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天线的故事——一条绳子的启蒙

直到高一第一学期（1949年秋季），我的课余兴趣还停留在玩儿无线电上。我当时是北京四中的业余无线电小组的“头儿”。小组中有能人。北京的小报上报导过我们小组的活动，特别提到我们去清华大学求教专家，增长我们的无线电知识。恰恰是这个报导，和清华大学之行，使我从“玩儿无线电”上金盆洗手了。

对高中生来说，能看懂收音机的线路图，也能分辨出各个部分的功能：高放，外差变频，中放，检波，功放，电源整流等等，还能粗略说出为什麽有这些功能。根据这些浅近的理解，就可以换零件，改装，重组，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高中生的玩儿法。它同初中生的玩儿法——按图装配听个响儿——已大不相同。

对于我和一些小组成员，最不明白的是天线。天线的功能当然是接受电磁波信号（收音机），或产生电磁波信号（发射机）。但是，天线为什麽能接受和发射? 通俗无线电书籍上就语焉不详了。语焉不详还不要紧，就怕误导。

有的书籍，在天线之上画上几条曲线。其形状就像小人书里武侠们身后的螺旋状曲线，表示武侠们翻几个筋斗, 驾着云就来了，或走了。用武侠的来去比喻电磁波的来去，当然是100% 误导。

有的书较认真，多说了几句：天线杆上有电荷，也有电流，可以产生电场和磁场，电磁波就是由电场和磁场构成的。这有道理。

好，那我们也来认真一下。杆状天线上的电流是沿杆方向的，所以磁力线应是围绕天线杆的圆环，即磁力线垂直于天线杆，这在许多书上都有。又，天线上如有电荷，应是沿天线杆方向分布的，它们的电力线应是是垂直于天线杆，沿径向方向的，这在许多书上也有。这样，天线杆外的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很好，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就是处处相互垂直的。书上又说，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垂直于电场及磁场。这样，天线外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应是平行于天线杆的。亦即，沿杆向上，或沿杆向下。

这个推论只基于四个垂直关系：磁场与天线杆垂直；电场与天线杆垂直；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电磁波传播方向与电场磁场二者垂直。这在很多普及读物上都有，不需要任何中学以上的知识。

如果电磁波真是沿天线杆方向发射，杆状天线就应指向接受者所在的方向。

这个结论显然不对。四中西边的官园里，就有高大的杆状天线，指向天空。难道它的目的是发射给天上的接受者？当时（1949年），还没有人上太空，连飞机都很少。

我业余无线电小组的成员决定去清华大学电机系去请教。当时，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声望，在北京的中学生里，绝对是排名第一的，超过物理系。许多同学的大学目标是清华电机系。

无线电小组中，五六个有自行车的成员，找了一个好天，结伴直奔清华园。当时的北京城外（即如今二环以外）极少公共汽车，也没有像样的柏油路面。北京城里的学生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少有清华和燕京的学生参加，就因为进城交通不便。

电机系并不重视我们访问。也难怪，几个中学生嘛，懂什麽？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教师，也许只是个研究生。接待者的专长大概是电路。他总是用电路来解释电磁波，一直不提电场磁场。好像电磁波与电场磁场无关。他说，天线是个开放电路，所以能把电磁波发射出去。这种解释，甚至说不清“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是否有错，错在那里。有点糊弄人，似是而非。不算100% 误导，就算99.9% 吧。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到了高一第二学期，无线电的玩儿兴顿然消失，我最终退出了无线电小组。

高二开始有物理课，讲课教师是四中的镇校之宝——张子谔老师。张老师的课，生动，有趣。说到雷电的时候，张老师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学屈原。正在公演的郭沫若的话剧“屈原”里，有名的“雷电颂”一场，是屈原在雷电交加时指天发誓：“电啊！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很多同学喜欢用歇斯底里腔调朗诵。教室里一片“劈呀” “劈呀”。

幸好，屈原最终没有被劈到。张老师说那是因为屈原命大。命不够大的人，千万别在打雷时指天发誓，少跟雷电逗着玩儿。

雷击问题，很像天线问题。天线收到电磁波信号，就如同电磁波信号“劈”到了 天线。雷电交加时，收音机嘎嘎乱响，那就是闪电发射的电磁波在“劈” 天线。

那末，发射机呢？似乎应当反过来，是天线主动在“劈”。“劈”谁？谁被“劈”？如果屈原拿着一台无线电发射机指天发誓，在雷雨交加时，发射机天线是不是会多“劈”出点电磁波？我没敢去问。张老师是长辈，威望太高，有点令人望而生畏。

高二代数课老师是王景鹤，年轻，随和，风趣，不修边幅，安徽人，口音不重，和学生混得很熟。得知王老师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的，我就到他的单身宿舍问他天线如何发射，也谈到高一时的清华之行。王老师听后哈哈大笑：“你们是跑错了衙门，这种问题，你们应当去找物理系。”他还说，清华物理系的教授，很多是从西南联大回来的，他认识。

王景鹤老师告诉我：“你说的‘垂直-垂直-垂直-垂直’关系都对，天线周围是有你说的那种电磁场，不过，那种电磁场不是电磁波。电磁波里的电场是由振荡的磁场产生的，而磁场又是由振荡的电场产生的。‘垂直-垂直-垂直-垂直’电磁场是所谓的静场，或近场。不存在沿着天线杆向上或向下发射的电磁波。”这一段话，简单否定了“官园天线”的目标是太空人。

王老师又说：“杆状天线周围的电场不仅有你说的垂直于天线杆的电场，而且有平行于天线杆的电场。”第一次听到！

“如果电荷有加速度，电信号的传播速度有限（不是无限），就会产生平行于天线杆的电场。” ——为——什——麽？

王老师拿出一张纸，画上一条直线：“如果这是一条绳子，你握住一端，另一端拴在树干上，拉紧，绳子是直的，同你竖直的身体垂直。绳子相当于静场。

“如果你的手突然上提，或上下晃一晃，绳子上会有一段打弯。”王老师画了一个弯。

“打弯的的一段绳子，并不同你的身体垂直，它有平行于你身体的分量。打弯的一段不是静止的，它会从你的手的一端，一直跑到树干。绳子拉得愈紧，‘打弯’跑得愈快。”这不难懂，找一条长绳，再找一棵树，就容易验证。

“如果绳子很长，打弯的一段一直在向外传播，同你彻底脱离关系。这就是‘发射’

“再，如果绳子被拉得无限紧，绳子永远是直的，不会打弯，因为这种绳子上的信号传播速度是无限大。实际上，绳子不可能被拉得无限紧。拉得太紧，绳子早就断了。但是，物理就是要思考极端情况，才容易弄明白。”

“物理就是要思考极端情况，才容易弄明白。”有道理。

绳子相当于电力线，“手突然上提”或“上下晃一晃”（振荡一下）相当于天线中电荷的加速运动。如果电信号沿电力线传播速度有限（绳子不是被无限拉紧），就一定有一段电力线“打弯”，不再同你的身体垂直，而有平行分量，它向外传播。这就是“有加速度的电荷会发射电磁波”的原因。

“所以，发射电磁波是由于天线中（或闪电中）的加速运动电荷‘劈’到了天线周围的静场或近场，产生了电磁波的电场和磁场。”

后来知道，以绳子“打弯”（或称kink）说明电磁波的产生和传播，是汤姆孙（J.J.Thomson，英）首创的。他注意到电力线的一些性质类似于被拉紧（不是无限紧）的绳子。加速运动电荷会使电荷本身的静场（近场）的电力线打弯，产生了电磁波 [1]。电荷周围的静电场，永远跟着电荷走。所以，只要电荷有加速运动，就会“劈”到电场，发射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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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几段有关电磁波的历史。

1865年，麦克斯韦（J. Maxwell，苏格兰）建立了电磁学的基本方程后，预言有电磁波存在。

直到二十年后，1886年，才有赫兹（H. Hertz，德）证实电磁波的存在。赫兹证明，人造的放电（实验室里的的闪电），能发射电磁波。据传，当时有人问赫兹，你这个发明有什麽用？他说，没什麽用，除了在表演时，会令在场仕女们惊奇和尖叫。

又过了十年，马可尼（G. Marconi，意）开始建造天线，愈造愈大，逐步证实，电磁波信号可以传递数十，数百，上千公里。他创建了第一个商用无线电报公司。这是电磁波实用之始，其势头至今未减。

天线一词（Antenna，意为昆虫的触角）可能就是马可尼等首用的。

尽管如此，直到那时，为什麽放电（或闪电，或天线）能发射电磁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马可尼设计天线，还是用经验公式，如马可尼律：电磁波的有效传播距离正比于杆状天线高度的平方。

1898 - 1900年，A. Lienard（法）和E. Wiechart （德）前后独立地得到了完整的运动电荷的电磁场解。 Lienard - Wiechart （L-W） 公式严格分清了与加速度无关的近场（“垂直”场），和加速度产生的辐射场（电磁波）。

L-W 公式为电荷电流发射电磁波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可尼律等不过是它的推论。 L - W 公式的计算过程很繁复，不易普及（不过，早在60年代，费曼在他称之为“普及水平”的物理中，已开始用L - W公式解释电磁波了 [2]）。

1903年，汤姆孙在耶鲁大学作演讲时，用电力线的打弯说明加速电荷如何发射电磁波。“打弯”图像不但能正确地区分近场和辐射场，也能证明近场不参与能量传输，而辐射场携带能量。J.J. Thomson的“打弯”图像甚至还可以部分地得到L - W公式 [3]。所以，“打弯”解释虽然简洁易懂，但不失严谨有效 [3]。这远远不是“开放LC电路产生电磁波”的说法所能比的。

以下一项，也容易查实：1949年，在清华园里误导我们的“开放电路”说，迄今仍流传于一些中文的百科网站，甚至高中教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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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景鹤老师还借给我一些通俗的量子论读物，其中介绍原子是如何产生辐射的，即如何发光，发X-射线等等，原子没有天线，也没有LC 回路，但与天线发射电磁波有相通的道理，都是由于电荷的加速运动。

上大学后，我还回四中看望过王景鹤老师。他同我在北大的第一位物理老师——黄昆教授——在西南联大是同学，他们讲起物理来，有一种类似的“味道”。

西南联大之后，黄先生远赴英伦留学，1950年回国。王老师则过海去台北教中学，1949年回大陆。

肃反运动后，再去四中，就没有见到王老师了。因台湾一段历史，王老师被当局怀疑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离开了四中。数年之后，又听说，王老师已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教数学了。

不过，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不知他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风趣，潇洒和智睿……

从四中出来的人不少，回忆文章也很多，但很少提到王景鹤老师。我曾受惠于王景鹤老师，特别忘不掉他的一条绳子的启蒙。故草此文以记之。

[1] J.J.Thomson, Electricity and matt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4）.
[2] R. Feymann, Lectures on Physics (CIT，1963).
[3] J. Tessman，1967,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35, 523; H. Padmanabhan, ibid, 2009, 77, 151.
2012， Tucson

严家祺：数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兼谈数学的五大特征

三年前，我们五十年前同时进入大学数学系的同学，除了很少几个人外，几乎都从各地赶到北京中关村参加聚会了。我当时住在纽约，加上某一原因（注：因当时短文发给国内一些同学，未提“六四”），没有能参加聚会。为此，写了一篇短文《数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发给同学。

当时数学系在学校中是11系，我们都是一九五九年入学的学生，所以称为“5911班”。我们系的全称是“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系”。当时学校里有一台电子计算机，有几间房子大，进入“机房”要像医生一样穿“白大褂”。我学的专业是“数学物理”，下面还分“专门组”，我选择的是“基本粒子专门组”。

大学留下的印象

大学时代离今天已有半个世纪了，许多事都忘记了。但还记得几件事。一是“吃饭”，一九五九年的北京，在大学的食堂中是不限量随便吃的，我们饭量都很大，许多人一餐要吃五个大馒头。到一九六0年初，全国开始进入饥荒，我们也开始“定量”吃饭。

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们学校里，政治上十分“宽松”，经常看外国电影，许多同学都唱外国名歌，我就是在那时学会唱《美丽的梭罗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每到每月一日，我们宿舍的同学一起到商店，凭“糖果票”可以买到半斤糖，因为饥饿，大多数同学都在一天中吃完半斤糖。不过，我们学校里学习风气非常浓，阅览室有许多公共图书，大家都去抢座位，几乎没有空位置。我在阅览室里，就把一本《数学习题集》的上千道题都做了一篇。

在那样的环境中，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大礼堂听政治方面报告，想的还是数学问题。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我们的校长郭沫若访问缅甸印尼回来，对我们学生讲话时，创作了一首诗：“印尼三千岛，缅甸百万塔，倒倒倒倒倒，塌塌塌塌塌。”我这才知道原来缅甸有许许多多宝塔。

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我所在的“基本粒子专门组”只有十多个学生。张宗燧教授教我们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场论。使我惊奇的是，学了一个学期的热力学，到五年级时，到张宗燧教授的“油印讲义”中，用两页纸的数学公式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经张宗燧用几个数学公式一讲，简单明白，五十年後的今天，我都可以正确地讲清楚“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除了张宗燧教授外，我还深受关肇直教授的影响。关肇直教过我们“5911班”所有同学“高等数学”，我还跟关肇直学过“泛函分析”等课程。关肇直教授兢兢业业教我们多年，我们每一位同学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不过，关肇直与张宗燧不同，讲数学，经常联系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大饥荒”大过去，我们吃得好些了，也不感到饥饿了，这时，学校里政治上“宽松”的时期就告结束。当时经常要我们学习“反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我觉得被批评的“修正主义”中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从进大学一天开始，我接受的“科学”训练，使我知道，科学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修正主义”。当旧的科学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时，科学家要做到只有一件事，就是修正旧理论，提出新的“假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我当时对中国许多事情想不通，我相信，科学可以作出正确的解释。但这个“科学”不是数学物理，而是社会科学。一九六四年五月，我们数学系的同学，只有我一人选择考“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大学毕业後，同学们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数学所、原子能所等研究所，我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研究生”。张宗燧教授对我放弃“基本粒子物理”而投身“哲学”，感到十分遗憾。张宗燧是张东荪的儿子，“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在同学们二00九年聚会的信件《数学对我一生的影响》中说：“我回顾自己一生，感到与关肇直老师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园区，关肇直是一棵大树。我们5911班的同学是这棵大树上的分枝。5911班的同学，五十年来，在数学、系统科学、计算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中作出了许多杰出的成就，成为关肇直大树上的又大又强的枝杆，我却只是关肇直大树上一枝细弱的社会科学‘分枝’。关肇直老师在科大的教学中，用主要精力讲授数学及其在物理等学科上的应用，而用一些时间谈数学的‘辩证法’。在关肇直老师的影响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我一生的第一篇文章《谈谈”二阶图形“的辩证法》。这是一篇在”哲学“上”宣扬“”世界没有鸿沟“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把我从数学、自然科学引入了当时属于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成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到哲学所後，我发现，我的‘世界没有鸿沟’的思想，与当时‘一分为二’的‘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我在一九六四年《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仍然宣扬‘两种东西’——‘自然的东西’与‘人造的东西’找不出‘鸿沟’。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下乡‘四清’的环境中，我感到再写那种‘没有鸿沟’的文章肯定对我没有好处。我深深感到，大学学生时代的‘科学环境’与哲学所的‘学术环境’迥然不同。”当时，我读到一篇波兰科学家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的文章。英费尔德与爱因斯坦合写过一本《科学的进化》的书。英费尔德说“领悟一个出色的数学公式”会得到与“听巴哈的乐曲”一样的“感情”。而哲学家关于“世界”和“原子”的说法，让人产生“似是而非的迷醉”，“实质上都是廉价的、哄人的东西。”

张宗燧作为杰出科学家那么蔑视哲学的态度，我始终认为是正确的。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家的学说，几乎都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哄人的东西。

在大学的五年中，关肇直、张宗燧的教导使我终生难忘。五十年来，我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从大学时代形成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当我想到英费尔德对哲学中“似是而非”的“嘲笑”时，使我在哲学研究所十八年中，没有敢写出一篇“自然辩证法”的文章。在“文革”後期，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主要是我写的、与哲学无关的《能源》一书，为一九七九年“全国科学大会”的《现代科学技术简介》写了《探索和开发新能源》一章。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三大根源——材料•能源•信息》长篇文章。我怀着用“科学精神探讨政治”的决心和目标，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国家政体》一书。

我放弃数学物理专业而到哲学所当“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用科学精神研究和了解中国政治，但当时没有“政治学”这一学科，毛泽东时期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都取消了“政治学”学科。一九八0年後不久，我开始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了政治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我心里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研究政治科学，找到革除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九月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被“借调”到赵紫阳总理的“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参加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後，赵紫阳不太情愿地担任了总书记职务，我“借调”结束，回到政治学所，第二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华盛顿受到了里根总统接见。

数学的五大特征

我虽然没有把数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但数学对我有终生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数学有五大特征：

第一，数学真理没有时间性，数学中的“时间”与我们个人的“时间”、与人类社会中的“时间”不同，数学对动态过程的描述，是可以无限重覆的，而我没有参加同学们五十周年聚会，永远就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
第二，数学“主义”是“完美主义”。自然界中“球形”的东西，如太阳、地球、月球都不是绝对的“球形”，而只有数学中的“球”是完美的。
第三，数学“主义”是“应该主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现象总是以本来面目出现的，没有“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数学提供了一种“规范”，让人类制造的物品、人类的道德和行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有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数学可以帮助人去发现、寻找“规范”。
第四，数学“主义”是“简化主义”。数学的发现能把以往复杂、困难的问题一一程序化、模式化、简化。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自然界中各种“花朵的开放”都可以用一个个“超微分方程”一一显现出来，分子生物学、“化学文库技术”、“生物文库技术”、系统生物学、都将“数学化”，“每一种新材料、每一种新药物、每一种人造物种的设计”，不过是解一个个数学问题而已。
第五，数学是想象力之源。人类超越动物最重要之点是人类有“无限的想象力”，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发明家、大文豪都是想象力远远超过普通人的人，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他看到巴黎圣母院墙上的“刻痕”，想象出来的。没有想象力的人只能成为平庸的人物，大政治家是把他的想象力与现实环境作最优结合的人。

数学是探索“规范世界”的工具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都是“现实世界”。科学、宗教观念、想象、梦幻、电脑中的虚拟世界都属于“观念世界”。在这两个世界外，还有一个“规范世界”。数学就是让我们发现、了解“规范世界”的钥匙。

严格来说，数学不能归于自然科学，正像哲学不属于社会科学。科学的目标是为了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真理，而数学是为了发现“规范世界”中的真理。举例来说，“圆周率”3.14159265……，是一个无理数，它在“小数点”後的每一位数都是一定的，不是随意的，但现在用电脑还只能计算到“小数点”後的几亿亿亿位，对“圆周率”3.14159265……“小数点”後“会不会出现连续一千个9”这样的问题，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圆周率”的无限精确值既不存在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存在在“观念世界”中，而存在在“规范世界”中。

我们发现一种新元素、一颗新的星球、一种新的物种，都是在“现实世界”中的发现。而“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存在”，如一种“新药结构”、一种新的建筑或电脑设计、一种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新“物种”、一种新的金融制度，这就需要到“规范世界”中去寻找。“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是无限的，这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数学就是探索“规范世界”的工具。

在巴黎和纽约期间，我用这种探索“规范世界”的精神写了多本著作，如《联邦中国构想》（1992年，明报出版社）、《霸权论》（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普遍进化论》（2009年纽约明镜出版社）。

数学“理想主义”的作用和局限

把数学精神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数学的“完美主义”和“应该主义”就成了“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看一看世界各地的山河景色、看一看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看一看辽阔浩瀚的宇宙星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美好的。但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後，人类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也滋生了无数丑陋和罪恶。

人类社会中的最大罪恶是并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容许、纵容人性中的“恶”，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卡扎菲、金正日就是这种“恶”的代表。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金融欺诈”、马多夫之类的金融家也是“恶”的典型。人类社会中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对“理想”的追求、没有“理想主义”，人类社会就不会进步。但改造社会不同于创造发明一种新产品，社会中的传统习惯往往与制度中的“恶”交缠着一起，当少数人把一种“社会理想”强加于人时，往往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当少数人设计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行的时候，这种“理想主义”就成了“乌托邦主义”。用暴力来改造社会、建设“乌托邦世界”，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这种凭借暴力的“乌托邦革命”给俄国、东欧、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然而，一个社会没有理想、没有远景，这个社会就不能进步。“理想”是人类社会的“突变基因”，而这个“理想”不能在数学中寻找，而应当用“数学精神”在现实的社会中寻找。

中国和全世界都需要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去扫除形形色色的腐败、黑暗现象和改变坏的制度。

（写于 2011-12-20 于Florida ）

王令隽：爱因斯坦宇宙模型与“近小远大”说

我在“宇宙时空是弯曲的吗？”一文中谈到，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和短程线方程都不意味著时空的弯曲，而仅仅是运动轨迹和等位面的弯曲。要使空间弯曲，还必须加入新的假设。当然，我这里已经无形中上了当，说“要使空间弯曲”，好像“我们”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使平坦的空间弯曲似的。我承认我没有这个能耐，但是许多宇宙学家们却宣称他们有这个能耐，只要在草稿纸上玩点数学，就可以把我们的平坦空间弄成一个弯曲的“三维超球面”。这名字聼起来怪吓人的，尤其是吓唬“外行”特别有效。我想在本文介绍一下这个概念。有的朋友以为空间的弯曲是用黎曼几何严格推导出来的。这完全是误解。黎曼几何绝对推导不出空间的弯曲，正如球面坐标推导不出空间的弯曲一样。空间的弯曲是爱因斯坦假定出来的。请读者诸君放心，您不必懂黎曼几何就可以明白这种“三维超球面”到底是什么不可泄漏的天机。我想在本文用一点立体几何中曲面的基本知识使大家对弯曲空间是如何被假定出来的数学操作做一个介绍。各位如果能到找一个便宜的地球仪，或者到玩具店买一个便宜的塑料球摆在旁边比划，可能就更容易理解。

一。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宇宙有限

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以后，试图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宇宙学上，建立一个宇宙模型。他一开始就碰倒几个困难。首先是方程式太复杂，没法玩。爱因斯坦场方程是一个二阶四维对称张量方程，实际上是由十个二阶偏微分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没有任何人能解这样的方程。如果简单是最美的数学美，那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美丽在下实在不敢恭维。爱因斯坦于是作了两条简单化假定：首先，假定引力场是均匀的各向同性的；第二，引力场不随时闲改变（稳定场）。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之所以一定要坚持宇宙是均匀的各向同性的，苦衷就在这里。一旦背离均匀各向同性假定，就索性别玩了。第二条简单性假定使我们在讨论空间弯曲时可以不必考虑时间。
简单化的问题是解决了，下一个问题是曲率问题。因为爱因斯坦认为只有时空的弯曲才会产生引力，所以他觉得空间应该是弯曲的。我们的三维空间是平坦的。如果朋友们瞧不起欧几里得几何，不妨用黎曼几何计算一下三维空间的曲率张量常数，就知道三维空间的曲率为零。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首先假定宇宙是有穷的，即宇宙的半径不能超过某一常数值R。通常这种限定条件可以表述成一个不等式：r < R. 此处小写的 r 表示宇宙中任何一点离宇宙中心的距离，是一个变量。可是爱因斯坦有不喜欢这种不等式条件。他人为地引入一维外加的空间坐标w，使空间变成四维的（x,y,z,w），并假定宇宙空间是这个四维的欧几里得空间中的一个三维超球面。这个超球面的半径等于R，也就是宇宙的极限半径。 一个球面上的任何一点离球心的距离都不能超过R，所以整个宇宙也就是有限的了。对于这种“四维空间中的三维超球面”，一般人不太习惯，需要一点数学抽象思维来把握。为了把这个概念解释得浅显一些，我们将维数缩小，考虑“三维空间中的二维超球面”。并借助于一个地球仪来进行说明。这种“三维空间中的二维超球面”是“四维空间中的三维超球面”的一个特殊情形。比如说，如果我们只考虑极角为90度的子空间（z=0），那末我们的物理空间就只剩下两维，加上爱因斯坦假想的w坐标，就成了三维。这个神秘的w坐标是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人能说得出它的物理意义。教科书中一般称之为“外加自由度”（extra degree of freedom）。如果根据其功能来取名，我觉得叫“空间弯曲素”或“空间弯曲丹”比较贴切。

现在我们设想我们是一个生活在二维宇宙空间（x,y）的二维动物。如果这个二维空间是平坦的，那就是X-Y平面，而我们则是一些无限扁的二维动物。如果你要给宇宙设定界限，就画地为牢，不准这些二维动物们越过某一个圆圈，即是说，r < R. 可是爱因斯坦不喜欢这种周文王的监狱。他给宇宙设立的牢房比较牢靠，不是一个X-Y平面上的圆圈，而是一个X-Y-W三维空间中的球面：r = R. 这样，我们的住房和可爱的牛羊就都住在这个“二维超球面”上，而不是一个半径为R的圆盘了。这个“超球面”的半径是有限的，所以爱因斯坦的宇宙是有限的。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我们本来是在陆地上争荣辱的动物，经过爱因斯坦加入一维W空间的数学变换, 一下子就变到了苍天的圆盖上面。如果你原来住在陆地上某一地方的坐标是（x,y），从你家竖起一根垂直的竹杆子一直通到天上，碰到圆盖，那就是您在天上的新地址，竹杆子的长度就是w 坐标。x,y,w 坐标与半径之间的关系服从勾股定理。所以爱因斯坦的“二维超球面”是一种把二维的平面圆变到球面的映射。由现实的空间坐标加上爱因斯坦假想的W坐标组成的本底坐标系统叫本底空间。本底空间是平坦的，服从欧几里得几何。“超球面”是弯曲的，服从黎曼几何。“超球面”的维数低于本底空间的维数。

二。空间的重叠 — 非一一映射的结果

爱因斯坦一人得道，亿万人民鸡犬升天，倒也可能是好事。只是这里有一些麻烦。爱因斯坦要求的是我们不但得升天，还得下地。因为这种数学变换不是一一对应的变换。每一个(x,y)坐标在超球面上对应两个点，一个在天上(x,y,w)，一个在地下(x,y,-w)。您如果有一个地球仪在旁边，可以把地球仪的表面权当这个超球面，而原本的二维平坦有限的(x,y)空间就是沿着赤道与球面相交的园平面。在这个园内的任何一点都对应于超球面上两点。这两点的(x,y)坐标相同，但是w坐标正负相反。这一现象推广到四维空间中的三维超球面也是一样。每一个我们现实的三维平坦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对应着“三维超球面”上的两个点。这两个点的(x,y,z)坐标相同，但是w坐标符号相反。所以这种映射不是一一对应的同构映射。那我们到底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下呢，还是既在天上又在地下呢？
我们不可能既在天上又在地下。即使你把天上的我当着灵，地下的我当作魂，这灵与魂隔的也太远了。所以，非一一对应的映射迟早要对发生在现实空间中某一时间和空间坐标的特定事件所对应的“三维超球面”上的两个点的物理意义作出解释。这将是一个理论上的定时炸弹。同一个时空点对应于两个数学坐标的逻辑背理，我在“现代宇宙学的基本问题与DET理论”中讨论多重宇宙问题时已经分析过，兹不赘述。

三。有限无边 – 超球面的卖点

朋友们可能会说，非一一对应的问题容易解决，只要规定宇宙为半个超球面不就得了吗？比如球面坐标的方位角的主值是0到360度，就避免了空间的重复。这当然可以，只是这样一来，赤道就变成了宇宙的边界了，而爱因斯坦是不喜欢边界的。一承认边界，人们就会追问：宇宙的边界以外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像站在山海关的老龙头观东海，还是像站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观南海？
爱因斯坦选择了保留整个超球面，这样所谓的“赤道”就不是边界了。结果，爱因斯坦就给了我们一个有限但没有边界的宇宙。有限，因为这超球面的半径不能超过R；无边，因为球面是一个封闭的光滑曲面，跨越球面上任何一条曲线都没有离开球面，因而不是“边界”。这就实现了“宇宙有限而无边”的奇迹。你也不能再问“宇宙边界以外是什么”这样的异端问题了。
那如何解释对应于现实空间中的任何一点，超球面上有两个点呢？这两个点的（x,y,z）坐标相同，是不是意味着在宇宙空间上是同一个点呢？爱因斯坦说不是。这两个点是宇宙空间中的不同的两个位置，其距离为连接这两点的球面上的大圆（短程线）的弧长。
不妨假定我们的家在北极，（x,y,w）坐标为（0,0,R）。我们的x和y坐标值都等于0，而w坐标值等于R。离我们最远的地方是南极，坐标为（0,0,-R）。最远点离我们的距离不是超球面的直径，而是半个大圆的弧长，等于宇宙的半径乘与圆周率。所以，如果您以为派人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走入宇宙深处，一直走到最远处，他们最后会碰到一个很大的球面，那您就错了。在超球面上，他们最后会走到一点。离我们最远的宇宙深处不是一个球面而是一个点。可是按照经典的算法，这一点离我们的距离等于零，因为宇宙空间的距离由（x,y,z） 决定。只要两个点的（x,y,z）坐标一样，这两点的距离就为零。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情况：第一，w坐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学符号了，它已经被赋予了和（x,y,z）坐标一样的物理意义了。第二，这种“超球面”和经典的物理已经完全脱节了。经典物理中空间上重叠的两点，在爱因斯坦的“三维超球面”理论中却是距离最远的两点。
如果您离开太阳系往宇宙纵深走去，走到一个地方，其（x,y）坐标已不为零。在超球面的下半球有一个点的（x,y）坐标与这个相同。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上半球上的点离我们近，下半球上的点离我们远。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称上半球为“近半球”，称下半球为“远半球”。
您可能要问为什么距离要这样算？怎么可以随便赋予w坐标这种功能？答案是：这是信仰。爱因斯坦认为，在没有时间坐标的情况下（时间固定），宇宙空间的长度应该由超球面上的短程线来量度，而不是本底空间的直线距离。这种信仰本身的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谈,以免跑题。让我们姑且根据这种信仰的精神演绎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神迹。

[注] 如果把时间坐标也加进来，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本底欧几里得空间总共有五维时空（包括w坐标），而现实的时空是四维赝黎曼空间，或四维赝超球面。这四维赝超球面上的短程线时空间隔是时间的量度。只有假定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时间微分间隔等于零），赝超球面上的短程线才是距离的量度。

四。光子环球旅行 – 超球面的奇迹之一

广义相对论的另一个重要假定，是光子在引力场中沿短程线行进。“假定”这个词不太好听。比较好听一点的说法是“推广”。在狭义相对论中，光线沿着直线传播。闵可夫斯基时空中的直线也是短程线。爱因斯坦于是把“光线沿闵可夫斯基时空中的短程线传播”这一狭义相对论的结果“推广”到广义相对论中，成了“在引力场中，光线沿赝黎曼时空中的短程线传播”。这样一“推广”就给人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不会感到是又一个新的假设，其成立与否似乎无需证明，成了当然的“原理”。

引力场中的短程线是什么？是有引力质量的物体的运动轨迹。光本质上是电磁波。电磁波是不服从万有引力定律的。电磁相互作用和万有引力相互作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基本力。这种“推广”理论上完全无视电磁相互作用和引力作用的本质不同，因而不是不证自明先验成立的假定。广义相对论的两大经典实验检验之一 – 引力使光线弯曲实验 – 宣称证实了 “在引力场中，光线沿赝黎曼时空中的短程线传播”的理论预言。爱丁顿这一实验结果的不可信，我在“小儿辩日辨”一文中已有分析。

不过我们为了介绍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不妨暂时根据这一假定继续演绎下去。如果光子的运动是沿着“超球面”上的短程线，那光线的轨迹就是超球面上的大圆。如果您站在家里（超球面上的极点）沿任何方向向宇宙深处射出一个光子，它都会沿着大园转一圈，最后回到家里，射到您的后脑勺。当然，如果您射出去的不是光子而是子弹，结果也一样。如果您能够活得足够长，射出去的子弹会射向宇宙深处，最后从超球面的另一边射向你的后脑勺。这种预言的现象和我们现实世界中观测到的现象完全相反。一个挣脱了地球引力和太阳系引力飞向宇宙深处的物体或光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是否相信超球面和与之相关的预言，当然取决于您的信仰。
对于这一现象，有的朋友有些误解。他们说，如果你沿着水平面方向射出一颗子弹，并且大气的阻力忽略不计，子弹的速度又大到产生等于重力的离心力，那么子弹绕地球一周以后岂不是正好从你后脑勺飞过来吗？
这些朋友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超球面上的环球飞行现象。按照“三维超球面”理论，即使您的子弹往天上射，这颗子弹最终会从地下钻出来射入您的身体。如果您往地下射，子弹在绕宇宙一圈后会从天上射入您的脑壳。

五。近小远大现象 – 超球面的另一个奇迹

三维超球面假定和光子在引力场中沿短程线轨迹假定产生了另一个奇迹：位于远半球的物体，会有一种近小远大的现象。你不妨用一个一分钱的硬币（或纽扣）当作某一天体，放在超球面的赤道上。如果这个硬币的两边的经度相差一度，那您在地球上（位于超球面的北极）的张角就是一度。因为从硬币两边出发的光子会沿着短程线（大园）传播，到达您的望远镜，这两条光线的张角就是硬币两边的经度差。现在您把硬币朝极点挪得离您近一些，到达北纬60度的地方，硬币两边的经度就会相差两度，因此您观察到的硬币的角直径就是两度，等于赤道上的硬币的角直径的两倍。一般地说，天体离您越近张角越大，看上去就越大。这就是“近大远小”的道理。当然，超球面上的这种近大远小和平坦空间中的近大远小在比例上有差别。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超球面上的近大远小，仅仅在“近半球”上成立。一旦越过“赤道”（离超球面轴线最远处），“近大远小”就反过来了，成了“近小远大”。您把硬币往“远”处移，移到南纬60度的地方，这时硬币两边的经度差也是2度。因此您观察到的这一天体的角直径也是赤道上同样天体的两倍。即是说，离您越远，看上去越大。这就是超球面上的“近小远大”现象。如果您把硬币放到南极点（宇宙的最远点），那您观察到的天体就是无穷大（角直径为360度）！
您可能会说这匪夷所思。那是因为您和在下一样，悟性不够，觉悟不高，对于w坐标和“远半球”的真实性建立不起信仰。对于悟性高有信仰的朋友来说，这种有限无边的超球面和光子环球飞行以及近小远大的预言都是深奥的，革命性的，“21世纪的现代物理学”的新观念，只有“智者”才能理解。思想跳不出19世纪经典物理学框框的人们是不可能了解的。
方励之老师在“两小儿辩日及续篇”中说：“‘远小近大’确实有实验检验。” “我们用射电源数据研究这个关 系。结果的确支持，当够红移大时，应有‘远者大而近者小“。方老师这里的“红移足够大”的意思，即是指“赤道”以外的“外半球”。方老师又说：“‘远小近大’是普世的，即在世界各地，甚至整个太阳系，都大体 适用。但是，普世不等于普适。” 把 “普世” 局限于 “世界各地，甚至整个太阳系”，是把 “普世” 大大地缩小了。即使按照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远小近大”也适用于“赤道”以上的整个“近半球”，一直到达（x,y,z）的极大值。“远小近大”不适用于“远半球”。要以此否认 “近大远小” 的普适性，您就必须确证这超球面上的“远半球”是真实的宇宙的一部分。仅仅凭一个数学变换，就可以使无穷的宇宙变为有限的宇宙，就可以使空间弯曲，就可以使这个有限的宇宙增加一倍，就可以否定科学界检验过亿万次而皆准的原理，是不是太过轻率了？
为了进一步否认“远小近大”，方老师居然在“普世”与“普适”的英文翻译上寻求证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普适性一例 – 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中，方老师说：“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方老师显然知道“ecumenical”的意思是“全基督教的”。“全基督教的”是“普世的”吗？这世界上除了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索罗亚斯特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罗马多神教，等等等等。“全基督教的”怎么就成了“普世”的呢？满世界都在说“普世价值”，难道说“普适价值”就是“全基督教的价值”？您致力于民主革命凡几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普世价值之实现，难道只是谋求全基督价值之实现？您总不至于不知道“普世价值”的英译应该是“universal values”而不是“ecumenical values”吧？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咬文嚼字折腾“普世”的英文翻译。方老师在这里说的“普世的”道理，明明是您瞧不起的“近大远小”的原理，一个欧几里得几何的常识。这和“全基督教的”挨得着边吗？您即使想贬低欧几里得几何，也没有必要硬把它往基督教义上拉吧？人们懂得“近大远小”的原理至少在欧几里以前，是公元前的事，所以在春秋时期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一常识原理。而第一次Ecumenical Council 的召开是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更晚，始于明朝的利玛窦。是不是他和徐光启通过时空穿越飞到春秋时代将几何原理教给了春秋小儿？在讨论一个基本的几何和物理原理时，在词语翻译上做文章找证据，好像有些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

六。黎曼曲面与欧几里得本底空间的关系

贬低欧几里得几何的人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懂得，黎曼几何中的一切关系的成立都依赖于一个欧几里得本底空间(embedding space)的存在。所以黎曼几何又可称为“曲面几何”，因为它研究的是这本底空间中的“曲面”上的几何关系。为什么高于二维的黎曼空间还要叫“超曲面”而不是“体”呢？因为“体”的头衔要留给黎曼曲面赖以存在的本底空间。爱因斯坦的“三维超球面”的本底空间 便是 四维欧几里得空间（x,y,z,w）。黎曼几何中的所有曲面和曲线之间的几何关系，包括矢量平移，度规联络，协变微分，短程线方程，张量变换，曲率的定义和计算等等，都取决于本底空间中欧几里得几何的成立。黎曼几何与欧几里得几何的紧密关系，不仅仅是间接的历史的传承，而且也是直接的现时的依存。不明白这个关系，就没有真正懂得黎曼几何。
N维空间中的曲面千奇百怪，不是一切曲面都能进行数学分析的。不是所有的空间曲面都是黎曼曲面。黎曼曲面只是一类几何性质特别好的不太怪的解析曲面，是空间曲面的一个子集。要取得黎曼几何的资格，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曲面必须处处光滑，没有奇点和尖角（cusp）。光滑条件的数学表述就是，过曲面上任何一点都可以有一个平面与此曲面相切（切平面与曲面的所有一阶导数相等）。如何判断平面与曲面的曲直呢？当然只有在平坦的欧几里得本底空间中才能分辨曲直。一般情况下切平面和超曲面只有在一点接触，其他部分都不在切平面上（否则切平面就不平了），所以切平面的存在也以超曲面外面存在几何空间为前提。没有全域的欧几里得本底空间和定域的无穷小的欧几里得空间，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曲线的弧长和曲面的曲率。
爱因斯坦为了把黎曼几何用到他的理论，当然必须要求他的时空满足黎曼曲面或赝黎曼曲面的光滑条件。他用物理的语言表达这一曲面的光滑条件 ，就成了“等价原理”，即是说，引力场中的自由落体坐标系是一个惯性系（闵可夫斯基时空）。广义相对论对于一个定域的闵可夫斯基度规的依赖，是数学上对欧几里得几何依赖的一种表现。
即使一个曲面符合黎曼曲面的条件，也不意味着黎曼曲面上的所有几何体（objects）都是可解析的。黎曼几何只处理一类特殊的几何体 – 张量。这些张量的变换规则或者和坐标微分的变换一样（逆变张量），或者和坐标单位矢量的变换一样（共变张量）。这些张量之间的关系（方程式）当然也就是协变的。爱因斯坦要用黎曼几何作为数学工具，把物理量当成黎曼曲面上的几何体，当然也要满足张量的协变形条件。他用物理的语言把这一数学要求称为“协变形原理”。对黎曼曲面的光滑要求和对曲面上几何体的协变形要求是黎曼几何本身的特点，不是爱因斯坦的发明。它只不过是将这两个要求用物理语言进行表述，并称之为“原理”而已。

七。有限无边问题

有了对黎曼空间赖以寄居的欧几里得本底空间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更深一步地讨论所谓“宇宙有限无边”的问题。
“宇宙是有限的但却没有边界”是大爆炸宇宙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卖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其实不过是一种数学游戏。这种游戏规则要求：1）你必须接受假定的“额外自由度”（w坐标）；2）你必须接受“远半球”是真实的宇宙空间。如果你不能接受，好像大概应该或许就说明你的悟性不够，或智商不够。
“宇宙是有限的但却没有边界”的概念对大爆炸宇宙学界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挡住了“宇宙如果有限，那么在宇宙的边界以外是怎么样的情形呢”这样的讨厌问题。你看，三维超球面上根本就没有边界，赤道（x,y,z空间坐标离我们最远的地方）不是边界。赤道那边是和江南塞北一样的地方，所以“宇宙边界”问题根本就是不需要回答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有不懂非欧几何的傻帽才会问这种问题。
可是，令这些数学家们头痛的是，这种“超球面上有边无界”的概念实际上把“宇宙边界”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既然爱因斯坦给强加的w坐标赋予了和三维实际空间坐标同等的意义以使“远半球”具有“近半球”同样的实质，那也就赋予了整个四维本底空间（x,y,z,w, 不包括时间）以同样的实质意义。人们就不仅要问：这三维超球面的里面和外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其实就是基本上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一个二维球面。这个球面的里面有金子宝石煤炭石油，更深処有火热的岩浆。地球的外面有日月星辰，银汉宇宙。那么，“三维超球面”的里面和外面是什么呢？
之所以说“宇宙外面是什么”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是因为以前的 “宇宙边界外面是什么”的问题还可以搪塞。你可以说宇宙边界远在150 亿光年以外，你要是到了那里说不定就知道边界外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一旦把三维欧几里得空间变成了三维超球面以后，就无法这样搪塞了，因为我们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在这个三维超球面上，都与这个超球面的里面和外面直接接触。而且，与我们的空间点邻近的球面外或球面内的任何一点，哪怕离我们只有无穷小的距离，都是在我们的宇宙之外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跑到150 亿光年以外的“宇宙边界”，只要在家门口或任何一个实验室，咖啡馆，舞厅，都应该能够观察到宇宙外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也看不到。因为这四维空间根本就不存在，w坐标根本就是数学家的把戏。
大爆炸宇宙学家们有不同的辩说。他们说，我们的经验只是三维空间的，不可能知道四维空间的事情。可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就能够知道呢？整个科学界都无法测量到的，全人类没有人能感觉到的“额外自由度”w坐标，为甚么爱因斯坦居然就发现了，而且清楚地知道包括w坐标的四维本底空间是平坦的欧几里得空间呢？w坐标既然有如此大的神通，能够把整个三维的立体宇宙弯曲到一个有限的超球面上，那它的存在为什么这么难测量？ 三维超球面里面至少有一点是存在的，那就是包括w坐标的四维空间的原点，因为爱因斯坦的宇宙半径，也就是三维超球面的半径，就是从这一原点计算的，并且是按照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勾股定理计算的。从原点到三维超球面的空间也应该是存在的，否则你怎么知道这空间是欧几里得平坦空间而不是黎曼空间？空间不存在如何计算半径的长度？如果在没有任何实验事实证明第四维空间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凭空假设增加一维空间，用数学强行将一个为无数经验证明是平坦的三维空间变成有限的三维超球面，那您有什么理由确信包括w坐标的四维空间就是平坦的？为什么不能说（x,y,z,w）仅仅是一个n+3维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四维超球面”，而我们的平坦三维空间仅仅是这“四维超球面”上的“三维超曲线”呢？
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中解脱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脱离了神祕主义。科学认为大自然是可以认知的。本质上和原理上不可知的东西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科学不把先验的原理和信仰作为认识的源泉。知识的来源是客观的大自然。大爆炸理论越来越表现出神学的神祕主义性质：这些理论家们认为高维空间本质上是人们不可知的，不可经验的。他们的论调越来越像星相学家和神学家。有的朋友试图对“三维超球面”找到哲学和认识论的根据：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经验局限于三维空间，所以人的智能不足以认识更高层次的，更深奥的道理？
科学当然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但是科学的发展不是罔顾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的空想，幻想，玄想和瞎想。现实空间的三个自由度是经过了整个科学发展史无穷次的普遍检验的铁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学坐标符号。数学上的希尔伯特空间维数可以多到无穷，但是物理的空间只有三维。人为地加入一维不存在的物理空间，将颠覆经典科学的全部体系，将科学变质为星象学和神学。事实上，大爆炸宇宙学的逻辑腔调和神学腔调如出一辙，离科学逻辑则越来越远。大爆炸理论所赖以生存的高维空间的理论也得到了星象学家和神学家的热烈支持和广泛引用。有人说，具有特异功能的大师之所以能够穿墙而过，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高维空间而到达墙的另一边而不必要穿破墙壁。还有人说，造物主之所以无处不在，但谁也看不到他，是因为他存在于高维空间。所以，世界上似乎只有几种人可以感知认知甚至到达高维空间：大爆炸宇宙学家，神学家和具有特异功能者。
有了爱因斯坦任意增加空间维数的先例以后，后人把物理学变成数学游戏的趋势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超弦理论的空间高达26维，并且这人为的高维空间会在宇宙创生以后10的负43秒钟以后被关闭。（且莫管谁来负责关闭高维空间的工作，需要多少时间完成任务。）霍金认为时间是两维的，一维实时间，一维虚时间，而且虚时间比实时间更为实在。霍金在这里创造的，是一个数学创世纪，只不过霍金的本事比全能的上帝要大不知多少个数量级。按照几千年前犹太人的创世理论，上帝花了七天才创造了一个世界（基本上只是太阳系）。而按照霍金的量子泡沫理论，从我们空间中每一个立方厘米的体积中每秒钟会产生10的143次方个宇宙，而且这种过程现在还一直在继续。读者诸君知道您在读我的这篇拙文的十几分钟内，有多少个宇宙从您的眼珠子里爆炸出去了吗？如果您没有感觉的话，恕在下直言：您和我差不多平庸，智商不足以了解“现代宇宙学”。

九。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失败

就连大爆炸宇宙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是失败的。可是他人为地强加一个w坐标将现实的三维空间变成一个（x,y,z,w）欧几里得空间中的三维超曲面的操作和宇宙均匀各向同性的假定却一直被大爆炸宇宙学家们继承下来。这样的宇宙空间的度规叫做“罗伯特逊-沃尔克度规”（Robertson-Walker Metric）。只是现在时兴的w坐标已经蜕化变质了。爱因斯坦的w坐标是实数，所以才可以使宇宙封闭，才可以产生“近小远大”的奇迹。可是现在大爆炸宇宙学界的“主流理论”的宇宙是开放的，所以w坐标就可以是虚数。2011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超远新星红移的实验测量。如果还用多谱勒效应解释红移，则对开放宇宙模型提供支持。看来封闭宇宙模型是不太走运了。据方励之老师披露：“我们用射电源数据研究这个关系。结果的确支持，当够红移大时，应有‘远者大而近者小’。１９７７年，Ｎａｔｕｒｅ上报导了ＵＳＴＣ的研究结果。美国国家射 电天文台台长Ｋ．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告诉我们，他对这问题也有兴趣，正在观测更多的射电源以检验。１９９３年，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用新得到８１个射电源数 据，画了一张图，清楚地显示出，红移大于１后，远者渐大。”这位射电天文台台长现在也许要把他的“宇宙学超级市场”的门面重新装修一番，货价上的货物似乎也该换一换了。

Why the World Needs America

Foreign-policy pundits increasingly argue that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could thrive without U.S. predominance. If this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writes Robert Kagan, that's because it is.

By ROBERT KAGAN

History shows that world orders, including our own, are transient. They rise and fall, and the institutions they erect, the beliefs and "norms" that guide them, the economic systems they support—they rise and fall, too.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rought an end not just to Roman rule but to Roman government and law and to an entire economic system stretching from Northern Europe to North Africa. Culture, the arts, even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set back for centuries.

Many of us take for granted how the world looks today. But it might look a lot different without America at the top.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Robert Kagan talks with Washington bureau chief Jerry Seib about his new book, "The World America Made," and whether a U.S. decline is inevitable.

Modern history has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After the Napoleonic Wars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control of the seas and the balance of great powers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provided relativ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Prosperity grew, personal freedoms expanded, and the world was knit more closely together by revolutions in commerc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the age of settled peace and advancing liberalism—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pproaching its pinnacle—collapsed into an age of hyper-nationalism, despotism and economic calamity. The once-promising spread of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halted and then reversed course, leaving a handful of outnumbered and besieged democracies living nervously in the shadow of fascist and totalitarian neighbors. The collapse of the British and European orders in the 20th century did not produce a new dark age—though if Nazi Germany and imperial Japan had prevailed, it might have—but the horrific conflict that it produced was, in its own way, just as devast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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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avy

If the U.S. is unable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on the high seas, would other nations fill in the gaps? On board the USS Germantow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uesday.

Would the end of the present American-dominated order have less dire consequences? A surprising number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nd policy makers greet the prospect with equanimity. There is a general sense that the end of the era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if and when it comes, need not mean the end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its widespread freedom, unprecedented global prosperity (even amid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and absence of war among the great powers.

American power may diminish,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G. John Ikenberry argues, but "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The commentator Fareed Zakaria believes that even as the balance shifts against the U.S., rising powers lik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liv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re are element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Republicans who call for retrenchment, Democrats who put their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who don't imagine that a "post-American world"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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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3rd Class Kenneth Abbate

The Nimitz-class aircraft carrier USS John C. Stennis transits the Pacific Ocean.

If all of this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is. The present world order was largely shaped by American power and reflects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If the balance of power shifts in the direction of other nations, the world order will change to suit their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Nor can we assume that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would agree on the benefits of preserving the present order, or have the capacity to preserve it, even if they wanted to.

Take the issue of democracy.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world has favore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In a genuinely post-American world, the balance would shift toward the great-power autocracies. Both Beijing and Moscow already protect dictators like Syria's Bashar al-Assad. If they gain greater relative influence in the future, we will see few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more autocrats hanging on to power. The balance in a new, multipolar world might be more favorable to democracy if some of the rising democracies—Brazil, India, Turkey, South Africa—picked up the slack from a declining U.S. Yet not all of them have the desire or the capacity to do it.

What about the economic order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People assume that China and other rising powers that have benefited so much from the present system would have a stake in preserving it. They wouldn't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A Romney Adviser Read by Democrats

Robert Kagan's new book, "The World America Made," is finding an eager readership in the nation's capital, among prominent members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round the time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Jan. 24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ashington was abuzz with reports that the president had discussed a portion of the book with a group of news anchors.
Mr. Kagan serves on the Foreign Policy Advisory Board of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but more notably, in this election season, he is a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Mitt Romney.
The president's speech touched upon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America is in decline, a central theme of Mr. Kagan's book. "America is back," he declared, referring to a range of recent U.S. actions on the world stage. "Anyone who tells you otherwise, anyone who tells you that America is in decline or that our influence has waned,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he continued. "America remains the one indispensable nation in world affairs—and as long as I'm president, I intend to keep it that way."
Says Mr. Kagan: "No president wants to preside over American decline, and it's good to see him repudiate the idea that his policy is built on the idea that American influence must fade."

Unfortunately,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help themselves. The creation and survival of a liberal economic order has depended, historically, on great powers that are both willing and able to support open trade and free markets, often with naval power. If a declining America is unable to maintain its long-standing hegemony on the high seas, would other nations take on the burdens and the expense of sustaining navies to fill in the gaps?

Even if they did, would this produce an open global commons—or rising tension? China and India are building bigger navies, but the result so far has been greater competition, not greater security. As Mohan Malik has noted in this newspaper, their "maritime rivalry could spill into the open in a decade or two," when India deploys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China deploys one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move from American-dominated oceans to collective policing by several great powers could be a recipe fo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rather than for a liberal economic order.

And do the Chinese really value an open economic system? The Chinese economy soon may become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but it will be far from the richest. Its size is a product of the country's enormous population, but in per capita terms, China remains relatively poor.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 have a per capita GDP of over $40,000. China's is a little over $4,000, putting it at the same level as Angola, Algeria and Belize. Even if optimistic forecasts are correct, China's per capita GDP by 2030 would still only be half that of the U.S., putting it roughly where Slovenia and Greece are today.

Getty Image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Multipolar system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neither particularly stable nor particularly peaceful. Nearly a halfmillion combatants died in the Crimean War (depicted in "The Taking of Malakoff" by Horace Vernet, pictured here.)

As Arvind Subramanian and other economists have pointed out, this will make for a historically unique situation. In the past, the largest and most domin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also been the richest. Nations whose peoples are such obvious winners in a relatively unfettered economic system have less temptation to pursu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and have more of an incentive to keep the system open.

China's leaders, presiding over a poorer and still developing country, may prove less willing to open their economy. They have already begun closing some sectors to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are likely to close others in the future. Even optimists like Mr. Subramanian believe that the liberal economic order will require "some insurance" against a scenario in which "China exercises its dominance by either reversing its previous policies or failing to open areas of the economy that are now highly protected." American economic dominance has been welcomed by much of the world because, like the mobster Hyman Roth in "The Godfather," the U.S. has always made money for its partners. Chinese economic dominance may get a different reception.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China's form of capitalism is heavily dominated by the state,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preserving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nlike the era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re-eminence, when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s were dominated largely by private individuals or companies, China's system is more like the mercantilist arrangements of previous centuries. The government amasses wealth in order to secure its continued rule and to pay for armies and navies to compet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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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ger Collection

Increasing tension and competition saw its climax in World War I (U.S. troops in France, 1918, pictured here).

Although the Chinese have been beneficiaries of an op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y could end up undermining it simply because, as an autocratic society, their priority is to preserve the state's control of wealth and the power that it brings. They might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because they can't figure out how to keep both it and themselves alive.

Finally, what about the long peace that has held among the great powers for the better part of six decades? Would it survive in a post-American world?

Most commentators who welcome this scenario imagine that American predominance would be replaced by some kind of multipolar harmony. But multipolar system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neither particularly stable nor particularly peaceful. Rough parity among powerful nations is a source of uncertainty that leads to miscalculation. Conflicts erupt as a result of fluctuations in the delicate power equation.

War among the great powers was a common, if not constant, occurrence in the long periods of multipolarity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culminating in the series of enormously destructive Europe-wide wars that follow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nded with Napoleon's defeat in 1815.

The 19th century was notable for two stretches of great-power peace of roughly four decades each, punctuated by major conflicts.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was a mini-world war involving well over a million Russian, French, British and Turkish troops, as well as forces from nine other nations; it produced almost a half-million dead combatants and many more wounded. I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 the two nations together fielded close to two million troops, of whom nearly a half-million were killed or wounded.

The peace that followed these conflicts was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tension and competition, numerous war scares and massive increases in armaments on both land and sea. Its climax was World War I, the most destructive and deadly conflict that mankind had known up to that point. As the political scientist Robert W. Tucker has observed, "Such stability and moderation as the balance brought rested ultimately on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War remained the essential means for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 return to multipola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ould bring greater peace and stability than it has in the past. The era of American predominance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no better recipe for great-power peace than certainty about who holds the upper hand.

President Bill Clinton left office believing that the key task for America was to "create the world we would like to live in when we are no longer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to prepare for "a time when we would have to share the stage." It is an eminently sensible-sounding proposal. But can it be done? For particularly in matters of security, the rules and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arel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 that erected them. They are like scaffolding around a building: They don't hold the building up; the building holds the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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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reat Seal/Illustration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national orderis not an evolution; it is an imposition. It will last only as long as those who favor it retain the will and capacity to defend it.

Many foreign-policy experts see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human progress, a combination of advanc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increasingly global econom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volving "norms" of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gradual but inevitable triumph of liberal democracy over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forces of change that transcend the actions of men and nations.

Americans certainly like to believe that our preferred order survives because it is right and just—not only for us but for everyone. We assume that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s the triumph of a better idea, and the victory of market capitalism is the victory of a better system, and that both are irreversible. That is why Francis Fukuyama's thesis about "the end of history" was so attractive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retains its appeal even now, after it has been discredited by events. The idea of inevitable evolution means that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o impose a decent order. It will merely happen.

But international order is not an evolution; it is an imposition. It is the domination of one vision over others—in America's case, the domination of free-market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together with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m. The present order will last only as long as those who favor it and benefit from it retain the will and capacity to defend it.

There was nothing inevitable about the world that was created after World War II. No divine providence or unfolding Hegelian dialectic required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and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ir success will outlast the powerful nations that have fought for them. Democratic progress and liberal economics have been and can be reversed and undone. The ancient democracies of Greece and the republics of Rome and Venice all fell to more powerful forces or through their own failings. The evolving liberal economic order of Europe collaps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better idea doesn't have to win just because it is a better idea. It requires great powers to champion it.

If and when American power declines, the institutions and norms that American power has supported will decline, too. Or more likely, if history is a guide, they may collapse altogether as we make a transition to another kind of world order, or to disorder. We may discover then that the U.S. was essential to keeping the present world order together and that the alternative to American power was not peace and harmony but chaos and catastrophe—which is what the world looked like right before the American order came into being.
—Mr. Kagan is a senior fellow in foreign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dapted from "The World America Made,"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Copyright © 2012 by Robert Kagan.

金满楼：让无辜者有辜：被刻意掩蔽的辛亥屠戮现象

【尽管旗兵们在武昌起义中没有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参与起事的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据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回忆，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以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起义后，省咨议局遭不明射击，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的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实则宝瑛及其妹何尝反抗过革命。
　　
　　谘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任意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
　　
　　但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以发音判断是否旗人的方法未必是最科学的，因为它会使得那些发音并不是那么标准的人（特别是在直隶一带呆的时间比较长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险；再者，荆州旗兵也不讲满语而说的是荆州土话，但凡来自荆州一带的人，其危险程度就越高。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么事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的，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列强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的旗人大概有2万多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旗人颇不以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清朝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逐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的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攻击洋人。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正因为如此，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长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屠城行为。一周以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但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无一逃生”的说法当然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的，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的说，非理性的“驱逐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的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恐怕就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了。事实上，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刚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的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警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财）。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在胡汉民走往南京后，继任都督陈炯明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
　　
　　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警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警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沈从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太平军时曾国藩以杀止暴，革命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清亡后武夫秉国，结局可想而知。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他后来追论当日死于新军枪下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的被杀也是不能够解释的。革命只是一时，历史要追问的是，杀死满城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根本就是无辜受害的旗人（特别是老人妇孺），革命党人——不管是做宣传的还是亲自动手的——他们在事后会不会在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安的呢？
　　
　　后人们必须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如果是这样，历史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不要也罢——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下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

In San Francisco, There Are Many Ways to Occupy Wall Street

By ANDY KESSLER

I figured before heading out I would wait for the fog to lift to shine some light on the Occupy San Francisco annex of Occupy Wall Street. I'm not sure it ever did. What many refer to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San Francisco is socially liberal and economically neutered. The heaviest traffic is leaving the city in the morning and coming back in the evening. It's a bedroom community that has effectively banned both McDonald's Happy Meals and foie gras and has sadly turned into the pretty but growth-deprived stepsister of San Jose.
Still, who doesn't love a movement? Needing something to wear to an occupation and in bigger need of some protest mojo, my first stop was the corner of Haight and Ashbury, the mecca of movements, the center of the '60s hippie habitat. The streets were pretty empty—usually this area is filled with homeless, stumbling along the block lined with body piercing shops, vintage clothing stores and "smoke" 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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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Press

Protesters block an entryway to a Wells Fargo bank in San Francisco.

I found the Jimi Hendrix shirt I was looking for, but no signs of any protests, although I was accosted by four aggressive pink-T-shirt-wearing folks from Planned Parenthood and a Hasidic Rabbi with a lulav and etrog. I dove into the only sign of civilization, the Ben & Jerry's ice cream on the corner, and ordered a small Stephen Colbert Americone Dream, which cost a small fortune.
OccupySF has taken up at Justin Herman Plaza, at the bottom of Market Street, an irony probably lost on most. It's nestled betwee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and the recently renovated Ferry Building by the bay. It's also a block away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of San Francisco. Both are filled with sleeping bags and dreadlocks and body piercings and the pungent odor that often accompanies this scene. And signs. And more signs. Like most, I'm confused by what Occupy Wall Street is all about. Some of it is a place to hang out for the unemployed and homeless. Some of it is a party. The Haight-Ashbury crowd moved 40 years into the heart of San Francisco.
But I've now become an aficionado of Occupy Wall Street signs, which I enjoyed in the flesh but also found all over Facebook and the Internet. They provide the missing narrative, the hard to discern story that was obvious at antiwar or civil rights or gay rights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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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Kessler o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in San Francisco.

Despite the self-labeling as 99%ers, I don't think this is really about class warfare. Income inequality always pokes its head up during recessions. Still, it's a powerful message. One sign read, "You'd think a Police State would pay their police better." Another quoted Black Panther and Marxist George L. Jackson: "If the 1% who presently control the wealth of the society maintain their control after any reordering of the state, the changes cannot be said to be revolutionary." Of cours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1%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40 years since 1971, through capitalism, not a reordering of the state. The sign "Delete the Elite" says it all.
Some of the message is certainly about anger. One aggressive sign warned, "Be Afraid Banks—99% to 1% is very bad odds." No wonder Warren Buffett is volunteering to pay higher taxes. Another prominent sign: "End Predatory Capitalism." Like Ben & Jerry's prices?
Maybe this is all really about disappointment. I spoke to a young woman who had clearly bathed more recently than most. I asked her why she was at OccupySF. She told me she'd done all the right things. Studied hard. Graduated college. (She was an art major.) And now she can't get a job. It didn't matter. It's all messed up. She was lied to.
Of course she was. She's a member of the Trophy Generation. Win or lose, you get a trophy. We embraced mediocrity to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kids during good times who are now finding themselves mediocre in bad times. There still is that American dream: Go to college, get a job, buy a Prius. But like it or not, studying art or humanities or gender studies won't get you there. Marissa Mayer at Google complains she can't find enough computer-science majors. Civil engineers are getting hired sight unseen.
Educating the whole child was bad advice. So was follow your passion. California spends months teaching ninth-graders how to build a waste-treatment plant with only a day or two on natural selection. I think Occupy Wall Streeters are as much disappointed with the route they all took as they are with "fat cat" bankers.
An older gentleman grabs my elbow and launches. "There is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he tells me, "for the 1%, the thieves on Wall Street, than the rest of us 99%ers." I must have looked confused. "We need to end the reign of Wall Street. The status quo is over. Stick around until six and we've got a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and . . ."
I couldn't stay. I had a meeting I was late for.
I drove out to the Mission, found a spot on Valencia, and raced into the Summit, a coffee shop/startup incubator/entrepreneur hangout. Oddly, there sat a similar collection of folks with shabby clothes and body piercings and dreadlocks, but to a person, they all were hunched over MacBook computers. My friend Aaron was showing off his new location-aware social app when I heard someone at the next table talking about the thieves on Wall Street and how he's found a way to end their reign. Can't get away, it seems.
I must have rolled my eyes because Aaron introduced me to the guy. He had long hair, a scruffy beard and was holding an iPhone in one hand and a 5-hour ENERGY drink in the other. All entrepreneurs are trained for the elevator pitch, the 30-second description of what they do in case they are ever on a short elevator ride with a venture capitalist.
"I've taken the best of social networking and high-frequency trading and built a system that beats those Wall Street thieves at their own game. Users input their portfolio, it could be stocks or bonds or even derivatives and then we log each trade and anonymously share the spreads so everyone is on an even keel. First it's just about information, but then we can start matching trades away from Wall Street. Its over for those guys, the status quo is toast."
Apparently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Occupy Wall Street.
Mr. Kessler, a former hedge-fund manager, is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Eat People: And Other Unapologetic Rules for Game-Changing Entrepreneurs" (Portfolio, 2011).

A Life in Energy and (Therefore) Politics

The CEO of America's third-largest utility on competing in an electricity market built on political fads and lobbyists.

By JOSEPH RAGO

New York
'Prostitution, horse racing, gambling and electricity are irresistible to politicians," says John Rowe, the CEO of the Chicago-based utility Exelon.
He'll give you an example of what he means: In 2009, Exelon began work on an urban solar-power project on a blighted field in Chicago's West Pullman neighborhood, in part at the request of then-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Rahm Emanuel. "Whatever it is, it's not a scandal," says Mr. Rowe, who explains that his company was promised (and applied for) an Energy Department loan guarantee that it ultimately did not receive.
After the Exelon Solar City station opened in 2010 and Mr. Emanuel was running for Chicago mayor, "he asked if he could have his picture taken at the solar facility and . . . I said, 'Of course,'" Mr. Rowe recalls.
"He says, 'Well, you'll have the employees there?'" Mr. Rowe pauses a beat, mischievously, and holds up one finger. "I said, 'Yes, Rahm, we'll have him there.'"
In a visit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offices recently, Mr. Rowe was eager to strip the altar of green jobs—and the many other political pieties that distort the energy industry, even a few that he says belong to the Journal editorial page.
"The utility business is a funny business and almost no one in any political authority in either party really believes in orderly markets in electricity," Mr. Rowe says. The Emanuel appeal was merely the latest installment in the "series of political negotiations that never ends" and is the lot of any modern energy company.
Exelon i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utilities in the U.S., serving some 13 million retail customers from northern Illinois to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We're the biggest nuclear power plant operator and we are by far the biggest company that actually sells all of its generation in competitive markets. And we are almost the last real champion of competitive markets in the utility industry," says Mr. Rowe, who has run one power company or another since 1984. "I am the old man of the industry," he says, and he plans to retire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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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Fallin

"And I was the carbon bandit," Mr. Rowe continues, with his matter-of-fact, seen-it-all candor. "I was the champion of climate regulation in the utility industry, and we are the people who back EPA regula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seeming contradiction—between simultaneously supporting free markets and interventions like an economy-wide CO2-reduction plan—is that "we're always being asked to do things that are in our view bleeding crazy," as he'll go on to explain.
For starters, the anti-market demands made on Mr. Rowe are bipartisan. The one thing Virginia's Republican Gov. Bob McDonnell and Maryland's Democratic Gov. Martin O'Malley agree on, he says, is the need for more offshore wind. "That is one of the two most expensive ways to procure energy I can think of," Mr. Rowe says. "And unfortunately unlike solar, it tends to come in thousands of megawatts rather than tens, so you can really throw money away on it." Mr. Rowe also mentions that Chris Christie attempted to collaborate with a Democratic legislature on a plan that would have gamed New Jersey's electricity market to favor in-state companies over out-of-state exporters.
Thi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 artifact of the historical electricity market—which, through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not really a market at all. Until recently, almost all consumers bought electricity from a monopoly supplier at rates set by the government, with a guaranteed return for utilities. That model eroded amid deregulation in the 1980s and '90s, and the rise of more efficient wholesale electricity markets and independent generators. Commercial and now even some residential consumers are no longer captive, but the political habits persis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ort of Garden of Eden energy market in this country—never has been, and we're not gonna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one." So the key questions, Mr. Rowe says, boil down to how open markets are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among utilities, "who's pro-market and who really the mercantilists are."
Perhaps one measure of Mr. Rowe's market bona fides is that despite heading a corporation whose generation portfolio is 93% nuclear, he dismisses the industry's so-called "renaissance," the new construction wave that some are rooting for. Republicans in particular like to call him up about nuclear and he says he tells them, "Don't kid yourself that it's economic" at a market price. Building out nuclear capacity would require as much as $300 billion in federal loan guarantees and other subsidies and he adds, laughing: "There just isn't that much money. The money's gone. The printing press is broken."

Mr. Rowe continues that "Somebody else wants clean coal; it's a non sequitur and it's not economic either. Somebody else wants wind or solar, and meanwhile . . . the market say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sense for a decade, maybe two, is for new generation to be gas-fired. Natural gas is cheaper than everything else," thanks to domestic shale finds via fracking and other factors. "It's likely to stay that way for a long time—but it isn't what politicians want."
On that note, Mr. Rowe would like to take exception to a series of Journal editorials s this year and last rak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regulatory agenda, including a December 2010 number that scored Exelon and Mr. Rowe for lobbying on behalf of said agenda. The Obama EPA has or is about to issue a cascade of air-pollution regulations that will force a large portion of the country's coal-fired power fleet to retire or utilities to spend billions on upgrades, maybe endangering reliability.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Mr. Rowe argues, "partly out of self-interest and partly to avoid sticking our customers with things that are really expensive, is to push for some sort of orderly environmental framework on the markets." He concedes that "we can make some money" on the EPA rules because Exelon has little coal in its energy mix "and we don't apologize for trying to make money on having cleaner energy."
But given the political reality of energy capital, federal regulation is "a lot better than to have every political party picking its favorite technology, and either subsidizing the hell out of it with government money or asking the utility to subsidize the hell out of it on customers."
But does Mr. Rowe really think the chaotic EPA rule-making process has been orderly? "The current leadership of EPA rightly or wrongly, largely rightly, sees cleaning up the energy fleet as its reason for being," he explains. "It wouldn't shock me at all if in some places they overdo it. It also wouldn't shock me if at some places, they see the criteria pollutants [traditional ones like nitrogen oxides and lead] as a way of substituting for the carbon regulation they wanted to do and didn't get. Both, all of those things are probably true, and yet it's also true that people with the old coal plants are gaming the system."
Mr. Rowe likens these plants to a "'49 Chevy" and explains that "there's been a big game of chicken in the industry because utilities have known these rules were com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 under the Clean Air Act, "and most of the utilities actually spent the money to get their plants somewhere close to compliance. We think about 60% of the coal fleet is. But some just decided to gamble. They just made one very big bet that these rules weren't gonna ever happen."
Mr. Rowe continues that "We object to their continuing to keep the market price down with plant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clean up at all. We object to people running the plants just so they can trade shutting them down to some politician for building a new plant somewhere else."
The "real enemy here," Mr. Rowe continues, isn't the EPA. "It's what a whole lot of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entrepreneurs, but really are living on their lobbyist, are doing getting legislators around the country to require utilities to buy power from stuff that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economics at all."
Under the EPA approach, he says, the market will choose "the technology of choice when it becomes economic." Tha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gas. A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lackouts, Mr. Rowe says that "Nobody wants to create reliability problems, last of all us. I know who hangs on the lamp pole first." Based on Exelon's analysis, the coal retirements can be managed over the interim by ramping up existing gas-fired generation that is running well below capacity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stuff is there to be used," he says, while any local concerns can be handled with deadline extensions to allow time to build new plants.
The practical alternative to the EPA as Mr. Rowe sees it—"both parties continue to see utilities and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s a hobby horse for their own particular social policy choice and for the creation of jobs"—will be far more expensive.
One example is state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which force utilities to build or buy certain types of renewable power like the McDonnell-O'Malley offshore windfarm or Emanuel memorial field. Mandated nuclear would be another. Mr. Rowe says that Exelon regularly sees energy proposals where the price per ton of carbon reduction is between $100 and $400, while the cap and trade bill that House Democrats passed in summer 2009 came in around $25.
"If I could rewrite the world," Mr. Rowe says, there would be "some sort of modest pollution tax" including carbon and traditional air pollutants, not command-and-control regulation—"but no one's gonna let me do that." And he doesn't think either option is imminent. He even thinks President Obama "will continue to make concess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front, because in truth it's not one of his big priorities. It's [EPA chief] Lisa Jackson's priority, but not the president's. I don't think he will collapse on it. He will hold the line on the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I believe."

Whatever the current political moment, Mr. Rowe believes some kind of carbon control is inevitable: "Even if the Republicans should have a big win in '12, they're going to be faced with these huge revenue-entitlement trade-offs, and while I would love to see Paul Ryan's Medicare plan adopted, that's the most they could imagine doing. And even if they do something like that, they're gonna find they still need revenue." He says it's a matter of basic budget math.
"And so I think whatever we call the broadening of the tax base, the Republicans are going to be forced to look for some other source of revenue." Maybe its a national sales tax, maybe it's a value-added tax, but maybe the GOP "will look at some kind of pollution tax again. But that's five years, at least, away."
In the meantime, Mr. Rowe is optimistic, seeing a "cleaner world" as the U.S. gradually switches from coal to gas. Of course, he adds, "we hate cheap natural gas," which pulls down the wholesale price of nuclear. "It's a curse to us; it's great for America, but it's a curse to Exelon. I mean, Engine Charlie was wrong; not all things that are good for America are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and that's true for Exelon too."
Mr. Rago is a member of the Journal's editorial board.

秦晖：中产阶级不是“民主”的前提

在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借口我国中产阶级存在与否来拒绝宪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很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判断哪个阶级是民主的，代表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个阶级代表保守力量。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譬如分家，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人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

　　一开始人们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又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假问题。关于中产阶级有两种说法：第一，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第二，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它逻辑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业家？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简单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无产者，又包括资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bour”就是“city”，其实就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这里讲的“Bourgeoisie”和当年的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也包括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当然有人说农奴主(贵族)强大了就会制衡王权，出现“大宪章”什么的。如今，也确实有人把“大宪章”加以“现代化”的倾向。那时的“大宪章”，说穿了就是国王打不过一帮山大王，比我们的秦始皇固然窝囊，但不能说这窝囊国王就会变成华盛顿。山大王称雄的时代当然说不上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不能说更近于“宪政国家”，只能说那时几乎就没有“国家”，后来山大王衰落、王权强大了才有了“国家”，而再后来这个“国家”又演变成了宪政民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过程都“简化”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贵族如此，农奴呢？农奴本身是贵族的附庸，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更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征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无关。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 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七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就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如冼言先生，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市场经济不发达，他认为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多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又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非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美国往事——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一个种族如能繁荣，它非得懂得种田和写诗是同样值得珍贵的事。”

——　布克•华盛顿，一八九五年，在乔治亚州展会上的演讲

内战结束到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镀金时代”（Ｇｌｉｄｅｄ　Ａｇｅ）。但对黑人来说，这是个黑暗和退步时期。经济层面上，黑人处于最底层。内战后，百分之九十的黑人在南方，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内战后，绝大部分南方黑人没有资本，没有受过教育，除了农活和家佣之外，没有其他工作经验。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村黑人没有土地，只能作佃农出卖劳动，他们债台高筑，生活极为贫困。占南方黑人百分之十的城市黑人，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要面对移民的竞争。白人不愿用黑人，宁愿用移民。移民取代了黑人成为铁匠、裁缝、建筑工人、钢铁工人和铁路工人。内战后，工业化和技术革新淘汰了许多传统手工业，黑人因此失去了许多传统工作，同时还遭到白人及工会的排斥，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帮佣。同样的工作，黑人收入远低于白人。城市黑人的生活十分艰难。

黑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一八八零年，黑人文盲率为百分之七十，一八九零年为百分之五十六，一九零零年为百分之四十四。这来自种族歧视。从殖民时期起，白人就不让黑人受教育。内战后到二十世纪初，黑人的教育限于简单手艺、体力劳动技巧等，目的是为了培养农场工人和佣人。南方各州尽可能不让黑人受教育，教育经费极不平等。一八九九年，黑人儿童占南方学龄儿童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教育经费仅占百分之十二点九。黑人老师的年收入为白人的百分之三十，黑人学校的学制比白人学校少五十九天。南方白人学校拒收黑人学生，黑人学校一般设在破旧的教堂里。缺少教育使黑人的生活状况更加遭糕。

内战后，美国南方白人利用选举权在各州的宪法解释，用财产和教育程度剥夺了黑人的政治权利。南方白人认为黑人不应拥有政治权利。一八九零年起，南方各州以人头税、文化测验、财产限制等手段剥夺了黑人选举权。一八九六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认定种族“隔离”合法、和种族“平等”一样合宪。接着，南方各州推出了种种种族隔离政策，公共设施、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都以种族划线，白人、黑人各用各的，互不侵犯。

世纪之末，美国南方对黑人的私刑和暴力达到了顶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美国私刑受害者为二千五百十六人，一千六百七十八人是黑人，八百零一人是白人。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美国私刑受害者为八百四十六人，白人为九十二人，其余为黑人。绝大多数私刑发生在南方，成为“南方特色”和残害黑人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客、学者、牧师、记者等知识分子，编造各种贬低黑人的种族主义理论，把黑人贬低到连人都不如的地步，为白人的种族主义寻找合理性。黑人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写到：“在黑人被解放后的最初三十五年内，黑人的权利达到了低潮。白人的种族偏见则更强烈、更不妥协。”

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一五年，美国黑人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布克•华盛顿（Ｂｏｏｋｅｒ　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他是美国历上最重要的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一五年期间，华盛顿在黑人政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八九五年，华盛顿在亚特兰大（Ａｔａｌａｎｔａ）发表的著名演说，使他闻名全国，成为政界和公众关注的黑人领袖。他与白人合作，筹款创建了数百个社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以提高黑人的教育水平。华盛顿改进了美国种族关系，他的自传《超越奴役》（Ｕｐ　Ｆｒｏｍ　Ｓｌａｖｅ）初版于一九零一年，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玛（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的床头读物，至今仍广为流传。

一八五六年四月五日，布克•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的一个大庄院。母亲是一位黑奴厨师，父亲是一位不知名的种植园主。当时的法律规定，母亲是奴隶，她的孩子就是奴隶。他名字中的“Ｔ”意为塔理发，是其主人的名字。

九岁的那个夏天，华盛顿和兄弟约翰（Ｊｏｈｎ）及妹妹艾曼达（Ａｍａｎｄａ）随母亲迁往西弗吉尼亚州（Ｗｅｓ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的马尔登（Ｍａｌｄｅｎ）和继父会合。在马尔登，他和母亲在盐厂当工人。同时华盛顿进了一个半工半读学校。为了安排上学的时间，他每天从早上五点工作到九点，然后上学，午饭后回厂上班，直到八点。尽管如此，他九点赶到学校还是要差半个小时的课。为了补上这半个小时，华盛顿每天清晨到厂把钟拨快半个小时，下午再拨回半小时。这样干了很久，老板竟一直没发现。但后来，华盛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表示了忏悔，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一八七二年，华盛顿十六岁，离开了马尔登，步行去弗吉尼亚州汉普顿（Ｈａｍｐｔｏｎ）的汉普顿师范和农业学院（Ｈａｎｐｔ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上学。走到半路，他已身无分文，于是在码头上当搬运工，积了几块钱，继续上路。到汉普顿学院的第一天，华盛顿主动擦地，打扫卫生，校长很欣赏。从此，华盛顿成了学院的正式清洁工，在汉普顿学院的日子里，华盛顿一直半工半读。汉普顿学院以培训黑人教师为主，经费来自教会和个人资助。华盛顿在汉普顿学院的读书经历，使他不再靠体力劳动为生。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七九年，他进了华盛顿市的威兰德学院（Ｗａｙｌａｎ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然后又回到汉普顿教书。不久，汉普顿的官员让他在阿拉巴马州（Ａｌａｂａｍａ）建立的一个类似的学校，并任校长。

华盛顿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办学活动，很快，塔斯克吉师范学校（Ｔｕｓｋｅｇｅ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发展成了塔斯克吉学院，现在是塔斯克吉大学。塔斯克吉在为教师提供了学术教育及知识的同时，还为黑人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实用技术教育。办学校是华盛顿的抱负。他认为为黑人青年提供实用技术教育，可以使黑人在社会中占一席位，并获得美国白人对他们的承认。他相信当黑人显示出他们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人民时，他们必定能得到全部的公民权。他一直是该校校长，直至一九一五年去世。一九一五年，塔斯克吉获得的捐款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而最初学校成立的第一年，它获得的捐款只有二千美元。

华盛顿继承了道格拉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的与白人合作的作法，用教育来提高黑人的素质。然后，以此在社会上争得应有的地位。他非常认同梭罗（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的非暴力的反抗手段。一八九五年，在乔治亚州（Ｇｅｏｒｇｉａ）展会上的，华盛顿作过一次有名的演讲，他对黑人说：“我们黑人最大的危险就是：由于我们突然从奴隶垮进了自由，因此我们黑人大众往往会忘记了我们将要靠我们的双手来维持生活，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繁荣将决定于我们是否懂得尊重普通劳动，并以智力和技巧用于普通劳动之中。一个种族如能繁荣，它非得懂得种田和写诗是同样值得珍贵的事。我们应当从生活的底层开始，而不是从上层开始。我们不应当允许不满情绪去压倒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去争取的机会。”他对白人说：“你们应当尊重黑人，这样做，你们的家庭将处在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忠诚、最守法、最不记仇的人群之中。过去，已经证明了我们对你们的忠诚，我们奶大了你们的婴儿、看护过你们生病的父母，还含着眼泪送你们的先祖入土。将来，我们仍将用我们的驯服之道，以他人所不及的忠心，支持你们，必要时，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来保卫你们。在社交上，我们要和你们象五个手指那样分的清清楚楚，但在互利的问题上，让我们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

在一个充满对黑人的歧视，白人非法恐怖活动猖獗，非法谋害黑人盛行的时期，华盛顿倡导的不是一套新目标，而只是给现有目标重新安排了一下次序。在他看来，多数黑人精英分子一心从事的政治斗争，对于南方各个州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而处境险恶的黑人大众来说，是徒劳无益的。他认为，燃眉之急是满足“我们黑人的实际需要并改善我们黑人的现有状态”，办法是获得基本的技能和训练——不仅提高职业技能，还要“学会洗澡，爱护自己的牙齿和衣服。”塔斯克吉学院着重学生的那些最基本最实用的东西：工作习惯、卫生、品行等。该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员所言，是“促成多数人的进步，而非提高少数人的特殊文化。”这也是华盛顿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他宣称，“单靠政府活动”并不能拯救黑人，因为在投票箱的背后，黑人必须有财产、勤奋、技能、节俭、才智和品行。

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愿望：“法律所赋予的一切特权，我们都应享受”，应当实现自由的“普选。”法律在实施时，“对黑白两大种族应绝对一视同仁。”在公开场合，他极少就此发表言论。私下里，他曾支持并资助联邦法院向歧视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战，并在幕后竭力设法对关系到黑人的政治决策施加正面影响。但是华盛顿的公开言论和教育活动，着眼点仍在促进黑人民众的经济进步和品德培养。为这个目标，他耗尽了毕生的心思才力，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黑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只认为这是个“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师、国会议员和音乐教员铺平道路”的必要历史阶段。

华盛顿一生结过婚三次。在自传《超越奴役》中，他对三位妻子在塔斯克吉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强调要是没有她们，他是不会成功的。 凡妮•N•史密斯（Ｆａｎｎｉｅ　Ｎ　Ｓｍｉｔｈ）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瓦尔登（Ｗａｌｄｅｎ）。一八八二年夏，华盛顿与凡妮结婚，他们有一个孩子。凡妮死於一八八四年五月。

一八八五年，华盛顿与奥莉维亚•Ａ•戴维生（Ｏｌｉｖｉａ　Ａ　Ｄａｖｉｓｏｎ）结婚。戴维生来自俄亥俄州（Ｏｈｉｏ），曾任教于密西西比州（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和田纳西州（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并在汉普顿学院和麻萨诸塞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ｓ）的凡明翰州立大学（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接受教育。华盛顿与戴维生在塔斯克吉相遇，她是来任教的。后来她成了塔斯克吉的副校长。他们有两个儿子，她死于一八八九年。

一八九三年，华盛顿与玛格利特•詹姆士•默里（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ｍｅｓ　Ｍｕｒｒａｙ）结婚。默里来自密西西比州，毕业于费斯科大学（Ｆｉｓ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他们没有儿女。默里于一九二五年去世。

华盛顿在政治上很活跃，共和党议员和总统常向他咨询对黑人的政治任命问题。他曾和很多白人政治家和名人一起工作。他认为，黑人要获得平等权利，就要耐心、勤勉、节俭。他说，这些是提高黑人地位的关键。

华盛顿还结交了当时最富有、最有能力的商人和政治家，并努力为黑人争取更完善的教育设施。他和各界名人交往甚密，其中有安德鲁•卡内基（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ａｆｔ）和居里斯•罗斯瓦尔多（Ｊｕｌｉｕｓ　Ｒｏｓｅｎｗａｌｄ）。他曾帮助建立了很多小型学院，这些学院一直维持到他逝世后多年。

华盛顿与大富豪亨利•罗杰（Ｈｅｎｒｙ　Ｒｏｇｅｒｓ）的交情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罗杰出生于劳动阶级，白手起家，成了标准石油公司（Ｓｔａｎｄａｄｒ　Ｏｉｌ）的老板和全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一八九四年，罗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Ｍａｄｉｓｏ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Ｇａｒｄｅｎ）听了华盛顿的演说。第二天，他就联系到了华盛顿，并要求会面。罗杰很惊讶华盛顿在演说后，没人向观众要钱。从那以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友谊。华盛顿是罗杰在纽约公司的常客，直到一九零九年五月，罗杰死于中风。

一九零九年六月，华盛顿沿着弗吉尼亚州铁路作一次旅行演说，建造弗吉尼亚州铁路共用了四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罗杰。华盛顿乘罗杰的私人火车“迪克西”号沿途演讲，每一次演讲，都受到黑人和白人的热烈欢迎。旅途中，华盛顿曾公开透露罗杰曾私下捐钱给六十五个小型公立黑人学校以保持运作，并捐了大量金钱给塔斯克吉学院及汉普顿学院。

一九零七年，费城的安娜•琼斯（Ａｎｎａ　Ｔ　Ｊｅａｎｅｓ）捐给了华盛顿一百万美元，并托他为南方黑人儿童建立一些学校。她的捐款及罗杰的捐款使许多黑人儿童学校得以建成。

居里斯•罗斯瓦尔多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一九零八年起，移民之子罗斯瓦尔多成了芝加哥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Ｓｅａｒｓ　Ｒｏｅｂｕ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老板。他非常关心黑人的教育，尤其是南方的黑人教育。一九一二年，罗斯瓦尔多被邀成为塔斯克吉学院的董事，直到逝世。罗斯瓦尔多捐了很多钱给塔斯克吉学院，使华盛顿减少了很多旅行，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院管理上。一九一二年，罗斯瓦尔多捐赠建立六所阿拉巴马州的农村学校，并设立了飞行员课程。罗斯瓦尔多还建立了罗斯瓦尔多基金会，其中学校建设是最大的项目。罗斯瓦尔多基金会用塔斯克吉学院教授所设计的建筑规划，动用了四百万元在十五个州、八百八十三个县建立了四千九百七十七所学校、二百十七所教师宿舍及一百六十三所商店。罗斯瓦尔多基金会采用对等资金（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Ｆｕｎｄｓ）系统，黑人社群也筹集了四百七十万美元支援这些学校。这些学校被称为罗斯瓦尔多学校。一九三二年，南方黑人儿童中有三分之一进入了罗斯瓦尔多学校。

为了激发黑人“在商业、农业、教育、工业方面的发展”，华盛顿在一九零零年创立了全国黑人商业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ｒ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ｅａｇｕｅ）。

一九零一年，华盛顿的自传《超越奴役》出版，成为畅销书，在美国黑人的社会中大为震撼。一九零一年，西奥多•罗斯福（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总统邀请华盛顿作客白宫，他是第一位作客白宫的美国黑人。罗斯福总统在晚餐上对华盛顿说：“能在白宫与你共进晚餐是我个人的莫大光荣。外国人总说我们美国对黑人种族歧视，我认为这是对美国哲学的误解。我们美国即不讲资本主义也不讲社会主义，我们崇尚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每个个体的人，要靠他个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白人中有很多没出息的人，黑人中也有象阁下你这样的伟人，因为人的命运归根到底是要由自己来决定的。”华盛顿和罗斯福总统的这次会面，是他人生的顶峰，但是，美国南方白人为此极为不满。

一九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亚特兰大发生了白人暴徒袭击黑人的事件。当地黑人予以了反击。结果有十名黑人被杀，六十名黑人受伤。黑人也击毙了两名白人，打伤了十名白人。这件事惊动了黑人社区，他们纷纷集会主张以暴制暴。这时，华盛顿站了出来，他说：

“当此情绪激动剑拔弩张之际，要是我们不失去理智的话，那么，我们黑人，作为一个种族，就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懂得克己和习礼的人民；我们有决心诉诸理智而不是诉诸感情。我们历史上的每次胜利都是由于我们能以静制胜，即使我们遭受大难亦能泰然处之。”

“我心底的信念，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黑人的信念：是我们全国各地的黑人享有遵纪守法的美名。要是有人无视法律、践踏法律，那就让我们来守法吧，还要教导我们的子女也这样做。我还要重申我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以一切力量来消灭黑人中的犯罪分子，我们要做守法的公民。”

“我还要向我们的北方兄弟进言，当你们要热心帮助南方兄弟时，请不要发表扇动性言论，那将増加困难并产生障碍。请不要火上浇油，要是这大火燃烧起来的话，你们是无法扑灭的。”

“我早就说过，我们对南方白人要区别对待。我们不能把全体白人当作敌人，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我们的朋友。美国人民也要把黑人区别对待。我们中间有一类人是我族之羞，但也有一些人是足以令人夸奖而无愧的。”

华盛顿的非暴力抗争，在当时受到了许多黑人的批评。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华盛顿所做的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华盛顿从不申辩，他说：“要是我二十多年为社会为黑人社区作出的服务本身无法为我申辩的话，那么，我口头上的申辩又有何用呢？”直到一九七零年前后，美国历史学家们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充分说明了华盛顿的苦衷。其中关于黑人哈利斯（Ｈａｒａｃｅ）的故事，最感人。哈利斯受白人追捕，想在塔斯克吉学院的华盛顿家中躲避，但遭到华盛顿的当场拒绝。华盛顿为此受尽讥讽和漫骂，但在一九七零年代，人们发现了哈利斯给华盛顿的感谢信。

原来，华盛顿在让哈利斯走人后，立即派了一位亲信秘密会见了哈利斯，并告诉哈利斯：华盛顿博士极为同情你的遭遇，但要是他收留了你，将对塔斯克吉学院不利，因此不得不让你离开。今天，他让我代他向你道歉，同时也让你在有生之年，为他保守秘密。华盛顿博士为了塔斯克吉学院，可以承担一辈子的恶名。华盛顿还给了哈利斯一笔钱，并帮他找到了一个待遇不错的职业。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因过度劳累，华盛顿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吉病逝。二零零六年三月，在其后代的许可下，对其医疗记录进行研究发现他死于高血压，其血压是正常的两倍多。华盛顿被葬于塔斯克吉大学中的大学礼拜堂旁。

华盛顿先后于一八九六年和一九零一年获哈佛大学（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名誉文学硕士和和达特茅斯学院（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一九四六年，美国铸造首枚刻有黑人华盛顿头像的纪念币。一九四零年四月七日，华盛顿成为首名在美国邮票上出现的美国黑人。