵线每当撤离一地时为了不给国民军留军饷往往实行三光政策，于是国民派的宣传部门便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毁坏了格尔尼卡”，谎上加谎，使得事情更加浑浊不清。
5、坚持格尔尼卡神话的政治目的
一些学者，特别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学者，如萨拉斯将军和圣地亚哥-佩里纳特，还有史学家毕欧-莫阿等，为了“澄清历史事件”，不惧费时费力，对该事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严肃分析。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希特勒。内战伊始，人民阵线先于国民派向希特勒乞求军事援助，虽然事实上希特勒援助了国民派，但他后来曾经表示“帮助佛朗哥是个错误”，认为“应该帮助人民阵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阵线所谓的反希特勒是执行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为了“保卫苏联”；人民阵线的敌人始终只是佛朗哥的国民派，希特勒不过是用来定义佛朗哥为法西斯的最有力的论据。左派坚持这一神话传说的目的在于：证明佛朗哥是法西斯，国民派背叛了共和国，佛朗哥独裁，反民主，罪大恶极……于是，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专政名下的杀人放火、强奸修女、强占私人庄园、掠夺他人财富、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等所有的红色恐怖，都被戴上了“反法西斯”的桂冠，如同斯大林自诩“反法西斯”一样，在这个称号之下，最残忍的共产法西斯兽行都变成了合法。
据兀鹰军团统领冯-里奇多芬的日记，空袭行动是执行他本人的命令，并未得到佛朗哥和莫拉（Mola）将军的授权，故与国民军无关。佛朗哥明令禁止轰炸居民区，事后又再申禁令。据一位佛朗哥传记的作者披露，轰炸事后佛朗哥接见里奇多芬时可谓大发雷霆。
从轰炸格尔尼卡的效果来说，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最严重的。意军和德军轰炸巴塞罗那，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一辆军火卡车上，仅这一响就炸死800人。再如轰炸格尔尼卡前一个月，即3月31日，意大利空军轰炸杜兰戈（Durango）市，伤亡远比格尔尼卡严重，死亡184人（有说300人），但是并没有引起格尔尼卡那样的效应，其中原因，按照一位史学家的说法，一则因为轰炸者是意军而不是希特勒的德国空军，二来，他用调侃的口气说，因为缺少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内战中，国民派得到德国飞机700架（德军损失96架），人民阵线得到苏联的飞机1100架（损失296架，其中235架在空战中被德军飞行员击落）。显然，轰炸是双方都有的军事行动，只是一经左派宣传，给世人的印象似乎轰炸的只是国民派，似乎人民阵线没有轰炸。尤其是，左派的“红军”在欧维多、塞维亚，萨拉戈萨和维斯卡等城市的轰炸和屠杀，在格尔尼卡事件的掩盖下，统统化为乌有。
今天，西班牙的极左派和分裂派仍然对格尔尼卡事件难以释怀，分裂派的目的是其念念不忘的巴斯克独立，而工社党和共产党是咽不下内战输给佛朗哥的那口窝囊气。
6、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70多年来，为数甚多的作家和记者对这一事件做了无数的报道、转载和评论，只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没有一个翻阅历史资料做过严肃细致的调查，他们只是把别人的报道当作真实抄来传去，甚至连死亡人数都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数字。只有萨拉斯将军对此做过详尽认真的考察，他翻阅研究了当时的文件、新闻报导、评论、以及民政死亡登记，调查了目击者和见证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驳倒他的考察结论，这意味着他的结论最接近事实，也最可信，这也是许多持相反意见的人试图阻止他说话的原因。
【西班牙空军飞行先驱，军事史学家，作家，赫苏斯-拉腊萨瓦尔】
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是容易的，要想澄清，改变人们已经接受并相信是事实的事物，那就既费时又费力。即便真相大白，撒谎者的目的往往已经奏效。例如：共产左派的人民阵线政府隐瞒了他们首先向希特勒求援的事实，而根据佛朗哥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这一事实中衍生出“佛朗哥勾结希特勒所以是法西斯”的结论。由于人民阵线的主要援助来自斯大林，于是衍生出“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结论。今天，不能否认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行径无一不是效仿暴君斯大林的残酷清洗和以古拉格集中营为范本的镇压和屠杀。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早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之前，西班牙的工社党和共产党就对自己的“同志”和人民实行了斯大林式的清洗和屠杀。所以，揭穿谎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永远是绝对必要的，不正视历史还会重复错误。尤其是在今天，如作家、军事家、国防部审计师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José Luis Andrade）所指出的那样：“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根据流传的说法，毕加索从轰炸事件获取了灵感，创作了《格尔尼卡》。
1937年1月，人民阵线政府驻巴黎大使馆文化随员马科斯-阿布（Max Abu）向毕加索定做一幅画，壁画或油画，来装饰5月24日开幕的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馆，谈好价格是15万法郎。
【西班牙索菲亚王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格尔尼卡》】
先说作画的时间。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向毕加索定画是1937年5月1日。毕加索本人说，他是在37年5月1日着手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在轰炸格尔尼卡之后开始的。如果人民阵线政府与毕加索在5月1日签约，意味着要求画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幅长7.77米、高3.5米、重300公斤的巨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调研者们推断，这幅画早在5月1日以前就有了，即轰炸格尔尼卡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一推断意味着，画家不可能从没有发生的事情上获取灵感，即毕加索作画并非是轰炸格尔尼卡给了他什么灵感。
【保罗-鲁伊斯-毕加索】
画家自己说，他作画用了60天时间。根据与毕加索合作的南斯拉夫女摄影师朵拉-马尔（Dora Maar）的说法，作品完成是在6月6、或8日，而正式交付和挂在馆内是7月11日。按照这一说法，作品从完成到交付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和画家自己说的作画60天不符。半个事实是，世博会5月24日开幕，但是西班牙馆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开展。
毕加索坚持说，他直到5月1日才动手准备作画，言外之意，他是在得悉轰炸格尔尼卡的消息后才动手的。他并且拿出证据说，所有的素描都是那时候才开始动笔的。不幸的是，这一“表白”导致的效果完全相反，人们认为：没人向你要证据而出示证据，恰恰说明有鬼。用中国的成语故事来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就更加坚定了人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在4月26日之前很久毕加索就有了这幅画。人们相信他“伪造”格尔尼卡是在读了斯提尔曲意误导的报道之后，开始作画至少也是从1937年1月。
关于作品的内容。前面引用过温德尔在德国电视采访中谈到：《格尔尼卡》的草图毕加索两年前就有了，它是剽窃马努埃尔-纳瓦拉1870年的作品《独角山羊集市》，作品的原名为《斗牛士之死》，是纪念他所钟爱的斗牛士何塞。温德尔还谈到：“当社会主义-共产党政府同他签约时，他早已经开始描绘这幅表现斗牛沙场上的结束场景的作品了。政府付给他30万比塞塔，这钱是通过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支付的。毕加索与政府做了政治承诺，为符合要求作了修改，把作品改名为《格尔尼卡》，然而留下了牛和朝天哀鸣的受伤的马。”温德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出这样的反问：“假如格尔尼卡表现的是德军轰炸，你能在画中找到飞机炸弹等表现格尔尼卡轰炸的内容吗？……除了作品被政治化，一个欺骗行为在于，怎么会把德国兀鹰军团的著名轰炸在发生两年前就表现出来了呢？”而且，“画中没有丝毫笔触代表巴斯克的风景特色”。
对于有人提到格尔尼卡的废墟照片，温德尔立即指出：“最糟糕的就是那些照片，那不是格尔尼卡，而是马德里！”许多被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的图片，即使从废墟上看，也完全显示是一个比农村更现代化的大都市，那规模绝不是一个仅有5000居民的小城镇、或曰大村庄所可能具备的。例如有一幅图片标明是轰炸后的格尔尼卡，但从图片分明看见大教堂的塔顶，这种大教堂（Catedral）只能是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才有，格尔尼卡不够资格，也就不会有。一方是欺骗，另一方是天真无邪地任人欺骗。
毕加索因《格尔尼卡》获得巨款15万法郎（30万比塞塔），这笔钱于1937年5月28日支付，31日签收，名目是宣传费开支，这份单据是在工社党的理论骨干、人民阵线政府驻法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坦（Luis Arasquitain）的个人档案中找到的，档案存在他的儿子拉蒙-分吉（Ramon Finji）家里。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70万美元。专家们评论：70年代加利福尼亚或者日本的百万富翁肯出3千到4千万美元买毕加索的画，但是1937年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当时，工社党领袖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表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成功的宣传等于打胜一场战役。事实显示果然如此：时至今日，关于格尔尼卡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斯提尔等几个英国记者的版本，或曰“传说”。
收到巨款的那天，应路易斯-阿拉斯基坦的要求，毕加索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佛朗哥叛军的法西斯立场，并宣布他正在做的画将命名为《格尔尼卡》。这个声明于7月刊登于美国，并且只在美国刊登过。
《格尔尼卡》在当时的博览会上并没有引起反响，展览结束，毕加索把画带回他的画室。直到1940年，德国和法国都没有对这幅画做出什么反映。这幅画出名是在被带到纽约现代博物馆之后。
1936年8月毕加索被任命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但他从未到任，继续在法国从事创作。1944年，德国战败前夜，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他两次申请法国国籍均未获准，据说这与他的共产党身份直接有关，结果致死没有国籍。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毕加索从未说过制作这幅壁画的动机（见维基百科）。
1997年，轰炸事件60年之后，德国出资在格尔尼卡修建了一个多功能体育馆，耗资两亿五千万比塞塔，作为赔偿。无怪乎在格尔尼卡已经无人对那段轰炸历史怀有兴趣。
由此可见，制造世界闻名的格尔尼卡神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路特-斯提尔（Lowther Steer），一个是保罗-卢易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格尔尼卡怎样被制作成一个传说，值得分析。
通常的情况是，世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大会怀疑第一次得到的信息。这就为制造谎言提供了良好环境。
【乔治-路特-斯提尔（1909-1944）】
1975年，一个叫赫尔伯-苏斯沃斯（Herber Southworth） 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题为《格尔尼卡的被毁》，这本书的第一章有109页，里面全是世界各国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消息和报道，罗列着全世界一个个国家的一个个报纸，然而从中可以有两个发现，一是所有的信息报道，无一不是依照事发当时到场的5个外国记者的报道的线索衍生的消息，这说明，各家媒体都互相复制，传来抄去。于是，许多作家也就把它当做权威资料反复引用。二是，在铺天盖地的报纸中，居然没有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当时的众多纸媒的消息。照理，这些本地纸媒的消息才是最接近事实的报道。对这种疏漏，没有人不认为不可理解。调研者细析后悟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即当地报纸的报道都是转载外来消息，连巴斯克政府得悉的消息，都是来自6000公里以外的27日的《芝加哥日报》，28日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而且，西班牙第一个官方抗议消息，也是驻华盛顿大使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在读了上述报道之后发出的。事发后，格尔尼卡很多人逃离在外，由于外国媒体的报道言过其实，很容易被逃离他乡甚至异国的当地人识破，于是被本地纸媒删减了。
事发时，斯提尔等外国记者在报道死亡人数时显然是信口开河，以致最大的夸张达到3000人。然而，萨拉斯做了认真调查统计：1937年，4月26日到29日之间下葬的人是75名，他们是在毕尔巴鄂巴苏尔托医院死去的，当纳瓦拉的国民军人开进入格尔尼卡的时候从圣玛利亚防空洞撤出25具尸体，后来在民政登记死亡的有18人，这样，得出了死亡约120人的数字。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做事的两种态度，显示出历史客学和政治宣传的本质区别。
【2009年6月费利佩王子向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授圣十字勋章】
萨拉斯写道：“歪曲和伪造，使得接受事实变得十分困难。格尔尼卡的传说超越了历史，被毕加索的油画宣传变成了永久的神话，连纠正都十分困难。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目的十分有限，手段也十分有限的行动引起全世界范围如此巨大的反馈和影响。”
古代阿拉伯的哲人伊本-赫勒敦曾经分析过在关于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七个原因（注释1）。对此，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评论道：“这些古代的历史学家毕竟天真，他们根本想不到，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门非法的艺术，有成千上万的被幕后的权威机构和中央机构挑选出来的法学家，这些机构需要操纵关于过去的知识，以便有选择地根除一切能够撤销其合法性、或是暴露其野蛮行径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戏谑地称这个地下网为‘真相部’”。
在研究格尔尼卡事件上反映出的问题，也正是研究西班牙内战中存在的问题。用安德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研究经受了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反对派的反对的亲共宣传。而许多史学家们总是犯忽视的错误，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重复又重复，谎言和缺乏根据的说法逐渐被神化，甚至变成化石，以致今天许多谎言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植根于最诚实的公民的想象之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不偏不倚。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排除事先谋划的谎言，这种谎言或许出自对某些事实的有意歪曲，或者是有意忽略。”
对正视历史最严重的干扰总是来自权力机构，即便今天，现时正在发生的事实也由于他们的指令而被“按需处理”，并把这些被歪曲或伪造的“信息”不断地写入历史。所以，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史学家要做到公允，遵守不偏不倚的原则，排除个人的偏见、好感和非好感。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以便有效地保护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透明。
最后，对于：“毕加索的这幅壁画究竟是对轰炸巴斯克小城表示愤怒，还是为共产派反对国民派的宣传而作？或者另有因由？”
但愿本文能够提供前所未知的信息，以便帮助读者作出各自的判断。 【全文完】
注释1：
阿拉伯古代哲人总结的关于在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7个原因：
1、人们对某些意见和理论的喜爱。
2、对说这些话的人的盲目信任。
3、不知道事件的演员们的目的和企图。
4、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掌握真相。
5、不了解事件和具体情况始终是相互关联的。
6、人们容易偏向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认为他们的话有权威性。
7、不了解那些来自文明发展的现象的性质。
格尔尼卡怎样被制作成一个传说，值得分析。
通常的情况是，世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大会怀疑第一次得到的信息。这就为制造谎言提供了良好环境。
【乔治-路特-斯提尔（1909-1944）】
1975年，一个叫赫尔伯-苏斯沃斯（Herber Southworth） 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题为《格尔尼卡的被毁》，这本书的第一章有109页，里面全是世界各国关于格尔尼卡轰炸的消息和报道，罗列着全世界一个个国家的一个个报纸，然而从中可以有两个发现，一是所有的信息报道，无一不是依照事发当时到场的5个外国记者的报道的线索衍生的消息，这说明，各家媒体都互相复制，传来抄去。于是，许多作家也就把它当做权威资料反复引用。二是，在铺天盖地的报纸中，居然没有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当时的众多纸媒的消息。照理，这些本地纸媒的消息才是最接近事实的报道。对这种疏漏，没有人不认为不可理解。调研者细析后悟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即当地报纸的报道都是转载外来消息，连巴斯克政府得悉的消息，都是来自6000公里以外的27日的《芝加哥日报》，28日的《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而且，西班牙第一个官方抗议消息，也是驻华盛顿大使费尔南多-德-罗斯里奥斯在读了上述报道之后发出的。事发后，格尔尼卡很多人逃离在外，由于外国媒体的报道言过其实，很容易被逃离他乡甚至异国的当地人识破，于是被本地纸媒删减了。
事发时，斯提尔等外国记者在报道死亡人数时显然是信口开河，以致最大的夸张达到3000人。然而，萨拉斯做了认真调查统计：1937年，4月26日到29日之间下葬的人是75名，他们是在毕尔巴鄂巴苏尔托医院死去的，当纳瓦拉的国民军人开进入格尔尼卡的时候从圣玛利亚防空洞撤出25具尸体，后来在民政登记死亡的有18人，这样，得出了死亡约120人的数字。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做事的两种态度，显示出历史客学和政治宣传的本质区别。
【2009年6月费利佩王子向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授圣十字勋章】
萨拉斯写道：“歪曲和伪造，使得接受事实变得十分困难。格尔尼卡的传说超越了历史，被毕加索的油画宣传变成了永久的神话，连纠正都十分困难。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目的十分有限，手段也十分有限的行动引起全世界范围如此巨大的反馈和影响。”
古代阿拉伯的哲人伊本-赫勒敦曾经分析过在关于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七个原因（注释1）。对此，何塞-路易斯-安德拉德评论道：“这些古代的历史学家毕竟天真，他们根本想不到，伪造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门非法的艺术，有成千上万的被幕后的权威机构和中央机构挑选出来的法学家，这些机构需要操纵关于过去的知识，以便有选择地根除一切能够撤销其合法性、或是暴露其野蛮行径的证据。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戏谑地称这个地下网为‘真相部’”。
在研究格尔尼卡事件上反映出的问题，也正是研究西班牙内战中存在的问题。用安德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研究经受了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反对派的反对的亲共宣传。而许多史学家们总是犯忽视的错误，就这样经过长期的重复又重复，谎言和缺乏根据的说法逐渐被神化，甚至变成化石，以致今天许多谎言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植根于最诚实的公民的想象之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不偏不倚。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排除事先谋划的谎言，这种谎言或许出自对某些事实的有意歪曲，或者是有意忽略。”
对正视历史最严重的干扰总是来自权力机构，即便今天，现时正在发生的事实也由于他们的指令而被“按需处理”，并把这些被歪曲或伪造的“信息”不断地写入历史。所以，至少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史学家要做到公允，遵守不偏不倚的原则，排除个人的偏见、好感和非好感。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制度，以便有效地保护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透明。
最后，对于：“毕加索的这幅壁画究竟是对轰炸巴斯克小城表示愤怒，还是为共产派反对国民派的宣传而作？或者另有因由？”
但愿本文能够提供前所未知的信息，以便帮助读者作出各自的判断。 【全文完】
注释1：
阿拉伯古代哲人总结的关于在历史信息方面说谎的7个原因：
1、人们对某些意见和理论的喜爱。
2、对说这些话的人的盲目信任。
3、不知道事件的演员们的目的和企图。
4、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掌握真相。
5、不了解事件和具体情况始终是相互关联的。
6、人们容易偏向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认为他们的话有权威性。
7、不了解那些来自文明发展的现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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