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长安：史海寻针——从《徐利治访谈录》中读到的逸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1月开始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系列丛书，该丛书有计划的采访了一些当事人，通过他们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采访者将其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这其中的《徐利治访谈录》于2009年1月首版发行。

　　徐利治，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20年9月23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1]、钟开莱[2]。1945年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华罗庚助教，1946至1949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到长春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历任教授、教务长，1981年担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92年离休。

　　我最早听说徐利治先生是在1998年，在我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听徐先生的学生、著名密码学家肖国镇[3]教授讲起徐利治先生的一些轶事，不过时隔久远，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次在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看到《徐利治访谈录》，当然要秉烛夜读，从徐先生的口述里了解到不少科学名人“典故”。

　　一、西南联大

　　徐利治在1940年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考，考了409分，在当时，考385分就可以上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临时联办），但是老乡建议说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出路较好，因此去了唐山工程学院，但徐先生在那仅呆了一个月就感觉不喜欢工程专业，还是想学数学，于是直接找到校长茅以升先生要求转校，茅先生让秘书写了推荐信，徐利治在当年9月底转入西南联大，先去了航空系，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的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在徐先生的转系申请上签了字，这才转到数学系。

　　徐先生在昆明学习期间，同一个宿舍的后来成名的有邹承鲁[4]和朱光亚[5]，有意思的是徐先生的政治上偏向中共，他本人也在1945年加入了中共在昆明秘密成立的青年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而邹承鲁是“三青团”团员，但是他们却处的很好，相安无事。50年代初徐利治去剑桥留学时，当时也在剑桥的邹承鲁夫妇还经常请他吃饭。

　　在西南联大期间，徐利治参加了华罗庚组织的小型数学讨论班，定期讨论数学问题，在讨论班里，徐先生年龄最小，但因为徐先生喜欢做研究，在1945年毕业之前，就已经在国际数学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因此，在毕业前，华罗庚、许宝騄都想把徐利治留校担任助教兼科研助手，但这时出了点小意外，原因是徐利治在校期间参加过学生运动，而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6]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都称他是国民党的党棍”（引自《徐利治访谈录》，以下带引号的同），他不主张留左派学生留校，无奈之下，华罗庚、许宝騄建议徐利治直接去拜访吴有训，徐利治去了之后，吴先生很客气，劝徐不要再参加学运，徐利治只好先答应下来，就此留校问题得以解决。

　　二、清华园

　　1946年5月，清华、北大、南开回到各自原校址办学，徐利治于9月份和妻子到了清华园。同年10月，经洪季凯（洪德铭）[7]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吴征镒[8]、何东昌[9]一个党小组。党给徐利治的任务是利用自己清华教师的身份，联络清华的著名学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徐利治主要联络了叶企孙[10]，周培源[11]，段学复[12]。

　　在与叶企孙先生的接触中，叶先生说道，他和梅贻琦校长多次请杨武之先生回到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未果，（据杨武之给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里说是因为他换了伤寒一直不愈）请陈省身先生来做系主任又被婉拒，叶先生对他们二人很不满意，无奈只好把位置暂时留给了在美国的华罗庚，叶先生还说，之所以他和梅贻琦一再争取请杨先生回清华，除了清华数学系师资力量短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请杨先生的儿子杨振宁也到清华任教。

　　徐利治在与段学复联络前已经告诉他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因此，当国民党警察进入清华捉拿一个叫张家树的党员时，徐直接把张家树送到段先生家里去躲藏，段先生虽有点害怕，但还是将这个人隐藏在自己家的杂物间过了一两夜。

　　周培源先生曾经骑自行车把徐利治的论文校样送给徐，当时徐先生还只是个助教，党小组长何东昌指示徐利治抓住这个机会和周先生接触，看看他的政治倾向。徐先生于是主动到周培源家里拜访，“周先生对我很热情，谈话也很主动，他讲的时间比我的要多”，周先生对徐利治说，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经表露出来了，他对那些原来很反动、看到共产党要得势就又倾向于共产党的人是瞧不起的，“他说他就瞧不起冯友兰[13]先生，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冯先生走蒋介石路线，是捧蒋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优势后，他又讲共产党的好话了”，徐先生认为周先生“很坦率，很敢讲”，“这么坦率，这么敢讲，做一个学者当然可以，如果真正搞政治恐怕是不行的”。

　　徐利治经许宝騄、陈省身推荐于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徐利治在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留学通知之后，随即向党小组组长何东昌汇报，何又向北平军管会的负责人刘仁[14]汇报（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刘仁的意见是“应该让他去，但他不能暴漏身份”，还让何东昌转告徐利治，“一方面可以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做留学生的统战工作”。

　　其实在西南联大做助教时，徐利治就有出国的机会，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决定派华罗庚、曾昭抡[15]、吴大猷[16]各自遴选数学、化学、物理方面的两名优秀学生赴美学习，华罗庚想带徐利治和孙本旺[17]去，结果材料报到重庆，徐被刷下来了，因为“当局已经掌握了我参加学运的情报，说我跟共产党走，不能出国”，“华先生还埋怨我说，你不参加这些学运就好了么”。

　　1951年，徐利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秋天，由于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三、在吉林大学的遭遇

　　1952年高校大规模调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改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高教部为了加强其师资力量，决定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自愿报名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亲自点了王湘浩[18]和徐利治等人去支援东北人大，王和徐去后分别担任数学系正、副主任。

　　由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师资力量较弱，因此在1954年有选择的留下了该校数学系第一届毕业生（这里面有名气的如伍卓群[19]），同时加紧引进师资，徐先生得知中科院数学所的孙以丰[20]因为亲属在台湾，数学所在“关肇直[21]的领导下，给他开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什么来”，他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因此和王湘浩商量将孙以丰挖过来，但数学所提出要东北人大给他们一些优秀毕业生作为交换，当时徐先生正好带了一批学生做毕业论文，在征得其中的董韫美[22]本人同意后，把董韫美推荐到了数学所。

　　徐利治在亲手创立东北人民大学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期间，却赶上了反右运动，他本人和物理系主任余瑞璜[23]、历史系主任丁则良[24]被打成东北人大的“反党集团”，随后坐上了反右运动末班车，在1957年年底被追加成右派。

　　徐利治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总结就是“说话不大小心，把人事关系想的相当简单，经常有什么想法就直率的说出来，老同学和老朋友常称我‘徐天真’”。

　　徐利治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春天全国大鸣大放之际，徐先生作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参加了长春市委召开的党内外人士帮党整风座谈鸣放会，会上“不少人积极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徐先生可能也很激动，“也耐不住发了言，说东北人民大学的党委确实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后者有排外性和排内性”，后来风向一变，当年7月18日的《吉林日报》第一版直接刊文批判徐利治，说“徐利治的发言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党员、更不是党委委员的立场上推动党的运动，而是和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的向党进攻，徐说过，‘共产党500年后总要消灭的，但数学将与地球长存’” 。

　　徐利治事后肯定是很后悔，他认为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最大天真和失误”。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徐利治也很清楚，这就是在1954年东北人民大学出现的“万言书” 。

　　所谓“万言书”，就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分部的几个负责人对东北人大领导有意见，综合了几万字的材料来向上级反映当时的领导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左，譬如对教师尊重不够，把行政部门的地位放在学系、教研室之上；总务人员对教师态度不好，工作效率差，作风极不民主；有些干部的使用与提升，不是以科研成就和教学经验为主，而是强调所谓的政治态度和资历；有的党员对群众不是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而是采取“监视”和“整”的态度”，“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都没有具体领导；没有把教学改革当做中心任务，更谈不上配合其他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等等。

　　“万言书”中大部分材料来自民盟东北人大分部主任委员余瑞璜、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以及唐敖庆[25]，由东北人大党委指派加入民盟、对该民盟分部作统战工作的徐利治整理改编，1954年夏季，徐利治先拿给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看，何认为问题严重，建议直接送到教育部党组。徐照办了，教育部检查组随即来到东北人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万言书”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检查组离校后，原校长吕振羽[26]被免职，匡亚明[27]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就任后，徐利治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长，余瑞璜被任命为副校长、科研部长兼物理系主任，丁则良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系主任。

　　徐先生当时可能觉得痛快，但他也许不曾想到，你作为一个党员，党派你进入民盟做组织委员，是为了统战，你非但没把他们安抚住，反而让他们拉到一个统一战线去了。1957年6月，他老人家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民盟中央揪出了“章罗”联盟，东北人大这边也不含糊，搞出个“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来，8月12日的《吉林日报》不但批判徐利治是“余瑞璜、丁则良等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还称我们是‘一只手伸进党内，一只手伸进盟里’，”，“企图篡夺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权蓄谋已久，企图把东北人民大学拉向倒退，把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

　　不过匡亚明对徐利治很不错，在校党委开会讨论定徐先生右派的两次会议上，一直不松口。但到了57年底，原定右派比例为3%，“有人提出追加2%，我就被追加成右派了。如果那时匡校长再继续保护我的话，他自身也难保了”。

　　经过这次运动，徐先生算是看明白了，他“始知真理有着‘非标准’的相对性，始知单纯的正义感要吃亏”，“2004年，我去上海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钱伟长先生对我说：党要人服从。钱先生的话是有些道理的。”

　　当了右派，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徐先生和王仁宏[28]写了篇论文，《中国科学》已经由专家审稿并通过，需要吉林大学党总支写份推荐书，可党总支就是不同意。后来和王仁宏写了另一篇论文，在前苏联的《科学院院报》上倒是发表了，“但是王仁宏因为和我合作，影响了评职称和涨工资。” 1961年，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转来美国数学会的信，邀请徐利治担任美国《数学评论》的特约评论员，徐请示匡亚明，获得默许。1963年，匡亚明调到南京大学当校长，就又不行了，“新任党委书记陈静波[29]动员王湘浩劝我给美国数学会去函，声明不做评论员，说是‘中美关系不好，我为美国数学会做评论员，影响不好’”，徐先生哪敢不从啊。

　　凡此种种，徐先生心里很不痛快，文革后，摘了帽，平了反，坚决要求调离吉林大学，最终在1981年自己61岁之际来到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亲手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期刊，开创了“计算组合数学”的研究。1992年退休。

　　四、几段名人轶事

　　1、钟开莱的个性

　　钟开莱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当年在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中为理科第一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老考第一名，自称有‘傲上性格’。而且钟开莱脾气也不好，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尚是数学系研究生的钟开莱还和经济系的萧蘧[30]教授因看病排队在校医院大吵一架”。“钟开莱原本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吴有训先生开设了光学课，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听课，而钟开莱老是缺席。他说吴有训先生讲课喜欢照本宣科，他自己在课下看看就可以了。而吴先生很在乎学生听不听课，所以他对钟开莱经常缺课很不满，并且想开除钟开莱，后经周培源先生说清才作罢。之后，钟开莱就转到了数学系”。

　　钟开莱在数学系先是跟着华罗庚做研究生，主要攻读数论，同时还做他自己喜欢的概率论方面的研究，“华先生就批评他说，你搞那些没什么意思。钟开莱听后很不高兴，立即反问华先生，你搞的那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对老师是大为不恭的。这样两人就闹翻了，钟开莱就不做华先生的研究生了”。“钟开莱和许宝騄都是杭州人，许先生对他的才华很赞赏，收留了钟开莱。所以钟开莱对许先生很感激”。

　　2、徐利治谈华罗庚、陈省身先生

　　徐利治说起华先生很客观，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对于华先生的个性，他说，“ 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不过，华先生讲话时经常会表露出一点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西南联大的这种表现，得不到老先生们的好感。他当时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没有跟他来往的，所以华先生是相对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华先生还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滞留了一段时间，犹豫不决的。经过思想斗争后回来了，但是很快又闹起了情绪，徐利治认为，“闹情绪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说留给他数学系主任的职务。但华先生回来后，段学复先生没有把系主任让给他，而是继续干下去。这点使他不愉快。至于段先生没有把系主任位子让给华先生，主要是他背后受到了周培源先生和钱伟长的支持。我跟钱伟长先生也很熟。前几年，我到上海去，他跟我讲，当时背后捣蛋，不愿意让华罗庚做系主任的，一个是清华的元老周培源先生，一个就是钱伟长。华先生后来也知道。周培源当时在清华是很有发言权的。钱伟长是少壮派，又是进步教授。解放初期，共产党对他很器重，他后来做清华的教务长。这两个人反对。他们的意思是，华回国来坐享其成，国内解放战争艰难时期都没回来，现在等到一解放，回来就要做系主任，到清华来捞一把。钱伟长对段先生讲，你不要让。你系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让给他。周培源先生大概对华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对我说过，他回来时国内对他的欢迎不太隆重，当时只有他的女儿华顺和他西南联大时的助教闵嗣鹤[31]先生去车站迎接他，并没有政府的官员迎接他。他没有想到他回国时的场面会这么冷清。他大概对此有些失望。因为华先生这个人很看重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时候，筹备处主任是苏步青先生。通常筹备处主任，后来是要当所长的。这样，他觉得也当不上数学所所长了。段先生跟我讲过，华先生跟他关系很深，但华先生回国后，段也感到很失望，因为华先生回来以后什么都要。清华数学系主任也要做，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也要做。说他欲望太大了一点，就是胃口太大”。

　　对于华罗庚先生的政治抱负，徐先生表达的非常直白，“ 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四十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他愿意做头头。如果在政治上给他职位、权位，他是愿意做的。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陈省身先生也是入世派。许宝騄先生是位观世派”。“华先生这个人，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放弃数学，他也是可能的。他对从政或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之外，这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在这点上，许宝騄先生是很不相同的。他淡泊名气，凡是权位、官职一概都不放在心上”。

　　陈省身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回来，徐利治也分析了原因，“我听苏步青先生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二十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先生回来。陈先生表示婉谢，而且说他当时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我认为，陈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是偏右的。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是三青团的头头陈雪屏[32]的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更不会回来了。我前面提到，陈先生同华先生一样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当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的。但所长的位子只有一个，华先生已经坐了，陈先生回来后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陈先生也不会跟华先生竞争这个所长的职位。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来后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徐先生在数学上有不少建树，而且涉猎广泛，由于我不懂专业，因此这里就不胡乱点评了。

　　徐先生在做口述回忆的时候已经84岁，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处事认真，非常坦诚，对自己的师长充满感激，但不去刻意掩饰自己了解的情况，不时谈一些“秘闻”，其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剪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33]。

　　注释：

　　[1] 许宝騄，男，1910年出生于北京，数学家。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曾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1947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他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0年于北京逝世。
　　[2] 钟开莱，男，1917年生于上海，华裔数学家。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2009年去世。
　　[3] 肖国镇，男，1934年9月生，吉林四平人，密码专家。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 邹承鲁，男，1923年生于青岛，生物化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婿。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中科院生物化学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在北京去世。
　　[5] 朱光亚，男，1924年生于湖北宜昌，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当年回国。长期从事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在北京逝世。
　　[6] 吴有训，男，1897年生于江西高安县。物理学家。1920年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7] 洪季凯，男，1991年生，湖南省临澧人。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负伤被俘，次年逃脱。1944年考取西南联大。1945年2月在“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此后一直从事学运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团委副书记，湖南财经学院副书记、院长，1986年离休。
　　[8] 吴征镒，男，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9] 何东昌，男，1923年生，浙江诸暨人。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
　　[10] 叶企孙，男，1898年生，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惨遭迫害。1977年在北京含冤逝世。
　　[11] 周培源，男，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任职。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逝世。
　　[12] 段学复，男，1914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194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5年去世。
　　[13] 冯友兰，男，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供职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言论为人所诟病。1990年逝世于北京。
　　[14] 刘仁，男，1909年生，四川酉阳人。原名段永鹬。1924年到北京，受其舅父赵世炎的影响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73年被迫害致死。
　　[15] 曾昭抡，男，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反右运动中的著名右派。后去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含冤去世。
　　[16] 吴大猷，男，1907年生于广州。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一直在欧美多个大学讲学。197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83年至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00年3月病逝于台北。
　　[17] 孙本旺，男，数学家。江苏高邮人。193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6年获纽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18] 王湘浩，男，1915年出生于河北安平。数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职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在大连逝世。
　　[19] 伍卓群，男，1930年生，湖南湘潭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后任吉林大学校长。
　　[20] 孙以丰，男，拓扑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科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1]关肇直，男，1919生于天津。数学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休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47年入党。建国后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反右运动后担任数学所副所长。1980年开始担任中科院系统科学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82年去世。
　　[22] 董韫美，男，1936年生于昆明。计算机软件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23] 余瑞璜，男，1906年生于江西宜黄。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建国前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7年去世。
　　[24] 丁则良，男，1915年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武之教授之子杨振宁的古文老师。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年仅42岁。
　　[25] 唐敖庆，男，1915年生于江苏宜兴。化学家，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后于1952年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曾任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8年在北京去世。
　　[26] 吕振羽，男，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历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后参加北伐军。30年代在中国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史。1936年入党。1939年到重庆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从事统战工作。1942年赴延安，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1980年在京去世。
　　[27] 匡亚明，男，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教育家。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白区的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1937年被营救出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复出，再次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96年在南京去世。
　　[28] 王仁宏，男，1937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调到大连理工大学，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9] 陈静波，男，1923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导主任、党委副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教育局局长，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地质矿产部教育司司长。1983年10月至1985年12月担任北师大党委书记。1998年在北京逝世。
　　[30] 萧蘧，男，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去世。
　　[31] 闵嗣鹤，男，1913年生于北京。数学家。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受聘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后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5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7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3年在北京逝世。
　　[32] 陈雪屏，男，1901年生于江苏宜兴。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主修心理学。1926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去台湾后，先后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99年去世。
　　[33] 郭金海 袁向东 《徐利治访谈录》后记

老钱：美国往事——现代立法的起源：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公约

“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ency Adams），１８０２年

【缘起】去年七月四日，发了一篇《独立宣言的诞生》。今年不能再写独立宣言了。其实在美国独立之前，每个殖民地就有其不同的自治原则了。这首先要承认英国政府的明智；还要有一批具有独立和开拓精神的殖民者；最后一点是殖民者在北美的处境，恶劣的自然环境，印第安人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北美人民的独立精神，其象征就是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今天，在美国独立二百三十七年之际，让我们看看五月花号和五月花号宣言是怎么回事吧。

【正文】提起美国历史，就得从就“五月花”号（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说起。“五月花”号是一艘往来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普通商船。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载着一百零二名乘客和不到三十名船员，从英国的普利茅斯（Ｐｌｙｍｏｕｔｈ）港出发，驶向大西洋对岸的美洲。“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流了六十六天，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北美。漫长的航行中，一名乘客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海上诞生。到达北美时，船上还是一百零二名乘客。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殖民地，普利茅斯。就是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

“五月花”号的一百零二名乘客中，有三十五人是清教徒（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其他人是英国伦敦公司招募的殖民者（Ｃｏｌｏｎｉｓｔｓ）,他们是到新大陆寻找机会的。Ｐｉｌｇｒｉｍｓ原指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领袖，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莱德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在日记中，认为此行是“舍弃了舒适的城市”，去“山顶上”建立“天堂的国家和精神的平安”的朝圣之军旅。这批清教徒是当时英国教会中的分裂派。

讲“五月花”号在北美殖民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新教改革对英国的影响。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德国天主教士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发表了不满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Ｔｈｅ　９５　Ｔｈｅｓｅｓ）。该文风靡欧洲。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和抗议引起的新教改革由此开端。

一五二五年，英王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ＶＩＩＩ），爱上了妻子凯瑟琳的侍女安•鲍琳（Ａｎｎｅ　Ｂｏｌｅｙｎ），要和凯瑟琳离婚。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凯瑟琳只生了女儿玛丽，亨利担心身后没有男性继承人。亨利向罗马教皇提出离婚请求。教皇没答应，亨利坚持离婚。于是，亨利敦促议会讨论新教改革问题。一五三三年，议会立法，让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教会（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领袖，并于一五三四年脱离罗马教廷。亨利如愿以偿，但是，安也只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这段改变历史的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一五四七年，亨利去世，他与第三任妻子珍妮•西默（Ｊａｎｅ　Ｓｅｙｍｏｕｒ）的儿子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　ＶＩ）即位。九岁的爱德华是新教徒，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爱德华在位六年，不到十六岁就死了。一五五三年，亨利的长女玛丽一世（ＭａｒｙＩ）即位。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上台后马上宣布英国为天主教国家，全面颠覆了爱德华的改革。近三百多名新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因此成了血腥玛丽。一五五八年，玛丽去世，亨利的次女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Ｉ）即位。伊丽莎白在位四十五年（一五五八年——一六零三年），是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

伊丽莎白信仰新教，但她心中，国家占据首位。因为两任国王的宗教改革，让英国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伊丽莎白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协调各教派，并实行包容政策。她先废除了玛丽的天主教立法，但没有完全恢复爱德华的新教政策。她把新教的基本信念融入到了教会的实践。在伊丽莎白的领导下，英国新教走上了一条中间路线。同时，英国新教中也产生了一个以净化教会为目标的纯净派（Ｐｕｒｉｔａｎｓ）。该教派认为，当时的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仍有联系，并没有奉行《圣经》的教义。他们主张教会改革，使其更纯洁，最终完全切断与天主教的关系，成为真正的新教。一五七零年后，纯净派分成两支。主流要进行循序渐进的教会改革。另一支则比较激进，认为要马上改革，他们认为多年来的教会改革收效甚微，而他们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分歧已不可调和。他们要和英国国教分离，追求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分裂派（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随“五月花”号来到北美，是为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

纯净派和分裂派同宗同源，都希望英国能得到上帝的保佑，都效忠英王。纯净派理性地看待宗教，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分裂派强调个人的作用，不惜分裂来追求个人信仰。伊丽莎白后的英王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Ｉ）比女王强硬了许多。他禁止分裂派成立教会，囚禁了一批分裂派牧师与信徒。英王同时也是教会领袖，对英国国教的不忠就是对国王的不忠，因此，分裂派受到了来自国王的迫害，在教会内部，他们也受到了纯净派的反对。于是，分裂派只能逃离英国。一六零七年，分裂派领袖约翰•史密斯（Ｊｏｈｎ　Ｓｍｉｔｈ）、约翰•罗宾逊（Ｊｏｈ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威廉•布鲁斯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和威廉•布莱德福率领分裂派教众开始迁徙。

分裂派的首选目标是荷兰。詹姆斯一世开始不许他们离开英国。一六零九年，他们获得许可，来到荷兰的莱顿市（Ｌｅｉｄｅｎ）。几年后，荷兰政府与英国结盟；教众们发现自己的后代渐渐失去了对英国身份的认同，而成了荷兰人；同时莱顿城也渐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教众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分裂派的领袖们只好寻找新的栖息地。一六零七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分裂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景。于是，他们决定去北美。他们派代表和英国政府谈判，要在弗吉尼亚以北殖民。伦敦公司（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也愿意资助他们，以换取在北美的利益。谈判并不顺利，直到一六一九年底，分裂派才获得在弗吉尼亚以北的殖民许可。

由于对北美的情况不熟，他们决定由年轻力壮的家庭参加第一次远航。威廉•布鲁斯特和威廉•布莱德福两家就在其中。约翰•罗宾逊留在莱顿。他们租了两条船，“五月花”号，和“佳速”（Ｓｐｅｅｄｗｅｌｌ）号。他们与“佳速”签了一年合同，想让“佳速”留在北美。“五月花”号完成了这次航行后两年，就被拆了。后人猜测它是当时常见的商船，一百英尺长，二十六英尺宽。“佳速”号因船员故意让它漏水，没有成行。

一六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向北美。这些分裂派教众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多年来离乡背井历尽艰辛。这一刻，他们怀着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又一次背井离乡。“五月花”号精神和“清教徒”的故事从此成了美国文化的主流。美国人民对自由的热爱和冒险精神，源于“五月花”号精神。

最初，“五月花”号的航行顺利，走了一多半后，遇到风暴，船上的横杆被吹断。一个船员被掀入大海，他抓住了船上的绳子，才幸免于难。很多人想返回英国，后来他们修好了船，继续前行。风暴改变了航向。原本他们与英国政府约定，在哈德逊河（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口上岸。但大风把船吹到了马萨诸塞。六十六天的漫长航行中，一名乘客和一名船员死于疾病，一个婴儿在船上诞生。

一六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五月花”号见到了北美大陆。乘客们知道，他们到达的不是预定的目的地，他们与英王的契约不再有约束力了。面对陌生的北美大陆和毫无准备的绝对自由，一些殖民者建议随心所欲地安排在北美的生活。但清教徒领袖们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那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会带来所有人的不自由，殖民也会因此失败。为了顺利殖民，船上的四十一位成年男子，讨论产生了一份文件，《“五月花”号公约》（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ｃｔ）：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实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这份只有不到二百个英文字的文件，是北美第一份成文的社会契约，是为北美未来政治体制的基石。公约首先表达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英王的忠诚；其次，为了这一目标，大家达成契约（Ｃｏｖｅｎａｎｔ），结为一个社会团体（Ｃｉｖｉｌ　Ｂｏｄｙ　Ｐｏｌｏｔｉｃ），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及管理制度；公约的第三层意思是，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执行上述契约。

公约是在没有人指导、没有人强制下形成的社会契约，并由此产生了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用签约人的自律来保证签约人的自由，成为后来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榜样。后来，公约精神被写进美国宪法，融入了美国人民的血液。这种自由与自治的结合的社会契约，是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象征。

公约隐含了民主共和制的基本理念，人民通过公意决定集体行为，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强加的。公约以理性否定了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被统治者认可的现状。公约是后来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它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的理念成为后来殖民地效仿的模式，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约在树立美国精神的同时，也标明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在人类史上，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件。此后，人际关系除了征服和奴役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契约的合作。公约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的等理念涵盖了美国的立国原则。这些签约人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他们的文字契约能带来充满希望的生活。契约是新文明的开端，对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人来说，契约是约束、制衡和保护，契约让人类脱离了弱肉强食的世界。清教徒们没有去征服和统治非清教徒，没有将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通过磋商谈判，达成了一份公约，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只有理性才能达成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设计，权术和阴谋是人类的堕落。只有契约社会才是文明社会，否则就无法达成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公约的意义不仅在于契约本身，还在于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而带来的政治文明。签署了公约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谨守公约，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没有任何人和团体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

“五月花”号乘客上岸后，把该地区命名为普利茅斯殖民地，并基于公约组成了自治委员会。约翰•卡沃（Ｊｏｈｎ　Ｃａｒｖｅｒ）当选为第一任总督。他们发现一个空无一人的印第安人村庄，里面有玉米和干草垛。清教徒们还没来得及盖好房子，冬天就来了。短短的三个月中，二十七名男子、十三名妇女、和十个孩子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船员中有一半丧生。北美的新生活在痛苦中翻开了第一页，自由向人们索取了昂贵的代价。整个冬天，他们白天盖房子，晚上回船休息。直到一六二一年三月，房子才盖好。三月三十一日，五十三个幸存者离船上岸。一六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五月花”号返回英国。不久，约翰•卡沃去世，威廉•布莱德福当选为殖民地总督。

这批勇敢的清教徒们捱过了第一个冬天，但仍面临巨大的考验，最致命的是饥俄。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给养很快就消耗殆尽了，往后怎样生存下去呢？就在这群人濒临绝境的时候，他们的救星出现了。

一天，殖民地来了一个印第安人。他用英语对他们说：“欢迎你们，英国人。”清教徒们被他的英语惊呆了。印第安人接着说：“我是萨莫塞（Ｓａｍｏｓｅｔ），从英国渔民和商人那儿学会了英语。过几天我带部落的人来见你们，我愿做你们的朋友。”萨莫塞说到做到，带来了六十多个印第安人，包括部落首领马萨索（Ｍａｓｓａｓｏｉｔ）和英文很棒的斯冠图（Ｓｑｕａｎｔｏ）。总督约翰•卡沃以国王的礼节迎接马萨索。并用所剩无几的美酒款待他们。他们签了和平协定，互不侵犯。会后，斯冠图留在了殖民地。他少年时被卖到欧洲为奴，十年后逃回故土。为奴的十年中，他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斯冠图教清教徒们种玉米、捕鱼、打猎、制做皮毛制品。清教徒们称他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最意想不到的礼物”。

一六二一年九月，在斯冠图的指导和他们的辛勤劳作下，清教徒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他们邀请了马萨索和他的部落成员来一起庆祝，并表达感激之情。这就是感恩节（Ｔｈａｎｋｓｇｉｖｉｎｇ）的由来。清教徒们准备了超级奢侈的宴会，九十个印第安人和五十三个清教徒载歌载舞地欢庆了三天。


一六二一年的感恩节

马萨诸塞的气候寒冷，土地也不肥沃。但上帝待清教徒们不薄：当地的印第安人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里虽然不适合耕种，但森林密布，河流众多，动物繁盛；出产的皮毛，深受欧洲人喜爱，殖民地的木材和皮毛生意一年内就有了起色。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为捕鱼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勤劳互助的清教徒们很快站住了脚。总督布莱德福强有力的领导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五九零年，布莱德福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在生活中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技巧和领导才能，还很擅长处理纠纷。他十二岁时成为分裂派信徒，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布莱德福担任殖民地总督三十一年之久，他的回忆录《普利茅斯定居地》（Ｏｆ　Ｐｌｙｍｏｕｔｈ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是清教徒历史和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五月花”号公约》也是他起草的。

一六二五年，詹姆斯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的幼子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Ｉ）即位。查理一世不允许任何异议的存在，并倾向于天主教。这时连纯净派都要考虑离开英国了。很多纯净派教徒受过高等教育，毕业于剑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或牛津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有些还是杰出的学者。家境比较富裕，他们的领袖约翰•温特若普（Ｊｏｈｎ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就是律师，富豪。纯净派的领袖在剑桥开会决定移民北美。他们与查理一世谈判，要求国王的允许和授权。查理一世慷慨地把公司宪章（Ｃｈａｒｔｅｒ）授予了纯净派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湾公司（Ｃｏｍｐａｂｙ　ｏｆ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Ｂａｙ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殖民者们根据宪章组成自治政府。宪章使他们合法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还让他们能合法地与英国进行贸易。这是殖民地的生存基础。很多英属北美殖民地都是根据公司宪章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些宪章演变成了各州宪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美国宪法》。

人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美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非常幸运地让政治学家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论。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是国家起源自然说的先驱。持这一派理论的人认为人是天然的社会存在，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并因彼此互动形成了社群。国家则是正式的人类社群组织。这一派人坚信，国家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还是个体达到道德完善的媒介。

最古老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神权说。它的依据是：有些人是上帝的选民。在中世纪，该理论被神学家们用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对于人类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权力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类获得拯救。国家的功能在于协助铺设通往天堂的道路，提供和平与秩序。而教会则负责发展出真正的精神教义，引导人们通往神圣的道路。

欧洲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国家起源理论是君权神授论。这一学说是世俗君主为对抗神权说而提出来的。法国思想家让•波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提出的国家起源理论和主权理论，是该理论哲学基础。该理论主张上帝明确地选定了国王，并授予他绝对主权，不受臣民节制的权力。这一理论的影响力极大，拒绝服从国王的人被视为异端和叛逆。

与现代国家最为相符的国家起源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该理论的理念可追溯到数千年前。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社会契约论以人民主权概念为基础，即主张人民是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社会契约论称，当全能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协议创建一个国家并赋予国家的统治者某些权力时，契约即成。该理论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源于人民，任何没有人民认可的国家权力、法律、规章、和制度都不具备合法性。该理论不认为国家来自人类的自然冲动，也不认为国家是由上帝授权而成的。该理论认为国家是由社会中的人群以深思熟虑和理性的行为所创造的。

美国历史的源头和美国的立国精神发端于这份由四十一位“五月花”号乘客签署的公约。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份由一个全体社会成员签署的社会契约，美国这个现代最强大的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见证了一个由社会契约组成的国家的成长。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就是一个被证实了其有效性的国家起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