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隽：关于“上帝粒子”(Higgs boson)的一篇通讯

一位朋友最近来信问及有关“上帝粒子(Higgs Boson)”的报道，我想也许不少读者对此会有兴趣，于是把它译成中文，作点补充，借CND一席之地和网友分享。

“上帝粒子”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神秘。基本粒子理论的“标准模型”的基本假定之一是理论必须对称。即是说，运动方程中的相互作用哈密尔顿函数和波函数都必须具有“对称性”。理论物理中的“对称性”的含义是，哈密尔顿函数和波函数都必须具有规范不变性。把“对称性”当作自然定律或原理完全是一种信仰，宾年个并不是实验所能证实的普适原理。最早讨论对称性原理的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德国女数学家诺特（A.E. Noether, 1882-1935）。她发现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于一个物理量守恒定律。这称之为诺特定理。但是诺特定理并没有说所有的物理量在坐标变换或规范变换下一定守恒，因而并不能推广至所有的力学系统以保证物理量的对称性。事实上，弱相互作用就不遵守宇称守恒定律。

尽管如此，对称性假定还是作为理论物理的一种行会规矩传承下来。这里其实有一个苦衷：微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方程式谁都不知道，要靠理论家们去猜想。可是如果没有一些限制，则可能的哈密尔顿函数的选择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就没法玩。加上对称性假定以后，可以选择的哈密尔顿函数形式就大大减少了。当然也并不能唯一确定，不过加上一些其他考虑，可以写出看来比较靠谱的哈密尔顿函数。（实在不成还可以修改。）

由温伯格和萨拉姆 提出的弱电统一“标准模型”中的哈密尔顿函数当然也具有规范协变性。他们因为这一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标准模型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这一理论容不得质量。一旦加入质量，就破坏了对称性。可是一个没有质量的系统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系统。于是几个理论家，主要是希格斯 ，高尔斯坦和温伯格，提出了一个“自发对称破坏”的假定。根据这一假定，相互作用哈密尔顿函数和运动方程还是应该保持规范协变性，可是波函数可以不对称。由于波函数的基态是退化的（degenerate），人们可以从诸多退化的波函数中任意选择一个，并认定我们选择的这个波函数就是大自然中可以实现的波函数，而其他的基态波函数则可以随便扔掉。因为扔掉了基态波函数中的广大群众，只保留一个合格的分子，对称性也就破坏了。他们不说这种对称性的破坏是理论家们人为选择波函数造成的，而说这是“自发对称破坏”。在这一修正过程中，希格斯假设了一种“希格斯场”的存在，场粒子就叫“希格斯波色子”，又叫“上帝粒子”。其实它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完全是一种市场销售手段。有了希格斯波色子，标准模型中就有质量存身之所了。“自发对称破坏”现在成了规范场理论中的又一条行规。（实在很难称之为定律。）

所以可以说，没有希格斯波色子，标准模型中就没有质量。有的理论家说：“如果没有希格斯波色子，我们将不存在。”我没有如此悲观。如果找不到希格斯波色子，我们仍将存在。不存在的，或存在不了太长时间的，应该是“标准模型”。

欧洲的大强子对撞机（LHC）大概花了十亿欧元。建造这一昂贵设备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寻找希格斯波色子，所以这位“上帝粒子”阁下必须找到，或者必须宣称找到了它存在的“证据”（EVIDENCE），以证明这笔钱花的值。

美国前些年曾经打算建造一个超高能对撞机（SSC），设计能量为40 TeV，相当于LHC的五倍（8 TeV)。于1993年下马。美国理论学界有些人感到惋惜。我觉得这是好事，标志着美国物理学界在开始觉醒。记得当年田纳西州也在竞争，希望把SSC造在 田纳西州。一位老公民兴冲冲地来找我说：“王教授, 您认为SSC这个项目怎麽样？我们想为田纳西争取到这个项目。参议员戈尔大力支持此事。”（戈 尔后来为克林顿的副总统。）我沉吟了一下，说：“这笔钱用于其他的物理研究更好。”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1987年筹划SSC的时候，预算44亿美 元，可是到了1993年，预计要120 亿美元才能完工。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克林顿总统终于签字下马。此时已经耗费了20 亿美元。

回到对称性问题，在此理论物理陷入了一个逻辑佯谬：物理定律必须是对称的，同时又必须是不对称的（自发对称破坏）。大自然到底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全能的主呀，您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倒拿定了主意没有？您创造的世界到底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

留下血债，带走秘密－－西共前领袖离世

作者:李遥

9月19日，97岁的西共前领袖午睡后再没醒来。

圣地亚哥-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 1915-2012），西班牙政治家，1960-1982年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卡利约的遗体告别仪式设在马德里共产党的“工人委员会”的一间会议厅里。西班牙政界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左派各党的成员、工会、以及一些左派著名演艺人员都前往告别。他们对新闻媒体发表的讲话基本一致，虽然措辞各有讲究，但都肯定卡利约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作用。卡利约的家属还获得了国王和王后亲临看望的殊荣，国王表扬他“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最高的评价显然出自1986年改名为“左派联盟”的共产党，他们把他捧为“民主时期历史和道德的楷模”。

前往吊唁的大约有170人，其中30岁以下的不足12人。看上去拥挤的现场中，记者多于吊唁者。当右派党的一些领导成员进入大厅时，左派中有人喊“滚出去”，还听到借机发泄宿怨的指桑骂槐。佛朗哥去世已37年，内战结束也已经75年，然而旧恨余音未消，根源依然是西班牙的斯大林派败给了传统派的佛朗哥。这些和卡利约一样坚信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可以走到毁灭人类物种的地步”的教导的人们，穿品牌服装，戴名牌手表，挎路易-威登的皮包，排着队，从一个吉普赛卖花女的手中买两欧元一支的玫瑰花。

卡利约的父亲是工人社会主义党党员，这使卡利约从少年时代就受父亲影响而加入工社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号称“西班牙的列宁”的拉尔戈-卡巴耶罗。工社党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所以，1934年，不足20岁的卡利约在办公室里挂斯大林的照片就顺理成章。卡利约坚信工人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参与了1934年10月工社党在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派的支持下发动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十月革命”。革命在共和国政府派军队镇压下失败，卡利约逃逸藏匿，后被捕入狱。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下，西班牙左派联合组成“人民阵线”参加竞选，并舞弊而获胜，卡利约因之获释。莫斯科对西班牙的战略是扶植西共成核心政治力量。卡利约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致力于把西班牙苏维埃化，1936年他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起来，命名为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并率其集体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西共随即委任他为马德里安全保卫部负责人。

1939年3月，距内战结束一个月，人民阵线政府的军方统领卡萨多上校眼见人民阵线面临失败，决定与部长会议主席、工社党领导人胡安-内格林分道扬镳。卡萨多倒戈政变，成为佛朗哥的内应。卡利约的父亲支持卡萨多反对内格林，卡利约不能容忍父亲的背叛，于1939年5月给父亲写信断绝父子关系，还说假如父亲落在他手里就把他杀死[1]。他在信中坦承：“你们仇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仇视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因为他们是先锋队和全世界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朋友……我对苏联和伟大的斯大林的爱一天比一天强烈……”信中谴责了所有非共产党的左派，说他们是“懦夫、叛徒、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等等。

这封义愤填膺的勇敢的信，是勇敢的卡利约抛下妻女逃亡法国后写的，不久他病重的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在收容所染疾而亡。很少人知道他的这个妻子，他对人说他从来没有把她当做妻子，她只不过是随便一个女孩而已。

卡利约无力面对失败的现实，仍然痴迷坚信斯大林会像一部神奇机器从天而降，反攻并打败佛朗哥。他和伊巴露丽在法国组织、领导和指挥游击队在西班牙的恐怖活动。因法国宣布西班牙共产党为非法，他们辗转比利时。莫斯科的追随者维多利奥-科多维亚[2]很赏识卡利约，派他和另外一些人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党代理人速成班。在最高苏维埃，这个年轻的西班牙布尔什维克见到了他视为上帝的斯大林。卡利约对莫斯科言听计从，说准备为苏维埃流血牺牲，但是他从未上前线哪怕探头瞄一眼，总是派别人去流血牺牲。

上世纪50年代末，流亡中的卡利约搜罗支持，1960年伊巴露丽辞去总书记职务，卡利约接任，直至1982年。

1976年2月，佛朗哥去世近3个月，流亡36年的卡利约用一本古巴的假护照乔装进入西班牙，他和多方秘密接触，颇有东山再起之意。12月24日当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将他逮捕，其家属致信国王，国王认为逮捕他是一个“极大的不公正”，当局12月30日将他释放。1977年2月，民主转型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久后任西班牙王国首相的阿道尔夫-苏亚雷斯接见了卡利约，卡利约表示承认王室，接受君主制国旗，愿意合作。他与恐怖组织断绝联系，共产党随之取得合法地位。

卡利约继续和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络，筹划组建欧洲共产党，决定放弃“一党制”、“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手段，承认民主，认为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苏联克格勃的秘密警察像蜘蛛网一样延伸到西班牙的各个角落。

苏亚雷斯迅如闪电的民主化，对卡利约的共产党毫无积极影响，他自始至终以斯大林的方式统治西共，清洗异见者，导致他的党员成帮结伙改换门庭，投奔工社党或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党，用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的话说，“去寻找一个比共产主义教堂更牢靠也更温暖的教堂。”

1982年卡利约让出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驱逐出共产党。他随后组建了西班牙劳动党并参加竞选。在西班牙人民强烈向往民主的氛围中，在西班牙全体民主主义者的努力下，卡利约在大选中惨败，他的党也抛开他改入工社党。沦为孤家寡人的他，佯称要回到工社党-－－殊不知那里并不欢迎他，工社党前总书记、前首相冈萨雷斯称他为“一个装满恶的小口袋”。结果他坚持了致死也做共产党人。


【帕拉奎约烈士陵墓】

卡利约之所以尽人皆知，并不是由于上面所说的一切，假若只是这些，人们不会为他浪费时间。人们不能遗忘，是因为这个身材矮小、有着一副胖圆脸、戴眼镜、略显几分文气、而老来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翁，在西班牙历史上留下了最血腥最残酷最恐怖的一页。马德里近郊的帕拉奎约烈士墓地树立着数千死难者的墓碑，它们永远默默地讲述着卡利约的罪恶。

1936年7月内战重开后[3]，伊巴露丽号召清除佛朗哥安排暗藏在马德里城内的所谓第五纵队[4]，随之由西班牙布尔什维克派的契卡展开大搜捕，以反法西斯为名，把右派、君主派、有产者、知识分子、律师、作家、法官，乃至在共和国政府任重要官职的人，尤其是军人，将军和军官，统统从家中带走投入监狱。时间恰恰是卡利约成立了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并率之加入共产党、并被委任为马德里安全保卫部负责人之后。在卡利约的指令下，这些无辜遭捕入狱的囚徒，被一车一车拉到帕拉奎约，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机枪，他们被迫站在万人坑边，一组一组地被射杀，倒入万人坑，再被掩埋。情景恰如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奉斯大林之命对波兰两万多名军人在卡廷森林实行的灭绝性大屠杀。在卡利约的直接策划下，西班牙布尔什维克的契卡从11月6日到12月4日总共屠杀了近6000人，迄今身份姓名得到核实的有4200人。

当记者就此问及政治上早已失势的卡利约时，他回答：“我没有下令屠杀帕拉奎约的人们。真的，我和事件有关，因为我是负责马德里安全保卫的参事，但是我没有下令屠杀。我仍然为曾经担负这个重要职务而自豪，为曾经是马德里保卫者之一而感到荣幸。” 但是，据西共的卡洛斯-森普伦[5]披露：那些年卡利约并不隐瞒，他私下承认，屠杀是执行他的命令，还说“那时战争就是这样”。

西班牙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于200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帕拉奎约-卡廷》的著述，书中列举了卡利约是大屠杀责任者的铁证。有前苏联的档案为证，他们直接把在后方群体大屠杀的“功劳”归于卡利约。

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7月30日手书的报告称，西班牙共产党将按计划继续为在人民阵线的政府里夺取大权而努力。文件中说，当时的司法部长迫害反法西斯人士卡利约，因为“当法西斯（指佛朗哥军队）接近马德里时，当时的（西共）领导人卡利约下令枪毙被逮捕的法西斯官员”。

另一个证据，是斯大林的特派员，保加利亚人斯托杨-米涅夫-斯捷潘诺夫（Stoyan Minev Stepanov），他于1937-1939年期间任苏共驻西班牙的代表。1939年4月他写有一份报告，分析他们在西班牙失败的原因，其中提到卡利约，谈到西共在与工社党争夺政府大权的斗争中，遭到工社党的顽强反攻，说这场内斗“造成（工社党）对许多共产党员的迫害，包括对卡利约，因为他1936年对法西斯进行了坚决镇压”。

这些文件说明，卡利约下令屠杀的罪行，不仅西班牙共产党承认，不仅苏联的秘密警察承认，而且连工社党都以此为由攻击共产党，抵制西共在人民阵线政府掌权。

英国左派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在他的长篇著述《西班牙大屠杀》中列举史实证明卡利约的罪责，但是卡利约否认。普雷斯顿回答说：“卡利约太狡猾了！……假如他真的读了我的书，他一定会看到我是多么清楚地解释了他是屠杀了至少2500人的责任者之一，参与罪行负有责任的有大约8到10个，而卡利约是其中的一个。”

此外，另一些史学家，英美的和西班牙的，对这段历史都有十分客观详细的研究，并且都有相同的结论。

大约1976年，民主转型过渡期间，一位署名“学生”的老人给这位前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由于共产党刚被合法化，政治是敏感话题，但还是有报纸采访了写信人，还刊登了他在卡利约犯罪现场流泪述说的照片。

下面的文字引自这封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信：

“今天，我住在Aranjuez，65岁，1936年我在帕拉奎约的墓地掩埋过尸体。我也到过马德里的Marques de Cuba 17号，目睹了最可怕的酷刑。袭击军营的时候我也在场，当时，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你手下的所有契卡成员去实施酷刑折磨和处决。你称我为‘先锋’，称我为‘学生’，让我负责在各契卡组织之间送信，作为你们给我食物的交换。你还记得我吗，圣地亚哥-卡利约？你还记得，1936年8月24日早上7点，在Fuencarral公路5公里处，你带着三个民兵（略去姓名－－作者），杀害了Veragua公爵，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他们摘下公爵手上镶宝石的金戒指，因为摘不下来，你，圣地亚哥-卡利约，命令割掉手指；记得吗，圣地亚哥-卡利约？你坐着车号M-984的福特车，由共产党分子（共三人，略去姓名－－作者）开到契卡总部，在地下室，你命令他们火烫修道院修女费丽莎（Felisa）的乳房，其中的勇敢者何塞-巴尔托罗梅还抽着雪茄，那是8月29日凌晨……”

面对铁证，卡利约本人坚持否认：“我和这件事有关，但我没有下令屠杀。”在宽容的民主制度下，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人面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勇敢”。

知道了这些血腥的事实，再对比本文开头西班牙政界对卡利约的表彰，不能不令人遗憾，很多人为西班牙的政治家议员的低水平而感到羞耻。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居然把这样一个人捧到民主转型的功臣的高坛上，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水平之低。这样一个人却受到政府官员的纪念，暴露了西班牙领导阶层的低水平。除去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不计派性关系，一个像卡利约这样的人居然在西班牙社会唤起好感，再次表明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西班牙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它已经从多少代以来就盘踞在这个国家。”

一位史学家悲怆地说：卡利约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不幸的是，他是在制造了那数千人的不幸之后才消失。

不多年前，卡利约在前西共的同事豪尔赫-森普伦[6]说过：卡利约是他那拨人里唯一还活着的人，他将带着秘密进入坟墓。几年前，行将就木的卡利约对采访记者说：“西班牙应该实行共和制，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不相信永恒，死后一切都会消失。”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卡利约，一个记者表示终于看到“似乎永远不会死去的”卡利约死去了。

他死了，带走了秘密，留下了血债－－不能消失的不会消失。

他走了，享受了特赦，享受了民主制的慷慨，享受了受害人的宽容，享受了优厚的工资－－那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在制造了七千人的血案之后，他心安理得地活到97岁，还竟然幸运地在熟睡中死去。西班牙的一位主教为他祈祷说：“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生命遇到了慈悲的上帝。愿卡利约安息，愿因他而成为基督的烈士的人们为他求情。”

上帝是宽宏的，世俗的善良人也可以做到宽恕，但慈悲不等于公正。公正的是历史，它既不会改变，也不会忘记。

1. 关于此信有说不是卡利约所写，而是西共另一领导人费尔南多-科劳丁（Fernando Claudin 1915-1990）根据西共指示写的。卡利约的父亲怀疑这封信系莫斯科伪造，并给斯大林写了信。这封信是卡利约本人主张公之于众，于1939年6月分别刊登于法国的《共产国际通讯》和《世界日报》，他始终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

2. 维多利奥-科多维亚（Vittorio Codovilla, 1894-1970）: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人，阿根廷共产党领导人，南美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西班牙内战时期莫斯科在西班牙的共产党特派员。参与策划帕拉奎约大屠杀，参与西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夺权内斗。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要求莫斯科将其撤换未果。被称为忠实于苏联的第一人。逝于莫斯科。

3. 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内战始于1934年10月，双方交战的第一仗是1934年工社党和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派共同发起的“十月革命”，所以1936年实际上是内战的继续。

4. 1936年7-8月，胡安-亚桂将军部署四个纵队向马德里挺进，记者问及哪个纵队先进入马德里，亚桂笑答：“第五。”因为实际上没有第五纵队。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利用这句幽默制造了“第五纵队暗藏在马德里”的谎言发动暴力镇压。

5. 卡洛斯-森普伦（Carlos Semprun，1926-2009）：作家，戏剧家，参加过西共，在他的哥哥豪尔赫-森普伦（见注6）被驱逐之前退出西共。

6. 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 1923-2011）：著名知识分子，作家，曾与卡利约同任西共的重要领导人，因政治歧见而于1964年被卡利约清洗驱逐，同时被驱逐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西共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



－－原载：《观察》，2012-10-15
http://observechina.laogai.org/content/10152012-1356/%E7%95%99%E4%B8%8B%E8%A1%80%E5%80%BA%EF%BC%8C%E5%B8%A6%E8%B5%B0%E7%A7%98%E5%AF%86%E2%80%94%E2%80%94%E8%A5%BF%E5%85%B1%E5%89%8D%E9%A2%86%E8%A2%96%E7%A6%BB%E4%B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