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8, 2013

老钱:美国往事——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W•R•赫斯特”


一九八零年代,我第一次听说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当时我在物理系读本科。除了物理系的课程外,我在外语系听英语专业的英语课。因为,上那门课的老师是我一位好友的男朋友。当时的外语系和其他系比起来有很多新东西。最让我心动的是那些原版录像带,那时候,我看了一批原版经典电影录像:《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卡桑布兰卡》(Casablanca)、《飘》(Gone with Wind)、和一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Sir 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每部电影结束后,还有一位评论员介绍电影的背景、演员、导演,然后对电影进行一番评论。当时,最喜欢的是《卡桑布兰卡》,影片中女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和男主角海姆瑞•保加(Humphrey Bogart)的表演及那惊险浪漫的爱情故事,美国式的爱国主义,让年轻的我陶醉其中。通过关系我拷贝了大多数录像,在家没事就看看那些经典影片。过了些年,我渐渐懂得了其实《公民凯恩》才是最好的。那个评论员说:《公民凯恩》的主人公的原型是当年最有名的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他曾拥有过几十家的报纸、杂志、并制作过上百部电影;他曾取代了现代报纸的创始人普利策的报业大王的地位;他是黄色新闻的创始人;他曾利用他的媒体发起了一场战争——美西战争;他曾扼杀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公民凯恩》;他为自己建造了美国最有名的私人庄园——赫氏城堡(Hearst Castle)。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旧金山市(San Francisco)。祖父约翰•赫斯特(John Hearst)来自苏格兰。父亲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是一名成功的西部拓荒者,拥有好几个金、银、铜矿,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母亲菲比•赫斯特(Phoebe Hearst)是一名教师。威廉是独子。乔治发财后,买下了《旧金山考察家报》(The Examiner),并把它办成了旧金山的民主党机关报。威廉家境富裕,养成了他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和追求冒险、刺激的个性。威廉从小就对报纸有浓厚兴趣。但父亲不让他从事新闻业,他对威廉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威廉从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毕业后,于一八八五年,进入哈佛学院,是Delta Kappa Epsilon 俱乐部会员。

一九零三年,赫斯特与二十岁的纽约姑娘蜜莉珊•佛罗尼卡•威尔逊(Millicent Veronica Willson)结婚,并生有五个儿子。一九二零年代,赫斯特在仕途受阻以后,纳当红女星、已婚的玛莲恩•戴维斯(Marion Davis)为情妇并公开在加利福尼亚同居。一九二零年代中期,蜜莉珊与赫斯特分居,但婚姻关系一直维持至赫斯特去世。

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赫斯特(Patricia Hearst),一九七四因为加入激进组织,结伙抢劫银行,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入狱两年后获释。具讽刺意味的是,报道这次事件的美国许多报刊都用当年赫斯特所采取的煽情性报道,对案件大肆渲染。

赫斯特在哈佛以挥霍无度的西部暴发户闻名,他沉湎于跳舞、音乐和啤酒。他曾担任哈佛的幽默杂志《讽刺文》(Lampoon)的经理,干的很出色。大二时,赫斯特在庆祝格罗弗•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当选总统时,因大放烟火被哈佛勒令休学。复学后,赫斯特用名教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的画像装饰便壶,学校当局忍无可忍,把赫斯特逐出了校门。

在哈佛时,赫斯特就潜心钻研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er)主办的《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和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他还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当过假期见习记者。离开哈佛时,赫斯特年仅二十二岁。他对此毫不在意,此时他办报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决心拥有自己的报纸。离开哈佛后,赫斯特来到纽约,花了一年时间学习研究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赫斯特看来,学习普利策不是为了追随他,而是要在日后取而代之。他把普利策当作假想敌,认为只有战胜普利策,才能取得美国报业之王的地位。

一八八七年,赫斯特的父亲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同年,二十四岁的赫斯特接手《旧金山考察家报》。他找来了名报人萨姆•S•钱柏林(Sam S.Chamberlain)任主编,聘名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开辟“闲聊”专栏(Prattle)。出高价让爱德华•汉密尔顿(Edward H.Hamilton)和著名社论撰稿人阿瑟•麦克尤恩(Arthur McEwan)等明星记者为他效力。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被赫斯特请来为报纸写稿。开业第一天,赫斯特向员工宣布要让世界“发惊、发愕、发呆”。当时《旧金山考察家报》正陷困境,赫斯特用从《纽约世界报》学来的煽情手法很快使其成了旧金山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赫斯特在报纸排版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他用对称的标题,醒目的字体,创造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为各大报纸竞相模仿的版面。赫斯特大胆的改革和众多能人的加盟,很快就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了。第一年销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万多份。一八九三年,报纸销量达到七万二千份。比《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还多。原本亏损的报纸在几年中,已成了年均获利五十万美元的报纸了。

一八九五年,老赫斯特去世。赫斯特说服母亲,带上了卖掉了阿纳康达(Anaconda)铜矿的七百五十万美元,加上办《旧金山考察家报》获得的利润,前往纽约,向普利策挑战。同年秋天,赫斯特从史蒂文•克莱恩(Stephen Crane)手中,花了十八万美元,买下了由普利策哥哥在一八八二年创办的《纽约晨报》(New York Morning Journal),并将其改名为《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

赫斯特的第一步是将《纽约日报》定价为每份一美分。低价报纸招来了大批读者,《纽约日报》的销量很快达到了十五万份。精明的赫斯特提高了广告费,从而补偿了发行费的亏损。虽然,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比《纽约日报》价钱高一倍,但仍能卖到二十万份,《纽约世界晚报》的销量更是高达三十四万份,但普利策已经感到了这位来自加州的年轻人的威胁了。

为了与普利策《纽约世界报》一争高下,赫斯特把矛头对准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他利用《旧金山考察家报》在《纽约世界报》大厦中租用的办公室,私下用高价收买了《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员工。一八九六年一月的一天,《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全体采编人员辞职,加盟《纽约日报》。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干将,周末版编辑默利尔•高德(Morrill Goddard)。此人擅长制造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报道,是彩色连环画的创始人。高德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Richard F Outcault),为《纽约世界报》周末版的创作《霍根小巷》连环漫画。主人公是一位穿着黄色肥大衣裤的穷孩子。该形象深入人心,被称为“黄色儿童”(Yellow Kid),吸引了很多读者。因为高德,《纽约世界报》周末版一年内突破了四十五万份大关。这份周刊的盈利竟和《纽约世界报》日报版相差无几。

高德把漫画家和“黄色儿童”带到《纽约日报》,对普利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除了向普利策的编辑部发动突然袭击外,赫斯特还请来了《考察家报》的钱柏林、麦克尤恩、达文波特(Homer Davenport)、安妮•劳里(Anne Lorys),作家斯蒂芬•克兰(Stephan Crane)等也都成了赫斯特的雇员。

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普利策对赫斯特的做法愤怒至极。他用同样的高薪让高德等人回来,但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用更高的薪水把他们聘了回去。赫斯特的这一举动几乎使《纽约世界报》完全瘫痪。普利策只好把达纳(Paul Dana)的《太阳报》(The Sun)主编阿瑟•布里斯本(Arthur Brisbane)挖过来,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布里斯本是办报高手,很快聘到了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乔治•B•卢克斯(George B Luks)来画“黄色儿童”漫画系列。纽约两大报之争,被后人称为“黄色新闻”之争。同时煽情、低俗的新闻也被称作“黄色新闻”。很快《纽约世界报》就重振雄风,超过了《纽约日报》。赫斯特并不气馁,他以高薪游说布里斯本,提出由布里斯本来主编新创的晚报,晚报每增加一千份销量,就给他加薪一美元。布里斯本终于离开了《纽约世界报》,后来,他的周薪竟高达上千美元。而当年报界的最高周薪只有二百美元。

为了打击赫斯特,普利策将《纽约世界报》降价到《纽约日报》的每份一美分,同时提高广告费来补偿发行收入。但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的发行量丝毫未受影响,而《纽约世界报》的销量仅增加了不到九万份。由于广告费的提高,广告商们联合起来抵制《纽约世界报》,迫使它降低广告费用。这使《纽约世界报》在增加了发行量后,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反倒让人们觉得普利策害怕赫斯特的挑战。

对于这两位民主党人来说,普利策的政治立场对自己很不利。他一方面赞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许多观点,同时反对布莱恩金银双本位的货币政策。赫斯特本人是个银矿矿主,他坚决反对金本位。赫斯特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获得了大部分东部民主党人的支持。

《纽约日报》采用了大量的黄色新闻,销售量直线上升。看看它的新闻标题,就知道什么叫“黄色新闻”了:关于远古化石的标题是“真正的美国巨兽和猛龙”;关于新药的报道标题是“新奇的施药法:将药瓶靠近病人,即奏奇效”。这些华众取宠的标题是两份报纸黄色新闻的典型。为了竞争,两家报纸争相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并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以名人丑闻、凶杀案、及明星私生活为主。

赫斯特曾不惜重金派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采访当红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的性感速写。一八九六年,纽约警察发现了一具裹着油布的无头无四肢男尸;后来在附近发现油布包裹的其它肢体。赫斯特动用了三十名记者去报道此案,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找到了买出油布的商店;跟踪调查,发现了凶杀案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则充满暴力和情杀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轰动了全国。

为增加销量,赫斯特对任何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事件,善于把无关紧要的小事渲染成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的真实性,在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轰动效应,增加销量。他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除害运动打动读者。一方面,他还真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犯罪。《纽约日报》千方百计地对法院施加影响,曾让一家煤气公司拿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予以猛烈抨击。这一切,只是他的办报策略,和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提高形象有利,任何手段他都采用。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遭受了数次打击后,普利策开始减少办报成本,减少版面,取消书评等等。这些措施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纽约报界密切注视这两位巨人的搏斗,很多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但结果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没失败,经过一番努力,他站住了脚,并且,仍保持着报界领袖的地位。纽约这两大报的大战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赫斯特来到纽约后的第一年即将结束时,他为《纽约日报》配备了巨大的彩色印刷机,增设了彩色连环组画《美国幽默家》(American Humorist),后又改为十六版的彩色增刊《星期日美国人杂志》(Sunday American Magzine)。后来由布里斯班主编的这个刊物成了有名的《美国人周刊》》(American Weekly)。一八九六年底,《纽约日报》的销售量达到了437,000份,周末版为38万份。一年后,周末版达六十万份,赶上了《世界报》。一八九六年大选后的第二天,这两份报纸的销售量达到了空前的150万份。此时的赫斯特终于意识到了普利策早年就懂的事情:政治事件、国际危机、战争是比“黄色新闻”更好卖的新闻。

在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痛苦最少的是美西战争(Spanish American War)。战争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牺牲了很少的士兵,打败了西班牙。一九三零年代,马库斯•M•威尔克森(Marcus M Wilkenson)和约瑟夫•E•怀森(Joseoh E Wison)的研究报告证明《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对“缅因号” (USS Maine ACR-1)军舰沉没的危机采取的报道方式,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战争心态,促使了战争的爆发。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结束,开始走向世界。一八九九年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John Milton Hay)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一九零五年,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主持了日俄和约的谈判,该和约结束了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一九零五年,德国的对外扩张引起了摩洛哥危机,罗斯福总统通过解决这次危机,使美国参与了欧洲事务。

美国人对自己的领土扩张非常自豪,他们还渴望扩大国际贸易。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感到他们应该在全球提倡和平和正义。一八九零年代,古巴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了美国人民和政府的广泛支持。

从一八九五年三月古巴起义到一八九八年四月西班牙与美国开战,纽约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报道古巴发生的事件。一八九六年,古巴的西班牙总督巴莱里亚诺•维勒(Valeriano Weyler)将军成了新闻人物。当时,美国的报纸主要报道了古巴的饥荒和瘟疫,但报道十分夸张,三年中古巴有十一万人死亡,但是报纸对古巴的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四十万,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人数。美国记者称维勒为“屠夫”。

当时美国各大报纸对新闻的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美联社、《纽约日报》、《纽约世界报》率先派记者进驻古巴,美国的各大报纸都派了最好的记者去古巴。赫斯特为了争取第一,从《纽约世界报》挖来了明星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并把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和画家弗里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派到古巴和克里尔曼一起工作。据克里尔曼后来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时候,雷明顿从古巴给赫斯特拍去了电报,说古巴不会有战争,他要回国。于是,赫斯特发了一封有名的回电:“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在古巴,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W•R•赫斯特”。这份电报是赫斯特制造新闻的证据,但它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在所有美国报纸中,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在煽动民众的战争情绪上是最卖力的。后人甚至说美西战争是“赫斯特的战争”。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在寻找一切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事件。一八九七年,赫斯特终于有了机会。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首领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十六岁的女儿伊凡海丽娜•西施尼洛丝(Evangelina Cisneros)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维勒将军同意了她的请求,将该首领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栋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西施尼洛丝利用这一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美艳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险些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一八九七年八月,消息传到了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那里。赫斯特决定用该件事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采访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的强暴。赫斯特决定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八月十七日,《纽约日报》用第一版全面刊登了西施尼洛丝的消息及照片,其标题为:“天仙般的美女受到了野兽的奸污,是可忍孰不可忍!”赫斯特把关于这一消息的报道连续发表了一个月,越写越玄。美国读者纷纷去信,表示愿意用生命去抢救此弱女。赫斯特在得知西班牙人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时,派得力记者卡尔•德克(Karl Deeker)指挥他挑选的三十几名勇悍青年组成的一支敢死队,前往古巴劫狱,力求把她救到美国。

三十多人的敢死队秘密混入了哈瓦那,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从监狱后墙爬入监狱。来了一个突然袭击,顺利地把西施尼洛丝小姐劫走,并将她女扮男装连夜送上了船,开往纽约。赫斯特特地为此召开了一个万人欢迎大会,欢迎这位脱了险的美女。《纽约日报》用特大标题写道:“一家美国报纸用一个简单的冲击就完成了最高明的外交家数个月都难以完成的丰功伟绩。”

在欢迎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迫于民众的压力,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纽约日报》竟以三百七十五篇专栏的篇幅报道她的详细情况。当《纽约世界报》发表了对该事件的报道稍有置疑时,《纽约日报》随即指责普利策不爱国。

西施尼洛丝在纽约抛头露面了一番后,又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旅行演讲。她用西班牙语演说,为此要配备一名译员。但有一句话她学会了用英语说:“美国必须向西班牙宣战。”台下的听众也随声附和,构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叫战场面。

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事件。美国货船奥利维特(Olivet)号,因有走私军火嫌疑,在哈瓦那受到了西班牙当局的搜查。《纽约日报》驻哈瓦那记者戴维斯就此大做文章,写了一篇长篇报道,登在《纽约日报》的头版。其标题为:“我们的国旗还能保护我们的女同胞吗?”文章中还有一幅图片,上面画着三个长满胡子的西班牙大兵,粗手粗脚地在搜查一位身材窈窕的少女。

此报道一出,立时轰动了全美国。特别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家庭妇女。《纽约日报》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的妇女签名。签名的妇女中,有前总统格兰特(US Grant)夫人、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Finis Davis)夫人、国务卿谢尔曼(John Sherman)夫人。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和罗马教皇抗议西班牙军队的兽行。《纽约日报》用十二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签名范围扩大到了英国,共有二十万人签了名。

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纽约日报》发表了一封西班牙驻美国大使杜伊•德•洛姆(Dupuy de Lome)给他私人朋友《马德里论坛报》主编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位“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并要求他的朋友设法组织一个商务代表团来美,拉拢美国议员,抵制主战派议员。尽管,当时西奥多•罗斯福也批评麦金莱总统软弱。但是,西班牙大使说这样的话,极大地激怒了美国人和麦金莱总统。于是,美国对西班牙的的看法更加恶劣了。

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因爆炸沉没,二百六十六位美国士兵丧生。“缅因号”沉没的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当时美国几乎所有大报都极力宣染,西班牙对该事件负有间接责任。《纽约日报》悬赏五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并能把罪犯抓获的人。三天后,《纽约日报》的通栏标题称:“举国的战争热潮”。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伦纳德•伍德上校(US Army Colonel Leonard Wood)和西奥多•罗斯福组成了志愿军“义勇骑兵团”(First US Volunteer Cavalry Regiment)。国会决定拨出五千万美元作为战争费用。国务卿谢尔曼不止一次地根据《纽约日报》的新闻报道发表声明。三月中,佛蒙特(Vermont)州共和党参议员普罗科特(Redfield Proctor)根据他在古巴的见闻在国会发表演讲,证实了前三年关于古巴大批平民死于非命的报道,这一演讲增加了麦金莱总统宣战的压力。《纽约世界报》最初主张要小心地处理“缅因号”军舰事件。但是,在四月十日,普利策发表了一篇署名社论,要求发动一场迅猛的速决战。美国国内很多人持同样观点。于是,国会在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关于战争的决议。

达纳的《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纽约日报》一起主张干预古巴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都在宣扬战争。只有始终反对黄色新闻的戈德金(Edwin L Godkin)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一家对赫斯特和普利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中,一家黄色报馆在气氛上大概是最像地狱了。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黄色报馆更适宜把一个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啐骂的人。”在新闻界疯狂地宣扬战争的同时,古金德用理性的声音指出,《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歪曲事实,捏造故事,扇动民众,挑起战争。《纽约世界报》的疯狂持续了四个月。四个月后,美西战争已经开打。如古金德所说,《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

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坚决地投入了战争报道。有五百多名记者、画家、摄影师来到了美军集结的佛罗里达(Florida)州、古巴和波多黎各前线。由报界组成的小船队同海军一起出海,记者们跟着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将军的舰队航行到了马尼拉(Manila),跟着温菲尔德•施莱将军(Winfeild Schley)航行到了哈瓦那。他们报道了古巴的每一场大小战斗,他们亲自参加作战。一次冲锋中,《纽约日报》一位记者被打断了一条腿。为《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撰写报道的戴维斯领导了一次冲锋,受到了义勇骑兵团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嘉奖。领导《纽约日报》参加战斗的是赫斯特本人。他指挥一支由二十多记者、画家、摄影师,及一个电影摄制组组成的记者队伍。战斗中负伤的克里尔曼回忆说“赫尔曼头戴系有缎带的草帽,腰挎左轮手枪,从挂了彩的克里尔曼手中接过稿子,跃上马背,向《纽约日报》的报船奔驰而去。”

一天,赫斯特和他的记者在海上偶然目击了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还发现了二十名西班牙海军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送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纽约日报》记者的壮举轰动了全美国。

当时,美国记者都是通过船只和电报把消息发回报社编辑部的。来自古巴的消息必须送到基韦斯特(Key West),从那里传往纽约。一些大报每天传送几千字的消息,花销巨大。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独家新闻。亲眼目睹杜威将军在马尼拉湾取胜的三名记者之一——爱德华•W•哈登(Edward W.Harden)以九点九美元一字的“特急”电报费最早发出了他的报道。这是《纽约世界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哈登的电报是早上到达纽约的,《纽约世界报》已经来不及发在它的号外上了。而向《纽约世界报》购买新闻的《芝加哥论坛报》因为时差的关系还有时间调整版面发稿,于是,《芝加哥论坛报》用了整整一版发表了这则戏剧性的战争事件。赫斯特在美西战争期间的四个月中,花费了五十万美元,一天的号外多达四十次。到了世纪之交,普利策已不再参与煽情主义的新闻竞赛。而赫斯特则继续利用这类新闻。一九零零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报纸都跟上了黄色新闻的潮流。一直到一九一零年代,煽情主义浪潮才平息。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纽约日报》有错——我不愿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只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的操作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战争结束后,它的销量开始下跌,逐渐走上了下坡路。

一九零零年的大选中,霍默•达文波特的漫画把麦金莱描写成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走狗。这些漫画在大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零一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William Goebel)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九月,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人们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报道间接地导致了总统的遇害。其它报纸见此情景,一起大做文章,掀起了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臭名昭著,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只得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American),从此不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是,这件事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令他终生不得安宁。

美西战争结束后。赫斯特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一八九八年初,赫斯特以社论的形式宣布了他的政治纲领:要求公用事业实行公有制,“消灭罪恶的托拉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通过普选而不是由各州立法机关来选举联邦参议员,并要求全国、州、和地方改善公立学校制度。不久,赫斯特强烈要求把象征着新的工业时代的煤矿、铁路、和电报线路收归国有。他还竭力鼓吹建立工会。

《纽约日报》支持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州的无烟煤矿的工人罢工。一八九七年九月,一名政府治安人员在拉蒂姆附近向罢工队伍开枪,打死了二十人,打伤了数十人。该治安人员及他的六十六名下属被控犯有谋杀罪,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受审。矿井中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因东欧移民的涌入而越来越糟。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眼里,这些移民对他们的工资和文化水平构成了威胁。赫斯特认为,如果不给这些工人以正义,社会就是黑白颠倒。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刊登了二十三篇报道、八篇社论、和九幅漫画,称政府治安官及其下属是唯煤老板是从的帮凶。当由非移民组成的陪审团认定被告无罪时,赫斯特劝告工人们不要把改革的诉求诉诸于暴力。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二年的无烟煤罢工中,赫斯特的报纸全力抨击矿主,支持工人。

这时候的赫斯特很想担任公职,以推广他的政治信仰。一九零三年到一九零七年,纽约市的一个民主党选区,选他担任了两届联邦众议员。赫斯特自己的目标是进入白宫。一九零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二百四十名代表投了他的票,虽然没当成当年的总统候选人,赫斯特还是非常得意。一年后,赫斯特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资格竞选纽约市市长,因为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操纵选票,他以三千五百张票之差落选。

一九零六年,赫斯特竞选纽约州州长,作为他进入白宫的跳板。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但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中,西奥多•罗斯福的亲信伊莱•修卢特(Eli Huroot)在对公众讲演时提起了麦金莱总统被刺事件,《纽约世界报》和纽约的其他报纸转而反对赫斯特,坦慕尼协会也攻击他。赫斯特因此落选。赫斯特作为政治明星的地位开始衰落。

赫斯特在政治斗争中对工人、小商人和普通百姓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对“邪恶的托拉斯”和不正派的政客发动猛烈的攻击,不满现状的人对他颇为欣赏。赫斯特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赢得了劳联的支持。赫斯特的报纸以通俗的内容吸引了读者,他重视煽情的罪恶故事、人情味特稿、图片和漫画,并注意版面的可读性。他的报纸招揽了大量的读者。尽管赫斯特的报纸对读者很有吸引力,但当时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对他在新闻和政治方面的动机普遍持怀疑态度。

二十世纪的头几年中,赫斯特除了《旧金山考察家报》、《纽约美国人报》、《纽约新闻晚报》外,还创办了八家报纸,形成了自己的报业集团。一九零零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 American);一九零二年,赫斯特创办了《芝加哥考察家报》(Chicago Examiner);一九零四年,赫斯特在波士顿创办了《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一九一二年,赫斯特买下了亚特兰大的《佐治亚人报》(Georgian);一九一三年,赫斯特买下了《旧金山呼声报》。一九零三年,赫斯特打入了洛山叽,创办了《洛山叽考察家报》(Los Angeles Examiner)。赫斯特来洛山叽办报时,当地的工会正在与反劳工的《洛山叽时报》(Los Angeles Times)展开激烈斗争。赫斯特在游行队伍中驱车坐在两名劳工领袖中间前行,与《洛山叽时报》展开了正面较量。

《洛山叽考察家报》的采编人员极为可观: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艾拉•惠勒•威尔考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夫人;代表美国家庭和妇女写作的约翰•A•洛根(John A Logan)夫人等等。报纸还有漫画家奥珀(Frederick Burr Opper)、鲍尔斯(Powers)、达文波特和豪沃斯(Howarth)的加盟。连环画有“滑稽儿童”(Funny Kid)和“恰尔德哈罗德”。编辑们称“在所有报纸中,没有一种能与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杂志媲美”。不到一个月,《洛山叽考察家报》就声称有32,500名读者,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一家实力雄厚的大报。

赫斯特一手创建了美国当时最大的出版和媒体帝国,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拥有两座矿山,数不清的地产,二十六家报纸,十三家全国性刊物,八家广播电台和许多其它新闻媒体事业。此外,他还监制了众多新闻和将近一百部影片。当时赫斯特每天能赚五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五百万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卷入战争,美国则迟迟没有参战。当时,美国朝野意见极不统一,有主张支持英法的,有主张支持德国的,还有主张中立的。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是少数,赫斯特是其中之一。美国报纸中,除了《晚邮报》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之外,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大战结束的前一年——一九一七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连忙改调,但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五”,股市的暴跌,使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就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一九二九年,已亏损一百万美元,手下的报社也只剩下了十七家。为了还债,赫斯特不得不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久。一九三七年,七十四岁生日时,赫斯特的债务仍未还清。一九四七年,八十四岁时,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全回到了他的名下。尽管年事已高,赫斯特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一九四八年,赫斯特做了一生中最后一笔大生意,买下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该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赫斯特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四日,赫斯特病逝。他留下了十八家报社、九种杂志、八个电台和一家国际通讯社。


《公民凯恩》首映式

赫斯特身后为还我们留下了一些趣事。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电影神童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公民凯恩》上映。威尔斯一直活跃在舞台和电台上,这是第一次拍电影。凯恩的原型就是赫斯特。

《公民凯恩》问世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它是以赫斯特为蓝本的,为了避免法律纠纷,威尔斯一直矢口否认,举出某某富翁为情人盖歌剧院的事例,表示片中人物乃混合而成。赫斯特跟凯恩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赫斯特跟妻子并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因为他妻子笃信天主教,不愿意离婚。赫斯特的情人马莲恩•戴维斯是一为颇有喜剧天赋的电影明星,赫斯特为她投资办电影公司,专门为她拍片,不计成本,但对她的事业帮了倒忙。影片的许多细节确有其事,都在赫斯特身上发生过,如他曾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他旗下的专栏作家,当时他们的独裁者嘴脸尚未充分暴露,后来赫斯特甚至觉得他能控制这两人。影片中还有一句体现他办报原则的关键台词:他派记者去古巴报道战争,记者来电报说当地没有战争,他指示记者:“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

威尔斯与赫斯特素不相识,但编剧之一曼基维兹(Herman J.Mankiewicz)是戴维斯的座上宾。影片是秘密拍摄的,公映前在好莱坞内部放映后,两位掌控电影界舆论的媒体人立刻告知赫斯特,他遭到恶意诽谤。于是,占美国媒体半壁江山的赫斯特报业拒绝刊登该片广告,全面封杀《公民凯恩》,甚至威胁将封杀雷电华公司(RKO Radio Picture)的其他影片。赫斯特本人亲自到米高梅创始人梅耶(Louis B.Mayer)那里,要他“看着办”。身为行业领袖,梅耶无奈,只好请所有好莱坞电影公司分摊凑钱,集资八十万(该片的制作费)买下《公民凯恩》的所有拷贝,然后销毁。这样的话,雷电华没有损失,好莱坞又不得罪媒体大鳄。威尔斯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只有一个挽救方法,就是拼命在小范围里放映影片,把口碑传出去。果然,部分同行的高度评价使得雷电华顶住了压力,不然这部作品将永远保存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赫斯特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打官司,主要是对赢得官司没有把握。因为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尤其有利于文艺创作,告状者要是证据不充分,输了反而为对方作了免费广告。电影史学家一直在考证,赫斯特究竟有没有看过《公民凯恩》,但始终没有定论。据说,影片在旧金山首映时,威尔斯住在费尔蒙酒店(Fairmont Hotel),在电梯里邂逅赫斯特。威尔斯思忖片刻,恭请赫斯特作为嘉宾参加首映式,赫斯特始终没理会他。当赫斯特走出电梯时,威尔斯大吼一声:“要是换了凯恩的话,他会来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也是精彩绝伦的台词。


赫氏城堡

赫斯特还为自己建造了美国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庄园——赫氏城堡。赫氏城堡也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私人住宅。

赫斯特和所有成功人士一样想修建一座梦中豪宅。一九一九年他开始构思修建一座举世无双的私人城堡。赫氏城堡建在距洛杉矶二百英里的圣西蒙(San Simeon)。这里从太平洋边开始到桑塔露西亚山(Santa Lucia Mountain),四万英亩的土地都是赫氏的私产。那广袤的草场,绵延的山丘,举目可望的海景,在赫斯特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赫氏城堡由朱莉亚•摩根(Julia Morgan)设计,她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建筑设计的女性之一。精通艺术的赫斯特在施工时给了摩根很多建议,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将几千件古董收藏填进房间而又不显突兀,好像那些古董几百年来一直在那里一样。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尽管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完工,赫斯特一家就正式搬进了城堡。随后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好莱坞明星、政客、将军们纷纷被邀请到赫氏城堡做客。

赫氏城堡的豪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其中的艺术珍品更是无价之宝。赫斯特一生酷爱收藏艺术品,家具、挂毯、绘画、雕塑、壁炉、天花板、楼梯,甚至整个房间都是他的收藏对象。他的收藏大多布置在城堡的房间内供人欣赏和使用,丝毫没有将藏品作为投资以期升值等功利思想。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整个城堡平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和典雅的风韵。

赫氏堡的主楼共有一百一十五个房间,计有卧室四十二间,起居室十九间,浴室四十七间,二个图书室,一个厨房,一个弹子房,一个电影厅,一个聚会厅,一间大餐厅。此外还有三栋独立的客房,整个山庄共有房间一百六十五间。

城堡主入口处的室外游泳池叫海王池。所蓄的一千三百吨水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池边散落着几尊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雕像,全是艺术珍品。室内游泳池叫罗马池,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泳池。墙壁、池底、岸边、跳台等用了一千五百万块在威尼斯制造的玻璃马赛克拼贴表面。金色的玻璃马赛克表面贴的是一层真金。单是生产这些马赛克就花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游泳池的修建历时三年。

城堡中的大图书室是为客人们所建。里面收藏的手稿、绝版书、善本书世所罕见。书柜顶和书桌上放置的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八世纪的希腊陶罐,书桌和扶手椅是核桃木的古董。曾经来做客的邱吉尔声称自己可以足不出户在该图书室待上好几个月。

整座城堡只有一个餐厅,餐厅的布置是赫斯特的骄傲。进入餐厅你会以为自己到了天主教堂。餐厅墙上挂的是十六世纪法国佛兰德壁毯,椅子是十四世纪西班牙唱诗班的长椅,天花板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的木制天花板,上面雕刻的圣徒像比真人还大。房间尽头的大壁炉可以容下三四个人而丝毫不用弯腰低头,也不拥挤。壁炉上挂的一排旗帜是十六世纪意大利锡耶那城,举行宗教赛马活动时胜利者的旗帜。桌上银制的餐具和烛台是十七到十九世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精品。赫斯特热爱动物,赫氏堡所在的牧场上有一个动物园,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动物园。赫斯特热爱自然,修建赫氏堡时,有许多橡树挡住了路,赫斯特宁肯花几千美元将树移走,也不愿意将它们坎掉。

修建赫氏城堡花费达一千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国王的身家。如果加上所有古董和艺术品的价值,没人能说清赫氏城堡到底值多少钱。赫斯特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将城堡捐赠给了加州政府,使整个产业得以向公众开放,让世人共同领略山庄迷人的魅力。赫氏城堡以其无价的艺术珍宝和主人的慷慨排在世界十大宝藏的第四位。

现在,借着赫斯特的故事,来看看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体是印刷文字。一经大量出版发行成为可能,出版物就开始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在美国,早在独立之前,以报纸和小册子形式出现的出版物就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报纸和杂志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二十年代,出现了商业电台,电子媒体──无线电广播加入了进来。三十年代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是第一个发现广播的潜力,并彻底加以利用的美国政治家。他对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号召人民重整旗鼓,支援他的政策,与大萧条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经济危机作斗争。美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他们的总统激励他们的自信的声音。

当今的美国社会里,新闻媒体被公认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列的“第四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新闻媒体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上的作用是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督力量而存在的。因其受到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保护,新闻媒体是牵制政府的一个重要力量。首先,它们与资讯打交道,资讯本身意味着公众的兴趣所在;揭露政府的失败、腐败和其他错误行为是其首当其冲的任务;当一切正常时,媒体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一旦事情有变,新闻界就会马上行动;美国的新闻媒体同政府基本上是处于敌对关系;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体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想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其次,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作用;新闻报导和评论的倾向性、对新闻的解读、对政府政策的解读,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第三,抛开意识形态问题,新闻媒体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极为强大的力量;它们极少受行政权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在决定什么是公众讨论的话题,这项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但美国政府、白宫和国会,都十分关注媒体动向,并常常根据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确立自己政策立场。第四,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官员会进行监督,以确保相关法规和政策的严格执行;同时对政府官员的腐化、决策错误和渎职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新闻报导对竞选活动至关重要。如果得不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候选人几乎不可能通过竞选取得重要职位;这也是少数党常常抱怨的。

但是,新闻媒体本身是一个大企业,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为了获取吸引眼球的新闻,新闻媒体变的傲慢、自我正义感、愤世嫉俗、不负责任。他们纠缠于政治,侵犯隐私,用耸人听闻甚至编造的手法处理新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新闻媒体是靠卖新闻养活自己的;商业化会给新闻监督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新闻媒体都是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大公司;因为公司的股份制,它们面临着盈利的压力;这些压力使媒体在报导新闻时,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商业利益;于是,能增加商业利益的黄色新闻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新闻报导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商业化使新闻媒体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对政府实行监督作用的时候,就会丧失其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其次,新闻媒体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相对低一些;于是,很多从业人员不顾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准确性、时效性原则;肆意编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机构,新闻媒体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比国会及其它政府机构高多少。它们像政府一样不受公众的欢迎。

尽管美国的新闻媒体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维护民主制不可或缺的一项社会服务。它也受到正当的批评,由于它权力很大,人们为新闻媒体不受有效控制而担忧。但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对它的制约。它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它分担着实现该制度目标的任务并分享其荣耀。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约束它,如果有的话,它就无法履行向公众传播资讯的职责。新闻媒体并不完美,但它在美国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令人讨厌,但为了把新闻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以避免出现黄色新闻。但是从建国到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在为社会服务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做得都好,尤其是比那些把新闻媒体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的专制国家好得多。

Wednesday, January 23, 2013

李龙云: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于是之于20日下午在京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过的那份痛苦。

  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正直、自律、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一举动更凸显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在那些当口没有冷落作家,而是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操守的……
  

2000年3月22日,于是之,李曼宜金婚合影

  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19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拘束,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1980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风波迭起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1980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这样的小朋友。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1950年代的于是之、李曼宜

  于是之表演代表作

  ●1953年《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1954年《雷雨》中饰演周萍

  ●1956年《日出》中饰演李石清

  ●1957年《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

  ●1958年《茶馆》中饰演王利发

  ●1959年《青春之歌》中扮演余永泽

  ●1978年《丹心谱》中饰演丁文中

  ●1988年《太平湖》中扮演老舍上世纪50年代初的程疯子,如今已“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998年9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很快,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尽管如此,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欣喜地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9号早晨我来到他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非常像他1950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嘴里不停的说话。但仍是那种一句都听不懂的呜噜。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此前,1994、1995年于是之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之书法

  

在《茶馆》里饰演王利发

  

在《龙须沟》中饰演程疯子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为官八年却“不懂耐烦”

  北京人艺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官场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他的气质更像个诗人。

  1985年夏,于是之被获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的“故居”——北京人艺四楼401。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

  胡耀邦讲完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么多,是有什么打算吗?”

  停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没太认真:“依我看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那官儿比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然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再开玩笑:“是之老师,这事这么大,还是您自个儿拿主意吧!别回头我出错了主意,您再跟我找后账。”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真到文化部?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2002年摄于紫竹院1927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在舞台与银幕上塑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想像曹禺一样让“灵魂飘出窗口”

  从1985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用于是之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19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回忆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l,我不只一次听于是之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他那种情绪是真实的。

  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用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于是之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爆发;或者如他想像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大西北的观众仍记得他,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地欣喜

  1995年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她反复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不跟你开玩笑,他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有一回他去签字售书,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本书走到他跟前:“爷爷!您给我签个字!”

  于是之问:“姑娘,多大啦?

  女孩回答:“六岁了!”

  于是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还有一回是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而于是之则觉得,西北之行写字机会一定很多,特别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里边摘录的大都是唐宋诗人的一些边塞诗。从这里你能感觉到于是之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说:“明天早晨奔壶口,中午赶到铜川耀州窑‘打尖’,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在西北,一天到晚接触的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跑的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索性干脆坐在了门前的小凳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相咱们来了,是相您来了。”

  在大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

  思维已经出现障碍,对作家刘厚明和朋友王炼仍记忆犹新

  西北之行,于是之的身体已露出种种不好的端倪。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在大客车里,张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的?”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15天,尽管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成就,主要讲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四人帮”猖獗时期,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和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偶尔,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提到他们时他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

  “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他也曾向我倾诉过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1995年中国评选的四位所谓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是困难,但超脱点看,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一些年轻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痛苦自然比别人多……”说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眼珠子盯着我:“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后来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

  即兴模仿毛泽东的讲话为他重返舞台燃起了希望之火

  西北之行距于是之的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一段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语流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充满激情,标准的湖南方言。车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于是之自己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不要小看这段即兴表演,它是于是之重返舞台的希望之火。


  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的,他摹仿过周扬讲话。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

  有一天午饭之后,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我很纳闷。于是之手指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友之官称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他的确应该是王爷。金先生脾气好,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先生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他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儿,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吗,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不久他回来了,兴冲冲地说:“我可能真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重返舞台希望的破灭

  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

  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会场三面是观众,中间一个表演区。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此前,大多数人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于是之。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于是之站在了他们面前,人们的掌声非常热烈。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往下念,但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试念,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的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边说:“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像老了十岁,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全完了……”不管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这句话,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因版面有限,本文作了删节)

来源: 南方周末2009-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