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方励之:怀念严济慈先生(遗作)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从左至右:钱临照,严济慈,方励之)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李淑娴:十二年后才打开的祭文 —— 相会在天际 


这是一篇励之十二年前写的文字,是为遥祭他终生感念的严济慈先生。

励之对物理、尤其对追寻事物本源的理论物理的热爱,是从高中时就养成的。北大毕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在意由于反右问题,被逐出保密的核物理研究室;也不在意从科研机构调去科大教书;他不忍割舍的是,与物理永远告别。1965年,由于调动事,见到严济慈先生,由此而结下36年的似师生、胜师生;不常见、又常关怀的两代物理人之间的纯净、向上的关系。无奈我们去国之后,再难见面,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严先生,励之总会注意老人的神态。

严先生的第五个儿子严武光,是我们的北大同班同学,2000年特意到Tucson我们家。除了叙同学友情,我们带他参观Tucson特有风情,也谈了很多严先生往事。严先生农家出身,十几岁就写成一本解题的小册子《几何证题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稿费得以上高等学府。继之,有机会出国深造,以超人的速度得以在法国站稳脚跟。

严先生始终保持纯朴、助人的作风。有一次,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春节,励之和我去拜年,看见严先生在房顶上,和修房工人边讲话、边比划。这简直吓我一跳,可是严先生却不动声色,一会儿扶着梯子下来了。看来,严先生上房,绝不是仅有一次的事。 又有一次,在严先生家,我看见挂着一副徐悲鸿的画,我问了才知道,徐未成名时、在法国困难中得到严先生的帮助,那是后来他的亲手赠品。

严先生去世了,励之有憾于不能送上一束鲜花,不能到先生面前送别。恰好,严武光来,除了会老友,希望励之写一篇纪念文章,他说:“我不知道在爸爸纪念册上,现在能不能允许刊载,但我会好好保留,等到能公开发表的时候。”

如今,励之也去了,我想是打开这篇祭文的时候了。他对严老的终生感谢,感谢严先生成就他一辈子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把毕生的智慧与精力交给物理,交给研究自然最本源的事。他在严先生面前,始终是晚辈、是学生。见到严先生,他一定会说:“严先生,请看我的成绩单!”严先生会笑着说:“还不错,但是,你来得太早了, 你还可以做得更多!”


图1:2000年,严武光(右)、方励之在Sabino Canyon的“傻瓜喽”前


图2:2000年,严武光(左)、方励之在我们的家门口

2012年9月10日,Tucson

Friday, September 7, 2012

方励之:亚利桑那一百年(遗作首发)

一百年前,1912年,亚利桑那正式被USA收编,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8州。它是美国大陆本土中最后加入美国的州 。实际上,自1863年起,亚利桑那已是美国的属土,经过49年的候补期“考验”,才转正,成州。

我来亚利桑那已二十年,即长达本州历史之五分之一。要是在中国,能“长达历史之五分之一”者,至少要活五百岁。年龄感是相对的。

亚利桑那州地域不小,有六个台湾大,但人口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 六百万。亚利桑那州从一开始就反对发展肮脏工业。早期还有金银铜等矿业,建州以后都停产了。现在,除了牛仔业,农业外,只有光学,IT等干净行业。在美国的经济中,亚利桑那州只占很小的权重,是个沙漠穷州。

沙漠不表示没有水。亚利桑那州还有多余的水,卖给加州。南亚利桑那沙漠地区,一半以上的私人住宅有游泳池。在Tucson,一年的室外可泳日超过半年。本沙漠州的水,得益于胡佛水坝 (Hoover Dam),罗斯福水坝(Roosevelt Dam)等工程。它们开发出科罗拉多河等水系的巨大水利。不但可以发电,而且,引水浇灌南亚利桑那平原的农田。没有这些坝,亚利桑那应当只有不毛之地。建筑胡佛坝用去112条人命。这些坝是美国佬玩儿命“向西,向西!”的开发精神的标志。

从老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幕僚那一代开始,把荷枪的牛仔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此后,历届总统也常推销“牛仔精神”。牛仔衣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1993年的亚太峰会上,克林顿送给每位与会首脑一套牛仔衣帽。XX精神,褒义太强了,还是叫牛仔文化好,即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有好有坏。亚利桑那属于典型的牛仔文化。无论自然景观,人文环境,亚利桑那都明显有别于美东非牛仔地带。例如,亚利桑那当地人讨厌西欧绅士的领带,而用牛仔领线。当地人也讨厌夏时制,夏时制原本也是西欧文化,算算账对本州节能实际无用。州议会通过决议,把它废了。

在亚利桑那,遍地都是仙人掌科植物,大中小都有。其中最大的叫saguaro,全世界只在Sonoran沙漠中有saguaro(见图1a, b, c)。Saguaro是印地安人的语言,发音是“傻瓜喽”。据Department of State 的人说,每个美国驻外使馆或领馆都装饰有saguaro 图片。



图1.a 在1992年,不到一米高的“傻瓜喽”如今已经长大

图1.b 开花的“傻瓜喽”



图1.c 我家门前的一棵“傻瓜喽”。树龄25年。树高约22英尺。向正南方向微倾。树中心是木质,绿皮即树叶。不要浇水,无须施肥。每隔三五年在树顶开花几十朵,色彩艳丽。结浆果,可食,味甘。Saguaro 受政府保护,不准上市。

在最新启用的含有电子卡的美国护照上,每页都有背景图,标志着美国的历史和地理。第一张背景图就是“傻瓜喽”。好像是要诏告世人,仙人掌浑身有锋利的刺,别来碰!确实,若被仙人掌的刺扎到,极难拔除,因它有倒钩。但是,当地野猪能大口大口吃仙人掌,不吐刺。当地的兔子等可以在长满刺的仙人掌上攀爬,采吃浆果。野猪,兔子,土狼(coyote),蛇,常会停在家门口外。胆子小者,来Tucson 没住几天,就被吓走了。

尽管有被吓走者, Tucson今天已是近百万人的大城市了。除原住印地安人外,早期进入亚利桑那的是西班牙殖民者,传教士和墨西哥人。老教堂都是天主教,西班牙语也是本州正式语言之一。随后进入亚利桑那的就有香港人,广东人。首批华人已有第六,七代以上。一些新华侨,到第二三代往往就不会说中文了。而首批华人的第六,七代后人,仍会说粤语。

Tucson 之南有个小镇 Tombstone(墓碑镇)。在十九世纪是华工的集散地。主持集散的(相当于华人人力出口公司的CEO)是一位香港女士,她的旧居仍在Tombstone,有她的画像,但无中文名,人称Mary。凡需华工苦力者,都找Mary 订“货”。

1993年,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片名就是Tombstone。描写1880 年代轰动全美的一次4对4警匪之间的30秒枪战, 3匪徒被击毙,2警员受伤。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法庭一审再审,没有结论。有的目击证人说,警察先开枪;有的目击证人说,匪徒先开枪,陪审员无结论,僵局。Tombstone有个展览厅,在枪战现场附近,详述此案。讲到狭义相对论的时候,我给学生出过一个 quiz。

Tombstone 一案的僵局能否用狭义相对论解释?按狭义相对论,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一个目击证人看到的是A 先 B 后;而另一个目击证人看到的是B 先 A 后, 即两类证人说的都对。这能用于Tombstone 一案吗,yes or no ?

警匪枪战,在早期的亚利桑那,常见。可能也有华人卷入。证据是,1. 在墓碑镇,Tucson等地都贴有中文写的标语“先下手为强!”(现在,“先发制人”也是联邦的国防政策之一);2. 墓碑镇有很多墓碑。从碑上的名字和年龄容易辨认,许多死者是年轻华人,说不定有死于非命者。 没有人认真调查过。多数华人仍操标准行业,苦力——洗衣店——餐馆。仅Tucson一地就有约200家中餐馆。质量不高,最多三四家中餐馆够三星水平,余者皆一二星,或负一二星。老华人家庭收入皆已在当地平均水平之上。

枪械在亚利桑那很普及。牛仔携枪,就象一般人有车一样,理所当然。大学里到底准不准带枪一案,至今仍搁置在州议会。1992年我刚到亚利桑那,就遇到枪支兜售者,枪支子弹就摆在地摊上。一支左轮手枪,要价350美元。给现钱就可以拿走。不问精神是否正常,无须登记,更不查问有无美国护照。

美国唯一的一条以匪徒命名的刑事法规,是出自亚利桑那绑架抢劫犯Ernesto Miranda 。亚利桑那第一次审判Miranda,被认定有罪,他上诉联邦高等法院。成为Miranda vs. Arizona 案。联邦高等法院最后判Miranda胜诉。理由是,亚利桑那州在审讯之前,警察没有告诉Miranda 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根据此案,1966年,联邦就颁布了全国有效的“Miranda 权利(Miranda rights )”,即警察在审讯前,必须大声告诉嫌疑人“你有Miranda 权利”,“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嫌疑人不懂英语,必须用嫌疑人可懂的语言告知。Miranda被再审后,仍被认定有罪。

除了摆地摊卖手枪外,Tucson也摆地摊卖飞机。图2是Tucson二手飞机地摊市场一角的鸟瞰图。其中有各种退役的军机。大中小各种机型都有。一个小国的顾客,如果买上两架战斗机回国,足以搞政变了。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的一位教授,来自台湾,也曾想帮台湾当局买几架不禁运的二手飞机。未成。原因是台湾军购部门不同意。如有该教授介入,回扣就不好办了。

亚利桑那的天气宜于飞行,晴天多,能见度极佳,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Kitt Peak上的望远镜圆顶,直线距离约50英里。全州共有大小机飞机场93个。二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空军飞行员就在Tucson训练。我刚到亚利桑那的时候,这里有很多私人航校,就像汽车驾驶学校一样普及。飞行学校学费US$1,500 ,保证可以拿到最初等的飞行执照。私人小飞机起价15万美元一架。不用买,可租用。各航校常到亚利桑那大学来招收学员。我们物理系的教授中,就有会飞的。我本来也想去试试,后未如愿。未能学会飞,一憾事也。911 事件之后,私人航校不再随便招生了,因为911 肇事者的飞行执照,都是亚利桑那的航校颁发的。


图2. Tucson 二手军机市场一角。其中储藏有各类退役军机。从小的三角翼战斗机到轰炸机B52等都有。

亚利桑那州支持共和党。1960年代共和党的精神领袖或“教父”戈特华德(Barry Goldwater)就出自亚利桑那。他的名言之一是:“如果一个政府大到足以给你所有你要的东西,它也就大到了足以拿走你的所有东西。”小政府现在仍是共和党的基本教义之一。

总统候选人一般很少来亚利桑那竞选,任何竞选活动,不大会把亚利桑那从共和象变成民主驴。最近,在几个有大学的选区,民主党开始占上风,但其影响还不大。

1990年代初,曾经当过戈特华德的跟班儿(page)的Jim Kolbe 竞选联邦众议员。他应当同他的竞选对手进行辩论。但Kolbe 公开宣布要同方励之辩论。当时我连美国绿卡都没有,也不知道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门朝那儿开,没有参加竞选辩论的义务。后来明白,竞选辩论不过是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方式,听众愈多愈好,而不在于辩论内容。1990年代初,我刚到亚利桑那大学,见报频次较高。Kolbe拉我辩论,实质是拉我为他站台。

辩论也有收获,我问Kolbe,老布什总统对前苏联和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最惠国政策等,并不一样,这是不是不自洽,是不是双重标准?Kolbe 回答得极为明确“I don’t care inconsistence. No one politician in United States care about inconsistence”。这个答案并不意外,但如此坦率,还是第一次。的确,政界的价值观是美国利益至上,或他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至上。至于政策上措施上的是否自洽,不在考虑之列。就如丘吉尔所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亦即,不必痴信,政治家今天说的话,明天一定会兑现。后来,Kolbe 当选。

至于所谓“政治正确”议题,本身就是双重标准问题。有一年,州当局和议会中的一些“政治正确”的“政治家”批评我物理系有种族歧视之嫌,理由是我系从来没有聘用过非裔教授。当时的系主任Peter Carruthers(1935-1997)强硬反问诘:如果NBA 和大学球队的球员组成符合“政治正确”黑白比例,不“歧视”非非裔,我系就会有符合“政治正确”的非裔faculty。从此“政治正确”者不再来搔扰。物理系至今也没有非裔教授。这大概也算是牛仔精神?是好?是坏?

我就是在Peter Carruthers 当系主任时,加入物理系的。Peter是H. Bethe 的学生,后来也接替Bethe 任Los Alamos 的理论部主任。Peter不是牛仔,有时一幅牛仔打扮。Peter同牛仔类似,嗜酒如命。但他也爱好琴,诗,画。我一到物理系,他就给我一本曼殊大师英译中国古诗选的复印本。他说,其中他最喜欢的两句是:

My host insists on making me as drunk as any sot,
Until I’m quite oblivious of the exile’s wretched lot.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


图3. Peter Carruthers 的醉客们。

酒的效应是不分牛仔和非牛仔的。Peter果然死于酒精中毒综合征。为了纪念Peter,我和Bob Thews(Peter的酒友之一,会酿酒)的一本书的封面,即取自Peter的一幅水彩画(图3)。画中的人物都是物理系的教授,个个神似,也都是Peter的醉客。 我不喝酒,故而无缘醉客。

亚利桑那当局没有组织官式的建州百年纪念活动。由各地自行组织,省钱。在Tucson,亚利桑那历史学会办了一个“100年,100床被子”(100 Years 100 Quilts)展览。它征集100床被子,要求被子是用小块厚棉布拼接起来得,像是百衲衣。拼接被子似乎是这里流行的女红。从小学女生到老年妇女都会。拼接出被子,有的是图案,有的是图画,有的很漂亮。它已变成一种地方艺术。历史出典是,在牛仔“向西,向西!”的时代,没有取暖设备,马车里太冷,当年婴儿的襁褓都是用拼接被子做的。

襁褓——婴儿之屎尿布也, 这就是牛仔们的纪念。

2012年4月,Tucson

李淑娴注:此文中,图1.a(原文写为图1.)及图2. 图3.是方励之原插入的。由于他已体弱,无力巡回多处取景,图1.b 及图1.c 是我按他文中对“傻瓜喽”的描述及原图1. 的注解插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