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国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一、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开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钊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着《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只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二、逼上井冈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陕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冈山，这是中共在1927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冈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冈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欃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
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冈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宁冈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冈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冈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 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冈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冈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冈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冈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1950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证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开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而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1937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为何，至少在1927至1937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只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产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三、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28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开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只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冈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历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1964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 读史〉的词。其下半阙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屫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着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1943年，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Friday, January 27, 2012
Tuesday, January 24, 2012
秦晖: 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秦 晖•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见《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见《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Friday, January 20, 2012
大选之年话芝城——城南的无奈
在南部，白人不在乎你离他有多近，只要你身份不比他高。在北方，白人不在乎你地位有多高，只要你不是离他太近。
–二十世纪早、中期黑人中间流传的
一。初识城南
搬来芝加哥之前，公司为我提供了两次找房子的TRIP。人事部的大姐一进门就把手里的地图摊在桌上，顺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红色圆圈，然后在圆圈上打了一个重重的大红叉，说：“这地方不能去。危险！”
“有多么危险？”
“有丧命的危险。”大姐一脸严肃地说：“不是跟你开玩笑。芝加哥人都知道，城南(SOUTHSIDE)是去不得的。”
来到芝加哥以后，城南的故事就听得 多了。几乎每天晚上晚间新闻都要提到城南。每次提到城南都不是好事，不是杀人放火，就是贩毒偷窃，再不就是把警察打死了。城南就像是芝加哥母亲身上的一个大脓包，时不时的就流出脓水血水，让芝加哥人束手无策。
芝加哥的人不光是对城南无可奈何，对城南长大的人也心存戒意。公司的图书管理员是个胖胖的妇人。整天像是贵夫人一样，眼睛长在脑瓜顶上。我和她没有什么交往，只是点头微笑的友情。那天我让小秘书去图书馆帮我取份资料。小秘书回来后一脸的不高兴，没等我问，就快言快语抱怨起来。
小秘书见胖妇人桌上有张照片，8″ x 10″ 的黑白大照，镶在精美的相框中，以为是她的至亲，便没话找话地问：“这人是谁呀？”
“你不知道这人是谁？”
“不知道。”小秘书如实答到。
“你没听说过爱因斯坦吗？”
小秘书刚刚高中毕业就进了这家大公司，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小心谨慎，哪见过这阵势。马上拿了资料，转身要走。胖妇人把她叫住，指着桌上另一张照片问：“你知道这是谁吗？”
小秘书本来就没多大见识，被她这一吓更没了主见：“不知道。”
“你连她都不知道？”
“……”
“你知道当今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吗？”
“我生下来时，伊丽莎白女王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了。那张照片比我还年青。我怎么知道那是伊丽莎白女王呢！”小秘书委屈地向我抱怨着。当时另一个同事正好也在场，他就说了一句：“她是在城南长大的。”见我一副不得要领的样子，又加了一句：“你知道，城南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在那里长大的人都蛮横无理，没修养。”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不只是城南不能去，城南长大的人也要躲着走。
二。 城南历史
在历史上，美国南部的黑人曾经有两次向芝加哥大迁移，前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后一次是在二次大战前后。同南部相比，芝加哥给黑人提供了有较好的工作，生活。但是同美国所有的地方一样，芝加哥也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暴力。从二十世纪初期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芝加哥的黑人都被赶到城南的黑人区(Black Belt)，在芝加哥就被简称为“城南”。那时，在白人眼里，黑人之间没有区别，不论贫富，地位高低，只能住在城南。医生，律师和理发师，水管工比邻相居。很多黑人在白人区工作，挣钱，却不能去白人区享受花钱，便把钱都带回了城南。很快城南便成了城中之城。有自己的商业中心， 教会、 社交俱乐部、 非法赌场、 美容院、 夜总会、影院、和的士公司。城南就成了芝加哥黑人自己的城。那时候，城南每年还有一次非官方的“市长选举”。选出来的都是有声望的黑人。到了五十年代末，城南达到了鼎盛期。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法律的完善，种族隔离被废除了。黑人开始搬出了拥挤的城南，先是富人搬走了，随后是中产阶级，再后来连工薪阶层也搬走了。剩下的只是赤贫的黑人。随着芝加哥城市的发展，以前的城南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原先城南的北部，西部都盖起了新房，住进了新主人，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和东方人。与此同时，市政府在城南的南部盖了几十栋高层居民楼，美其名曰“公共住房区”。是由政府补贴。低收入的人家可以很便宜地住在里面。“公共住房区”刚建好时，被当时的市长视为一大骄傲，为穷人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一大骄傲”很快就成了“一大心病”，彻底完成了城南的“改造”
– 从黑人区改造成贫民窟。现在的城南面积大大缩小了，也是个小世界，有黑人、白人、墨西哥人、东方人，不管是什么人，住进城南的都是穷人。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率高居不下。贫穷和犯罪总是形影相随。
三。 走进城南
那天带儿子去印第安纳州串门，回来时天都快黑了。车刚一开进芝加哥城边，后边的轮胎爆了。“城南。怎么办？”离家还有三四十里地呢。还能怎么办？我下了高速公路。本想停在路边叫拖车，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个加油站，旁边有个修车间，便开了过去。加油站很小。狭窄的房间尽头有一面大玻璃。里面坐着收银员。玻璃中间有一个细长的小口，只能塞进钱去，连手都伸不进去。靠墙处摆了几个货架子，中间坐着一个鲁智深样的彪形大汉，黑黑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我第一次感受到“城南”的恐怖。修车间关门了。我向大汉借了电话簿，抄下来拖车公司的电话，打算叫拖车。领着儿子刚一走出门，一辆破得快散了架的汽车开到我们身边，一个急刹车，车上跳下来三个黑孩子，顶多不到二十岁。其中一个带着满口的黑人腔对我说：“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来这里干什么，赶快走吧。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我指指扁车胎说：“车胎爆了。”
“车上有备用胎吗？”
“应该有吧。我从来没打开看过。”
几个男孩一阵乱笑。显然是从来没见过我这样无能的女人。
“打开后车仓吧。”那男孩笑够了，又来同我讲话。
我把后车仓打开。几个男孩麻利地取出工具，备用胎，三下五除而，没有几分钟就把车胎换好了。接下来又把爆了的车胎放好，固定，还把工具也原样放好。
关好后车盖后，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对我说：“赶快上车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这里不安全。对你的孩子尤其不好。”
我说：“你们不是在这里吗？”
“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别的地方可去。”
“你们在这里安全吗？”我问。
“我们知道哪里不可以去，什么时候不可以去，谁人不可以理。”
另一个男孩插进来说：“那有什么用？说不定马上飞来一颗枪子，就没命了。快带上孩子走吧。”
我和儿子上了车。男孩在前边开路，让我跟着他们的车。到了高速口，男孩放慢速度，从车窗中伸出手来，用手指着高速入口。我把车开上高速入口，停下来。儿子打开车窗，小手伸出窗外，手里捏着三张杰弗逊。停在路旁的车门立马打开，最小的男孩飞快地跑过了，接过钱，脸上像过年一样笑着。我心一酸，眼泪就想往外冒。
第二次去城南是和公司同事一起去的，项目勘察。那一次进了真正的城南腹地。临行前，私人保镖公司来了四个人，还有两个芝加哥警察局的警察。我们每人都穿上了防弹背心。到了地方一下车，四个保镖马上站好四个角落。两个警察尾随我们，寸步不离，手紧紧捏住腰间的枪把。我边拍照，边同身后的警察聊天：“你们分工明确，有跟班的，有放哨的。”
警察说：“放哨的？你知道他们的手为什么插进胸前吗？”
我这才注意到，那四个人的右手都插进前胸：“是有枪吗？”
“小型半自动，挂在腋下。他们眼尖、手快、脑瓜灵。你们绝对安全。”
让他一说，我差点坐地上。聊天的心情一下子跑到了爪哇国。恨不得马上干完活儿回家。
回来的路上，我讲了上次在城南换车胎的事。警察说：“城南的人也不都是坏人，好人还是多。但是你只有一条命。你儿子也只有一条命。下次别干傻事。车坏了，停在高速边上，一会儿就会有警察来帮你。”我连连称是。
四。城南政治
芝加哥有几个黑人政客，专门为黑人谋权。最有名的要数杰西-杰克逊了。他老人家是少有的几个亲耳临听过金博士“我有一个梦”的讲演，如今仍然在世的民运领袖。只要他一上镜头，没有几次不把他同金博士的良缘挂在嘴边。前几年有一个黑人来北郊专门袭击亚裔女性，杀死了一个韩国女人，强暴，殴打了好几个。警察局专门发出警告，让那一带得亚裔女性多加小心。不久，罪犯被抓住了，自己招认是因为亚裔前妻弃他而去，故心生报复。杰克逊当晚就上电视：“他(罪犯)母亲找我了。我向她保证，一定要监护审案过程，保证他的权益和公平审判。”
按说杰克逊说的也没错，即便是罪犯也要公平审判。可是这下得罪了芝加哥的韩裔。韩裔们组织起来到他办公室门前一抗议，他就软下来了。他毕竟是伊利诺州的众议员，拿的是依州纳税人的钱，不是芝城黑人的众议员。再上电视时，就变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第二个显赫人士要数丹尼-戴维斯了。戴维斯也是个众议员，也是口口声声为黑人谋福利。奥巴马竞选总统那年，戴维斯也在选票上。为了却保自己能连任，他搞了个城南教育改革，要想改变城南，就要从孩子们做起。想法挺好，但是需要两千万美元。市长，州长虽然同属一个党，但是要钱的事也没那么容易。眼看就要开学了，戴维斯一分钱也没要到手，就心生一计，要把城南的穷孩子带到北郊富人区的学校来注册。
那几天，戴维斯成天在电视上讲芝加哥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带着电台去城南的学校照相，厕所污水横流，教师墙皮剥落，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镜头一转，马上又照上了北郊最富的学校。先进的电子教学，先进的体育馆，还有先进的教师子弟幼儿园。一会儿，富学校的校长接受采访说，伊利诺州每年给公立高中的教学经费占平均教学经费的28%。给富高中的经费只占该高中总经费的4%，剩下的96%都是当地居民财产税里来。给城南高中的经费占总经费的58%，剩下的42%由芝加哥市提供。言外之意，富高中只得了州里4%的钱。剩下的钱都来自当地居民，学校当然要为居民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开学的前一天戴维斯把校车都租好了，最后一次威胁戴利市长。戴利市长也不示弱，马上到电视台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学生回自己学校上课，不要去北郊闹事。伊利诺州有法律，公立学校只收当地居民子女。
第二天，大队人马都来了，几十辆校车，几十辆警车，好几辆新闻车。学校离我家只有一英里，我班也不上了，跑去看热闹。体育馆里一排摆了十几张桌子，学生们排着队挨个注册。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丽娅。”
“你的生日？”
“X年X月X日”
“社会安全号码。”
“……”
“家庭住址。”
“芝加哥城南。”
“对不起。伊利诺州有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只收当地居民子女。下一位。”
一千多学生的闹剧演了整整一上午。纳税人的钱花了几十万。保住了戴维斯众议员的宝座。戴维斯是真心实意为城南人谋福利。
五。 城南的骄傲
2008年11月4号，奥巴马正是当选为美国第44届总统。第二天芝加哥时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城南的骄傲
– 沫希尔-奥巴马”。沫希尔从城南走到普林斯顿大学，又走进白宫，可算是实现了金博士当年所梦想的梦。除了沫希尔，城南还出了一些名人。可算是星光灿灿了。可是星光发源地的城南一点也没沾上星光。从城南走出来的明星们永远走出去了。即便是回来，也是站在高处往下看一眼。城南还是城南。一样的贫困，一样的罪恶，一样的深渊。
六。城南，城南
政客们爱拿城南说事，都争着代表城南。说起城南，政治上就非常正确。城南也成就了芝加哥最著名的政客。假如有一天没了城南……
–二十世纪早、中期黑人中间流传的
一。初识城南
搬来芝加哥之前，公司为我提供了两次找房子的TRIP。人事部的大姐一进门就把手里的地图摊在桌上，顺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红色圆圈，然后在圆圈上打了一个重重的大红叉，说：“这地方不能去。危险！”
“有多么危险？”
“有丧命的危险。”大姐一脸严肃地说：“不是跟你开玩笑。芝加哥人都知道，城南(SOUTHSIDE)是去不得的。”
来到芝加哥以后，城南的故事就听得 多了。几乎每天晚上晚间新闻都要提到城南。每次提到城南都不是好事，不是杀人放火，就是贩毒偷窃，再不就是把警察打死了。城南就像是芝加哥母亲身上的一个大脓包，时不时的就流出脓水血水，让芝加哥人束手无策。
芝加哥的人不光是对城南无可奈何，对城南长大的人也心存戒意。公司的图书管理员是个胖胖的妇人。整天像是贵夫人一样，眼睛长在脑瓜顶上。我和她没有什么交往，只是点头微笑的友情。那天我让小秘书去图书馆帮我取份资料。小秘书回来后一脸的不高兴，没等我问，就快言快语抱怨起来。
小秘书见胖妇人桌上有张照片，8″ x 10″ 的黑白大照，镶在精美的相框中，以为是她的至亲，便没话找话地问：“这人是谁呀？”
“你不知道这人是谁？”
“不知道。”小秘书如实答到。
“你没听说过爱因斯坦吗？”
小秘书刚刚高中毕业就进了这家大公司，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小心谨慎，哪见过这阵势。马上拿了资料，转身要走。胖妇人把她叫住，指着桌上另一张照片问：“你知道这是谁吗？”
小秘书本来就没多大见识，被她这一吓更没了主见：“不知道。”
“你连她都不知道？”
“……”
“你知道当今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吗？”
“我生下来时，伊丽莎白女王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了。那张照片比我还年青。我怎么知道那是伊丽莎白女王呢！”小秘书委屈地向我抱怨着。当时另一个同事正好也在场，他就说了一句：“她是在城南长大的。”见我一副不得要领的样子，又加了一句：“你知道，城南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在那里长大的人都蛮横无理，没修养。”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不只是城南不能去，城南长大的人也要躲着走。
二。 城南历史
在历史上，美国南部的黑人曾经有两次向芝加哥大迁移，前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后一次是在二次大战前后。同南部相比，芝加哥给黑人提供了有较好的工作，生活。但是同美国所有的地方一样，芝加哥也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暴力。从二十世纪初期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芝加哥的黑人都被赶到城南的黑人区(Black Belt)，在芝加哥就被简称为“城南”。那时，在白人眼里，黑人之间没有区别，不论贫富，地位高低，只能住在城南。医生，律师和理发师，水管工比邻相居。很多黑人在白人区工作，挣钱，却不能去白人区享受花钱，便把钱都带回了城南。很快城南便成了城中之城。有自己的商业中心， 教会、 社交俱乐部、 非法赌场、 美容院、 夜总会、影院、和的士公司。城南就成了芝加哥黑人自己的城。那时候，城南每年还有一次非官方的“市长选举”。选出来的都是有声望的黑人。到了五十年代末，城南达到了鼎盛期。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法律的完善，种族隔离被废除了。黑人开始搬出了拥挤的城南，先是富人搬走了，随后是中产阶级，再后来连工薪阶层也搬走了。剩下的只是赤贫的黑人。随着芝加哥城市的发展，以前的城南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原先城南的北部，西部都盖起了新房，住进了新主人，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和东方人。与此同时，市政府在城南的南部盖了几十栋高层居民楼，美其名曰“公共住房区”。是由政府补贴。低收入的人家可以很便宜地住在里面。“公共住房区”刚建好时，被当时的市长视为一大骄傲，为穷人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一大骄傲”很快就成了“一大心病”，彻底完成了城南的“改造”
– 从黑人区改造成贫民窟。现在的城南面积大大缩小了，也是个小世界，有黑人、白人、墨西哥人、东方人，不管是什么人，住进城南的都是穷人。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率高居不下。贫穷和犯罪总是形影相随。
三。 走进城南
那天带儿子去印第安纳州串门，回来时天都快黑了。车刚一开进芝加哥城边，后边的轮胎爆了。“城南。怎么办？”离家还有三四十里地呢。还能怎么办？我下了高速公路。本想停在路边叫拖车，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个加油站，旁边有个修车间，便开了过去。加油站很小。狭窄的房间尽头有一面大玻璃。里面坐着收银员。玻璃中间有一个细长的小口，只能塞进钱去，连手都伸不进去。靠墙处摆了几个货架子，中间坐着一个鲁智深样的彪形大汉，黑黑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我第一次感受到“城南”的恐怖。修车间关门了。我向大汉借了电话簿，抄下来拖车公司的电话，打算叫拖车。领着儿子刚一走出门，一辆破得快散了架的汽车开到我们身边，一个急刹车，车上跳下来三个黑孩子，顶多不到二十岁。其中一个带着满口的黑人腔对我说：“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来这里干什么，赶快走吧。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我指指扁车胎说：“车胎爆了。”
“车上有备用胎吗？”
“应该有吧。我从来没打开看过。”
几个男孩一阵乱笑。显然是从来没见过我这样无能的女人。
“打开后车仓吧。”那男孩笑够了，又来同我讲话。
我把后车仓打开。几个男孩麻利地取出工具，备用胎，三下五除而，没有几分钟就把车胎换好了。接下来又把爆了的车胎放好，固定，还把工具也原样放好。
关好后车盖后，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对我说：“赶快上车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这里不安全。对你的孩子尤其不好。”
我说：“你们不是在这里吗？”
“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别的地方可去。”
“你们在这里安全吗？”我问。
“我们知道哪里不可以去，什么时候不可以去，谁人不可以理。”
另一个男孩插进来说：“那有什么用？说不定马上飞来一颗枪子，就没命了。快带上孩子走吧。”
我和儿子上了车。男孩在前边开路，让我跟着他们的车。到了高速口，男孩放慢速度，从车窗中伸出手来，用手指着高速入口。我把车开上高速入口，停下来。儿子打开车窗，小手伸出窗外，手里捏着三张杰弗逊。停在路旁的车门立马打开，最小的男孩飞快地跑过了，接过钱，脸上像过年一样笑着。我心一酸，眼泪就想往外冒。
第二次去城南是和公司同事一起去的，项目勘察。那一次进了真正的城南腹地。临行前，私人保镖公司来了四个人，还有两个芝加哥警察局的警察。我们每人都穿上了防弹背心。到了地方一下车，四个保镖马上站好四个角落。两个警察尾随我们，寸步不离，手紧紧捏住腰间的枪把。我边拍照，边同身后的警察聊天：“你们分工明确，有跟班的，有放哨的。”
警察说：“放哨的？你知道他们的手为什么插进胸前吗？”
我这才注意到，那四个人的右手都插进前胸：“是有枪吗？”
“小型半自动，挂在腋下。他们眼尖、手快、脑瓜灵。你们绝对安全。”
让他一说，我差点坐地上。聊天的心情一下子跑到了爪哇国。恨不得马上干完活儿回家。
回来的路上，我讲了上次在城南换车胎的事。警察说：“城南的人也不都是坏人，好人还是多。但是你只有一条命。你儿子也只有一条命。下次别干傻事。车坏了，停在高速边上，一会儿就会有警察来帮你。”我连连称是。
四。城南政治
芝加哥有几个黑人政客，专门为黑人谋权。最有名的要数杰西-杰克逊了。他老人家是少有的几个亲耳临听过金博士“我有一个梦”的讲演，如今仍然在世的民运领袖。只要他一上镜头，没有几次不把他同金博士的良缘挂在嘴边。前几年有一个黑人来北郊专门袭击亚裔女性，杀死了一个韩国女人，强暴，殴打了好几个。警察局专门发出警告，让那一带得亚裔女性多加小心。不久，罪犯被抓住了，自己招认是因为亚裔前妻弃他而去，故心生报复。杰克逊当晚就上电视：“他(罪犯)母亲找我了。我向她保证，一定要监护审案过程，保证他的权益和公平审判。”
按说杰克逊说的也没错，即便是罪犯也要公平审判。可是这下得罪了芝加哥的韩裔。韩裔们组织起来到他办公室门前一抗议，他就软下来了。他毕竟是伊利诺州的众议员，拿的是依州纳税人的钱，不是芝城黑人的众议员。再上电视时，就变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第二个显赫人士要数丹尼-戴维斯了。戴维斯也是个众议员，也是口口声声为黑人谋福利。奥巴马竞选总统那年，戴维斯也在选票上。为了却保自己能连任，他搞了个城南教育改革，要想改变城南，就要从孩子们做起。想法挺好，但是需要两千万美元。市长，州长虽然同属一个党，但是要钱的事也没那么容易。眼看就要开学了，戴维斯一分钱也没要到手，就心生一计，要把城南的穷孩子带到北郊富人区的学校来注册。
那几天，戴维斯成天在电视上讲芝加哥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带着电台去城南的学校照相，厕所污水横流，教师墙皮剥落，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镜头一转，马上又照上了北郊最富的学校。先进的电子教学，先进的体育馆，还有先进的教师子弟幼儿园。一会儿，富学校的校长接受采访说，伊利诺州每年给公立高中的教学经费占平均教学经费的28%。给富高中的经费只占该高中总经费的4%，剩下的96%都是当地居民财产税里来。给城南高中的经费占总经费的58%，剩下的42%由芝加哥市提供。言外之意，富高中只得了州里4%的钱。剩下的钱都来自当地居民，学校当然要为居民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开学的前一天戴维斯把校车都租好了，最后一次威胁戴利市长。戴利市长也不示弱，马上到电视台发表“告同学书”号召学生回自己学校上课，不要去北郊闹事。伊利诺州有法律，公立学校只收当地居民子女。
第二天，大队人马都来了，几十辆校车，几十辆警车，好几辆新闻车。学校离我家只有一英里，我班也不上了，跑去看热闹。体育馆里一排摆了十几张桌子，学生们排着队挨个注册。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丽娅。”
“你的生日？”
“X年X月X日”
“社会安全号码。”
“……”
“家庭住址。”
“芝加哥城南。”
“对不起。伊利诺州有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只收当地居民子女。下一位。”
一千多学生的闹剧演了整整一上午。纳税人的钱花了几十万。保住了戴维斯众议员的宝座。戴维斯是真心实意为城南人谋福利。
五。 城南的骄傲
2008年11月4号，奥巴马正是当选为美国第44届总统。第二天芝加哥时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城南的骄傲
– 沫希尔-奥巴马”。沫希尔从城南走到普林斯顿大学，又走进白宫，可算是实现了金博士当年所梦想的梦。除了沫希尔，城南还出了一些名人。可算是星光灿灿了。可是星光发源地的城南一点也没沾上星光。从城南走出来的明星们永远走出去了。即便是回来，也是站在高处往下看一眼。城南还是城南。一样的贫困，一样的罪恶，一样的深渊。
六。城南，城南
政客们爱拿城南说事，都争着代表城南。说起城南，政治上就非常正确。城南也成就了芝加哥最著名的政客。假如有一天没了城南……
Wednesday, January 18, 2012
Monday, January 16, 2012
王令隽：早期基督教义的形成与三位一体论
最初想到写一点有关基督教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的东西，是因为我想写一篇有关近代物理学上波粒二象性的文章，里面除了对德布罗依波粒二象性假说进行科学分析，当然也应该谈谈这种假说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想基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和物理上的波粒二象性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只要看看这几个词的英文大概就能猜到某种联系。三位一体的英文是Trinity；神人二象性的英文是Duality。波粒二象性的英文也是Duality。其联系已经隐含在词义里面。但是如果仅仅从词义训诂学来附会其内在联系，则太过草率。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哲学联系，需要对基督教思想史作一些探讨。这是我写本文的原始动机。可是一动笔就发现，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的历史不可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要有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介绍，应该专文讨论。
另一方面，周围有些朋友开始信教。我总以为要认识一个社会运动和它的思想体系，不仅要熟悉他的经典，也要了解他的历史。对于教义中的重大争论，只有通过解读历史，才能理解这些争论的起因和本质。基督教神学的形成，经过了至少四百多年的漫长过程。其间历史错综复杂，围绕教义的神学争论文献卷帙浩繁。所以我想根据自己的一点浅薄知识写篇短文，组略地介绍一下基督教义中最重要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的形成，对信教的或不信教的朋友，也许有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这里先要对“基督教”一词作点说明。中文的“基督教”仅指新教（Protestents），而英文的“基督教”一词是广义的（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s）。本文的“基督教”一词是指广义的Christianity。其实，我以为就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而言，也应包括摩门教（Mormon）。
一。早期基督教义的形成与亚利安教派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本圣经。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在拿撒勒人耶稣降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基督徒视犹太教为异教，为什么要完全采用犹太教的经典呢？因为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以及最初的耶稣信徒本来都是犹太教徒。他们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圣经信奉者，而当时掌握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犹太僧侣贵族则是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的叛教者。所以基督徒只反犹太教会，不反圣经教义。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新教徒们也是叛教不叛经。只背叛罗马教廷，不背叛圣经。
可是，如果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共享完全一样的圣经教义，则很难和犹太教划清界限，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融回到原来的犹太教而失去基督教本身的独立和认同。因此基督教必须有区别于犹太教的圣经和教义。这就是新约圣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耶稣使徒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新约圣经的结构和旧约圣经不大一样，是由使徒们传道和相互通信中讲述的耶稣的神迹和见证编辑而成。这些文字在使徒们在世时已经形成。但基督教经典教义的形成则经历了四百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于公元五世纪沉淀下来，形成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正统教义。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耶稣的神性。
任何一个宗教，必须有自己的教祖，必须确立教祖的绝对权威和神性。基督教的教祖就是耶稣。耶稣的信徒们必须确立耶稣的神性，必须确立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基督。犹太教对耶稣教的攻击的要害就是否认耶稣是神，否认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否认耶稣是基督。而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便是确立耶稣的神的地位，强调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当时所有基督徒的共同信仰，因此他们才称自己的宗教为基督教。但是对于耶稣神性的理解，基督教徒内部却有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尖锐地表现在如何理解上帝与耶稣的关系上。
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最为彻底的一派认为耶稣有绝对的神性。这一派最极端的代表是萨伯里乌斯(Sabellius)。他认为天父(Father)和神子(Son)根本就是同一个实体(Substance)，具有同等的神性。可是如果假定上帝和耶稣是同一个实体，就意味着上帝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过难，这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接受的。毕竟，最早的基督徒是从犹太民族中走出来的。犹太教的上帝是神圣的，万能的，不可侵犯的，没有人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中最早把圣父，圣子，圣灵相提并论。复活后的耶稣对信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新约中并没有清楚说明父子灵三者的关系。相提并论并不等于视为一体。最早提出三位一体论的神学家是公元三世纪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但他并不重视圣灵，对三者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解释。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还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根(Origen)。奥利根是一个很有学问又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讲道非常有名气，以至于阿拉伯总督和皇太后都去听他讲道。他虔诚到把自己的性具阉割了以便尔后进入天堂。奥利根虽然坚决地捍卫三位一体的主张，即是说，天父(Father)，神子(Son)和圣灵(Holy Ghost)是同一个神(Godhead)的不同表现，但上帝和神子耶稣有某种区别：神子是上帝的表像(image)，上帝的名字(name)，上帝的脸面(face)；上帝是绝对的统一(absolute unity)，而神子具有多重性(multiplicity)，所以他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发生关系。奥利根对以后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三位一体论明显对立的是阿利乌斯(Arius)的理论。阿利乌斯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非常有名望的长老。他比较喜欢从逻辑和常理来对神学理论进行一些学术性的诠释。阿利乌斯的原著在他被迫害以后已经被销毁。根据他的死敌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 的批判文章的描述，阿利乌斯认为：神子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和上帝相似的实体；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而神子的存在有一个时间起点—他的生日，所以他不是一直和天父同在的，否则神子就不是天父的儿子而会是他的兄弟了，更不能说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神子在被天父创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神子是造物主的产物或“受造物”(The Creature of the Creator)；不能说他既是受造物又是造物主。耶稣的神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以后采纳的(adopted)，所以圣子应该低于圣父，不能与圣父同体，同性，但他是最完美的“首生的”受造物。（亚当和夏娃不是“首生的”。）这一理论又称为“采纳主义”（Adoptionism）。
对阿利乌斯的另一项指控说，阿利乌斯认为耶稣虽然具有神性，但是他本质上是人。耶稣的神性不是在于他的本质(substance)，而是在于它的意志(will)，在于他有坚强的意志去模仿上帝的言行，实现上帝的意旨和救世的愿望。因此，一般的人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去身体力行而成为神。这种“人皆可以为圣贤”的观点对许多基督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却是对耶稣神性的绝对性的一种挑战。阿利乌斯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神，不能说耶稣也是神，不然就变成了多神论。这种看法近乎犹太教的论调。
阿利乌斯派于是与当时被称为“右派奥里根党”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亚历山大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耶稣的绝对神性。他于是召集了有大约一百个埃及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宣布阿利乌斯有罪并罢免其长老神职。但是阿利乌斯并不认输，继续写信给他的信徒和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尼科米蒂亚(Nicomedia) 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尤瑟比乌斯把阿利乌斯接到他的教区保护起来。
注1：当时还有一个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是阿利安党的反对派。两个尤瑟比乌斯都参加了尼西亚主教会议。为了避免混淆，他们的名字后面要加上地名，不太方便。因为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是早期的基督教史学家，比较知名。有些中文书把他译为优比西乌（见任继愈《基督教史》）。也好，索性一个叫优比西乌，另一个叫尤瑟比乌斯，以免混淆。
注2：尼西亚会议以后，阿利乌斯的书被焚毁。现在有关阿利安派的观点都是从优比西乌的基督教史和阿利乌斯的反对派，特别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批判文章和布道稿中得到。
二。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干预与尼西亚大公会议
阿利安教派(Arians)和三位一体教派的冲突日趋白热化，影响所及超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并有可能造成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分裂，终于惊动了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决定基督教命运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入教。从此基督教彻底告别了被迫害的处境，正式取代多神教(Pagan)成为罗马帝国的法定国教。而原来的国教多神教则被定为非法的异端而被取缔。君士坦丁成了基督教史上最有力的护法王。君士坦丁的入教同时又开了政治干预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先河。神学的争论再也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了。
基督教需要君士坦丁的保护，君士坦丁也需要基督教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粘合剂(cement of Empire)。教会的分裂将危及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不得不亲自干预了。公元325年，他采纳了西班牙柯都伐（Cordova）主教荷西乌斯（Hosius）的建议，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附近一个小城尼西亚(Nicea)召开了一个有罗马帝国三百多个主教参加的会议，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会议由荷西乌斯主持。阿利乌斯不是主教，没有资格参加会议，阿利安教派的代表是尤瑟比乌斯。
当时持有非常坚定的立场的人很少。尤瑟比乌斯满怀信心能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亚历山大则下决心要使会议形成决议谴责阿利安主义。但是大多数主教对此前的宗教迫害记忆犹新，不愿意再兴迫害之举而倾向于和解。加上他们对萨波里乌斯的恐惧，所以不太愿意附和亚历山大的主张。君士坦丁的目的本来是想化解争端以促成教会的团结和帝国的统一，也没有打算迫害阿利安派，何况他本来对神学就不甚了了。
可是会议的进程并非如尤瑟比乌斯想象的那么顺利。当他企图论证耶稣只是从属于上帝的时候，许多主教极为反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由几个阿利乌斯的坚定反对派起草了如下的《尼西亚信经》作为大会决议：
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天父，万物的造物主；
我们相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由天父所生，来自天父的本体独生子，他是来自上帝的上帝，来自光的光，来自真神的真神，为神所生而不是被创造，和创造万物的天父为同一实体，他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救世，以神的化身转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受难，在受难的第三天复活升上天堂，并将回来审判所有的生者死者；
我们相信圣灵；
但是对于那些宣称耶稣在他降生之前不存在，宣称他的存在来自虚无，宣称神子和上帝的本质不同，宣称耶稣是被创造出来的并有可能被改变的人们 – 基督教庭(Catholic Church)诅咒你们并把你们逐出教门。
《尼西亚信经》宣判了阿利安党为异端。从此，三位一体(Trinity)成为了基督教义的中枢和灵魂。《尼西亚信经》或曰尼西亚公式(Nicene Formula) 成了三位一体论的正则表述和基督徒受洗的誓词。耶稣的神性得到了神权和皇权的双重保障，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慑于君士坦丁的皇权天威，除了两个人以外，所有的与会主教都在《尼西亚信经》上签了字。其中有些只签字同意三位一体公式，但是没有在谴责开除阿利安党人教籍的文件上签字。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在尼西亚会议全部文件上签字的主教，一律流放，所有阿利乌斯的著作一律烧毁。
尼西亚大公会议还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并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三个教区的大主教以更大的权力。规定主教必须由皇帝任免。政教合一体制在组织上落实了。另外，大会又规定春分月圆后第一个主日为“复活节”。
三）阿利安党的反击
尼西亚会议以后，三位一体派大获全胜，阿利安派遭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失败。但是这种局面仅持续了几年，阿利安党就开始反击。尼西亚会议上的失败使尤瑟比乌斯认识到策略上的错误，立即进行调整。他不再在教义上挑战尼西亚公式，以免激怒君士坦丁皇帝，而是在组织上打倒尼西亚公式的坚定支持者。为此，阿利安党必须首先扭转组织上的被动局面，重新取得皇帝的信任，恢复世俗权力。通过妥协，君士坦丁恢复了尤瑟比乌斯的尼科米蒂亚主教职位。尼科米蒂亚是君士坦丁的夏宫所在地，这使得尤瑟比乌斯能够接近皇室亲贵并取得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好感，任命他为自己的神学顾问。优瑟比乌斯居然由异端党魁摇身一变而为一代帝师。阿利乌斯本人也得到了赦免，结束流放。君士坦丁命令君士坦丁堡教会必须接纳阿利乌斯入教。有了一定地位以后，尤瑟比乌斯领导阿利安党开始发动对尼西亚公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展开攻击。
第一个落马的是安提阿教区主教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罪名是淫乱，专横和异端，被流放到色雷斯。
但是阿利安派最危险的敌人是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亚历山大主教死后他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职位，成了维护尼西亚公式的砥柱。他不但占据要津，而且极端坚定，具有非常深厚的神学素养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另一方面，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也特别重要。罗马帝国境内有四个最重要的基督教中心：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建都以后，帝国的政治重心移到了东部，基督教也因而形成了东西两个中心。西部以罗马城为中心。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加上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有取罗马而代之之势。东西两个政治和宗教中心一直进行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较量。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也在东部，可是因为水路通罗马方便，成为联络东西罗马帝国的枢纽。自从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西亚和埃及以后，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交汇的人文渊薮。基督教的初始信徒都是犹太人，因为受到迫害，逐渐向外国疏散传教，因而有些外国人(gentiles)参加。到君士坦丁时期，非犹太籍的基督徒比例大大增加，而基督教神学也就和希腊文化，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噶哲学融合在一起。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学术中心，执神学之牛耳。这也就是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利安派和三位一体派的争论和分裂会惊动君士坦丁大帝的原因。在尼西亚会议前后，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的作用至关重要。要为阿利安党翻案，必须扳倒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西乌斯。在尔后的斗争中，阿塔纳西乌斯几起几落，成了阿利安主义和三位一体论斗争的晴雨表。
公元331年，阿塔纳西乌斯开始受到人身攻击，君士坦丁大帝没有理睬。可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极端立场和君士坦丁皇帝平衡各教派势力以求帝国统一的国策相悖，所以稍后当尤瑟比乌斯在泰利(Tyre)召开主教会议宣布阿塔纳西乌斯有罪并罢免其教职时，君士坦丁不但没有否决，而且以阿塔纳西乌斯计划阻止税粮从亚历山大里亚运往罗马为由将他流放到高卢(Gaul)。
336年，君士坦丁大帝下旨尤瑟比乌斯编选50部经典，敕令所有教会统一使用。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新约全书》的内容和目次，成为现在的《新约圣经》的蓝本。尤瑟比乌斯的圣眷日隆，权威如日中天。
尼西亚公式的另一个主要维护者是安希拉主教马尔舍鲁斯(Marcellus of Ancyra)。公元336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宣布马尔舍鲁斯有罪并被罢免教职，理由是他“传播萨摩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 的教义”—一种主张上帝是唯一的君王的“君主主义”(Monarchianism)。君士坦丁立即将马尔舍鲁斯流放。阿利安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尼西亚党失宠的另一个标志是，君士坦丁死后在葬礼上为其施洗超度的是他的神学顾问尤瑟比乌斯。
四）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的斗争和瑟尔米安异端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
康斯坦斯(Constans) 和康斯坦蒂乌斯(Constantius)。东罗马帝国由康斯坦蒂乌斯承袭，西罗马帝国由其它两个儿子瓜分 – 康斯坦斯承袭意大利和伊里利亚(Illyria)，君士坦丁二世承袭高尔(Gaul) 和北非。康斯坦斯继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
在东罗马帝国，康斯坦蒂乌斯则是一个阿利安党及其领袖尤瑟比乌斯的坚定支持者，阿利安派在东罗马帝国的势力已在三位一体派之上。此时尤瑟比乌斯已是君士坦丁堡主教，康斯坦蒂乌斯意在树立君士坦丁教区的权威，置其于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之上。安提阿教区不久即落入阿利安派之手。亚历山大里亚不是属于他的领地，且阿塔纳西乌斯是坚定的尼西亚公式捍卫者，所以只好徐徐图之。
西罗马帝国的两兄弟因争权而刀兵相见，无暇东顾。康斯坦蒂乌斯得以便宜行事。公元339年，他将阿塔纳西乌斯第二次流放到罗马。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去世，康斯坦斯统一西罗马，势力大炽。为了避免和康斯坦斯的冲突，康斯坦蒂乌斯寻求东西罗马帝国的和平。康斯坦斯欣然应允，但是希望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康斯坦蒂乌斯只好同意。于是阿塔纳西乌斯于公元346年重回亚历山大里亚任主教。
在这一期间，康斯坦蒂乌斯并没有放弃对阿利安党的支持。有了政治上的地位，阿利安派就开始着手理论上的翻案。公元345年，阿利安党人在安提阿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发布四个圣谕以取代尼西亚公式。350年，康斯坦斯去世，康斯坦蒂乌斯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和绝对统治者。他的三个近侍顾问是铁杆阿利党人。这些顾问向皇帝呈上了一个和尼西亚公式对立的公式，史称“瑟尔米安异端” (Blasphemy of Sermium)，明确地肯定耶稣对上帝的从属地位。这个异端公式宣称：
毫无疑问，天父更为伟大。谁也不准怀疑天父在荣耀，尊严，显赫，威严以及天父本身的名义上都比神子更为伟大。神子自己也亲自作证说，“派我下到人世的天父比我伟大”。谁都不应无知到连这样的基本教义(Catholic doctrine) 都不懂：天父和神子是两个身体(Persons)；天父更伟大，神子及其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属于天父的；天父的存在没有时间原点并且是无形的，不朽的和不可逾越的；而神子是天父所生，是属于神的神，属于光的光；至于他如何出生，除了他的天父以外，谁都不可能知道。
这是和三位一体论针锋相对的教义。康斯坦蒂乌斯皇帝立即用皇权将其推行到整个帝国，连德高望重的荷西乌斯(Hosius of Cordova) 和教皇利波里乌斯(Liberius) 都不得不在瑟尔米安异端公式上签字。
五）阿利安派的失败和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
看来主张二位二体的阿利安派是彻底胜利了。历史上所有胜利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骄傲和分裂。阿利安派最终的失败也没有逃出这一规律。
阿利安派此后分为三派，围绕着天父与神子的关系也分为极端二体派和较为温和折中的两派。尼西亚公式派利用阿利安派中大多数信徒仍然珍惜耶稣的神性这一倾向，适当调整极端立场，给阿利安派中不太坚定的分子以信仰空间，于是阿利安派的折中派立即与尼西亚派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对坚定的阿利安派。此时因为整个罗马帝国都由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一人统治，他没有必要再偏袒仅在东部得势的阿利安派，而要寻求两派和好合作的途径。对于阿利安派的折中派与尼西亚派的联合乐观其成。公元358年，阿利安党的所有反对派在安希拉(Ancyra) 召开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个与瑟尔米安公式对立的公式，肯定神子与天父本质上是一样的。康斯坦蒂乌斯皇帝批准了这一公式。
不久康斯坦蒂乌斯皇帝去世。他的死决定了阿利安派最终覆灭的命运。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以后，没有一个皇帝是支持阿利安派的，而坚定支持尼西亚公式的皇帝倒有好几个，其中最有力的是迪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
公元362年，死灰复燃的阿塔纳西乌斯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在亚历山大里亚召集大公会议。为了团结阿利安党折中派，他在三位一体的提法上采取了兼容的态度，而把圣灵与上帝的统一问题作为会议的中心和与阿利安党争夺的主要阵地。在尼西亚会议上，圣灵问题不是焦点，尼西亚公式只简单地提了一下“我们相信圣灵”。阿塔纳西乌斯是一个具有高度神学觉悟，对于神学理论中与原旨教义相左而又可能导致重大争论甚至教会分裂的修正主义理论有着极为灵敏的宗教洞察力。历史的经验使他懂得及时防止因为神学理论的争论而导致分裂的事件重演，所以他在会议的决议中明确表述圣灵和上帝也是一体的，同时重申阿利安党所谓圣子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理论为异端。
以后的二十年中又召开了几次大公会议进一步确立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地位，并进一步打击阿利安党。公元381年，四世纪下半页最有权威的皇帝迪奥多西乌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对阿利安主义作最终的宣判。这次会议并没有起草新的圣谕，只是重申了尼西亚公式的正确并用更强烈的语言谴责了阿利安主义，称其为Apollinarianism。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又叫第二次全基督教大会 (ecumenical council)，尽管没有西部主教参加，但是西部教会事后接受了大会决议。
阿利安党虽然遭到了理论上的惨败，其影响却远远没有完结。阿利安主义已经在蛮夷部落中广泛传播。当着罗马帝国衰落时，蛮族入侵，建立了三个以阿利安主义为国教的国家：北非的凡多尔(Vandal)，西班牙的维希格斯(Visigoth) 和意大利的伦巴得(Lambard)。他们开始时迫害基督教正统派(Orthodox)，强迫他们接受阿利安主义。后来，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佛兰克（Frank）部族强大，逐渐征服了各部蛮夷，又开始恢复正统基督教的教义。从此，阿利安派再没有翻过身，三位一体教义最终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任何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论俱被视为异端，将被处以严厉的宗教审判。
六）余波 – 东西罗马教会的分裂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确立了，但是却并没有统一的解释。而东西方教会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不同解释便成为双方权力斗争的理论借口，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权力。罗马教区总是坚持罗马教堂是圣彼得建立的教堂，罗马主教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直系传人。罗马主教即是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权力。东罗马的主教们并不买帐，他们认为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罗马皇帝，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自然应该具有领导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理论上，东西教会本来就不乏争执的借口。罗马皇帝为了调和教会的争端，以免教会分裂导致帝国的分裂，多次亲自干预，勉强维持着教会的统一。但是公元六世纪以后，罗马皇帝的权力逐渐衰落，偏安东部，西罗马的世俗权力也逐渐落入罗马教皇之手。教皇公然为佛兰克（Frank）的国王查里曼大帝加冕，俨然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非常恼火。至十世纪以后，分裂终于无法避免。分裂的导火索，便是“圣子之争”（The Filioque controversy）。
在尼西亚信经中有这样一段话：“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不知什么时候，在西罗马教会的拉丁文信经中这句话的后面却加上了“圣子”字样而成为“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而东罗马教会用的希腊文信经仍然是381年通过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原文。809年，西罗马的主教们在日耳曼的阿虔（Aachen）召开大公会议，宣布没有“and the Son ” （拉丁文为Filioque）的希腊文版的信经为异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主教们十分震怒。东罗马教会对西罗马教会不经过全教会的大公会议议决而擅自篡改信经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西罗马教会把“and the son”字样从他们的信经中去掉。他们认为这种篡改意味着西罗马教会把圣灵摆在从属于天父和圣子的地位，违背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东罗马教会只能接受“through the son”而不是“and the son”。西罗马教会不予理睬。于是双方互相宣布将对方开除教籍。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宣布“教皇是异端”。教皇列奥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们于是进入索菲娅大教堂，把一份将君士坦丁堡主教及跟随他的人开除教籍的宣言书置放在神坛上，扬长而去。从此东西罗马的教会分离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通常称西罗马教会为“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称东罗马教会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Catholic的意思是“普遍的，广泛的，公众的”，所以天主教又叫“公教会”或“圣公会”。Orthodox的意思是“正统的，传统的，公认的”，所以东正教也叫“正教会”。但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既是Catholic，也是Orthodox。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至381年在形式上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但对它的解释，却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宗教改革以后，护教的西班牙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皇的海军摧毁于英吉利海峡，梵蒂冈教廷对新教徒再也没有政治军事和组织约束力，新教各派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另一方面，周围有些朋友开始信教。我总以为要认识一个社会运动和它的思想体系，不仅要熟悉他的经典，也要了解他的历史。对于教义中的重大争论，只有通过解读历史，才能理解这些争论的起因和本质。基督教神学的形成，经过了至少四百多年的漫长过程。其间历史错综复杂，围绕教义的神学争论文献卷帙浩繁。所以我想根据自己的一点浅薄知识写篇短文，组略地介绍一下基督教义中最重要的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的形成，对信教的或不信教的朋友，也许有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这里先要对“基督教”一词作点说明。中文的“基督教”仅指新教（Protestents），而英文的“基督教”一词是广义的（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s）。本文的“基督教”一词是指广义的Christianity。其实，我以为就三位一体和神人二象性教义而言，也应包括摩门教（Mormon）。
一。早期基督教义的形成与亚利安教派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本圣经。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在拿撒勒人耶稣降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基督徒视犹太教为异教，为什么要完全采用犹太教的经典呢？因为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以及最初的耶稣信徒本来都是犹太教徒。他们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圣经信奉者，而当时掌握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犹太僧侣贵族则是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的叛教者。所以基督徒只反犹太教会，不反圣经教义。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新教徒们也是叛教不叛经。只背叛罗马教廷，不背叛圣经。
可是，如果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共享完全一样的圣经教义，则很难和犹太教划清界限，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融回到原来的犹太教而失去基督教本身的独立和认同。因此基督教必须有区别于犹太教的圣经和教义。这就是新约圣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耶稣使徒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新约圣经的结构和旧约圣经不大一样，是由使徒们传道和相互通信中讲述的耶稣的神迹和见证编辑而成。这些文字在使徒们在世时已经形成。但基督教经典教义的形成则经历了四百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于公元五世纪沉淀下来，形成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正统教义。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耶稣的神性。
任何一个宗教，必须有自己的教祖，必须确立教祖的绝对权威和神性。基督教的教祖就是耶稣。耶稣的信徒们必须确立耶稣的神性，必须确立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基督。犹太教对耶稣教的攻击的要害就是否认耶稣是神，否认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否认耶稣是基督。而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便是确立耶稣的神的地位，强调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就是基督。这是当时所有基督徒的共同信仰，因此他们才称自己的宗教为基督教。但是对于耶稣神性的理解，基督教徒内部却有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尖锐地表现在如何理解上帝与耶稣的关系上。
在与犹太教的斗争中最为彻底的一派认为耶稣有绝对的神性。这一派最极端的代表是萨伯里乌斯(Sabellius)。他认为天父(Father)和神子(Son)根本就是同一个实体(Substance)，具有同等的神性。可是如果假定上帝和耶稣是同一个实体，就意味着上帝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过难，这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接受的。毕竟，最早的基督徒是从犹太民族中走出来的。犹太教的上帝是神圣的，万能的，不可侵犯的，没有人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新约圣经中的《马太福音》中最早把圣父，圣子，圣灵相提并论。复活后的耶稣对信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新约中并没有清楚说明父子灵三者的关系。相提并论并不等于视为一体。最早提出三位一体论的神学家是公元三世纪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但他并不重视圣灵，对三者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解释。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神学家还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根(Origen)。奥利根是一个很有学问又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讲道非常有名气，以至于阿拉伯总督和皇太后都去听他讲道。他虔诚到把自己的性具阉割了以便尔后进入天堂。奥利根虽然坚决地捍卫三位一体的主张，即是说，天父(Father)，神子(Son)和圣灵(Holy Ghost)是同一个神(Godhead)的不同表现，但上帝和神子耶稣有某种区别：神子是上帝的表像(image)，上帝的名字(name)，上帝的脸面(face)；上帝是绝对的统一(absolute unity)，而神子具有多重性(multiplicity)，所以他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发生关系。奥利根对以后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三位一体论明显对立的是阿利乌斯(Arius)的理论。阿利乌斯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非常有名望的长老。他比较喜欢从逻辑和常理来对神学理论进行一些学术性的诠释。阿利乌斯的原著在他被迫害以后已经被销毁。根据他的死敌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 的批判文章的描述，阿利乌斯认为：神子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和上帝相似的实体；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而神子的存在有一个时间起点—他的生日，所以他不是一直和天父同在的，否则神子就不是天父的儿子而会是他的兄弟了，更不能说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神子在被天父创造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神子是造物主的产物或“受造物”(The Creature of the Creator)；不能说他既是受造物又是造物主。耶稣的神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以后采纳的(adopted)，所以圣子应该低于圣父，不能与圣父同体，同性，但他是最完美的“首生的”受造物。（亚当和夏娃不是“首生的”。）这一理论又称为“采纳主义”（Adoptionism）。
对阿利乌斯的另一项指控说，阿利乌斯认为耶稣虽然具有神性，但是他本质上是人。耶稣的神性不是在于他的本质(substance)，而是在于它的意志(will)，在于他有坚强的意志去模仿上帝的言行，实现上帝的意旨和救世的愿望。因此，一般的人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去身体力行而成为神。这种“人皆可以为圣贤”的观点对许多基督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却是对耶稣神性的绝对性的一种挑战。阿利乌斯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神，不能说耶稣也是神，不然就变成了多神论。这种看法近乎犹太教的论调。
阿利乌斯派于是与当时被称为“右派奥里根党”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亚历山大认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耶稣的绝对神性。他于是召集了有大约一百个埃及主教参加的大公会议，宣布阿利乌斯有罪并罢免其长老神职。但是阿利乌斯并不认输，继续写信给他的信徒和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尼科米蒂亚(Nicomedia) 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尤瑟比乌斯把阿利乌斯接到他的教区保护起来。
注1：当时还有一个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是阿利安党的反对派。两个尤瑟比乌斯都参加了尼西亚主教会议。为了避免混淆，他们的名字后面要加上地名，不太方便。因为凯撒利亚的尤瑟比乌斯是早期的基督教史学家，比较知名。有些中文书把他译为优比西乌（见任继愈《基督教史》）。也好，索性一个叫优比西乌，另一个叫尤瑟比乌斯，以免混淆。
注2：尼西亚会议以后，阿利乌斯的书被焚毁。现在有关阿利安派的观点都是从优比西乌的基督教史和阿利乌斯的反对派，特别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批判文章和布道稿中得到。
二。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干预与尼西亚大公会议
阿利安教派(Arians)和三位一体教派的冲突日趋白热化，影响所及超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并有可能造成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分裂，终于惊动了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决定基督教命运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入教。从此基督教彻底告别了被迫害的处境，正式取代多神教(Pagan)成为罗马帝国的法定国教。而原来的国教多神教则被定为非法的异端而被取缔。君士坦丁成了基督教史上最有力的护法王。君士坦丁的入教同时又开了政治干预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先河。神学的争论再也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了。
基督教需要君士坦丁的保护，君士坦丁也需要基督教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粘合剂(cement of Empire)。教会的分裂将危及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不得不亲自干预了。公元325年，他采纳了西班牙柯都伐（Cordova）主教荷西乌斯（Hosius）的建议，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附近一个小城尼西亚(Nicea)召开了一个有罗马帝国三百多个主教参加的会议，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会议由荷西乌斯主持。阿利乌斯不是主教，没有资格参加会议，阿利安教派的代表是尤瑟比乌斯。
当时持有非常坚定的立场的人很少。尤瑟比乌斯满怀信心能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亚历山大则下决心要使会议形成决议谴责阿利安主义。但是大多数主教对此前的宗教迫害记忆犹新，不愿意再兴迫害之举而倾向于和解。加上他们对萨波里乌斯的恐惧，所以不太愿意附和亚历山大的主张。君士坦丁的目的本来是想化解争端以促成教会的团结和帝国的统一，也没有打算迫害阿利安派，何况他本来对神学就不甚了了。
可是会议的进程并非如尤瑟比乌斯想象的那么顺利。当他企图论证耶稣只是从属于上帝的时候，许多主教极为反感。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由几个阿利乌斯的坚定反对派起草了如下的《尼西亚信经》作为大会决议：
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全能的天父，万物的造物主；
我们相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由天父所生，来自天父的本体独生子，他是来自上帝的上帝，来自光的光，来自真神的真神，为神所生而不是被创造，和创造万物的天父为同一实体，他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救世，以神的化身转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受难，在受难的第三天复活升上天堂，并将回来审判所有的生者死者；
我们相信圣灵；
但是对于那些宣称耶稣在他降生之前不存在，宣称他的存在来自虚无，宣称神子和上帝的本质不同，宣称耶稣是被创造出来的并有可能被改变的人们 – 基督教庭(Catholic Church)诅咒你们并把你们逐出教门。
《尼西亚信经》宣判了阿利安党为异端。从此，三位一体(Trinity)成为了基督教义的中枢和灵魂。《尼西亚信经》或曰尼西亚公式(Nicene Formula) 成了三位一体论的正则表述和基督徒受洗的誓词。耶稣的神性得到了神权和皇权的双重保障，从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慑于君士坦丁的皇权天威，除了两个人以外，所有的与会主教都在《尼西亚信经》上签了字。其中有些只签字同意三位一体公式，但是没有在谴责开除阿利安党人教籍的文件上签字。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在尼西亚会议全部文件上签字的主教，一律流放，所有阿利乌斯的著作一律烧毁。
尼西亚大公会议还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并按帝国行省划分教区，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三个教区的大主教以更大的权力。规定主教必须由皇帝任免。政教合一体制在组织上落实了。另外，大会又规定春分月圆后第一个主日为“复活节”。
三）阿利安党的反击
尼西亚会议以后，三位一体派大获全胜，阿利安派遭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失败。但是这种局面仅持续了几年，阿利安党就开始反击。尼西亚会议上的失败使尤瑟比乌斯认识到策略上的错误，立即进行调整。他不再在教义上挑战尼西亚公式，以免激怒君士坦丁皇帝，而是在组织上打倒尼西亚公式的坚定支持者。为此，阿利安党必须首先扭转组织上的被动局面，重新取得皇帝的信任，恢复世俗权力。通过妥协，君士坦丁恢复了尤瑟比乌斯的尼科米蒂亚主教职位。尼科米蒂亚是君士坦丁的夏宫所在地，这使得尤瑟比乌斯能够接近皇室亲贵并取得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好感，任命他为自己的神学顾问。优瑟比乌斯居然由异端党魁摇身一变而为一代帝师。阿利乌斯本人也得到了赦免，结束流放。君士坦丁命令君士坦丁堡教会必须接纳阿利乌斯入教。有了一定地位以后，尤瑟比乌斯领导阿利安党开始发动对尼西亚公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展开攻击。
第一个落马的是安提阿教区主教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罪名是淫乱，专横和异端，被流放到色雷斯。
但是阿利安派最危险的敌人是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us)。亚历山大主教死后他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职位，成了维护尼西亚公式的砥柱。他不但占据要津，而且极端坚定，具有非常深厚的神学素养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另一方面，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也特别重要。罗马帝国境内有四个最重要的基督教中心：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建都以后，帝国的政治重心移到了东部，基督教也因而形成了东西两个中心。西部以罗马城为中心。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加上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有取罗马而代之之势。东西两个政治和宗教中心一直进行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较量。亚历山大里亚虽然也在东部，可是因为水路通罗马方便，成为联络东西罗马帝国的枢纽。自从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西亚和埃及以后，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交汇的人文渊薮。基督教的初始信徒都是犹太人，因为受到迫害，逐渐向外国疏散传教，因而有些外国人(gentiles)参加。到君士坦丁时期，非犹太籍的基督徒比例大大增加，而基督教神学也就和希腊文化，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噶哲学融合在一起。亚历山大里亚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学术中心，执神学之牛耳。这也就是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亚利安派和三位一体派的争论和分裂会惊动君士坦丁大帝的原因。在尼西亚会议前后，亚历山大里亚教区主教的作用至关重要。要为阿利安党翻案，必须扳倒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西乌斯。在尔后的斗争中，阿塔纳西乌斯几起几落，成了阿利安主义和三位一体论斗争的晴雨表。
公元331年，阿塔纳西乌斯开始受到人身攻击，君士坦丁大帝没有理睬。可是阿塔纳西乌斯的极端立场和君士坦丁皇帝平衡各教派势力以求帝国统一的国策相悖，所以稍后当尤瑟比乌斯在泰利(Tyre)召开主教会议宣布阿塔纳西乌斯有罪并罢免其教职时，君士坦丁不但没有否决，而且以阿塔纳西乌斯计划阻止税粮从亚历山大里亚运往罗马为由将他流放到高卢(Gaul)。
336年，君士坦丁大帝下旨尤瑟比乌斯编选50部经典，敕令所有教会统一使用。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确定《新约全书》的内容和目次，成为现在的《新约圣经》的蓝本。尤瑟比乌斯的圣眷日隆，权威如日中天。
尼西亚公式的另一个主要维护者是安希拉主教马尔舍鲁斯(Marcellus of Ancyra)。公元336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宣布马尔舍鲁斯有罪并被罢免教职，理由是他“传播萨摩萨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 的教义”—一种主张上帝是唯一的君王的“君主主义”(Monarchianism)。君士坦丁立即将马尔舍鲁斯流放。阿利安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尼西亚党失宠的另一个标志是，君士坦丁死后在葬礼上为其施洗超度的是他的神学顾问尤瑟比乌斯。
四）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的斗争和瑟尔米安异端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
康斯坦斯(Constans) 和康斯坦蒂乌斯(Constantius)。东罗马帝国由康斯坦蒂乌斯承袭，西罗马帝国由其它两个儿子瓜分 – 康斯坦斯承袭意大利和伊里利亚(Illyria)，君士坦丁二世承袭高尔(Gaul) 和北非。康斯坦斯继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
在东罗马帝国，康斯坦蒂乌斯则是一个阿利安党及其领袖尤瑟比乌斯的坚定支持者，阿利安派在东罗马帝国的势力已在三位一体派之上。此时尤瑟比乌斯已是君士坦丁堡主教，康斯坦蒂乌斯意在树立君士坦丁教区的权威，置其于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之上。安提阿教区不久即落入阿利安派之手。亚历山大里亚不是属于他的领地，且阿塔纳西乌斯是坚定的尼西亚公式捍卫者，所以只好徐徐图之。
西罗马帝国的两兄弟因争权而刀兵相见，无暇东顾。康斯坦蒂乌斯得以便宜行事。公元339年，他将阿塔纳西乌斯第二次流放到罗马。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去世，康斯坦斯统一西罗马，势力大炽。为了避免和康斯坦斯的冲突，康斯坦蒂乌斯寻求东西罗马帝国的和平。康斯坦斯欣然应允，但是希望恢复阿塔纳西乌斯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职位。康斯坦蒂乌斯只好同意。于是阿塔纳西乌斯于公元346年重回亚历山大里亚任主教。
在这一期间，康斯坦蒂乌斯并没有放弃对阿利安党的支持。有了政治上的地位，阿利安派就开始着手理论上的翻案。公元345年，阿利安党人在安提阿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发布四个圣谕以取代尼西亚公式。350年，康斯坦斯去世，康斯坦蒂乌斯成了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和绝对统治者。他的三个近侍顾问是铁杆阿利党人。这些顾问向皇帝呈上了一个和尼西亚公式对立的公式，史称“瑟尔米安异端” (Blasphemy of Sermium)，明确地肯定耶稣对上帝的从属地位。这个异端公式宣称：
毫无疑问，天父更为伟大。谁也不准怀疑天父在荣耀，尊严，显赫，威严以及天父本身的名义上都比神子更为伟大。神子自己也亲自作证说，“派我下到人世的天父比我伟大”。谁都不应无知到连这样的基本教义(Catholic doctrine) 都不懂：天父和神子是两个身体(Persons)；天父更伟大，神子及其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属于天父的；天父的存在没有时间原点并且是无形的，不朽的和不可逾越的；而神子是天父所生，是属于神的神，属于光的光；至于他如何出生，除了他的天父以外，谁都不可能知道。
这是和三位一体论针锋相对的教义。康斯坦蒂乌斯皇帝立即用皇权将其推行到整个帝国，连德高望重的荷西乌斯(Hosius of Cordova) 和教皇利波里乌斯(Liberius) 都不得不在瑟尔米安异端公式上签字。
五）阿利安派的失败和三位一体教义的确立
看来主张二位二体的阿利安派是彻底胜利了。历史上所有胜利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骄傲和分裂。阿利安派最终的失败也没有逃出这一规律。
阿利安派此后分为三派，围绕着天父与神子的关系也分为极端二体派和较为温和折中的两派。尼西亚公式派利用阿利安派中大多数信徒仍然珍惜耶稣的神性这一倾向，适当调整极端立场，给阿利安派中不太坚定的分子以信仰空间，于是阿利安派的折中派立即与尼西亚派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对坚定的阿利安派。此时因为整个罗马帝国都由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一人统治，他没有必要再偏袒仅在东部得势的阿利安派，而要寻求两派和好合作的途径。对于阿利安派的折中派与尼西亚派的联合乐观其成。公元358年，阿利安党的所有反对派在安希拉(Ancyra) 召开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个与瑟尔米安公式对立的公式，肯定神子与天父本质上是一样的。康斯坦蒂乌斯皇帝批准了这一公式。
不久康斯坦蒂乌斯皇帝去世。他的死决定了阿利安派最终覆灭的命运。康斯坦蒂乌斯皇帝以后，没有一个皇帝是支持阿利安派的，而坚定支持尼西亚公式的皇帝倒有好几个，其中最有力的是迪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
公元362年，死灰复燃的阿塔纳西乌斯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在亚历山大里亚召集大公会议。为了团结阿利安党折中派，他在三位一体的提法上采取了兼容的态度，而把圣灵与上帝的统一问题作为会议的中心和与阿利安党争夺的主要阵地。在尼西亚会议上，圣灵问题不是焦点，尼西亚公式只简单地提了一下“我们相信圣灵”。阿塔纳西乌斯是一个具有高度神学觉悟，对于神学理论中与原旨教义相左而又可能导致重大争论甚至教会分裂的修正主义理论有着极为灵敏的宗教洞察力。历史的经验使他懂得及时防止因为神学理论的争论而导致分裂的事件重演，所以他在会议的决议中明确表述圣灵和上帝也是一体的，同时重申阿利安党所谓圣子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理论为异端。
以后的二十年中又召开了几次大公会议进一步确立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地位，并进一步打击阿利安党。公元381年，四世纪下半页最有权威的皇帝迪奥多西乌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对阿利安主义作最终的宣判。这次会议并没有起草新的圣谕，只是重申了尼西亚公式的正确并用更强烈的语言谴责了阿利安主义，称其为Apollinarianism。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又叫第二次全基督教大会 (ecumenical council)，尽管没有西部主教参加，但是西部教会事后接受了大会决议。
阿利安党虽然遭到了理论上的惨败，其影响却远远没有完结。阿利安主义已经在蛮夷部落中广泛传播。当着罗马帝国衰落时，蛮族入侵，建立了三个以阿利安主义为国教的国家：北非的凡多尔(Vandal)，西班牙的维希格斯(Visigoth) 和意大利的伦巴得(Lambard)。他们开始时迫害基督教正统派(Orthodox)，强迫他们接受阿利安主义。后来，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佛兰克（Frank）部族强大，逐渐征服了各部蛮夷，又开始恢复正统基督教的教义。从此，阿利安派再没有翻过身，三位一体教义最终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任何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论俱被视为异端，将被处以严厉的宗教审判。
六）余波 – 东西罗马教会的分裂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确立了，但是却并没有统一的解释。而东西方教会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不同解释便成为双方权力斗争的理论借口，最终导致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权力。罗马教区总是坚持罗马教堂是圣彼得建立的教堂，罗马主教是耶稣基督和使徒的直系传人。罗马主教即是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权力。东罗马的主教们并不买帐，他们认为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罗马皇帝，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自然应该具有领导教会的最高权力。在理论上，东西教会本来就不乏争执的借口。罗马皇帝为了调和教会的争端，以免教会分裂导致帝国的分裂，多次亲自干预，勉强维持着教会的统一。但是公元六世纪以后，罗马皇帝的权力逐渐衰落，偏安东部，西罗马的世俗权力也逐渐落入罗马教皇之手。教皇公然为佛兰克（Frank）的国王查里曼大帝加冕，俨然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非常恼火。至十世纪以后，分裂终于无法避免。分裂的导火索，便是“圣子之争”（The Filioque controversy）。
在尼西亚信经中有这样一段话：“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不知什么时候，在西罗马教会的拉丁文信经中这句话的后面却加上了“圣子”字样而成为“We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lord, the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而东罗马教会用的希腊文信经仍然是381年通过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原文。809年，西罗马的主教们在日耳曼的阿虔（Aachen）召开大公会议，宣布没有“and the Son ” （拉丁文为Filioque）的希腊文版的信经为异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主教们十分震怒。东罗马教会对西罗马教会不经过全教会的大公会议议决而擅自篡改信经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西罗马教会把“and the son”字样从他们的信经中去掉。他们认为这种篡改意味着西罗马教会把圣灵摆在从属于天父和圣子的地位，违背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东罗马教会只能接受“through the son”而不是“and the son”。西罗马教会不予理睬。于是双方互相宣布将对方开除教籍。1054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宣布“教皇是异端”。教皇列奥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们于是进入索菲娅大教堂，把一份将君士坦丁堡主教及跟随他的人开除教籍的宣言书置放在神坛上，扬长而去。从此东西罗马的教会分离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通常称西罗马教会为“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称东罗马教会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Catholic的意思是“普遍的，广泛的，公众的”，所以天主教又叫“公教会”或“圣公会”。Orthodox的意思是“正统的，传统的，公认的”，所以东正教也叫“正教会”。但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既是Catholic，也是Orthodox。
三位一体教义虽然至381年在形式上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但对它的解释，却从来没有统一的认识。宗教改革以后，护教的西班牙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皇的海军摧毁于英吉利海峡，梵蒂冈教廷对新教徒再也没有政治军事和组织约束力，新教各派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Tuesday, January 10, 2012
杜欣欣：博尔赫斯与日内瓦
日内瓦的天气一日数变—晴转多云，转阴，小雨。清晨穿过勃朗峰大桥时，明亮的晨光恰好掩住女人脸上不深的皱纹。当我站在棱堡公园的宗教纪念墙前，加尔文雕像的顶上白云依然飘动。然而此刻行人却已裹紧外衣围巾，疾步冷风细雨中。
前几天自伦敦飞来，我先看到了一片散发着钢铁般灰色的云。当机头拉起，我们似要飞入那片云中，云层却平滑地展开，随即倾斜，我这才意识到那不是一片云而是莱蒙湖。随即我又看到了山，云在半山疾走。时而一缕云絮飘落，犹如掉队的孤雁。数日之后，当我感叹瑞士美若仙境，生活却过于昂贵，友人答：“神仙住的地方，自然是天价了。”
倾斜的坡道上，彩石勾勒出最初的日内瓦共和国。这个国家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却也是城堡钟楼俱全。169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城堡内的妇人听到窗外的响动，探身即见攀墙而上的士兵。她机警地泼下滚汤，士兵被烫得大叫。叫声警醒了城中居民，众人奋起抗敌。这场伤亡不过百人的战役令法国人从此断绝了来犯的念头。其后数百年，每逢此时，当地人以浓汤（包括巧克力摹刻的浓汤）举国欢庆。对瑞士人而言，那场战役想必是意味深长，而我每每想来却总感到有几分滑稽。
泼汤女人
卢梭出生的房屋位于“大路”40号，从那里沿黑色的石巷北上，坡道旁皆为坚固却略嫌呆板的灰色楼房。这里是日内瓦老城的居民区，朴素简要，游客绝迹。一家小蔬果店透出些许活泼的暖色，小店的对面即是28号。那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楼面挂着一帧灰色的牌子“豪. 路.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ugust 24 ，1899－June 14， 1986）。1986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来到日内瓦，不久即搬至这里。他写道：“我感到神秘的幸福，并决心做一名隐士。” 数月之后，作家在这片毫无生命的灰色中辞世。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5岁时，他随父亲来到日内瓦。虽然欧洲的革命家或阴谋家早已在此聚会，但当时的瑞士农牧业并不发达，有些讲究的南美富裕农场主旅行时还带上自己喜爱的奶牛。文化背景深厚的博氏家族并不富裕，也未打算长住，但一战却使他们滞留于此。在加尔文学院，12岁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博尔赫斯，又阅读了叔本华，尼采，惠特曼…….。他不但掌握了法语拉丁语，还借助字典及海涅的诗歌自学德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他汲取着营养，并继续文学创作。两年之后，博尔赫斯回到故乡，不久即成为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描述了那段困居日内瓦的岁月：“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现在还是更熟悉日内瓦，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因很简单：在日内瓦，你找不到两个相像的街角，并很快能记住它们的差别。”据说那套公寓至今还在，只是那条街的名字由马拉尼改为费迪南霍德拉（二十世纪的瑞士画家）。布宜诺斯艾利斯阳光充足，冷湿多雾的日内瓦曾令博尔赫斯伤感：“（那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时光，很不自由，总是下着细雨，记起它来我总感到一种愤恨”。虽然日内瓦因莱蒙湖，莱蒙湖又因雨雾而成为一座善于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当时的博尔赫斯难免带有太年轻的伤感。也幸亏年轻，很多年之后，博尔赫斯笔下的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那“蒙住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雨》 陈东飙陈子弘译）。
布德弗广场
“我见过繁星般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摘自《醉舟》（兰波 Arthur Rimbaud， 飞白译）
当少年博尔赫斯读着兰波的诗，沿着冰封的罗讷（Rhone ）散步时，这条河上已经有过七座风格迥异的桥。她的第一座桥曾界定过野蛮和文明，摧毁它的凯撒为日内瓦取名为“湖注入之城”。那与帝国丝缕相连的罗马人市场如今被称作布德弗广场（Place du Bourg-de-Four ）。在博尔赫斯的少年时代，市场里还有很多姑娘。在一个晚春的午后，父亲带着17岁的博尔赫斯来到市场的旧址。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姑娘。犹如古罗马的贵族少年，博尔赫斯在妓院里失去了童贞。很久以后，当被问及为何作品甚少涉及爱情时，博尔赫斯回答：“无法再创女性的神秘。”或许那第一次太过直白？或许“父亲可能是同一女孩的恩客”的担心挥之不去？很多年以后，当博尔赫斯重返日内瓦，他形容自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里。因为我的青春期，所有那些，都发生在那里。”时间是真正的诗人，她诗性地放大了美丽。
1975年，博尔赫斯虚构了自己与“另一个我”在一条灰色的河边不期而遇，河中漂着薄冰。这一个博尔赫斯说此地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另一个却坚信自己坐在莱蒙湖畔的长凳上。为了证明他们是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1914年的博尔赫斯向1969年的博尔赫斯提到曾祖父传下的银质茶壶，挂在马鞍上的银脸盆，衣橱内的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未提阿根廷老家的那只石龟。
据说早在博尔赫斯出生之前，那只用来净水的石龟就已经呆在天井里，博尔赫斯从小就对它感到好奇。那时的他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据说当他出生时，父亲曾欣喜地对母亲高喊：“他有一双酷似你的蓝眼睛！”父亲以为具有蓝眼睛的儿子可以避免家族六代人的眼疾，却不知道所有的婴儿都有那样的一双蓝眼睛。在《另一个我》中的博尔赫斯已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命运赐予他掌管八十万册图书不久也给了他黑暗。于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对年轻的那一个说：“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失去您的视力…..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像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一个视图书馆为天堂的人难以分辨封面与目录，个中的“不方便”怎能如暮色降临般的平静？然而，博尔赫斯理智地接受了命运，继而以荷马或弥尔顿式的从容读写口授，他甚至自嘲道：“我的世界声誉犹如失明一样逐渐而至”。
莱蒙湖上的寒风与焚风合为一股，将大喷泉吹成扇面。山林时隐时现。在雾的间歇中，莱蒙湖犹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手中的地图被吹走了，一个姑娘俯身拾起，交还给我。我向她询问Plainpalais 公墓，她笑着摇头。又问了几个路人，无人知晓。这并不奇怪，瑞士居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仅日内瓦，每天从法国过境来上班的就高达五万人。这五万人中包括了我的朋友斯蒂芬。
因为斯蒂芬，我得以在CERN（欧洲核研究组织的法语简称）的宿舍下榻。这个机构位于日内瓦城西北，但有一扇大门开在法国境内。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共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连水池内的水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看着贴在墙上的使用厨房须知，我不由地想瑞士人真是喜欢各类规定，那些规定包括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十点之后用抽水马桶冲水等等。CERN食堂的地面画了不同颜色的线，以方便走向机构内的不同区域。此地的一切好似日内瓦的缩影—-地方虽小，国际化程度却高；操多种语言，却依然不脱印欧语系；表面上不豪华却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精英气；管理得太井井有条，太有效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
几年前，我曾到过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我看着人们聚舞欢歌，而瑞士的巴塞尔市禁止当众大笑的法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在布市，即便是最热闹的社区，游客最多的地方，依然可见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人们就在那下面穿行，而在瑞士，任何一天，任何一处都不得当众晾晒衣物。在布市，游客迟早会在五月广场上遭遇抗议的人群，而瑞士的游客却极少看到示威游行。博尔赫斯为何要离开家乡，终老于此？
我沿着石巷寻找，灰色的雾从巷口涌入，周边的色彩更快速地流失。据说在盲人的视界里，红色完全消失，白色或已消失或与灰色混淆。他们所见的多为黄蓝色的雾霭。那种雾色总给我粘粘的感觉，纯粹的黑暗也许还好些。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叹道：“我是朦胧的时间的囚徒，没有黎明和黄昏，只有夜晚。我只能用诗歌，塑造我荒凉的世界。”从《恶棍列传》至《虚构集》，这个博学的时间囚徒描绘过玫瑰街角的黑帮，遥远南方的高卓牧人…。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他虚构的间谍为云南总督崔朋的后代，那个崔朋不仅撰写过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制作过一个时间的迷宫。在《杜撰集》中，博尔赫斯进一步以时间或空间作为小说的主角，构思着玄奥神秘。在文学创作中，从现实到虚幻犹如一道光谱，博氏因早年阅读哲学书籍，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冷寂的图书馆内，直到晚年才结束独身的生活，其生存状态文学构思更偏于虚幻。他的小说曾引发过无数年轻的奇思异想，研究者甚至认为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可是我却觉得其后期小说的题材偏于哲思而疏于情感。
走过钟表游丝般的街巷，阴郁的天色已将咖啡客驱入室内。黄叶飘落钟楼前，秋色已至。上次来时，这里坐着一个醉汉，短衣短裤，喊叫着讨钱。钟楼门洞前站着一位老者，着米色风衣，行人经过，他静静地伸出手，而街口即是日内瓦最昂贵的那条街，橱窗内的一块手表动辄上万瑞士法郎。绕过钟楼，我又看到了“日内瓦，避难之城”(Geneva Cite de Refvge)的刻字。几百年来，这座城市收留过多少流亡者，他们中既有新教的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仁人。如今的瑞士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欲死之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是博尔赫斯终老于此的原因。阅读他的访谈和传记，我只能猜测：或许是为了避开因新婚而引发的争议，也或许是厌倦被当作阿根廷的文化象征？如是，避难之城名符其实。
在避开有轨电车的街上，在几栋居民楼之间，我终于找到了Plainpalais墓地。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当局认为他作为阿根廷文化旗帜应该归葬故里，甚至已经决定将他安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人墓地（Recoleta Cemetery），这种情形令瑞士当局相当棘手，经过仔细审视才将他安葬于此，这里也安葬了加尔文。
在我前面，几个半大的小子推开了公墓的铁门。进门之后，他们就在通道上追逐打闹。按照姓氏，博尔赫斯的墓地排名靠前，墓号为735。一眼望过去，这里几无欧洲知名墓地里常见的俗套或灵性的雕塑，绿地上星点着简单的墓碑，开阔得难以置信。循小路找寻墓号应该不难。然而当我找到734和736号之后，却依然看不到735号。墓号在逐渐增大，或在逐渐缩小，难道735只是一个虚构？难道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也藏着几条“交叉小径”？
我再次走回墓园门口查询墓地指南。此时守墓人已经离去，孩子们依然在草地上追逐。墓地旁的居民楼上一声呼唤，其中的一个孩子飞奔而去。原来那里还藏着另一扇门，门外依稀有人走动。终于在距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735号，它的邻里居然是800多号。
博尔赫斯墓
一方极为简单的墓碑，石迹斑斑，好像经过了一个世纪。死者大名之下是一幅浅浮雕，但那必须蹲下才能看清。浮雕上刻着一队人，侧身大头，额顶一只如鸟般的大眼睛。他们弯曲着双腿，似乎是站在甲板上，手中还握着类似中古世纪的兵器。墓碑下方的刻字被细叶灌木掩蔽，拨开枝叶看了看，上书“And Ne Fortedan Na（注1）”，完全不知所云。模糊的碑文证实了石头的劣质，也暗示着掩埋的仓促。我几乎可以断定，如不加以维护，大概过不了二十年，日内瓦的风雨会将碑文完全抹去。这或许正是博尔赫斯所要的结局—“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诗艺》 陈众议译）
我曾拜访过罗马城内埋葬雪莱，济慈的新教墓场，拉文那的但丁墓园。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群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们，眼疾日益恶化似乎出世的博尔赫斯也不例外。面对获得民心的庇隆军人独裁政权，他写道：“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因为不与独裁政权合作，他被迫离开图书馆的职位。
我在墓前盘桓。此时仿佛是“黄昏的背面”，周围“鸟的啁啾，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都是过去的细节。”（《失去的公园》黄灿然译）。当“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诗人安睡的日内瓦可是“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陈东飙陈子弘译）……… 这些美丽的文字让我不断吟诵，墓前的紫色花瓣在诗歌中苏醒。
我动身离去，走到墓园门口，才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天逐渐黑了下来，空旷的墓园遗我一人。“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余辉》陈众议译）墓园之外，不见来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助。当我攀上墓园的铁栏门，一位女士自远处走来。匆忙中的她看到铁门上的我，停住了脚步。听了解释，她就开始拨打电话。她说的是法语，大概是寻求警察帮助，对方显然不解活人怎会被关闭在墓园内。正说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跳了过来，后面跟着它的主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看到铁栏门内外的我们，他突然明白了。他屈身蹲下，拔出门底的一根铁拴。大门随即打开，竟然毫无悬念！
注1：经查证，墓碑上的四个字是 盎格鲁—-撒克逊文：切勿恐惧。
此文参考《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七夕谈》，林一安译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
《Jorge Luis Borges：A Literay Biography》，Emir Rodriguez Monegal著。
记于2010年9月27日
前几天自伦敦飞来，我先看到了一片散发着钢铁般灰色的云。当机头拉起，我们似要飞入那片云中，云层却平滑地展开，随即倾斜，我这才意识到那不是一片云而是莱蒙湖。随即我又看到了山，云在半山疾走。时而一缕云絮飘落，犹如掉队的孤雁。数日之后，当我感叹瑞士美若仙境，生活却过于昂贵，友人答：“神仙住的地方，自然是天价了。”
倾斜的坡道上，彩石勾勒出最初的日内瓦共和国。这个国家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却也是城堡钟楼俱全。169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城堡内的妇人听到窗外的响动，探身即见攀墙而上的士兵。她机警地泼下滚汤，士兵被烫得大叫。叫声警醒了城中居民，众人奋起抗敌。这场伤亡不过百人的战役令法国人从此断绝了来犯的念头。其后数百年，每逢此时，当地人以浓汤（包括巧克力摹刻的浓汤）举国欢庆。对瑞士人而言，那场战役想必是意味深长，而我每每想来却总感到有几分滑稽。
泼汤女人
卢梭出生的房屋位于“大路”40号，从那里沿黑色的石巷北上，坡道旁皆为坚固却略嫌呆板的灰色楼房。这里是日内瓦老城的居民区，朴素简要，游客绝迹。一家小蔬果店透出些许活泼的暖色，小店的对面即是28号。那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楼面挂着一帧灰色的牌子“豪. 路.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August 24 ，1899－June 14， 1986）。1986年，已经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来到日内瓦，不久即搬至这里。他写道：“我感到神秘的幸福，并决心做一名隐士。” 数月之后，作家在这片毫无生命的灰色中辞世。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5岁时，他随父亲来到日内瓦。虽然欧洲的革命家或阴谋家早已在此聚会，但当时的瑞士农牧业并不发达，有些讲究的南美富裕农场主旅行时还带上自己喜爱的奶牛。文化背景深厚的博氏家族并不富裕，也未打算长住，但一战却使他们滞留于此。在加尔文学院，12岁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博尔赫斯，又阅读了叔本华，尼采，惠特曼…….。他不但掌握了法语拉丁语，还借助字典及海涅的诗歌自学德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他汲取着营养，并继续文学创作。两年之后，博尔赫斯回到故乡，不久即成为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描述了那段困居日内瓦的岁月：“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现在还是更熟悉日内瓦，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因很简单：在日内瓦，你找不到两个相像的街角，并很快能记住它们的差别。”据说那套公寓至今还在，只是那条街的名字由马拉尼改为费迪南霍德拉（二十世纪的瑞士画家）。布宜诺斯艾利斯阳光充足，冷湿多雾的日内瓦曾令博尔赫斯伤感：“（那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时光，很不自由，总是下着细雨，记起它来我总感到一种愤恨”。虽然日内瓦因莱蒙湖，莱蒙湖又因雨雾而成为一座善于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当时的博尔赫斯难免带有太年轻的伤感。也幸亏年轻，很多年之后，博尔赫斯笔下的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那“蒙住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雨》 陈东飙陈子弘译）。
布德弗广场
“我见过繁星般的群岛！在那里，
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
“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
啊，百万金鸟？啊，未来的活力？”
——摘自《醉舟》（兰波 Arthur Rimbaud， 飞白译）
当少年博尔赫斯读着兰波的诗，沿着冰封的罗讷（Rhone ）散步时，这条河上已经有过七座风格迥异的桥。她的第一座桥曾界定过野蛮和文明，摧毁它的凯撒为日内瓦取名为“湖注入之城”。那与帝国丝缕相连的罗马人市场如今被称作布德弗广场（Place du Bourg-de-Four ）。在博尔赫斯的少年时代，市场里还有很多姑娘。在一个晚春的午后，父亲带着17岁的博尔赫斯来到市场的旧址。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姑娘。犹如古罗马的贵族少年，博尔赫斯在妓院里失去了童贞。很久以后，当被问及为何作品甚少涉及爱情时，博尔赫斯回答：“无法再创女性的神秘。”或许那第一次太过直白？或许“父亲可能是同一女孩的恩客”的担心挥之不去？很多年以后，当博尔赫斯重返日内瓦，他形容自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里。因为我的青春期，所有那些，都发生在那里。”时间是真正的诗人，她诗性地放大了美丽。
1975年，博尔赫斯虚构了自己与“另一个我”在一条灰色的河边不期而遇，河中漂着薄冰。这一个博尔赫斯说此地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另一个却坚信自己坐在莱蒙湖畔的长凳上。为了证明他们是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1914年的博尔赫斯向1969年的博尔赫斯提到曾祖父传下的银质茶壶，挂在马鞍上的银脸盆，衣橱内的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未提阿根廷老家的那只石龟。
据说早在博尔赫斯出生之前，那只用来净水的石龟就已经呆在天井里，博尔赫斯从小就对它感到好奇。那时的他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据说当他出生时，父亲曾欣喜地对母亲高喊：“他有一双酷似你的蓝眼睛！”父亲以为具有蓝眼睛的儿子可以避免家族六代人的眼疾，却不知道所有的婴儿都有那样的一双蓝眼睛。在《另一个我》中的博尔赫斯已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命运赐予他掌管八十万册图书不久也给了他黑暗。于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对年轻的那一个说：“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失去您的视力…..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像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一个视图书馆为天堂的人难以分辨封面与目录，个中的“不方便”怎能如暮色降临般的平静？然而，博尔赫斯理智地接受了命运，继而以荷马或弥尔顿式的从容读写口授，他甚至自嘲道：“我的世界声誉犹如失明一样逐渐而至”。
莱蒙湖上的寒风与焚风合为一股，将大喷泉吹成扇面。山林时隐时现。在雾的间歇中，莱蒙湖犹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手中的地图被吹走了，一个姑娘俯身拾起，交还给我。我向她询问Plainpalais 公墓，她笑着摇头。又问了几个路人，无人知晓。这并不奇怪，瑞士居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仅日内瓦，每天从法国过境来上班的就高达五万人。这五万人中包括了我的朋友斯蒂芬。
因为斯蒂芬，我得以在CERN（欧洲核研究组织的法语简称）的宿舍下榻。这个机构位于日内瓦城西北，但有一扇大门开在法国境内。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共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连水池内的水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看着贴在墙上的使用厨房须知，我不由地想瑞士人真是喜欢各类规定，那些规定包括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十点之后用抽水马桶冲水等等。CERN食堂的地面画了不同颜色的线，以方便走向机构内的不同区域。此地的一切好似日内瓦的缩影—-地方虽小，国际化程度却高；操多种语言，却依然不脱印欧语系；表面上不豪华却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精英气；管理得太井井有条，太有效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
几年前，我曾到过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我看着人们聚舞欢歌，而瑞士的巴塞尔市禁止当众大笑的法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在布市，即便是最热闹的社区，游客最多的地方，依然可见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人们就在那下面穿行，而在瑞士，任何一天，任何一处都不得当众晾晒衣物。在布市，游客迟早会在五月广场上遭遇抗议的人群，而瑞士的游客却极少看到示威游行。博尔赫斯为何要离开家乡，终老于此？
我沿着石巷寻找，灰色的雾从巷口涌入，周边的色彩更快速地流失。据说在盲人的视界里，红色完全消失，白色或已消失或与灰色混淆。他们所见的多为黄蓝色的雾霭。那种雾色总给我粘粘的感觉，纯粹的黑暗也许还好些。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叹道：“我是朦胧的时间的囚徒，没有黎明和黄昏，只有夜晚。我只能用诗歌，塑造我荒凉的世界。”从《恶棍列传》至《虚构集》，这个博学的时间囚徒描绘过玫瑰街角的黑帮，遥远南方的高卓牧人…。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他虚构的间谍为云南总督崔朋的后代，那个崔朋不仅撰写过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制作过一个时间的迷宫。在《杜撰集》中，博尔赫斯进一步以时间或空间作为小说的主角，构思着玄奥神秘。在文学创作中，从现实到虚幻犹如一道光谱，博氏因早年阅读哲学书籍，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冷寂的图书馆内，直到晚年才结束独身的生活，其生存状态文学构思更偏于虚幻。他的小说曾引发过无数年轻的奇思异想，研究者甚至认为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可是我却觉得其后期小说的题材偏于哲思而疏于情感。
走过钟表游丝般的街巷，阴郁的天色已将咖啡客驱入室内。黄叶飘落钟楼前，秋色已至。上次来时，这里坐着一个醉汉，短衣短裤，喊叫着讨钱。钟楼门洞前站着一位老者，着米色风衣，行人经过，他静静地伸出手，而街口即是日内瓦最昂贵的那条街，橱窗内的一块手表动辄上万瑞士法郎。绕过钟楼，我又看到了“日内瓦，避难之城”(Geneva Cite de Refvge)的刻字。几百年来，这座城市收留过多少流亡者，他们中既有新教的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仁人。如今的瑞士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欲死之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是博尔赫斯终老于此的原因。阅读他的访谈和传记，我只能猜测：或许是为了避开因新婚而引发的争议，也或许是厌倦被当作阿根廷的文化象征？如是，避难之城名符其实。
在避开有轨电车的街上，在几栋居民楼之间，我终于找到了Plainpalais墓地。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当局认为他作为阿根廷文化旗帜应该归葬故里，甚至已经决定将他安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人墓地（Recoleta Cemetery），这种情形令瑞士当局相当棘手，经过仔细审视才将他安葬于此，这里也安葬了加尔文。
在我前面，几个半大的小子推开了公墓的铁门。进门之后，他们就在通道上追逐打闹。按照姓氏，博尔赫斯的墓地排名靠前，墓号为735。一眼望过去，这里几无欧洲知名墓地里常见的俗套或灵性的雕塑，绿地上星点着简单的墓碑，开阔得难以置信。循小路找寻墓号应该不难。然而当我找到734和736号之后，却依然看不到735号。墓号在逐渐增大，或在逐渐缩小，难道735只是一个虚构？难道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也藏着几条“交叉小径”？
我再次走回墓园门口查询墓地指南。此时守墓人已经离去，孩子们依然在草地上追逐。墓地旁的居民楼上一声呼唤，其中的一个孩子飞奔而去。原来那里还藏着另一扇门，门外依稀有人走动。终于在距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735号，它的邻里居然是800多号。
博尔赫斯墓
一方极为简单的墓碑，石迹斑斑，好像经过了一个世纪。死者大名之下是一幅浅浮雕，但那必须蹲下才能看清。浮雕上刻着一队人，侧身大头，额顶一只如鸟般的大眼睛。他们弯曲着双腿，似乎是站在甲板上，手中还握着类似中古世纪的兵器。墓碑下方的刻字被细叶灌木掩蔽，拨开枝叶看了看，上书“And Ne Fortedan Na（注1）”，完全不知所云。模糊的碑文证实了石头的劣质，也暗示着掩埋的仓促。我几乎可以断定，如不加以维护，大概过不了二十年，日内瓦的风雨会将碑文完全抹去。这或许正是博尔赫斯所要的结局—“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诗艺》 陈众议译）
我曾拜访过罗马城内埋葬雪莱，济慈的新教墓场，拉文那的但丁墓园。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群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们，眼疾日益恶化似乎出世的博尔赫斯也不例外。面对获得民心的庇隆军人独裁政权，他写道：“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因为不与独裁政权合作，他被迫离开图书馆的职位。
我在墓前盘桓。此时仿佛是“黄昏的背面”，周围“鸟的啁啾，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都是过去的细节。”（《失去的公园》黄灿然译）。当“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诗人安睡的日内瓦可是“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陈东飙陈子弘译）……… 这些美丽的文字让我不断吟诵，墓前的紫色花瓣在诗歌中苏醒。
我动身离去，走到墓园门口，才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天逐渐黑了下来，空旷的墓园遗我一人。“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余辉》陈众议译）墓园之外，不见来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助。当我攀上墓园的铁栏门，一位女士自远处走来。匆忙中的她看到铁门上的我，停住了脚步。听了解释，她就开始拨打电话。她说的是法语，大概是寻求警察帮助，对方显然不解活人怎会被关闭在墓园内。正说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跳了过来，后面跟着它的主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看到铁栏门内外的我们，他突然明白了。他屈身蹲下，拔出门底的一根铁拴。大门随即打开，竟然毫无悬念！
注1：经查证，墓碑上的四个字是 盎格鲁—-撒克逊文：切勿恐惧。
此文参考《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七夕谈》，林一安译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
《Jorge Luis Borges：A Literay Biography》，Emir Rodriguez Monegal著。
记于2010年9月27日
Thursday, January 5, 2012
美国选举常见术语
缺席投票（Absentee voting）
缺席投票能够让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选民参加投票。选民可因不同原因无法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例如身居国外、身患疾病、在旅行途中或服兵役等。缺席投票让登记选民可以邮寄自己的选票。联邦法律《服役公民与海外公民缺席投票法》（Uniformed and Overseas Citizens Absentee Voting Act）确定了总统大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所有其他类型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由各州制定，因而有所不同。在俄勒冈州，所有选举投票都以邮寄方式进行，但选民也可以选择亲自前往郡投票站投票。
公民表决提案（Ballot initiative）
公民表决提案（有些州使用proposition，即“提案”一词）是美国直接民主的实例，公民可以以这种方式提出立法措施或修订州宪法。一些提案旨在废除现行的某项州法。各州对将提案付诸选举投票所需要的签名人数有不同规定。这些提案在大多数、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需经简单多数批准。另见公民复决（征询民意提案）。
博客（Blog）
博客为网上博客（weblog）的缩写，是一种在线日志。候选人利用博客向浏览其网站的人介绍自己的活动。其他人使用博客跟踪竞选议题和动态。政治博客由博客人（blogger）编写，他们以自身的观点发表评论和张贴消息。政治博客如同一般博客一样，反映多种声音。
蓝州（Blue state）
蓝州一词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另见红州。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导致1976美国最高法院对竞选资助法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中有关财务披露、捐款限制以及总统大选公共资金的规定。法院推翻了该法对竞选开支的限制，但运用公共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自愿接受的开支限额不在此涵盖范围。因此，这项裁决使国会议员候选人（无公共资金）的竞选开支不受限制，也使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但不与任何候选人或竞选活动协作——的个人或团体可以无限额地投入资金。这项裁决还确定，对没有接受公共资金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个人资金不必有任何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预选会议/核心小组（Caucus）
预选会议是地方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一个政党在市、镇或者郡县中的注册党员对支持本党哪一位候选人作出决定。在州选举或全国联邦职位竞选中，这些地方会议意见的总汇结果决定了该州党员所支持的候选人。Caucus一词也用来指由一些民选官员基于共同目标组成的团体，旨在为支持共同的政治议程作政策规划，例如著名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和“国会拉美裔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Hispanic Caucus）。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分别致力于讨论和推进各自选民群体的利益。
挑战者（Challenger）
挑战者指与现任官员竞争该职位的候选人。另见现任官员。
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最高法院2010年对此案的裁决确立，股东和其他群体享有与他们作为个人会享有的相同权利。法院还裁定，政府不得限制这些群体为支持或批评政治候选人作出的开支规模。另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非开放式初选（Closed Primary）
指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将某位候选人提名为本党竞选某一职位的正式候选人的党内选举。非开放初选只限于举行选举的政党的注册党员参加投票。无党派选民收到在同日进行的有关其他事项和无党派竞选的选票。另见初选。
燕尾提举力（Coattails）
“燕尾提举力”是从绅士长礼服后面的下摆（即“燕尾”）引申而来。在美国政治中，它指一位声望高的在职官员或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借自己的实力给本党其他候选人增加得胜机会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位候选人有能力让其他人借自己的声望同时取胜。
代表大会（Convention）
在总统大选年，当各州的初选与预选会议结束后，各政党分别集会选举一位总统提名人——通常情况下是在初选中获胜并获得最多的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总统提名人通常选择一名竞选伙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总统提名人也可以不推荐任何人选，而由与会代表推举副总统候选人。
会后弹升（Convention bounce）
指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几天内，民意调查表明该候选人声望上升的现象。
选民（Constituency）
一位政府官员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他/她的选民。这个词有时仅指那些投票选出该官员的选民。总统的选民包括全体美国人民; 一位市长的选民包括该市或该镇的居民。
辩论（Debate）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方参加的安排有序的讨论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辩论逐渐成为候选人阐述其本人及所属政党的观点并回答媒体或观众提问的电视转播节目。辩论也可通过广播电台、因特网或在社区集会场所进行。辩论可在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中进行。
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分掌政府指总统属于一个政党，而国会至少有一院（参议院或众议院）由反对党控制的政治局面。此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州一级，即州长属于一个党，而州议会由另一党控制。在美国政府制度中常常出现两党分掌局面。
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
选举协助委员会根据2002年《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成立，主要作为选举信息全国交流中心和资源中心。它也审视联邦选举的管理和程序。
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产生，这个制度规定给予每个州与其国会议员人数等同的选举人票。哥伦比亚特区有3张选举人票。在总计538张选举人票中，一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270票才能当选。
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这项1971年制定的法律确立了联邦选举的资金规则，曾于1974年、1976年及1979年三度修订。该法要求候选人及政治委员会公开资金来源及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了联邦选举期间接受捐款及使用开支的规则；它还对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总统竞选作出了规定。
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执行联邦竞选财务法。联邦选举委员会包括在参议院建议和同意的情况下由总统任命的6名委员。联邦选举委员会基于1974年对《1971年联邦竞选法》的修正案设立。
前置（Front-loading）
前置是指大选年中将州预选会议和州初选的日程安排越来越提前于全国大选日的做法。一个州希望通过将其初选日期提前，为该州属意的总统候选人造成有决定意义的声势，以便对政党的总统提名具有格外的影响力。
领先者（Front-runner）
在任何选举或提名过程中呼声最高或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被称为领先者。
僵局（Gridlock）
在政治运作中，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制造障碍，阻止或严重阻碍就立法或政策问题达成妥协的情况被称为僵局。
硬钱/软钱（Hard money/Soft money）
硬钱/软钱这两个名词用来区分受制于和不受制于联邦竞选财务法律约束的竞选资金。硬钱是指由个体或团体直接向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提供的捐款。此类捐款受到法律约束。软钱是指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捐款，只能用于公民活动，如动员选民登记、政党建设活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用于支持州和地方候选人。法律规定，“软钱”捐款不得用于直接支持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裁决支持2002年国会通过的对软钱捐款的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哈奇法》（Hatch Act）
《哈奇法》限制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的雇员，以及从事与联邦资助项目有关工作的州和地方雇员的政治活动。根据这项立法，有关雇员可以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但是不得利用官方权势来影响选举，包括不得在工作时索取或接受政治捐款以及从事政治活动——其中包括穿戴或展示政治宣传品。受《哈奇法》管辖的雇员可以在非党派选举中竞选职位，例如参加许多学校的董事会选举，但不得在党派选举中参选。
《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
为了解决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遇到的投票问题，国会通过了《帮助美国投票法》。这项立法鼓励州和地方政府淘汰打卡及杠杆投票机。根据《帮助美国投票法》的规定，自2003年以来已向州拨款29亿美元，用于改进选举程序。这项立法还设立了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为管理联邦选举以及选举法和选举项目提供支持。
赛马（Horse race）
对竞选活动的一种比喻，用于描述旗鼓相当的角逐，并传达出人们观看竞技比赛时的激动情绪。
现任官员（Incumbent）
目前在职的个人被称为现任官员。从历届选举看，现任官员获选连任的机率高于平均水平。
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
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或选民被称为无党派人士。
跛脚鸭（Lame duck）
跛脚鸭是指一位处于从选举其继任者到其继任者上任的这段时期内的民选官员。这位官员的政治地位因其任期将满而减弱。
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获胜候选人的得票数远远高于竞争对手，称为压倒性胜利。
对等资金或公共资金（Matching funds or public funding）
同意限制其竞选开支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获得公共资金资助。来自个人的、总计不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可以带来从总统选举竞选基金（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Fund）中拨出的对等资金。此项基金来源包括由有资格的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上自愿认捐的每人3美元。另见纳税人认捐机制。
《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McCain-Feingold）
正式名称为《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是根据两位主要参议院发起人（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和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法因戈尔德）命名，旨在消除“软钱”对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影响。该法取消了过去允许使用软钱帮助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漏洞”（即立法疏漏）。另见硬钱/软钱。
负面广告（Negative ads）
负面广告是指为争取选民而进行的破坏对手形象、攻击对方人品或攻击对手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绩的宣传。
被提名人（Nominee）
被其他人推选参加职位竞选的人称为被提名人。被提名人可以在初选或预选会议中产生。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名参选人申请竞选政治职位，则无须进一步选举，该参选人直接成为该党的被提名人。
开放式初选（Open primary）
在开放式初选中所有登记选民均可投票，不论他们登记自己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另见初选。
政纲（Platform）
政纲是指一个政党有关其原则和目标的正式书面声明，在总统选举提名过程中形成并公布，经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另一个较宽泛的用法是指候选人在一系列政治议题上的立场。
简单多数票（Plurality）
简单多数票是选举中确定获胜者的方式之一。简单多数票指的是，一个候选人获得的选票票数多于任何对手、但可能没有超过总票数的一半。例如，如果一位候选人赢得30%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也赢得30%的选票，而第三位候选人赢得40%的选票，那么，第三位候选人就赢得了简单多数票，成为获胜者。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隶属公司、工会或其他组织，与政党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委员会捐款给候选人，并从事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的活动，旨在推动某些具体立法议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会员、雇员或股东的自愿捐款。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影响力和数量上有明显增加：1976年有608个；2010年有大约5400个。
民意调查（Poll/polling）
公共民意调查是指民意调查公司通过向随机抽选的一批公民提出一系列标准问题而进行的调查。正确的调查应能反映对整体人口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和持这些观点的人口比例。公共民意调查能够显示许多美国人如何看候选人及议题。另见导向性民意调查。
初选（Primary）
初选是州一级选举。选民在初选中选出隶属于某一政党、将在今后大选中与另一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的候选人。初选可以是“开放式”（Open），即允许州里任何一名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决定政党候选人；也可以是 “非开放式”（closed），即只允许属于某一政党的登记选民投票选举该党的候选人。另见非开放式初选和开放式初选。
提案（Proposition）
见选票提案和公投。
抗议票(Protest vote）
投给第三党候选人的票，意不在选举该候选人，而是表达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的不满。
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
见对等资金。
导向性民意调查（Push polling）
这是一种公共民意调查技巧，通过向选民提出有关一个议题或一位候选人的某类具体问题，对可能的竞选主题进行试探。另见民意调查。
选区重划（Redistricting）
指 在州内对选举国会众议员的选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州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力图掌控重新划分选区的法律和政治机制——通常是经由州立法机构，以便让重划选区给自己的政党带来选举优势。
红州（Red state）
红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政策的州。另见蓝州。
公民复决（Referendum）
州立法机构将是否批准某一立法措施交由选民投票决定的做法被称为公民复决，亦称征询民意提案，或公投。这个词与提案或表决提案等经常交替使用。
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
单一席位选区是美国选举产生联邦和州议员的现行体制，即每一选区有一个议员席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单一席位”制意味着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政党获胜。欧洲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system），其选区范围相对大得多，可使数个候选人基于各党得票比例同时当选。
软钱（Soft money）
见硬钱/软钱。
话语片段（Sound bite）
话语片段是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说过的可被引用的原话片断，被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反复使用。负面广告经常使用对立候选人的话语片段，以突出其某一不受欢迎的立场。
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
指由竞选班子雇用的媒体或政治顾问，用以确保让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佳宣传报道。这些媒体顾问的作用是把一种情形或事件朝着对自己一方尽可能有利的方向 “发挥”。
意向测验/投票（Straw poll/vote）
指一种非正式调查投票，用于预测正式投票的结果或衡量公职候选人在未来竞选中的相对实力。意向投票结果良好可以给候选人打气，但并不一定预示着以后的成功。
摇摆选民（Swing voters）
不忠于某一特定政党的选民对一个议题或候选人的立场如何“摇摆”，可能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作用。摇摆不定的选民经常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改变自己的选择。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
这一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选择保持匿名的捐助者那里征集数额不受限制的捐款，但是不得直接向具体的竞选活动捐款，也不得与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协调。另见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 这一用语从1988年开始流行，当时一些南方州联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地区初选，以期提升南方各州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的重要性，减弱艾奥瓦预选和新罕布什尔初选等早期投票结果的影响。今天，该用语的意义已经较为宽泛，多指在总统初选季节不同地区于一个或数个星期二可能举行的数场州级初选。这些集中举行的初选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投票结果会产生一大批全国党代会代表，可能导致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某些人士脱颖而出或被迫出局。2012年的“超级星期二”为3月6日。但是，由于一些州已将初选日期提前，因此今年“超级星期二”的重要性将不如往年。
纳税人认捐机制（Taxpayer check-off system）
纳税人认捐机制允许美国纳税人在缴纳年度联邦所得税时捐款3美元，作为资助总统竞选的公共资金。如有意提供此项捐款，纳税人只需在税表中勾选有关栏目即可。提供此项捐款并不增加或降低个人所得税，只意味着纳税人同意将3美元的税款存入总统竞选基金。另见对等资金。
任期限制（Term limits）
任期限制指公职人员或议员可担任某一职务的时间限度。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任（8年）。然而，对美国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均无任期限制。某些州和地方的公职也有任期限制。
第三党（Third party）
除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主宰美国政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拥有一定民众支持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任何一个政党均被称为第三党。
拆分投票（Ticket splitting）
所谓“拆分投票”是指在同一次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例如将总统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而将参议员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由于这些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中选择了两个或多个政党的候选人，因此被视为“拆分”选票。
现场交流会（Town hall meeting）
现场交流会，亦称社民会议，是指一位现任官员或一位公职候选人与通常是当地人的普通民众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人们在会上向官员或候选人直接提问。
跟踪调查（Tracking survey）
跟踪调查是一种民调形式，可帮助候选人在竞选活动的不同阶段了解或“跟踪”选民的情绪变化。调查开始时，民调人员连续三晚向同样人数的选民提问，例如每晚400人，三晚共1200人。在第四天晚上，民调人员再采访另外400人，将他们的反馈意见输入资料库，同时删除第一晚的反馈意见，以此类推。因此，跟踪调查始终保持最后三晚获得的1200人的反馈意见。竞选班子可以逐渐对整个民调资料进行分析，从中了解某些竞选活动对选民态度产生的影响。另见民意调查。
－－原载：《美国参考》，2012-01-05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01/20120105104451x0.0510174.html#axzz1icxDExRs
缺席投票能够让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选民参加投票。选民可因不同原因无法在选举日当天前往投票站，例如身居国外、身患疾病、在旅行途中或服兵役等。缺席投票让登记选民可以邮寄自己的选票。联邦法律《服役公民与海外公民缺席投票法》（Uniformed and Overseas Citizens Absentee Voting Act）确定了总统大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所有其他类型选举的缺席投票规则由各州制定，因而有所不同。在俄勒冈州，所有选举投票都以邮寄方式进行，但选民也可以选择亲自前往郡投票站投票。
公民表决提案（Ballot initiative）
公民表决提案（有些州使用proposition，即“提案”一词）是美国直接民主的实例，公民可以以这种方式提出立法措施或修订州宪法。一些提案旨在废除现行的某项州法。各州对将提案付诸选举投票所需要的签名人数有不同规定。这些提案在大多数、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需经简单多数批准。另见公民复决（征询民意提案）。
博客（Blog）
博客为网上博客（weblog）的缩写，是一种在线日志。候选人利用博客向浏览其网站的人介绍自己的活动。其他人使用博客跟踪竞选议题和动态。政治博客由博客人（blogger）编写，他们以自身的观点发表评论和张贴消息。政治博客如同一般博客一样，反映多种声音。
蓝州（Blue state）
蓝州一词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政策的州。另见红州。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
巴克利诉瓦莱奥案导致1976美国最高法院对竞选资助法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该裁决维持了《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中有关财务披露、捐款限制以及总统大选公共资金的规定。法院推翻了该法对竞选开支的限制，但运用公共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自愿接受的开支限额不在此涵盖范围。因此，这项裁决使国会议员候选人（无公共资金）的竞选开支不受限制，也使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但不与任何候选人或竞选活动协作——的个人或团体可以无限额地投入资金。这项裁决还确定，对没有接受公共资金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使用个人资金不必有任何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预选会议/核心小组（Caucus）
预选会议是地方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一个政党在市、镇或者郡县中的注册党员对支持本党哪一位候选人作出决定。在州选举或全国联邦职位竞选中，这些地方会议意见的总汇结果决定了该州党员所支持的候选人。Caucus一词也用来指由一些民选官员基于共同目标组成的团体，旨在为支持共同的政治议程作政策规划，例如著名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和“国会拉美裔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Hispanic Caucus）。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分别致力于讨论和推进各自选民群体的利益。
挑战者（Challenger）
挑战者指与现任官员竞争该职位的候选人。另见现任官员。
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最高法院2010年对此案的裁决确立，股东和其他群体享有与他们作为个人会享有的相同权利。法院还裁定，政府不得限制这些群体为支持或批评政治候选人作出的开支规模。另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非开放式初选（Closed Primary）
指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将某位候选人提名为本党竞选某一职位的正式候选人的党内选举。非开放初选只限于举行选举的政党的注册党员参加投票。无党派选民收到在同日进行的有关其他事项和无党派竞选的选票。另见初选。
燕尾提举力（Coattails）
“燕尾提举力”是从绅士长礼服后面的下摆（即“燕尾”）引申而来。在美国政治中，它指一位声望高的在职官员或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借自己的实力给本党其他候选人增加得胜机会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位候选人有能力让其他人借自己的声望同时取胜。
代表大会（Convention）
在总统大选年，当各州的初选与预选会议结束后，各政党分别集会选举一位总统提名人——通常情况下是在初选中获胜并获得最多的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总统提名人通常选择一名竞选伙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总统提名人也可以不推荐任何人选，而由与会代表推举副总统候选人。
会后弹升（Convention bounce）
指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的几天内，民意调查表明该候选人声望上升的现象。
选民（Constituency）
一位政府官员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他/她的选民。这个词有时仅指那些投票选出该官员的选民。总统的选民包括全体美国人民; 一位市长的选民包括该市或该镇的居民。
辩论（Debate）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方参加的安排有序的讨论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辩论逐渐成为候选人阐述其本人及所属政党的观点并回答媒体或观众提问的电视转播节目。辩论也可通过广播电台、因特网或在社区集会场所进行。辩论可在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中进行。
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分掌政府指总统属于一个政党，而国会至少有一院（参议院或众议院）由反对党控制的政治局面。此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州一级，即州长属于一个党，而州议会由另一党控制。在美国政府制度中常常出现两党分掌局面。
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
选举协助委员会根据2002年《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成立，主要作为选举信息全国交流中心和资源中心。它也审视联邦选举的管理和程序。
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
总统和副总统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产生，这个制度规定给予每个州与其国会议员人数等同的选举人票。哥伦比亚特区有3张选举人票。在总计538张选举人票中，一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270票才能当选。
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这项1971年制定的法律确立了联邦选举的资金规则，曾于1974年、1976年及1979年三度修订。该法要求候选人及政治委员会公开资金来源及开支情况，同时制定了联邦选举期间接受捐款及使用开支的规则；它还对使用公共资金资助总统竞选作出了规定。
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执行联邦竞选财务法。联邦选举委员会包括在参议院建议和同意的情况下由总统任命的6名委员。联邦选举委员会基于1974年对《1971年联邦竞选法》的修正案设立。
前置（Front-loading）
前置是指大选年中将州预选会议和州初选的日程安排越来越提前于全国大选日的做法。一个州希望通过将其初选日期提前，为该州属意的总统候选人造成有决定意义的声势，以便对政党的总统提名具有格外的影响力。
领先者（Front-runner）
在任何选举或提名过程中呼声最高或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被称为领先者。
僵局（Gridlock）
在政治运作中，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制造障碍，阻止或严重阻碍就立法或政策问题达成妥协的情况被称为僵局。
硬钱/软钱（Hard money/Soft money）
硬钱/软钱这两个名词用来区分受制于和不受制于联邦竞选财务法律约束的竞选资金。硬钱是指由个体或团体直接向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提供的捐款。此类捐款受到法律约束。软钱是指不受法律规定约束的捐款，只能用于公民活动，如动员选民登记、政党建设活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用于支持州和地方候选人。法律规定，“软钱”捐款不得用于直接支持竞选联邦职务的候选人。美国最高法院于2003年裁决支持2002年国会通过的对软钱捐款的限制。另见《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
《哈奇法》（Hatch Act）
《哈奇法》限制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和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的雇员，以及从事与联邦资助项目有关工作的州和地方雇员的政治活动。根据这项立法，有关雇员可以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但是不得利用官方权势来影响选举，包括不得在工作时索取或接受政治捐款以及从事政治活动——其中包括穿戴或展示政治宣传品。受《哈奇法》管辖的雇员可以在非党派选举中竞选职位，例如参加许多学校的董事会选举，但不得在党派选举中参选。
《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
为了解决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遇到的投票问题，国会通过了《帮助美国投票法》。这项立法鼓励州和地方政府淘汰打卡及杠杆投票机。根据《帮助美国投票法》的规定，自2003年以来已向州拨款29亿美元，用于改进选举程序。这项立法还设立了选举协助委员会（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为管理联邦选举以及选举法和选举项目提供支持。
赛马（Horse race）
对竞选活动的一种比喻，用于描述旗鼓相当的角逐，并传达出人们观看竞技比赛时的激动情绪。
现任官员（Incumbent）
目前在职的个人被称为现任官员。从历届选举看，现任官员获选连任的机率高于平均水平。
无党派人士（Independent）
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或选民被称为无党派人士。
跛脚鸭（Lame duck）
跛脚鸭是指一位处于从选举其继任者到其继任者上任的这段时期内的民选官员。这位官员的政治地位因其任期将满而减弱。
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获胜候选人的得票数远远高于竞争对手，称为压倒性胜利。
对等资金或公共资金（Matching funds or public funding）
同意限制其竞选开支的总统候选人可以获得公共资金资助。来自个人的、总计不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可以带来从总统选举竞选基金（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Fund）中拨出的对等资金。此项基金来源包括由有资格的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上自愿认捐的每人3美元。另见纳税人认捐机制。
《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McCain-Feingold）
正式名称为《两党竞选改革法案》（Bipartisan Campaign Reform Act）。《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是根据两位主要参议院发起人（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和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法因戈尔德）命名，旨在消除“软钱”对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影响。该法取消了过去允许使用软钱帮助候选人竞选联邦职务的“漏洞”（即立法疏漏）。另见硬钱/软钱。
负面广告（Negative ads）
负面广告是指为争取选民而进行的破坏对手形象、攻击对方人品或攻击对手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绩的宣传。
被提名人（Nominee）
被其他人推选参加职位竞选的人称为被提名人。被提名人可以在初选或预选会议中产生。如果一个政党只有一名参选人申请竞选政治职位，则无须进一步选举，该参选人直接成为该党的被提名人。
开放式初选（Open primary）
在开放式初选中所有登记选民均可投票，不论他们登记自己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另见初选。
政纲（Platform）
政纲是指一个政党有关其原则和目标的正式书面声明，在总统选举提名过程中形成并公布，经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另一个较宽泛的用法是指候选人在一系列政治议题上的立场。
简单多数票（Plurality）
简单多数票是选举中确定获胜者的方式之一。简单多数票指的是，一个候选人获得的选票票数多于任何对手、但可能没有超过总票数的一半。例如，如果一位候选人赢得30%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也赢得30%的选票，而第三位候选人赢得40%的选票，那么，第三位候选人就赢得了简单多数票，成为获胜者。
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隶属公司、工会或其他组织，与政党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委员会捐款给候选人，并从事其他与选举有关的的活动，旨在推动某些具体立法议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来自会员、雇员或股东的自愿捐款。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影响力和数量上有明显增加：1976年有608个；2010年有大约5400个。
民意调查（Poll/polling）
公共民意调查是指民意调查公司通过向随机抽选的一批公民提出一系列标准问题而进行的调查。正确的调查应能反映对整体人口具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和持这些观点的人口比例。公共民意调查能够显示许多美国人如何看候选人及议题。另见导向性民意调查。
初选（Primary）
初选是州一级选举。选民在初选中选出隶属于某一政党、将在今后大选中与另一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的候选人。初选可以是“开放式”（Open），即允许州里任何一名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决定政党候选人；也可以是 “非开放式”（closed），即只允许属于某一政党的登记选民投票选举该党的候选人。另见非开放式初选和开放式初选。
提案（Proposition）
见选票提案和公投。
抗议票(Protest vote）
投给第三党候选人的票，意不在选举该候选人，而是表达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的不满。
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
见对等资金。
导向性民意调查（Push polling）
这是一种公共民意调查技巧，通过向选民提出有关一个议题或一位候选人的某类具体问题，对可能的竞选主题进行试探。另见民意调查。
选区重划（Redistricting）
指 在州内对选举国会众议员的选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州内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力图掌控重新划分选区的法律和政治机制——通常是经由州立法机构，以便让重划选区给自己的政党带来选举优势。
红州（Red state）
红州指大多数选民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政策的州。另见蓝州。
公民复决（Referendum）
州立法机构将是否批准某一立法措施交由选民投票决定的做法被称为公民复决，亦称征询民意提案，或公投。这个词与提案或表决提案等经常交替使用。
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
单一席位选区是美国选举产生联邦和州议员的现行体制，即每一选区有一个议员席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单一席位”制意味着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政党获胜。欧洲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system），其选区范围相对大得多，可使数个候选人基于各党得票比例同时当选。
软钱（Soft money）
见硬钱/软钱。
话语片段（Sound bite）
话语片段是指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说过的可被引用的原话片断，被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反复使用。负面广告经常使用对立候选人的话语片段，以突出其某一不受欢迎的立场。
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
指由竞选班子雇用的媒体或政治顾问，用以确保让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最佳宣传报道。这些媒体顾问的作用是把一种情形或事件朝着对自己一方尽可能有利的方向 “发挥”。
意向测验/投票（Straw poll/vote）
指一种非正式调查投票，用于预测正式投票的结果或衡量公职候选人在未来竞选中的相对实力。意向投票结果良好可以给候选人打气，但并不一定预示着以后的成功。
摇摆选民（Swing voters）
不忠于某一特定政党的选民对一个议题或候选人的立场如何“摇摆”，可能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作用。摇摆不定的选民经常会在今后的选举中改变自己的选择。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
这一类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从选择保持匿名的捐助者那里征集数额不受限制的捐款，但是不得直接向具体的竞选活动捐款，也不得与候选人或政党进行协调。另见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 这一用语从1988年开始流行，当时一些南方州联合起来，举行了第一次有影响力的大规模地区初选，以期提升南方各州在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中的重要性，减弱艾奥瓦预选和新罕布什尔初选等早期投票结果的影响。今天，该用语的意义已经较为宽泛，多指在总统初选季节不同地区于一个或数个星期二可能举行的数场州级初选。这些集中举行的初选意义重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投票结果会产生一大批全国党代会代表，可能导致角逐总统候选人的某些人士脱颖而出或被迫出局。2012年的“超级星期二”为3月6日。但是，由于一些州已将初选日期提前，因此今年“超级星期二”的重要性将不如往年。
纳税人认捐机制（Taxpayer check-off system）
纳税人认捐机制允许美国纳税人在缴纳年度联邦所得税时捐款3美元，作为资助总统竞选的公共资金。如有意提供此项捐款，纳税人只需在税表中勾选有关栏目即可。提供此项捐款并不增加或降低个人所得税，只意味着纳税人同意将3美元的税款存入总统竞选基金。另见对等资金。
任期限制（Term limits）
任期限制指公职人员或议员可担任某一职务的时间限度。美国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任（8年）。然而，对美国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均无任期限制。某些州和地方的公职也有任期限制。
第三党（Third party）
除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一直主宰美国政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外的、拥有一定民众支持并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任何一个政党均被称为第三党。
拆分投票（Ticket splitting）
所谓“拆分投票”是指在同一次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例如将总统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而将参议员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由于这些选民在同一张选票中选择了两个或多个政党的候选人，因此被视为“拆分”选票。
现场交流会（Town hall meeting）
现场交流会，亦称社民会议，是指一位现任官员或一位公职候选人与通常是当地人的普通民众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人们在会上向官员或候选人直接提问。
跟踪调查（Tracking survey）
跟踪调查是一种民调形式，可帮助候选人在竞选活动的不同阶段了解或“跟踪”选民的情绪变化。调查开始时，民调人员连续三晚向同样人数的选民提问，例如每晚400人，三晚共1200人。在第四天晚上，民调人员再采访另外400人，将他们的反馈意见输入资料库，同时删除第一晚的反馈意见，以此类推。因此，跟踪调查始终保持最后三晚获得的1200人的反馈意见。竞选班子可以逐渐对整个民调资料进行分析，从中了解某些竞选活动对选民态度产生的影响。另见民意调查。
－－原载：《美国参考》，2012-01-05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2/01/20120105104451x0.0510174.html#axzz1icxDExRs
方励之：普适性一例——伽利略相對性原理
普适性，普世性，普识性，等等“普”族词汇近年变得相当普及，普通。至于什么是普适性？什么是普世性？有没有区别？似乎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解。但，至少在实证科学和宗教信仰两个领域中，它们的意义还是清楚的。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让你们带
着几支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支大碗，其中有几
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
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
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
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也不
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
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
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
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
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
你也将和以前一样，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北极光：加拿大的土著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
最近，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个老问题又成了报纸，电视，互联网上的头条新闻，引起了加拿大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加拿大的土著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es)的问题。
上个月，安大略省北部一个人口两千一百人,名字叫Attawapiskat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保留地还有90多位居民住在简易的棚子里，没有抽水马桶，暖气设备也很差。联邦政府很快派出官员前往调查，并要求将该保留地置于第三方的管理之下，即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也不是联邦政府官员管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自2006年以来，联邦政府给这个保留地总共拨款九千多万元，为何还出现这种问题，政府想知道印第安人首领等人是如何管理财政的。为此，政府还派出一名专业会计来查账，但这个会计反被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们赶了出来。在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些住简易棚的印第安人如果出了健康和人命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件事哈泊总理和主管部长亲自介入，反对党领导人要求马上派军队支援，给这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运送临时住房和各种物资。总之，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政府履行历史上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情况，很多仍悬而未决的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要求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我曾因工作关系去过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全家也曾驾车旅游探险，穿过或进入过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所以我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有点兴趣，也有一点粗浅的了解，我想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谈谈加拿大的两大历史问题之一，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另一个历史问题是法语省份魁北克的独立倾向问题。
(一) 印第安人的称呼问题
本文前面一直使用的印第安人(Indian)这一传统的称呼是不正确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上不正确，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就像现在不能再叫黑人Negro一样。现在对印第安人的正确称呼是Aboriginal people(加拿大的原住民)。原住民是欧洲白人来加拿大之前就已在加拿大世代生活和繁衍的民族和人民。加拿大宪法承认的加拿大原住民包括三种人：
(1) 印第安人(Indians，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irst Nations), 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或第一国家的人民。First Nations是特指印第安人的，Nation用复数，First Nations 又可叫作Indian Bands，Band一词，我个人的理解是聚集在一起的同族人的意思。Indian一词现在很少单独使用了。
(2) 梅惕人(Métis). 这一民族是指早期来北美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婚产生的后代。
(3) 因纽特人( Inuit)，就是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Eskimos一词现在已不用来指因纽特人了。
这三种加拿大的原住民各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在加拿大经常看到的印第安人图腾柱是印第安人精神的象征。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会标就是由五个奥运环和因纽特人的inukshuk 组成的。inukshuk(因纽克竖克) 就是因纽特人在无边无际的冰雪荒原上用石块堆起的人形指示标记。这个人形的石堆结构有指示方向和储存食物两种功能。它是因纽特人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在加拿大的礼品店里inukshuk 是经常看到纪念品。
2003年8月，我曾有机会到北极圈附近的一个联邦政府的资源和地质勘探机构访问，飞机票和住宿均由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负责安排。当我乘的飞机到达靠近北极圈的上空时，我从飞机上往下看，那景色真是非常壮观，先看到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再往北看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我当时在飞机上曾想象过到了冬天的情景。我在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迷失了方向，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因纽特人的inukshuk，我看到了生的希望，因为那堆石头的下面藏有食物，它还帮我辩清了方向，找到了返回住地的路线。我内心充满了对因纽特人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原住民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事务的部门过去叫“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现在叫“原住民事务和北方发展部”(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
(二) 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和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数量。
根据最近从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得到的信息，加拿大全国现有六百三十六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遍布全国的每一个省份。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是一百一十七万两千七百八十五人(1,172,785)，占加拿大全部人口的3.8%, 其中First Nation people (印第安人)占60%，梅 惕人(Métis)占33%，因纽特人占4% 。加拿大的原住民是加拿大各种族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现在的人口肯定又有相当大的增长。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的加拿大原住民绝大部分是First Nation people(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村镇和社区里。梅 惕人(Métis)的大部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根据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划拨的供印第安人专门使用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自1876年至今，总共经历了20次大的修改。这部法律给出了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定义，规定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使用和管理的方针。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六百多块根据印第安人法划拨给印第安人使用的土地。印第安人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叫Band Government，政府的首脑仍叫 Indian Chief (印第安人首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都是自治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集体在自己保留地的范围内，按加拿大印第安人法的有关指导方针进行自我管理。保留地的领导层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选举产生的。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有些就在加拿大人居住的城镇附近，有些甚至邻近大城市，但大部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小和规模也不一样，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都有。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居住和生活的原住民必须按照印第安人法的要求到保留地政府注册登记，领取原住民身份证。持有原住民身份证的人才能享受政府给予原住民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其原住民的身份才能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承认。
(三)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致情况。
加拿大各省和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状况是有差异的，具体和详细的情况很难搞清楚。我只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表面和大致的情况，出于对原住民隐私的尊重，对于不对旅游者开放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本文不给出具体和详细的保留地名称和地理位置。
加拿大中部的农业大省萨斯喀彻温省是印第安人数量较大，印第安人保留地较多的省份。前些年，我在这个省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万多人的小城市里，市里的印第安人数量很大。我们这个城市周围几十公里内就有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向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个保留地属于我工作单位的服务范围，我到这个保留地去过多次。我到这个保留地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联邦政府投资建的高中，学生全部是周围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但教师几乎全部是白人。学校里的各种标记和牌子都写有两种文字，英语和印第安人的CREE 语。我每次到这里来都是开公家的车，车身上印有我所在的部门的名称和标记，当地人熟悉这个车，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和这里毫无关系的非印第安人，擅自闯入人家的领地是不明智的，这里的人民曾世世代代靠猎枪，弓箭，大刀谋生，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非常的麻烦，皇家骑警来了也很难处理。
印第安人保留地实际上就是印第安人村，村里住的全部是印第安人。远远望去，保留地就是一大块空旷的土地上有一片房子，和加拿大的村镇差不多。在高速公路旁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有时会树一块提示牌，让你知道你正在通过XXX印第安人保留地，对于远离高速公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一般没有任何标志。但当接近印第安人保留地时，你会发现这些保留地和白人的村镇不一样。首先，整个保留地好像没有什么规划，房子盖的东一个，西一个，杂乱无章 ，其次，道路全部是土路或沙石路，很少柏油路。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白人村镇中标志清楚的街道招牌，修剪整齐的草坪，很少看到摆放在街道边上，房子外面的鲜花。但印第安人住的房子里的设备和加拿大人是一样，卫生间里是24小时冷热水，冬天暖气也可以设置到恒温22C，做饭也用电炉和天然气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情景，在一大片还是原始状态的土地上，原始的树林，草地，原始的河流湖泊，过去是一片印第安人帐篷的地方，现在是一片漂亮的房子，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碟形卫星天线。
除了有工作关系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他的保留地我只是开车经过，从来不敢冒然进入。有一个周末，我开车带太太和女儿兜风，心血来潮，想开着自家的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看看。我们的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来到了村口，村口处的一栋房子的房顶上有三个印第安人正在修房顶，看到我们的红色轿车驶来，这三个人全部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房顶上警觉地注视着我们，见此情况，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不想往人家的猎枪上撞，只好调头回家了。
有一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一家三口想到远处走走。我打看地图，看到我们家的北部大约七百公里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我们就决定到那里看看。看什么？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去看看湖边的原始森林，看看森林里野生的黑熊。那个地方就是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一个大镇La Ronge，人口2700，再往北走，就都是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了，没什么人烟了。
La Ronge 的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开车沿着原始森林中的土公路漫无目标地走了2个多小时，希望能碰到野生的黑熊，但没有看到任何黑熊。森林中的土公路都是通往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到一个大房子外面的牌子才知道我们到的地方是Lac La Ronge Indian Band 的自治政府所在地。Lac La Ronge Indian Band是加拿大的十个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人口八千多，分别居住在18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较大的保留地占地面积达三万四千多英亩。我们开车转了转，看到了医院，办公机关(Band Office)，商店等。我们在一个小商店外面停下车，进出商店的印第安人热情的向我们招手，我让车里的太太和女儿也向印第安人招手。我们本想到店里买点水和食物，但我刚从车里出来，两个印第安人妇女就过来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说了一通印第安语，我一句也不懂，赶紧笑着和她们招招手，然后钻进车里。两个印第安人妇女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直到我们开车离去。显然，人家误以为我们也是印第安人，这也是我们这家中国人敢闯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原因，白人是不干冒然闯进保留地这种事的。但我们不能开口说话，我们一讲英语，人家就发觉不对劲了。我们东西没买成，决定走为上策。出了这个保留地，我们仔细看了带来的地图，决定到有旅游景点的史坦利密深(Stanley Mission)印第安人保留地 去看看。
我们的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到达了史坦利密深。这里是旅游开放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白人到这一带野营露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顾虑，碰到印第安人就用英语或法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最主要的景点是一个建于1856年的教堂，由早期的英国传教士修建。教堂在一个小岛上，我们花钱请印第安人用船把我们送到岛上，参观了教堂。教堂的后面是墓地，印第安人的坟墓用木栏围起来，墓碑上刻有CREE和英文两种文字。在教堂的门口，我们碰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印第安小男孩，我让女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照个相，照完后，我对女儿说：“你长得和他们一样，你就留在这里当印第安人吧”，惹得女儿很不高兴。我问两个孩子家住那里，没想到孩子们回答说：“We are Indians, we live on this Reserve(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住在这个保留地)”。我听后，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孩子们很清楚自己受人歧视的身份。我问两个孩子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黑熊，他们马上说愿意带我们到树林中去看，但我们却退缩了，我们没有孩子们面对野生黑熊的胆量，只好推脱告辞了。
(四) 印第安人享受的特殊经济和免税待遇
由于历史上加拿大政府和印第安人各部落签订的条约，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注册印第安人享受一些特殊的经济和免税待遇。这些待遇因不同省和不同地区而不同，因不同的保留地而不同，也因历史上签订的不同条约而不同，非常繁杂，非专业人员很难了解和掌握详细的情况。大致地概括一下，这些经济和免税待遇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联邦政府有责任每年按条约规定向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支付一笔生活费
2.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有权进行非商业性的狩猎，捕鱼活动，可以捕杀野生动物。
3.在保留地工作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所得税
4.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房地产税
5.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购物和服务税(GST&PST)
6.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有些省需交的医疗保险金
7.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享受从小学至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8. 在保留地内开采石油，铺设管道的公司需直接向保留地政府交纳费用
由于基本生活有保障，所以有很多印第安人一生不用工作，无所事事，闲散一生。这是引起很多加拿大人不满的一个因素。
(五)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有历史原因。现在对有色人种的公开歧视是违法的，但很多加拿大人对一些种族的偏见很难消除，比如对黑人，印度人，印第安人，中东人，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和偏见就较普遍，这和这些种族的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与欧洲裔的白人相差太大有直接关系。印第安人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和那些外来的黑人，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很多印第安人信基督教。但为什么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仍普遍存在，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拿大人对政府每年需向印第安人支付巨额纳税人的钱不满。
2. 很多印第安人不工作，一生闲散，所以印第安民族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3. 印第安人对白人占领原属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圈在保留地里耿耿于怀，对融入主流社会持消极态度。
4. 有些印第安人酗酒赌博，枪击暴力事件也在一些保留地时有发生。
我的这些看法主要是从和自己的白人同事，朋友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的，不是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曾两次和自己单位的白人主任同车外出时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两位主任的反映几乎完全相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阿尔伯塔省，当我们的车驶过一个保留地时，主任神情紧张，猛然加快车速，我不解的问主任为什么紧张加速，主任回答说：“我们正在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印第安人经常酗酒后驾车，很危险”。另一次是在萨斯喀彻温省，我和另一位主任开车经过一个小镇，看到路边站着一些印第安人，主任也是神情紧张，对我说：“这些人看上去就不像好公民，开快点，赶紧通过这段路”。和单位的其他人谈到印第安人时，听到的也是印第安人懒惰，就知道花纳税人的钱等一类的抱怨。
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试图融合印第安人的极端做法，如开始于19世纪终止于1996年的印第安人儿童寄宿学校制度(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这一制度就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印第安人把学龄儿童送到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受教育，学生全部寄宿学校，远离家庭和父母，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印第安儿童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经过几代人之后，使印第安人最终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但到了现在，这一制度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伯代表政府公开就寄宿学校制度向印第安人道歉，并决定对曾经是寄宿学校受害者的学生给予经济赔偿。
(六) 印第安人问题既是加拿大的老问题也是加拿大的新资源
最近加拿大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组织再次提出要加大对印第安人的投资，大力开发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认为加拿大在对不讲英法语的新移民的语言培训方面投资巨大，得不偿失，不如把钱花在对印第安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上。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考虑，减少外来移民，通过培训原住民来解决劳工短缺的办法是一举两得的高明之策。首先，印第安人口中的青少年占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一支年青的劳动大军，其次，印第安人生于本土长于本土，他们对加拿大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保护加拿大的环境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没有语言和适应加拿大社会的问题。再有他们不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加拿大人对大批涌入的移民并不满意，因为很多人来自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和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人在花了巨资对这些外来人进行语言和技能培训后，发现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加拿大本地人提供的服务不是一个档次和水平，而且少数新移民不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缺乏在加拿大这种国家生活应有的基本文明和礼貌。还有些人虐待妇女，吸毒贩毒，从事谋杀和暴力活动，像苍蝇和臭虫一样污染和毒化加拿大的社会。总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加拿大人民是非常善良和包容的人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和平共处的一种希望，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加拿大的华裔公民，我们感激加拿大接纳了我们全家，给了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生活的机会。我们热爱加拿大这片广阔而美丽的土地，愿意了解加拿大的人民，学习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愿意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融入加拿大的社会。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印第安民族的人民能早日从幸运的人民，不争气的民族变为幸运的人民，大有可为的民族。
寄自加拿大，2011 年 12 月 25 日
上个月，安大略省北部一个人口两千一百人,名字叫Attawapiskat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寒冷的冬天到了，保留地还有90多位居民住在简易的棚子里，没有抽水马桶，暖气设备也很差。联邦政府很快派出官员前往调查，并要求将该保留地置于第三方的管理之下，即不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也不是联邦政府官员管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是，自2006年以来，联邦政府给这个保留地总共拨款九千多万元，为何还出现这种问题，政府想知道印第安人首领等人是如何管理财政的。为此，政府还派出一名专业会计来查账，但这个会计反被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们赶了出来。在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这些住简易棚的印第安人如果出了健康和人命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这件事哈泊总理和主管部长亲自介入，反对党领导人要求马上派军队支援，给这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运送临时住房和各种物资。总之，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联邦政府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政府履行历史上和印第安人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情况，很多仍悬而未决的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要求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我曾因工作关系去过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全家也曾驾车旅游探险，穿过或进入过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所以我对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有点兴趣，也有一点粗浅的了解，我想在这篇文章中简略地谈谈加拿大的两大历史问题之一，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保留地问题，另一个历史问题是法语省份魁北克的独立倾向问题。
(一) 印第安人的称呼问题
本文前面一直使用的印第安人(Indian)这一传统的称呼是不正确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政治上不正确，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就像现在不能再叫黑人Negro一样。现在对印第安人的正确称呼是Aboriginal people(加拿大的原住民)。原住民是欧洲白人来加拿大之前就已在加拿大世代生活和繁衍的民族和人民。加拿大宪法承认的加拿大原住民包括三种人：
(1) 印第安人(Indians，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irst Nations), 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或第一国家的人民。First Nations是特指印第安人的，Nation用复数，First Nations 又可叫作Indian Bands，Band一词，我个人的理解是聚集在一起的同族人的意思。Indian一词现在很少单独使用了。
(2) 梅惕人(Métis). 这一民族是指早期来北美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妇女结婚产生的后代。
(3) 因纽特人( Inuit)，就是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Eskimos一词现在已不用来指因纽特人了。
这三种加拿大的原住民各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在加拿大经常看到的印第安人图腾柱是印第安人精神的象征。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会标就是由五个奥运环和因纽特人的inukshuk 组成的。inukshuk(因纽克竖克) 就是因纽特人在无边无际的冰雪荒原上用石块堆起的人形指示标记。这个人形的石堆结构有指示方向和储存食物两种功能。它是因纽特人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在加拿大的礼品店里inukshuk 是经常看到纪念品。
2003年8月，我曾有机会到北极圈附近的一个联邦政府的资源和地质勘探机构访问，飞机票和住宿均由联邦政府的“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负责安排。当我乘的飞机到达靠近北极圈的上空时，我从飞机上往下看，那景色真是非常壮观，先看到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再往北看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我当时在飞机上曾想象过到了冬天的情景。我在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迷失了方向，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因纽特人的inukshuk，我看到了生的希望，因为那堆石头的下面藏有食物，它还帮我辩清了方向，找到了返回住地的路线。我内心充满了对因纽特人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原住民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事务的部门过去叫“印第安人事务和北方发展部”(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现在叫“原住民事务和北方发展部”(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
(二) 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和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数量。
根据最近从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得到的信息，加拿大全国现有六百三十六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遍布全国的每一个省份。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是一百一十七万两千七百八十五人(1,172,785)，占加拿大全部人口的3.8%, 其中First Nation people (印第安人)占60%，梅 惕人(Métis)占33%，因纽特人占4% 。加拿大的原住民是加拿大各种族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民族，现在的人口肯定又有相当大的增长。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的加拿大原住民绝大部分是First Nation people(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村镇和社区里。梅 惕人(Métis)的大部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是根据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Indian Act)划拨的供印第安人专门使用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法自1876年至今，总共经历了20次大的修改。这部法律给出了关于印第安人身份的定义，规定了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使用和管理的方针。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六百多块根据印第安人法划拨给印第安人使用的土地。印第安人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叫Band Government，政府的首脑仍叫 Indian Chief (印第安人首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都是自治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领导集体在自己保留地的范围内，按加拿大印第安人法的有关指导方针进行自我管理。保留地的领导层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选举产生的。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有些就在加拿大人居住的城镇附近，有些甚至邻近大城市，但大部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小和规模也不一样，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都有。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居住和生活的原住民必须按照印第安人法的要求到保留地政府注册登记，领取原住民身份证。持有原住民身份证的人才能享受政府给予原住民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其原住民的身份才能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承认。
(三) 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致情况。
加拿大各省和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状况是有差异的，具体和详细的情况很难搞清楚。我只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表面和大致的情况，出于对原住民隐私的尊重，对于不对旅游者开放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本文不给出具体和详细的保留地名称和地理位置。
加拿大中部的农业大省萨斯喀彻温省是印第安人数量较大，印第安人保留地较多的省份。前些年，我在这个省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万多人的小城市里，市里的印第安人数量很大。我们这个城市周围几十公里内就有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向西北方向大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个保留地属于我工作单位的服务范围，我到这个保留地去过多次。我到这个保留地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联邦政府投资建的高中，学生全部是周围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但教师几乎全部是白人。学校里的各种标记和牌子都写有两种文字，英语和印第安人的CREE 语。我每次到这里来都是开公家的车，车身上印有我所在的部门的名称和标记，当地人熟悉这个车，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和这里毫无关系的非印第安人，擅自闯入人家的领地是不明智的，这里的人民曾世世代代靠猎枪，弓箭，大刀谋生，一旦发生问题就会非常的麻烦，皇家骑警来了也很难处理。
印第安人保留地实际上就是印第安人村，村里住的全部是印第安人。远远望去，保留地就是一大块空旷的土地上有一片房子，和加拿大的村镇差不多。在高速公路旁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有时会树一块提示牌，让你知道你正在通过XXX印第安人保留地，对于远离高速公路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一般没有任何标志。但当接近印第安人保留地时，你会发现这些保留地和白人的村镇不一样。首先，整个保留地好像没有什么规划，房子盖的东一个，西一个，杂乱无章 ，其次，道路全部是土路或沙石路，很少柏油路。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白人村镇中标志清楚的街道招牌，修剪整齐的草坪，很少看到摆放在街道边上，房子外面的鲜花。但印第安人住的房子里的设备和加拿大人是一样，卫生间里是24小时冷热水，冬天暖气也可以设置到恒温22C，做饭也用电炉和天然气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情景，在一大片还是原始状态的土地上，原始的树林，草地，原始的河流湖泊，过去是一片印第安人帐篷的地方，现在是一片漂亮的房子，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碟形卫星天线。
除了有工作关系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他的保留地我只是开车经过，从来不敢冒然进入。有一个周末，我开车带太太和女儿兜风，心血来潮，想开着自家的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看看。我们的车在土路上颠簸着来到了村口，村口处的一栋房子的房顶上有三个印第安人正在修房顶，看到我们的红色轿车驶来，这三个人全部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房顶上警觉地注视着我们，见此情况，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不想往人家的猎枪上撞，只好调头回家了。
有一年的感恩节长周末，我们一家三口想到远处走走。我打看地图，看到我们家的北部大约七百公里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泊，我们就决定到那里看看。看什么？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去看看湖边的原始森林，看看森林里野生的黑熊。那个地方就是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一个大镇La Ronge，人口2700，再往北走，就都是巨大的湖泊和原始森林了，没什么人烟了。
La Ronge 的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我们开车沿着原始森林中的土公路漫无目标地走了2个多小时，希望能碰到野生的黑熊，但没有看到任何黑熊。森林中的土公路都是通往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很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看到一个大房子外面的牌子才知道我们到的地方是Lac La Ronge Indian Band 的自治政府所在地。Lac La Ronge Indian Band是加拿大的十个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人口八千多，分别居住在18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其中较大的保留地占地面积达三万四千多英亩。我们开车转了转，看到了医院，办公机关(Band Office)，商店等。我们在一个小商店外面停下车，进出商店的印第安人热情的向我们招手，我让车里的太太和女儿也向印第安人招手。我们本想到店里买点水和食物，但我刚从车里出来，两个印第安人妇女就过来和我热情地打招呼，说了一通印第安语，我一句也不懂，赶紧笑着和她们招招手，然后钻进车里。两个印第安人妇女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直到我们开车离去。显然，人家误以为我们也是印第安人，这也是我们这家中国人敢闯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原因，白人是不干冒然闯进保留地这种事的。但我们不能开口说话，我们一讲英语，人家就发觉不对劲了。我们东西没买成，决定走为上策。出了这个保留地，我们仔细看了带来的地图，决定到有旅游景点的史坦利密深(Stanley Mission)印第安人保留地 去看看。
我们的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到达了史坦利密深。这里是旅游开放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白人到这一带野营露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顾虑，碰到印第安人就用英语或法语和他们打招呼。这里最主要的景点是一个建于1856年的教堂，由早期的英国传教士修建。教堂在一个小岛上，我们花钱请印第安人用船把我们送到岛上，参观了教堂。教堂的后面是墓地，印第安人的坟墓用木栏围起来，墓碑上刻有CREE和英文两种文字。在教堂的门口，我们碰到两个活泼可爱的印第安小男孩，我让女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照个相，照完后，我对女儿说：“你长得和他们一样，你就留在这里当印第安人吧”，惹得女儿很不高兴。我问两个孩子家住那里，没想到孩子们回答说：“We are Indians, we live on this Reserve(我们是印第安人，我们住在这个保留地)”。我听后，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孩子们很清楚自己受人歧视的身份。我问两个孩子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黑熊，他们马上说愿意带我们到树林中去看，但我们却退缩了，我们没有孩子们面对野生黑熊的胆量，只好推脱告辞了。
(四) 印第安人享受的特殊经济和免税待遇
由于历史上加拿大政府和印第安人各部落签订的条约，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注册印第安人享受一些特殊的经济和免税待遇。这些待遇因不同省和不同地区而不同，因不同的保留地而不同，也因历史上签订的不同条约而不同，非常繁杂，非专业人员很难了解和掌握详细的情况。大致地概括一下，这些经济和免税待遇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联邦政府有责任每年按条约规定向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支付一笔生活费
2.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有权进行非商业性的狩猎，捕鱼活动，可以捕杀野生动物。
3.在保留地工作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所得税
4.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房地产税
5.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省和联邦的购物和服务税(GST&PST)
6.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不需交纳有些省需交的医疗保险金
7. 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享受从小学至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
8. 在保留地内开采石油，铺设管道的公司需直接向保留地政府交纳费用
由于基本生活有保障，所以有很多印第安人一生不用工作，无所事事，闲散一生。这是引起很多加拿大人不满的一个因素。
(五)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有历史原因。现在对有色人种的公开歧视是违法的，但很多加拿大人对一些种族的偏见很难消除，比如对黑人，印度人，印第安人，中东人，中国大陆人的歧视和偏见就较普遍，这和这些种族的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与欧洲裔的白人相差太大有直接关系。印第安人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和那些外来的黑人，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很多印第安人信基督教。但为什么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仍普遍存在，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拿大人对政府每年需向印第安人支付巨额纳税人的钱不满。
2. 很多印第安人不工作，一生闲散，所以印第安民族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
3. 印第安人对白人占领原属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圈在保留地里耿耿于怀，对融入主流社会持消极态度。
4. 有些印第安人酗酒赌博，枪击暴力事件也在一些保留地时有发生。
我的这些看法主要是从和自己的白人同事，朋友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的，不是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曾两次和自己单位的白人主任同车外出时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两位主任的反映几乎完全相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在阿尔伯塔省，当我们的车驶过一个保留地时，主任神情紧张，猛然加快车速，我不解的问主任为什么紧张加速，主任回答说：“我们正在经过印第安人保留地，印第安人经常酗酒后驾车，很危险”。另一次是在萨斯喀彻温省，我和另一位主任开车经过一个小镇，看到路边站着一些印第安人，主任也是神情紧张，对我说：“这些人看上去就不像好公民，开快点，赶紧通过这段路”。和单位的其他人谈到印第安人时，听到的也是印第安人懒惰，就知道花纳税人的钱等一类的抱怨。
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试图融合印第安人的极端做法，如开始于19世纪终止于1996年的印第安人儿童寄宿学校制度(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这一制度就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印第安人把学龄儿童送到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受教育，学生全部寄宿学校，远离家庭和父母，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印第安儿童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经过几代人之后，使印第安人最终完全融入白人社会。但到了现在，这一制度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权的，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伯代表政府公开就寄宿学校制度向印第安人道歉，并决定对曾经是寄宿学校受害者的学生给予经济赔偿。
(六) 印第安人问题既是加拿大的老问题也是加拿大的新资源
最近加拿大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组织再次提出要加大对印第安人的投资，大力开发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认为加拿大在对不讲英法语的新移民的语言培训方面投资巨大，得不偿失，不如把钱花在对印第安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上。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考虑，减少外来移民，通过培训原住民来解决劳工短缺的办法是一举两得的高明之策。首先，印第安人口中的青少年占其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一支年青的劳动大军，其次，印第安人生于本土长于本土，他们对加拿大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保护加拿大的环境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在加拿大受教育，没有语言和适应加拿大社会的问题。再有他们不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加拿大人对大批涌入的移民并不满意，因为很多人来自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和加拿大完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人在花了巨资对这些外来人进行语言和技能培训后，发现他们提供的服务和加拿大本地人提供的服务不是一个档次和水平，而且少数新移民不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缺乏在加拿大这种国家生活应有的基本文明和礼貌。还有些人虐待妇女，吸毒贩毒，从事谋杀和暴力活动，像苍蝇和臭虫一样污染和毒化加拿大的社会。总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加拿大人民是非常善良和包容的人民，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和平共处的一种希望，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加拿大的华裔公民，我们感激加拿大接纳了我们全家，给了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生活的机会。我们热爱加拿大这片广阔而美丽的土地，愿意了解加拿大的人民，学习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愿意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融入加拿大的社会。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印第安民族的人民能早日从幸运的人民，不争气的民族变为幸运的人民，大有可为的民族。
寄自加拿大，201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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