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朗哥的论题－－西班牙左派为什么仇视佛朗哥

作者:Pio Moa  翻译:李遥  

【译者注：关于作者毕欧-莫阿 （Pio Moa），可参阅笔者发表在本刊的《从毛主义分子到右派作家》。毕欧-莫阿是西班牙历史学家。年轻时曾笃信共产主义，参与反佛朗哥体制的活动。后认真研读马克思理论，发现“利润率下降论”是错误的，而建筑在这一错误基石上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体系都是不成立的。此后认真研究西班牙历史，奋笔疾书揭露左派伪造历史，致力于恢复历史的真实。他的著作很快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成为畅销书。尽管他被左派所仇视，但他治学严谨，尊重历史，对己诚实，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不惧威胁和辱骂，深得读者的称赞。未来人们会发现，他的著作在西班牙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我们的民主制度如果不承认自己的真实由来就不会成熟。


【Pio Moa】

佛朗哥去世38年，但依然是热门话题：当今的反佛朗哥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佛朗哥的历史重要性。

佛朗哥在世时，他的反对派是共产党分子和恐怖分子。现在的反佛朗哥派表明了共产党分子和恐怖分子在宣传上获胜。

共产党和分裂主义宣传的影响增长至今日的程度，反映出民主的严重失误。当然民主还另有其它失误。

佛朗哥体制没有民间的反对派。40年代游击队就失败了，首先是因为人民不跟随它。甚至西班牙共产党、分裂主义和恐怖组织也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人们说憎恨佛朗哥是因为他不民主。但是，他的反对派也不是民主的，当时的监狱里没有民主人士也没有自由主义人士。

没有民主人就不可能有民主制。仅有的少数民主派分子在佛朗哥治下得到发展，没有出现大问题，只有一些不很重要的怨言。社会主义分子也同样。

民主转型时，西班牙人口是3600万，而从监狱里获释的政治犯不到300人，都是极权主义分子：共产党和恐怖分子。

事实上，今天的民主起源于佛朗哥，起源于佛朗哥使实现社会繁荣和人民和解成为可能。反佛朗哥分子为此而恨他吗？不，恨他不为这个。

佛朗哥使得民主顺其自然地到来而不留创伤。不像整个西欧，是靠美国的介入。

即使今天，西班牙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也是很稀少的：只要看看当前制度遭遇的严重问题和危机就够了。

所有那些威胁民主的危险：恐怖主义、大规模的腐败、分裂主义等等，无一不带着反佛朗哥的标签。

佛朗哥起义是反对民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人民阵线捣毁了民主、并以革命取而代之。所以，佛朗哥才起事反对革命。

说恨佛朗哥是因为他打击劳动者。事实是劳动者当时很快就改善和发展了，并得到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的福利和权利。

还说，恨佛朗哥是因为他签署了许多死刑判决。签署死刑判决的是法官，佛朗哥只签减免刑，大约半数都得到减免。

有人企图把战后执行死刑的人数夸大到20万、15万，8万……。实际数字是大约一万两千。

佛朗哥建政初期镇压下死亡的人数显然低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在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

那些人企图让人相信佛朗哥体制处决人仅仅因为是“共和党”。他们不是共和党，他们是暴力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罪犯、施酷刑者和契卡分子。

他们指责佛朗哥残酷。跟谁比？丘吉尔和罗斯福才是残酷的，更不必说斯大林或者希特勒了。

令人吃惊的是，右派中的大部分重复着左派吃着国家的资助而发明制造的谎言，这些左派用以攻击佛朗哥的那些恶行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右派越来越接纳左派伪造的关于佛朗哥的谣言，表明在道德、知识和政治上的堕落达到极为危险的地步。

证据：佛朗哥在时，经济福利的增长速度空前绝后。他们为此而恨他吗？没有，恰恰是这点他们不恨。

证据：佛朗哥打败了革命，打败了游击队，打败了非正义，战胜了国际孤立，并使社会犯罪大大减少。他们为此而仇恨他吗？没有。

证据：佛朗哥挽救了国家民族的统一，挽救了基督教文化，挽救了私有财产制，创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和医疗制度等等。他们为此而恨他吗？没有。

证据：左派极力想把西班牙推入世界大战，而佛朗哥使西班牙免于世界大战。他们为此而仇恨他吗？没有。

在受尽了200多年的连年战争之苦之后，佛朗哥开创了西班牙最长的和平时期，这和平时期仍在继续。他们为此而仇恨他吗？没有。

证据：反佛朗哥大旗下集结着哪些人呢？De Juana Chaos（在逃恐怖分子杀人犯），Arzallus（巴斯克分裂主义首领），Mas（加泰分裂主义首领），Roldán（前国民警卫队总长，巨贪犯）， Pajín（前部长，主张说人“长得难看”是犯法）， Josu Ternera（著名恐怖分子杀人犯）， Guerra（工社党元老，国家恐怖主义分子），Zapatero（前首相，主张清算佛朗哥恢复共和）， Aido（前部长，女权主义分子，说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是歧视妇女）， M.A.R. Junqueras（加泰共和党，分裂主义分子）……总之， 一个“卓越的”俱乐部。*括号里是译者的注释。

这个反佛朗哥俱乐部最珍爱的武器是造谣说谎、中伤诽谤和敲诈勒索。而揭穿他们真实面目的我却几乎是独自一人。

这种对佛朗哥的无缘由的仇恨，来自于恐怖分子的政客以及恐怖主义的合作者，来自于贪腐者、分裂主义者等等。

一个民主制度不承认自己的真正来源，那注定要被腐蚀并在蛊惑中堕落。

于小红：白花丁香树（于光远，孙历生大女儿忆童年）

怀念妈妈的文字， 2013

***** ***** ***** ***** ***** *****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蝴蝶 ***** *****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姓郁，他本名郁锺正， 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9/30/2013)


小党员大眼睛 ***** *****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妳要嫁给妳爱的人就只好由妳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妳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 （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我，妈妈，1953)


丁香树下梳头 ***** *****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 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爸爸，我，妈妈，1954）


好日子不长久 ***** *****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 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 “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 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 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妈妈陪爸爸去考察，1956）


蝴蝶结 ***** *****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诺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 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我五岁生日，1958）


石榴树 ***** *****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小康，我， 约1960）



无奈离婚 ***** *****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 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 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 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 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我和大妹妹小康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 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树影前，三个小孩，我们当时想些什么？ 我只能说现在的中国小孩们比我们幸福。

(我，小康，小蓓，约1965)


天堂河 ***** *****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 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 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 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 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 让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记得妈妈回过家。

（劳改农场，妈：右起第4，1960）


小妹妹叫妈妈 ***** *****

三妹小蓓出生之后一直由姥姥抚养，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妈妈从劳改农场回来，一进门，小蓓和妈妈两人第一次眼光相对，小蓓叫了声“妈妈”，妈妈很是惊奇，小妹妹怎么认得她？ 妈妈随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 （家里相片多，姥姥常把妈妈的相片给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

丁香树下听故事 ***** *****

1960年春天景山学校成立，爸爸给我报了名，六岁的我上学了。

同学们多是大院的孩子， 但是我每天要从姥姥家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有一天某老师问起我住哪，一旁教务长刘老师搭腔：“她是于光远的女儿，爸妈离了婚，妈妈是右派，她姥姥。。。”。 同班同学多年后还记得我打转的泪珠，我从此不和这刘老师说话。 我喜欢上学，尤其是数学，但是上学最初的几年不太爱说话， 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右派的儿女”。

儿时大家爱听故事，每天傍晚，因为要让姥姥快点儿在丁香树下开讲，吃完饭后孩子们会积极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听姥姥编纂她的侠义故事：“十三妹”“七侠五义”等等好听的。

十三妹她们武艺高强，姥姥一定是希望我们将来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没有意义的。

（我，小蓓，姥姥，小康，约1961）


二次姻缘 ***** *****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 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妈妈的眼睛，要她猜是谁，我们一天天长大，长高了。

见面任务 ***** *****

作为最大的孩子头，我第一个任务：从爸爸那儿取来生活费给姥姥。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 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不来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个任务：带小蓓去见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开出了个小套间：小灶，领导们可以吃到炒菜，孩子们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来食堂，但偶尔会和几个叔叔来吃饭谈事情，那时爸爸会在大食堂找我，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带小蓓等他。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车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车来抱起小蓓亲一口。分手离开时，我们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一下我们的鼻子。他有时会从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时一支笔，这种见面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冬天有时很冷，长安街上风很大，脚指头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数着：一辆，两辆，三辆，。。数公车过去了几辆。

我那时还不懂为什么我们见面得这么秘密。 爸爸从来不会先到车站等我们，我们得等着他，他有时迟到，我们的约定是不见不散，他一定会来。不过有时等他等很久，终于他从车上跳下来，第二辆车一到就匆匆上车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间隔不到几分钟，如果中间放走一辆车，时间就算是长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阎王（部级干部）和判官（处级干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学去串联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经常没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见面就变得很少了。

(长安街，1983)


妈妈偷偷回家 ***** *****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 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来了小板车 ***** *****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 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说“妳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 光是白菜没油不行，妳去买些肥肉吧。” 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菜肉包子惹麻烦 ***** *****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 据妹妹小康所述， 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现场示意图）


第一次做饭 ***** *****

从早上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給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们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第一次缝衣 ***** *****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 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爸爸的书架从来都是满满的，1993）


遭殃的胡同 ***** *****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 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她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着王蒙，王潵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街道示意图，2013）


老云南白药 ***** *****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 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了，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給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粮票的牵挂 ***** *****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姥爷和姥姥，约1955）




石榴花落 ***** *****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 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 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 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 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 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妈妈，约1954）



宁夏与陕北 ***** *****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 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看“科学种田”。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诚然不错。但是，防范别人费心机，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陕北插队，我：右起第二，1971）


合影缺一人 ***** *****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8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1968）


结语 ***** *****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 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梦长安：史海寻针——从《徐利治访谈录》中读到的逸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1月开始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系列丛书，该丛书有计划的采访了一些当事人，通过他们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采访者将其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这其中的《徐利治访谈录》于2009年1月首版发行。

　　徐利治，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20年9月23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1]、钟开莱[2]。1945年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华罗庚助教，1946至1949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到长春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历任教授、教务长，1981年担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92年离休。

　　我最早听说徐利治先生是在1998年，在我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听徐先生的学生、著名密码学家肖国镇[3]教授讲起徐利治先生的一些轶事，不过时隔久远，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次在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看到《徐利治访谈录》，当然要秉烛夜读，从徐先生的口述里了解到不少科学名人“典故”。

　　一、西南联大

　　徐利治在1940年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考，考了409分，在当时，考385分就可以上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临时联办），但是老乡建议说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出路较好，因此去了唐山工程学院，但徐先生在那仅呆了一个月就感觉不喜欢工程专业，还是想学数学，于是直接找到校长茅以升先生要求转校，茅先生让秘书写了推荐信，徐利治在当年9月底转入西南联大，先去了航空系，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的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在徐先生的转系申请上签了字，这才转到数学系。

　　徐先生在昆明学习期间，同一个宿舍的后来成名的有邹承鲁[4]和朱光亚[5]，有意思的是徐先生的政治上偏向中共，他本人也在1945年加入了中共在昆明秘密成立的青年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而邹承鲁是“三青团”团员，但是他们却处的很好，相安无事。50年代初徐利治去剑桥留学时，当时也在剑桥的邹承鲁夫妇还经常请他吃饭。

　　在西南联大期间，徐利治参加了华罗庚组织的小型数学讨论班，定期讨论数学问题，在讨论班里，徐先生年龄最小，但因为徐先生喜欢做研究，在1945年毕业之前，就已经在国际数学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因此，在毕业前，华罗庚、许宝騄都想把徐利治留校担任助教兼科研助手，但这时出了点小意外，原因是徐利治在校期间参加过学生运动，而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6]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都称他是国民党的党棍”（引自《徐利治访谈录》，以下带引号的同），他不主张留左派学生留校，无奈之下，华罗庚、许宝騄建议徐利治直接去拜访吴有训，徐利治去了之后，吴先生很客气，劝徐不要再参加学运，徐利治只好先答应下来，就此留校问题得以解决。

　　二、清华园

　　1946年5月，清华、北大、南开回到各自原校址办学，徐利治于9月份和妻子到了清华园。同年10月，经洪季凯（洪德铭）[7]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吴征镒[8]、何东昌[9]一个党小组。党给徐利治的任务是利用自己清华教师的身份，联络清华的著名学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徐利治主要联络了叶企孙[10]，周培源[11]，段学复[12]。

　　在与叶企孙先生的接触中，叶先生说道，他和梅贻琦校长多次请杨武之先生回到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未果，（据杨武之给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里说是因为他换了伤寒一直不愈）请陈省身先生来做系主任又被婉拒，叶先生对他们二人很不满意，无奈只好把位置暂时留给了在美国的华罗庚，叶先生还说，之所以他和梅贻琦一再争取请杨先生回清华，除了清华数学系师资力量短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请杨先生的儿子杨振宁也到清华任教。

　　徐利治在与段学复联络前已经告诉他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因此，当国民党警察进入清华捉拿一个叫张家树的党员时，徐直接把张家树送到段先生家里去躲藏，段先生虽有点害怕，但还是将这个人隐藏在自己家的杂物间过了一两夜。

　　周培源先生曾经骑自行车把徐利治的论文校样送给徐，当时徐先生还只是个助教，党小组长何东昌指示徐利治抓住这个机会和周先生接触，看看他的政治倾向。徐先生于是主动到周培源家里拜访，“周先生对我很热情，谈话也很主动，他讲的时间比我的要多”，周先生对徐利治说，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经表露出来了，他对那些原来很反动、看到共产党要得势就又倾向于共产党的人是瞧不起的，“他说他就瞧不起冯友兰[13]先生，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冯先生走蒋介石路线，是捧蒋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优势后，他又讲共产党的好话了”，徐先生认为周先生“很坦率，很敢讲”，“这么坦率，这么敢讲，做一个学者当然可以，如果真正搞政治恐怕是不行的”。

　　徐利治经许宝騄、陈省身推荐于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徐利治在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留学通知之后，随即向党小组组长何东昌汇报，何又向北平军管会的负责人刘仁[14]汇报（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刘仁的意见是“应该让他去，但他不能暴漏身份”，还让何东昌转告徐利治，“一方面可以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做留学生的统战工作”。

　　其实在西南联大做助教时，徐利治就有出国的机会，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决定派华罗庚、曾昭抡[15]、吴大猷[16]各自遴选数学、化学、物理方面的两名优秀学生赴美学习，华罗庚想带徐利治和孙本旺[17]去，结果材料报到重庆，徐被刷下来了，因为“当局已经掌握了我参加学运的情报，说我跟共产党走，不能出国”，“华先生还埋怨我说，你不参加这些学运就好了么”。

　　1951年，徐利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秋天，由于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三、在吉林大学的遭遇

　　1952年高校大规模调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改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高教部为了加强其师资力量，决定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自愿报名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亲自点了王湘浩[18]和徐利治等人去支援东北人大，王和徐去后分别担任数学系正、副主任。

　　由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师资力量较弱，因此在1954年有选择的留下了该校数学系第一届毕业生（这里面有名气的如伍卓群[19]），同时加紧引进师资，徐先生得知中科院数学所的孙以丰[20]因为亲属在台湾，数学所在“关肇直[21]的领导下，给他开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什么来”，他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因此和王湘浩商量将孙以丰挖过来，但数学所提出要东北人大给他们一些优秀毕业生作为交换，当时徐先生正好带了一批学生做毕业论文，在征得其中的董韫美[22]本人同意后，把董韫美推荐到了数学所。

　　徐利治在亲手创立东北人民大学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期间，却赶上了反右运动，他本人和物理系主任余瑞璜[23]、历史系主任丁则良[24]被打成东北人大的“反党集团”，随后坐上了反右运动末班车，在1957年年底被追加成右派。

　　徐利治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总结就是“说话不大小心，把人事关系想的相当简单，经常有什么想法就直率的说出来，老同学和老朋友常称我‘徐天真’”。

　　徐利治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春天全国大鸣大放之际，徐先生作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参加了长春市委召开的党内外人士帮党整风座谈鸣放会，会上“不少人积极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徐先生可能也很激动，“也耐不住发了言，说东北人民大学的党委确实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后者有排外性和排内性”，后来风向一变，当年7月18日的《吉林日报》第一版直接刊文批判徐利治，说“徐利治的发言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党员、更不是党委委员的立场上推动党的运动，而是和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的向党进攻，徐说过，‘共产党500年后总要消灭的，但数学将与地球长存’” 。

　　徐利治事后肯定是很后悔，他认为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最大天真和失误”。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徐利治也很清楚，这就是在1954年东北人民大学出现的“万言书” 。

　　所谓“万言书”，就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分部的几个负责人对东北人大领导有意见，综合了几万字的材料来向上级反映当时的领导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左，譬如对教师尊重不够，把行政部门的地位放在学系、教研室之上；总务人员对教师态度不好，工作效率差，作风极不民主；有些干部的使用与提升，不是以科研成就和教学经验为主，而是强调所谓的政治态度和资历；有的党员对群众不是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而是采取“监视”和“整”的态度”，“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都没有具体领导；没有把教学改革当做中心任务，更谈不上配合其他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等等。

　　“万言书”中大部分材料来自民盟东北人大分部主任委员余瑞璜、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以及唐敖庆[25]，由东北人大党委指派加入民盟、对该民盟分部作统战工作的徐利治整理改编，1954年夏季，徐利治先拿给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看，何认为问题严重，建议直接送到教育部党组。徐照办了，教育部检查组随即来到东北人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万言书”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检查组离校后，原校长吕振羽[26]被免职，匡亚明[27]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就任后，徐利治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长，余瑞璜被任命为副校长、科研部长兼物理系主任，丁则良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系主任。

　　徐先生当时可能觉得痛快，但他也许不曾想到，你作为一个党员，党派你进入民盟做组织委员，是为了统战，你非但没把他们安抚住，反而让他们拉到一个统一战线去了。1957年6月，他老人家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民盟中央揪出了“章罗”联盟，东北人大这边也不含糊，搞出个“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来，8月12日的《吉林日报》不但批判徐利治是“余瑞璜、丁则良等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还称我们是‘一只手伸进党内，一只手伸进盟里’，”，“企图篡夺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权蓄谋已久，企图把东北人民大学拉向倒退，把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

　　不过匡亚明对徐利治很不错，在校党委开会讨论定徐先生右派的两次会议上，一直不松口。但到了57年底，原定右派比例为3%，“有人提出追加2%，我就被追加成右派了。如果那时匡校长再继续保护我的话，他自身也难保了”。

　　经过这次运动，徐先生算是看明白了，他“始知真理有着‘非标准’的相对性，始知单纯的正义感要吃亏”，“2004年，我去上海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钱伟长先生对我说：党要人服从。钱先生的话是有些道理的。”

　　当了右派，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徐先生和王仁宏[28]写了篇论文，《中国科学》已经由专家审稿并通过，需要吉林大学党总支写份推荐书，可党总支就是不同意。后来和王仁宏写了另一篇论文，在前苏联的《科学院院报》上倒是发表了，“但是王仁宏因为和我合作，影响了评职称和涨工资。” 1961年，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转来美国数学会的信，邀请徐利治担任美国《数学评论》的特约评论员，徐请示匡亚明，获得默许。1963年，匡亚明调到南京大学当校长，就又不行了，“新任党委书记陈静波[29]动员王湘浩劝我给美国数学会去函，声明不做评论员，说是‘中美关系不好，我为美国数学会做评论员，影响不好’”，徐先生哪敢不从啊。

　　凡此种种，徐先生心里很不痛快，文革后，摘了帽，平了反，坚决要求调离吉林大学，最终在1981年自己61岁之际来到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亲手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期刊，开创了“计算组合数学”的研究。1992年退休。

　　四、几段名人轶事

　　1、钟开莱的个性

　　钟开莱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当年在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中为理科第一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老考第一名，自称有‘傲上性格’。而且钟开莱脾气也不好，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尚是数学系研究生的钟开莱还和经济系的萧蘧[30]教授因看病排队在校医院大吵一架”。“钟开莱原本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吴有训先生开设了光学课，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听课，而钟开莱老是缺席。他说吴有训先生讲课喜欢照本宣科，他自己在课下看看就可以了。而吴先生很在乎学生听不听课，所以他对钟开莱经常缺课很不满，并且想开除钟开莱，后经周培源先生说清才作罢。之后，钟开莱就转到了数学系”。

　　钟开莱在数学系先是跟着华罗庚做研究生，主要攻读数论，同时还做他自己喜欢的概率论方面的研究，“华先生就批评他说，你搞那些没什么意思。钟开莱听后很不高兴，立即反问华先生，你搞的那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对老师是大为不恭的。这样两人就闹翻了，钟开莱就不做华先生的研究生了”。“钟开莱和许宝騄都是杭州人，许先生对他的才华很赞赏，收留了钟开莱。所以钟开莱对许先生很感激”。

　　2、徐利治谈华罗庚、陈省身先生

　　徐利治说起华先生很客观，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对于华先生的个性，他说，“ 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不过，华先生讲话时经常会表露出一点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西南联大的这种表现，得不到老先生们的好感。他当时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没有跟他来往的，所以华先生是相对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华先生还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滞留了一段时间，犹豫不决的。经过思想斗争后回来了，但是很快又闹起了情绪，徐利治认为，“闹情绪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说留给他数学系主任的职务。但华先生回来后，段学复先生没有把系主任让给他，而是继续干下去。这点使他不愉快。至于段先生没有把系主任位子让给华先生，主要是他背后受到了周培源先生和钱伟长的支持。我跟钱伟长先生也很熟。前几年，我到上海去，他跟我讲，当时背后捣蛋，不愿意让华罗庚做系主任的，一个是清华的元老周培源先生，一个就是钱伟长。华先生后来也知道。周培源当时在清华是很有发言权的。钱伟长是少壮派，又是进步教授。解放初期，共产党对他很器重，他后来做清华的教务长。这两个人反对。他们的意思是，华回国来坐享其成，国内解放战争艰难时期都没回来，现在等到一解放，回来就要做系主任，到清华来捞一把。钱伟长对段先生讲，你不要让。你系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让给他。周培源先生大概对华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对我说过，他回来时国内对他的欢迎不太隆重，当时只有他的女儿华顺和他西南联大时的助教闵嗣鹤[31]先生去车站迎接他，并没有政府的官员迎接他。他没有想到他回国时的场面会这么冷清。他大概对此有些失望。因为华先生这个人很看重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时候，筹备处主任是苏步青先生。通常筹备处主任，后来是要当所长的。这样，他觉得也当不上数学所所长了。段先生跟我讲过，华先生跟他关系很深，但华先生回国后，段也感到很失望，因为华先生回来以后什么都要。清华数学系主任也要做，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也要做。说他欲望太大了一点，就是胃口太大”。

　　对于华罗庚先生的政治抱负，徐先生表达的非常直白，“ 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四十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他愿意做头头。如果在政治上给他职位、权位，他是愿意做的。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陈省身先生也是入世派。许宝騄先生是位观世派”。“华先生这个人，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放弃数学，他也是可能的。他对从政或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之外，这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在这点上，许宝騄先生是很不相同的。他淡泊名气，凡是权位、官职一概都不放在心上”。

　　陈省身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回来，徐利治也分析了原因，“我听苏步青先生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二十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先生回来。陈先生表示婉谢，而且说他当时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我认为，陈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是偏右的。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是三青团的头头陈雪屏[32]的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更不会回来了。我前面提到，陈先生同华先生一样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当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的。但所长的位子只有一个，华先生已经坐了，陈先生回来后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陈先生也不会跟华先生竞争这个所长的职位。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来后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徐先生在数学上有不少建树，而且涉猎广泛，由于我不懂专业，因此这里就不胡乱点评了。

　　徐先生在做口述回忆的时候已经84岁，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处事认真，非常坦诚，对自己的师长充满感激，但不去刻意掩饰自己了解的情况，不时谈一些“秘闻”，其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剪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33]。

　　注释：

　　[1] 许宝騄，男，1910年出生于北京，数学家。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曾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1947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他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0年于北京逝世。
　　[2] 钟开莱，男，1917年生于上海，华裔数学家。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2009年去世。
　　[3] 肖国镇，男，1934年9月生，吉林四平人，密码专家。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 邹承鲁，男，1923年生于青岛，生物化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婿。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中科院生物化学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在北京去世。
　　[5] 朱光亚，男，1924年生于湖北宜昌，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当年回国。长期从事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在北京逝世。
　　[6] 吴有训，男，1897年生于江西高安县。物理学家。1920年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7] 洪季凯，男，1991年生，湖南省临澧人。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负伤被俘，次年逃脱。1944年考取西南联大。1945年2月在“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此后一直从事学运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团委副书记，湖南财经学院副书记、院长，1986年离休。
　　[8] 吴征镒，男，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9] 何东昌，男，1923年生，浙江诸暨人。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
　　[10] 叶企孙，男，1898年生，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惨遭迫害。1977年在北京含冤逝世。
　　[11] 周培源，男，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任职。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逝世。
　　[12] 段学复，男，1914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194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5年去世。
　　[13] 冯友兰，男，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供职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言论为人所诟病。1990年逝世于北京。
　　[14] 刘仁，男，1909年生，四川酉阳人。原名段永鹬。1924年到北京，受其舅父赵世炎的影响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73年被迫害致死。
　　[15] 曾昭抡，男，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反右运动中的著名右派。后去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含冤去世。
　　[16] 吴大猷，男，1907年生于广州。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一直在欧美多个大学讲学。197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83年至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00年3月病逝于台北。
　　[17] 孙本旺，男，数学家。江苏高邮人。193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6年获纽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18] 王湘浩，男，1915年出生于河北安平。数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职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在大连逝世。
　　[19] 伍卓群，男，1930年生，湖南湘潭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后任吉林大学校长。
　　[20] 孙以丰，男，拓扑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科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1]关肇直，男，1919生于天津。数学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休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47年入党。建国后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反右运动后担任数学所副所长。1980年开始担任中科院系统科学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82年去世。
　　[22] 董韫美，男，1936年生于昆明。计算机软件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23] 余瑞璜，男，1906年生于江西宜黄。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建国前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7年去世。
　　[24] 丁则良，男，1915年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武之教授之子杨振宁的古文老师。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年仅42岁。
　　[25] 唐敖庆，男，1915年生于江苏宜兴。化学家，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后于1952年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曾任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8年在北京去世。
　　[26] 吕振羽，男，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历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后参加北伐军。30年代在中国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史。1936年入党。1939年到重庆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从事统战工作。1942年赴延安，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1980年在京去世。
　　[27] 匡亚明，男，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教育家。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白区的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1937年被营救出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复出，再次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96年在南京去世。
　　[28] 王仁宏，男，1937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调到大连理工大学，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9] 陈静波，男，1923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导主任、党委副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教育局局长，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地质矿产部教育司司长。1983年10月至1985年12月担任北师大党委书记。1998年在北京逝世。
　　[30] 萧蘧，男，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去世。
　　[31] 闵嗣鹤，男，1913年生于北京。数学家。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受聘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后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5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7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3年在北京逝世。
　　[32] 陈雪屏，男，1901年生于江苏宜兴。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主修心理学。1926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去台湾后，先后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99年去世。
　　[33] 郭金海 袁向东 《徐利治访谈录》后记

老钱：美国往事——现代立法的起源：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公约

“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ency Adams），１８０２年

【缘起】去年七月四日，发了一篇《独立宣言的诞生》。今年不能再写独立宣言了。其实在美国独立之前，每个殖民地就有其不同的自治原则了。这首先要承认英国政府的明智；还要有一批具有独立和开拓精神的殖民者；最后一点是殖民者在北美的处境，恶劣的自然环境，印第安人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北美人民的独立精神，其象征就是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今天，在美国独立二百三十七年之际，让我们看看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是怎么回事吧。

【正文】提起美国历史，就得从就“五月花”号（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说起。“五月花”号是一艘往来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普通商船。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载着一百零二名乘客和不到三十名船员，从英国的普利茅斯（Ｐｌｙｍｏｕｔｈ）港出发，驶向大西洋对岸的美洲。“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流了六十六天，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北美。漫长的航行中，一名乘客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海上诞生。到达北美时，船上还是一百零二名乘客。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殖民地，普利茅斯。就是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

“五月花”号的一百零二名乘客中，有三十五人是清教徒（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其他人是英国伦敦公司招募的殖民者（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他们是到新大陆寻找机会的。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原指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莱德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在日记中，认为此行是“舍弃了舒适的城市”，去“山顶上”建立“天堂的国家和精神的平安”的朝圣之军旅。这批清教徒是当时英国教会中的分裂派。

讲“五月花”号在北美殖民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新教改革对英国的影响。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德国天主教士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发表了不满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Ｔｈｅ　９５　Ｔｈｅｓｅｓ）。该文风靡欧洲。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和抗议引起的新教改革由此开端。

一五二五年，英王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ＶＩＩＩ），爱上了妻子凯瑟琳的侍女安•鲍琳（Ａｎｎｅ　Ｂｏｌｅｙｎ），要和凯瑟琳离婚。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凯瑟琳只生了女儿玛丽，亨利担心身后没有男性继承人。亨利向罗马教皇提出离婚请求。教皇没答应，亨利坚持离婚。于是，亨利敦促议会讨论新教改革问题。一五三三年，议会立法，让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教会（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领袖，并于一五三四年脱离罗马教廷。亨利如愿以偿，但是，安也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这段改变历史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一五四七年，亨利去世，他与第三任妻子珍妮•西默（Ｊａｎｅ　Ｓｅｙｍｏｕｒ）的儿子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　ＶＩ）即位。九岁的爱德华是新教徒，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爱德华在位六年，不到十六岁就死了。一五五三年，亨利的长女玛丽一世（ＭａｒｙＩ）即位。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上台后马上宣布英国为天主教国家，全面颠覆了爱德华的改革。近三百多名新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因此成了血腥玛丽。一五五八年，玛丽去世，亨利的次女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即位。伊丽莎白在位四十五年（一五五八年——一六零三年），是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伊丽莎白信仰新教，但她心中，国家占据首位。因为两任国王的宗教改革，让英国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伊丽莎白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协调各教派，并实行包容政策。她先废除了玛丽的天主教立法，但没有完全恢复爱德华的新教政策。她把新教的基本信念融入到了教会的实践。在伊丽莎白的领导下，英国新教走上了一条中间路线。同时，英国新教中也产生了一个以净化教会为目标的纯净派（Ｐｕｒｉｔａｎｓ）。该教派认为，当时的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仍有联系，并没有奉行《圣经》的教义。他们主张教会改革，使其更纯洁，最终完全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成为真正的新教。一五七零年后，纯净派分成两支。主流要进行循序渐进的教会改革。另一支则比较激进，认为要马上改革，他们认为多年来的教会改革收效甚微，而他们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分歧已不可调和。他们要和英国国教分离，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分裂派（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随“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是为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

纯净派和分裂派同宗同源，都希望英国能得到上帝的保佑，都效忠英王。纯净派理性地看待宗教，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分裂派强调个人的作用，不惜分裂来追求个人信仰。伊丽莎白后的英王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Ｉ）比女王强硬了许多。他禁止分裂派成立教会，囚禁了一批分裂派牧师与信徒。英王同时也是教会领袖，对英国国教的不忠就是对国王的不忠，因此，分裂派受到了来自国王的迫害，在教会内部，他们也受到了纯净派的反对。于是，分裂派只能逃离英国。一六零七年，分裂派领袖约翰•史密斯（Ｊｏｈｎ　Ｓｍｉｔｈ）、约翰•罗宾逊（Ｊｏｈ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威廉•布鲁斯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和威廉•布莱德福率领分裂派教众开始迁徙。

分裂派的首选目标是荷兰。詹姆斯一世开始不许他们离开英国。一六零九年，他们获得许可，来到荷兰的莱顿市（Ｌｅｉｄｅｎ）。几年后，荷兰政府与英国结盟；教众们发现自己的后代渐渐失去了对英国身份的认同，而成了荷兰人；同时莱顿城也渐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教众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分裂派的领袖们只好寻找新的栖息地。一六零七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分裂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于是，他们决定去北美。他们派代表和英国政府谈判，要在弗吉尼亚以北殖民。伦敦公司（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也愿意资助他们，以换取在北美的利益。谈判并不顺利，直到一六一九年底，分裂派才获得在弗吉尼亚以北的殖民许可。

由于对北美的情况不熟，他们决定由年轻力壮的家庭参加第一次远航。威廉•布鲁斯特和威廉•布莱德福两家就在其中。约翰•罗宾逊留在莱顿。他们租了两条船，“五月花”号，和“佳速”（Ｓｐｅｅｄｗｅｌｌ）号。他们与“佳速”签了一年合同，想让“佳速”留在北美。“五月花”号完成了这次航行后两年，就被拆了。后人猜测它是当时常见的商船，一百英尺长，二十六英尺宽。“佳速”号因船员故意让它漏水，没有成行。

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向北美。这些分裂派教众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多年来离乡背井历尽艰辛。这一刻，他们怀着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又一次背井离乡。“五月花”号精神和“清教徒”的故事从此成了美国文化的主流。美国人民对自由的热爱和冒险精神，源于“五月花”号精神。

最初，“五月花”号的航行顺利，走了一多半后，遇到风暴，船上的横杆被吹断。一个船员被掀入大海，他抓住了船上的绳子，才幸免于难。很多人想返回英国，后来他们修好了船，继续前行。风暴改变了航向。原本他们与英国政府约定，在哈德逊河（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口上岸。但大风把船吹到了马萨诸塞。六十六天的漫长航行中，一名乘客和一名船员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船上诞生。

一六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五月花”号见到了北美大陆。乘客们知道，他们到达的不是预定的目的地，他们与英王的契约不再有约束力了。面对陌生的北美大陆和毫无准备的绝对自由，一些殖民者建议随心所欲地安排在北美的生活。但清教徒领袖们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那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会带来所有人的不自由，殖民也会因此失败。为了顺利殖民，船上的四十一位成年男子，讨论产生了一份文件，《“五月花”号公约》（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实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这份只有不到二百个英文字的文件，是北美第一份成文的社会契约，是为北美未来政治体制的基石。公约首先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英王的忠诚；其次，为了这一目标，大家达成契约（Ｃｏｖｅｎａｎｔ），结为一个社会团体（Ｃｉｖｉｌ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ｏｔｉｃ），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及管理制度；公约的第三层意思是，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执行上述契约。

公约是在没有人指导、没有人强制下形成的社会契约，并由此产生了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用签约人的自律来保证签约人的自由，成为后来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榜样。后来，公约精神被写进美国宪法，融入了美国人民的血液。这种自由与自治的结合的社会契约，是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象征。

公约隐含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理念，人民通过公意决定集体行为，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强加的。公约以理性否定了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被统治者认可的现状。公约是后来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它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的理念成为后来殖民地效仿的模式，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约在树立美国精神的同时，也标明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在人类史上，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件。此后，人际关系除了征服和奴役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契约的合作。公约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的等理念涵盖了美国的立国原则。这些签约人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他们的文字契约能带来充满希望的生活。契约是新文明的开端，对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人来说，契约是约束、制衡和保护，契约让人类脱离了弱肉强食的世界。清教徒们没有去征服和统治非清教徒，没有将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通过磋商谈判，达成了一份公约，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只有理性才能达成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设计，权术和阴谋是人类的堕落。只有契约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否则就无法达成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公约的意义不仅在于契约本身，还在于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而带来的政治文明。签署了公约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谨守公约，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没有任何人和团体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

“五月花”号乘客上岸后，把该地区命名为普利茅斯殖民地，并基于公约组成了自治委员会。约翰•卡沃（Ｊｏｈｎ　Ｃａｒｖｅｒ）当选为第一任总督。他们发现一个空无一人的印第安人村庄，里面有玉米和干草垛。清教徒们还没来得及盖好房子，冬天就来了。短短的三个月中，二十七名男子、十三名妇女、和十个孩子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船员中有一半丧生。北美的新生活在痛苦中翻开了第一页，自由向人们索取了昂贵的代价。整个冬天，他们白天盖房子，晚上回船休息。直到一六二一年三月，房子才盖好。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三个幸存者离船上岸。一六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五月花”号返回英国。不久，约翰•卡沃去世，威廉•布莱德福当选为殖民地总督。

这批勇敢的清教徒们捱过了第一个冬天，但仍面临巨大的考验，最致命的是饥俄。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给养很快就消耗殆尽了，往后怎样生存下去呢？就在这群人濒临绝境的时候，他们的救星出现了。

一天，殖民地来了一个印第安人。他用英语对他们说：“欢迎你们，英国人。”清教徒们被他的英语惊呆了。印第安人接着说：“我是萨莫塞（Ｓａｍｏｓｅｔ），从英国渔民和商人那儿学会了英语。过几天我带部落的人来见你们，我愿做你们的朋友。”萨莫塞说到做到，带来了六十多个印第安人，包括部落首领马萨索（Ｍａｓｓａｓｏｉｔ）和英文很棒的斯冠图（Ｓｑｕａｎｔｏ）。总督约翰•卡沃以国王的礼节迎接马萨索。并用所剩无几的美酒款待他们。他们签了和平协定，互不侵犯。会后，斯冠图留在了殖民地。他少年时被卖到欧洲为奴，十年后逃回故土。为奴的十年中，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斯冠图教清教徒们种玉米、捕鱼、打猎、制做皮毛制品。清教徒们称他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最意想不到的礼物”。

一六二一年九月，在斯冠图的指导和他们的辛勤劳作下，清教徒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他们邀请了马萨索和他的部落成员来一起庆祝，并表达感激之情。这就是感恩节（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的由来。清教徒们准备了超级奢侈的宴会，九十个印第安人和五十三个清教徒载歌载舞地欢庆了三天。


一六二一年的感恩节

马萨诸塞的气候寒冷，土地也不肥沃。但上帝待清教徒们不薄：当地的印第安人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里虽然不适合耕种，但森林密布，河流众多，动物繁盛；出产的皮毛，深受欧洲人喜爱，殖民地的木材和皮毛生意一年内就有了起色。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捕鱼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勤劳互助的清教徒们很快站住了脚。总督布莱德福强有力的领导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五九零年，布莱德福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在生活中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技巧和领导才能，还很擅长处理纠纷。他十二岁时成为分裂派信徒，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布莱德福担任殖民地总督三十一年之久，他的回忆录《普利茅斯定居地》（Ｏｆ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是清教徒历史和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五月花”号公约》也是他起草的。

一六二五年，詹姆斯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的幼子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即位。查理一世不允许任何异议的存在，并倾向于天主教。这时连纯净派都要考虑离开英国了。很多纯净派教徒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剑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或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有些还是杰出的学者。家境比较富裕，他们的领袖约翰•温特若普（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就是律师，富豪。纯净派的领袖在剑桥开会决定移民北美。他们与查理一世谈判，要求国王的允许和授权。查理一世慷慨地把公司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授予了纯净派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公司（Ｃｏｍｐａｂ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Ｂａｙ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殖民者们根据宪章组成自治政府。宪章使他们合法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还让他们能合法地与英国进行贸易。这是殖民地的生存基础。很多英属北美殖民地都是根据公司宪章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些宪章演变成了各州宪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美国宪法》。

人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美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非常幸运地让政治学家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论。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是国家起源自然说的先驱。持这一派理论的人认为人是天然的社会存在，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并因彼此互动形成了社群。国家则是正式的人类社群组织。这一派人坚信，国家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还是个体达到道德完善的媒介。

最古老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神权说。它的依据是：有些人是上帝的选民。在中世纪，该理论被神学家们用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对于人类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权力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类获得拯救。国家的功能在于协助铺设通往天堂的道路，提供和平与秩序。而教会则负责发展出真正的精神教义，引导人们通往神圣的道路。

欧洲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国家起源理论是君权神授论。这一学说是世俗君主为对抗神权说而提出来的。法国思想家让•波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提出的国家起源理论和主权理论，是该理论哲学基础。该理论主张上帝明确地选定了国王，并授予他绝对主权，不受臣民节制的权力。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极大，拒绝服从国王的人被视为异端和叛逆。

与现代国家最为相符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该理论的理念可追溯到数千年前。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以人民主权概念为基础，即主张人民是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社会契约论称，当全能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协议创建一个国家并赋予国家的统治者某些权力时，契约即成。该理论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人民，任何没有人民认可的国家权力、法律、规章、和制度都不具备合法性。该理论不认为国家来自人类的自然冲动，也不认为国家是由上帝授权而成的。该理论认为国家是由社会中的人群以深思熟虑和理性的行为所创造的。

美国历史的源头和美国的立国精神发端于这份由四十一位“五月花”号乘客签署的公约。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份由一个全体社会成员签署的社会契约，美国这个现代最强大的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见证了一个由社会契约组成的国家的成长。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就是一个被证实了其有效性的国家起源理论。

方励之：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遗作）

1970’s中期，无所事事的年代，凡是暑期我在北京，每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全家会一起去颐和园治镜阁避暑。

治镜阁是颐和园里的一个废墟岛。位于西湖中心，园形，直径约一百公尺。岛周边的水很清，也深，是昆明湖最好的游泳水域。治镜阁小岛对所有游客是开放的。但治镜高阁早就倒塌了。只留下断壁残垣。对游客无吸引力。加之小岛孤立在湖中央，无陆路可达，西湖也无游船。以致岛上无游客。只有在冬季，湖面结冰，才可以从冰面走上小岛。

然而，治镜阁小岛最诱人的季节是夏天。不在夏季上岛，不能领略到它独有的风情。

在夏季，治镜阁是留给西湖里的游泳爱好者的专用地。我们就是这种爱好者。

每天下午二时半左右动身，从北大蔚秀园出发，骑车到颐和园，但不买门票入园，而是沿颐和园东墙，向南走。在昆明湖与运河接口附近，颐和园围墙有豁口，可以自由出入，包括自行车。豁口可能是颐和园职工“制造”的，为的是上下班方便。颐和园当局也听之任之，从不封闭豁口。入豁口后，沿西堤北上直达玉带桥，那就是西湖了。这条路线不用存车和买门票，在园内也以车代步，快捷得多。

除了李淑娴和我，以及两个儿子以外，时常还有邻居和同学的孩子加入我们的“治镜阁夏憩团”。从玉带桥附近下水，游到治镜阁大约是二百公尺。沿治镜阁小岛游一圈三百多公尺。所以，夏憩团员的起码条件是能游或能漂二百公尺以上。这一点很重要，西湖里无救生员，一切要有预案，有时我们带一个很小的救生圈。



小岛的三百多公尺的圆周，长满树木，树枝横在水面，有如诺曼底防线上的障碍物。泳者很难登岸。小岛原来有四个小船码头，东南西北各一。但南西北三个码头都被破坏了，不再能用。只有东侧的码头还在，岸边铺有条石，长约丈许，数级台阶，直达水面之下。这是泳者的登岸处。

治镜阁的遭遇很像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先是火灾，随后，周边的居民偷盗火灾之后残留的砖瓦木石，只剩下没有市值的一圈土围墙。雷峰塔的土墙于1924年轰然倒塌，成了一堆废墟。如今重修了。

治镜阁的土墙还没有完全倒，但没有重修的必要。

治镜阁是乾隆皇帝造的，其目的是“承袭了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中的‘一水三山’模式，即在阔大的园林水面中设置了三座岛屿，以象征东海中漂浮的三座‘仙山’，体现了皇家园林对‘人间仙境’境界的追求。”

都到了18世纪了，居然还是承袭秦汉时期的模式，追求的还是东海漂浮的“人间仙境”。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的眼界和见识，大体还停留在天园地方的边界之内。

原来以为治镜阁是制镜阁。十八世纪，制镜业确有很大发展。无论望远镜，显微镜，还是特殊功能的镜，都有愈来愈多的用途。大者如航海，军事，星象；小者如阅读用放大镜等等。乾隆皇帝应当知道这些信息，因为，洋教士送给他的礼品中包括各式各样的镜。据记载，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镜”。在故宫里，仍然存有这些西洋镜。但是，乾隆皇帝的治镜阁还是治镜（统治臣民之鉴），不是制镜。

这位爱新觉罗弘历大皇帝居然没能从大量西洋镜中看到外部世界发展的“镜像”，也算是自闭得可以了。

乾隆皇帝挂帅，纪晓岚主持汇编的“四库全书”，号称为“人类文明的空前巨制” 的“百科全书”，里面也少有镜的制作和应用。“人类文明的空前…”云云，吹牛了。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主编的“百科全书”，成册于1772年，至少比“四库全书”早十年。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一代启蒙学者的“百科全书”中，收有的大量十八世纪发展的科学和工藝的内容，“四库全书”大都没有。“四库全书”比“百科全书”多的内容是“君子之道” ，“御世之术”等。

倒塌的治镜阁，是弘历大帝“盛世”的绝佳写照。“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這青苔碧瓦堆 ……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孔尚任）。

废墟小岛，正可废物利用，为我等消夏祛暑。

很少人到西湖来游泳。我们“夏憩团” 往往独占该岛。偶尔会有其他的泳客，不多，两三个而已。一般游客不来这里游泳，顾虑之一是怕留在玉带桥岸边衣物丢了。这里的泳者都是有备而来，不怕丢东西。其实，这一带相当安全，西湖的西岸，是北京市府顶级要员的别墅，有暗哨保镖。泳者也不要游近西岸，否则，就有持枪者从树丛后跳出来大喊，“不要靠近！”

治镜阁岛的面积太小了，加之四面环水，距西湖四周堤岸，都在200公尺以上，小岛不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物圈。没有动物能在岛上繁衍扎根，好像老鼠都没有，也就没有蛇。只偶有飞鸟。 所以是个安全岛。

200公尺宽的水面，是很有效的隔声带。陆地会反射声波，而在水面传播的声波，相当部分会进入水中，被吸收。尽管可以清楚地看到湖那边排云殿上下熙熙攘攘的游客，但听不到游客的噪声。岛上总是静静的，只有你和你的同伴的游水声。颇有隔世之感。

有时我们会在小岛上一直逗留到净园时刻，尽情享受隔世的静谧，尽情享受荒岛上的悠闲。这里没有亭台楼阁，人造的东西，包括乾隆题字的石碑，都已泯灭了。一切都是浑然天成，绿荫之下的空气，被收敛的阳光，野树下的废垒尘埃，从不修饰，也无须修饰。西边的太阳正在玉泉山之上，懒懒地向北向下移动，像是围着小岛绕行。似乎一切都以小岛为心，慢悠悠地旋转。在治镜阁野岛上冥想得久了，自然会有歌德的感悟：

我，神性的影像，宇宙的中心
自以为与真理的镜台已经逼近
迎向天光云影，一片澄清，
早已经远远超脱了凡尘。

不假，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隔世沉思冥想七天七夜，终于顿悟，超脱了凡尘。一个下午，我突然有个小“顿悟”，如果谁能在治镜阁隔世荒岛上沉思冥想七天七夜，说不定也会像佛祖一样“顿悟”，发现新的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或更有可能，是中了邪了。

为了免于中邪。还是游泳吧，水会荡涤掉沉思的邪祟，让你重归凡尘 ……

落日的光辉愈来愈长了，六点正，净园。

回程走昆明湖北岸，出颐和园正门。夏憩团一行，骑着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回到北大凡尘之地，已是黄昏，天已经不热了。



明天再去，如果不下雨的话。
2012，5. Tucson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35877

李淑娴：颐和园一文——方励之最后一篇散文

励之突然离世，叫我猝不及防，他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除了一声咳嗽。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不断自责没有能救活他。这难道是宿命？他一生中，只有尽力向别人提供帮助，不愿麻烦别人。难道在命危时连我也不叫一声或提前告诉我？是他的自信还是我的粗心？

我寻寻觅觅，找寻他留下的点点滴滴，在办公室，在他理好准备上课的书包里，…………。没有，没有，他所有留下的是继续前行。在他随身带的电脑中，有两篇业已写就、安排待发的散文，在文尾写好日期。
1， 亚利桑那一百年，2012年4月，Tucson。
2， 颐和园治镜阁消暑的日子，2012，5。

按他的习惯，做事总是提前，这些散文每次都是交 CND 首发。显然，第一篇他已作了审阅，准备在2012年4月发出，但没等到他要发的时间他却倏然离去。因为2012年正值亚利桑那一百年，我按他的遗愿，在2012年将文发给 CND 。

如今五月又来了，每年此时，他忙着操持游泳池。当年我们看上这座朴素的房子，原因之一是它带有一个大小合适的家庭休闲游泳池。一池碧水，凭添小院情趣，下午他从大学回来，是 Tucson 炙人的太阳偏西，气温合适下水的时候。去年三月，他已开始料理游泳池。我建议他病后把这事包给别人吧。但他认为，这点小事，能自己做就自己动手。

他不是运动型的男子，却自小就是游泳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开敞的自然中游。大学期间的外出，在大连的海边游过；毕业的间隙，借了教授的15块钱，在北戴河游过。后来，在亚德里亚海滨游过，在法、意边境的地中海游过……我想，大自然的碧水山色，和他心底的广阔、浪漫、温情是相通相融的，他不断追究的苍穹和大海的气息更近。

他故乡的西子湖，北京的颐和园，是他的所爱。我从南方来到北大，碰巧和他分在一个小组。我记得，第一次活动，就是他带领全组游颐和园，还对各座建筑说出些道道。我们婚后第二天，和他的父母全家，到颐和园一游。后来，我们这个小家，不管在顺时还是在逆时，只要在北京，颐和园总是要去的。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出国，也参观过一些外国的宫殿、园林和花园，不禁想起颐和园。使我们感触极深的是：“中国的皇帝是最会享受的皇帝”。法国极富盛名的“枫丹白露”，除了有些人物雕像，其佈局的几何图形远不及颐和园的山水浑然天成。难怪中国的皇帝特别强调“大、一、统”，否则，哪有诺大的资源供其摆谱？

励之的这篇颐和园一文，是他在大病后恢复中写成。文中没有一点病态，漾溢着满篇嬉戏，夹着对“大皇帝”的讥讽。然而，对跨自行车翻墙而过，泳后骑车呼啸而回的满满童心，则激赏有嘉。在字里行间，难忘的是故土的山水，当然还有故乡的亲人。我特意为励之最后的散文选了一张那时候在这一汪清水边的照片。励之泳后穿上衣服准备回家了，他笑得如此开心，是因为他和深爱的家人、朋友又难得的相聚，还是笑“免费”又来了一次“大皇帝”的禁地？

此文之后几个月，他就离我而去。

记住他那含着天真、开朗、自得的笑，似乎还听得见他朗朗的笑声。

2013年 5月2日 午夜

熊卫民、张志会：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院士访谈录

《科学文化评论》编者按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1937年的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延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人数超过5000。几年过去，国共两党在大陆的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上半叶约有2000人归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1980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哪些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受访人郑哲敏是著名的力学家，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1956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和《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4年）。

在这次访谈中，郑先生回忆了他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受访人：郑哲敏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整理人：熊卫民、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16日

访问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341室

一 初到美国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195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了回国，有的选择了留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1]。

郑哲敏（以下简称郑）：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2]是交大（上海交通大学）1946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5个月，刚于11月8号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1948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几条船之一——Meigs（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25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3]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天气好，四季如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有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到CIT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4]。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5]。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1945年去美国，1948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6]，他在鲍林[7]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8]——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9]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系，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10]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霈霖[11]。他与钱学森同代，与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12]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13]和沈善炯[14]。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二 梅贻琦和陈福田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年——就在罗霈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15]。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霈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的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华北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

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为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华北范围内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京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了美国，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起飞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无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16]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到夏威夷去了。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座小巧的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三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解放后就明确地动员大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而收到过从英国寄出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年出国，他1949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中国科协[17]。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18]。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作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霈霖一屋。罗霈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霈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19]，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20]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为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21]。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霈霖。丁儆[22]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

四 选择

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

1948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23]。你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阀……”之类歌谣[24]，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说到1945年）才解除[25]。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MIT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学位了，美国哪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黑人绝对不能坐中间——那种好位置只留给白人——进门时，黑人只能旁门进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26]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后来租的房子离黑人区很近——过几条街就是黑人区。这种事情使人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讯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我们看到一个照片——杜勒斯到前线去视察，我们就对美国人说：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有照片为证。所以，有时候在学校跟同学吃饭时，也会争论起来。虽然同学并不坏，常和我在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想回大陆。不过后来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一旦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况就变化了。所以说，那些没回国的不一定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五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霈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了。1951年缓了一年，1952年他们就找我事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事的？愿闻其详。

郑：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的，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CIT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27]，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1952年7月份，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1952年6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CIT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与钱学森可能有关，1950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CIT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S. Weinbaum），在CIT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1953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1949年）、氢弹（1953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也给没收了，使得我没法出去工作。1952～1954年，我就在学校呆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您当时的收入状况如何？

郑：我有社会保险号，学校有助教工资给我，另外，我再打点零工，总的说来，收入是比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时差不多。

熊：您为什么不去做博士后呢？

郑：做博士后也得有身份啊，还要有工作的资格证明。拿冯元桢来说，他做博士后之前，曾去过墨西哥一趟，以满足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博士毕业后要有离境经历才能做博士后。他去了就回，大概在那也就呆了一天，但呆一天也算出去过了。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文学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而了解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年，我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即党对知识分子“洗脑”之类的东西也听说一点。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28]在“三反”运动中自杀的消息，我也有所耳闻。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

六 绕道欧洲归国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而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800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1952年2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29]。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1946年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那么急？

郑：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30]，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8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8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七 钱学森、朱兆祥和罗时钧

熊：然后您到北京来工作？

郑：是的。我从上海到北京，等待分配。我申请的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月后被批了下来。与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谈话后，我被安排到由钱伟长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当时，该室在清华南门一两层楼的房子里，成立才3年，人很少。我当时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大家一般叫我“郑工”。后来我哥哥到清华大学来教书，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久我就遭遇了“肃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时，研究室内搞统计的王寿仁突然遭到点名批判，后来他夫人也被揪了出来。

熊：您本人受到冲击了没有？

郑：我一点事情也没有。我当时对运动很陌生，搞不清楚，不说话。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我捅了篓子，动员朱兆祥去看望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结果，蒋南翔告状，朱兆祥遭殃。因为这件事情，朱被打成反党分子。尽管当时科学院党组织很信任朱兆祥，可蒋南翔一定要追究，周恩来对科学院也有批评，科学院党组实在扛不住，只好同意批判朱兆祥。在很多年后，朱兆祥终于获得平反，张劲夫对他深深鞠躬——他知道，这是科学院党组的责任。

熊：“反右派”运动时，你们已经搬离清华大学了吧？

郑：是的。我在清华呆了一年多，除在力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在清华带了一门二年级的课程。然后，数学所搬到中关村来了，力学研究室于1956年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由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熊：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31]。

郑：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

熊：您还没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呢？

郑：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1949年暑期从MIT回到CIT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我是在CIT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baby sitter（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己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1949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缎。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CIT的环境。

熊：时间已经不早，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罗时钧先生。

郑：回国之初，我和罗时钧没有联系。当时他和庄逢甘在军队里，我根本不敢联系他们。为躲嫌疑，我避得远远的。他在“文革”之前的遭遇我不了解。“文革”过后，他到北京来找我，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被批斗得很厉害，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还说，他想离开西北工业大学，去上海钱伟长那里。但后来他并没有去上海工业大学，而是选择去美国。2008年我到美国时，曾去看过他。他住在以前的一个学生——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机械与宇航工程系教授刘锋——的家里，身体硬朗，情绪不错，还在发表文章，并通过互联网指导西工大的研究生。他当年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国，可最后又选择了去美国定居。至于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没有直接问过他。

致谢 王作跃教授阅读了访谈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1] 罗时钧（1923- ），空气动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9月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1948年8月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学森。1950年夏天提前完成博士论文归国，历经艰辛于1950年11月底方才到达。1952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工作，1970年随该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1978-1983年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2]庄逢甘（1925-2010），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第一、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3] 应该是指旧金山的扶轮社。

[4] 冯元桢（1919- ）美籍华裔生物力学家。1941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1943年在该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6）、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9）、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2）、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

[5] 柏实义（1913-1996），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1937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到已迁重庆沙坪坝的母校中央大学任航空工程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再次赴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直至退休。

[6] 唐有祺（1920- ），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6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做博士后，1951年7-8月转道欧洲历经艰辛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7] 鲍林（L. Pauling，1901-1994），美国化学家。1954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因反对地面核试验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 肖健（1920-1984），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9] 安德森（C. D. Anderson，1905-1991），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0] 吴耀祖（1924- ），美籍华裔流体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1952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1年起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2年）。

[11]罗沛霖（1913-2011）, 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1935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指示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50年夏天提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1952年被授予电工、物理、数学专业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担任重要领导职位。

[12] 李正武（1916- ），原名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W. 福勒、M . 德尔布吕克等人，1951 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10月与钱学森同船回国，先后在江苏医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13] 鲍文奎（1916-1995），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39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194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9月归国。先到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任食粮组副主任，1956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

[14] 沈善炯（1917- ），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47年底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1950年6月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的是1951学年的博士学位）。1950年8月底与鲍文奎等同船回国，在日本与赵忠尧、罗时钧一道遭美军无理羁押，经营救，11月终于返国。1951年后，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

[16]陈福田（1897-1956），外国语言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23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出生地夏威夷。

[17] 据统计，1945-1949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多达5000人。而1950年初，留美科协极盛时只有会员800人。也即，多数中国留学人员没有参加留美科协。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88-111页。

[18] 详情可参阅《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的第四章.

[19] 易家训（1918-1997），流体力学家，1941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1945年赴美依阿华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南锡大学等校任教和指导研究，1956年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先后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0）、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0）。据冯元桢1997.悼念流体力学家易家训.《力学进展》. (4): 433-435.

[20] 喻传鉴（1888-1966），教育家。1908-1910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堂，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召，回南开服务。先任英语教员，从1920年起任教务主任，1930年赴美深造入，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代理校长、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等职。

[21] 1950年初，华罗庚携全家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后，他发表了一封致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开信，称“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热情洋溢地号召海外学子“归去来兮”，为新的中国服务。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22] 丁儆（1924-），爆炸力学家。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1950年9月中断学业回到北京。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等职。

[23] 参见岳南2010.《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北京: 中华书局. 页86-140.

[24] 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一段。歌分三节，全词如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25] 1943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全部废除以往通过的一切排华法令。从此，在美国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但仍然带有一个配额制度，即每年只给予105个名额，其中75%分配给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移民，25%分配给世界其他各国的华族移民。直到1965年10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移民与国际法案附录”，才废除种族限额。据刘汉标198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54-62.

[26] 指1950年钱学森因试图归国而遭逮捕、拘押、审讯，并被报道为间谍之事。详情可参见张纯如2011.《蚕丝——钱学森传》. 鲁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页169-194.

[27] 喻娴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的数学硕士。据王作跃对冯元桢、喻娴士夫妇的访谈。

[28] 高崇熙（1901-1952），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1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1950年，他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华试剂研究所。在“三反”运动中，为抗议无理的猜疑和批判，他于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自杀，以死明志。

[29] 钱伟长是郑哲敏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1947年郑毕业留校后，任钱伟长的助教。

[30] 郑哲敏从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4-1989年任该所所长。

[31] 新华社.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人民日报》. 1957-07-17.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第八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